马俊峰，刘卉玫

（西北师范大学　哲学系，甘肃　兰州　730070）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探析

马俊峰，刘卉玫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系，甘肃兰州730070）

人类解放问题构成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无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从事着有意义的工作，也正是这种理论激励着人们不断地斗争，并使得这样的斗争取得了历史正当性和合法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通向“人类解放”的现实目标，是因为这种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将现存的社会看作人类活动的结果，进而论证了通过实际行动可以摧毁现存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可能性。共产主义运动抓住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推动性力量，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

人类解放；现实的人；唯物史观；马克思

马克思终其一生对不同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重要研究，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当深入阅读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本时，我们不仅可以把握他的哲学思想发展历程，而且可以发现贯穿于他的思想中不变的哲学立场和研究主题，这个“研究主题”就是马克思不满意思辨哲学从观念出发解释世界，而力求从现实出发彻底改变世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思想行动的目标，散落在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之中，以不同方式予以阐述。

一、“人类解放”的早期探索

马克思开始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立场，但在不断接触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表现出与青年黑格尔主义“从观念出发解释现实”原则处理问题的不同态度，即“从现实出发”原则，这使他在关于“犹太人问题”上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公开决裂。“犹太人问题”源于这样一个矛盾：在经济生活中，犹太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政治生活中，犹太人却一直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太人要求在政治上与基督徒有同等的地位。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犹太人在政治上的解放必须以宗教解放为前提。但马克思注意到，因为不同的社会现实状况，“犹太人问题”在德国、法国和北美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张对于宗教问题的解决要从政治解放入手，废除宗教特权，使宗教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消灭宗教。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1］32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没有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实现最终的人的解放就必须完成政治解放，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物质条件。所谓的“解放”问题，马克思概括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46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任务。马克思注重分析革命实现的物质基础，认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1］14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实的深刻洞察，将德国人的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将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内在关联起来。“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它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8

德国思辨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解放只需要通过理论论证就能完成，但马克思不以为然。他认为，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通过现实的行动，仅仅在理论中论证异化状态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坚持“从现实出发”的原则，在对“人类解放”的不断探索中，认识到对国家和法的批判只有深入经济领域，才有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从而彻底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在对私有财产运动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提出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概念，与“人类解放”表达了共同的内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

二、“现实的人”及其真实存在

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离不开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状态的分析。“现实的人”作为人类活动的主体，是研究社会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力量。因此，马克思通过哲学变革廓清理论立场之后，开始对人的真实存在状况进行思考，在批判吸收费尔巴哈“类特性”和施蒂纳“个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完善了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状态的思考。

费尔巴哈因批判宗教而提出对人的本质的论述，认为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宗教的本质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物，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表现为人具有自我意识。“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只是，这里所说的意识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3］26人以类的形式在现实中存在，但个人并不必然拥有“类本质”，只是因为个人具有了“类本质”才成为“现实的人”，并且个人始终不能超出“类本质”的规定范围。费尔巴哈指出：“人决不能超出他自己真正的本质。他虽然可以借幻想而表象出属于所谓另一个更高的种的个体，但他决不能再进一步脱离掉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他给予这另一个个体的本质规定，总只是从他自己的本质中汲取出来的规定；就是说，他只是在这种规定中摹绘出自己，使自己对象化而已。”［4］

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的分析中注意到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存在着“类本质”与“个人”的矛盾，这使得马克思在解释了人的“类特性”基础之上，注重对“现实的人”的“个体性”探索，而这一过程是借助批判施蒂纳完成的。施蒂纳哲学以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入手，认为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本质描述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实质上又将现实的人的存在拉回到抽象哲学的思辨表达之中，以“类本质”说明“现实的人”与宗教神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实际上我们总是在两个彼岸方面，在内部和外部的彼岸方面同时考虑最高本质：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观点，‘神的精神’也是‘我的精神’并‘住在我们之中’。它住在天国之中也住在我们之中；我们这些可怜虫就只不过是它的‘住所’，它就被迫带着全部家当到我们这里来，这样我们——它的尘世的住所，将有人满之患。”［3］35施蒂纳反对从“类本质”出发规定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提出人生从“无”出发，经过精神的成长，“我”最终成为拥有世界的“唯一者”。施蒂纳认为，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能够使人摆脱外在的束缚，真正将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发挥出来。

马克思注意到施蒂纳提出将人的 “个体性”贯彻到底。他反对施蒂纳从精神立场出发分析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马克思认为个人可以超出“类本质”的范围而得到说明，并且“类本质”也不是某种先验存在的、固定的东西；相反，它是由“现实的人”及其社会生活过程生成的。因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5马克思从“实践”的动态过程出发，看到了生产过程中“现实的人”的“个体性”存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20

无论是从费尔巴哈处继承的“类特性”，还是从施蒂纳处吸收的“个体性”，马克思在将其运用于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状态的分析时，都附加了一定的前提和运用范围，体现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立场。马克思以哲学变革的形式宣告了“改变世界”的纲领，并始终专注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因此，他反对以个人之外的“类本质”和去除一切现实社会关系的“个体性”构建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对“现实的人”的分析应该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

马克思在肯定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基础上，强调人的“类特性”和“个体性”的统一。人生存于现实社会之中，因而，人无法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和活动，他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交往、生产，进而构成现实的人的生存环境。所以，“现实的个人”只是作为前提，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真实描绘需要深入到社会和历史中。在“实践”原则的导引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物质生产活动角度考察人类历史，不断深化了对“人类解放”的探索。

三、从“唯物史观”的整体图景出发

孤立的、抽象的谈论“人”，不可能达及“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更无法进一步探索“人类解放”。所以，马克思在探讨“现实的人”兼有类特性和个体性，并存在于社会之中，认为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状态的进一步探索必须深入社会及历史之中。只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才有可能达及“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1］516由此，马克思为了全面探索“人类解放”，便由“现实的个人”及其生产活动通向对人类历史的构建。

马克思从人类自身的活动出发，考察个人与历史的关联——“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由“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通过人类活动的五种生产构建了人的真实存在形式。第一，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条件。第二，新的需要的生产。在人类生产满足基本需要的过程中，不断会产生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促使人不断生产，进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第三，人的生产。历史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有生命的个体的不断生产。第四，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的社会关系不仅局限于家庭中，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始终是共同劳动的。第五，意识的生产。马克思认为，精神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存在和生产活动促成了意识的产生。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及其运动的角度去考察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角度梳理了人类历史，他看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520。马克思从“分工”的角度解析了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将人类历史在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马克思论证和阐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现实存在的历史正当性。比如，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指认，资本主义之前存在三种所有制，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所有制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进而从这三种所有制发展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上，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也具备了丧失历史合法性的理由和根据，即一旦资本主义所有制内在的矛盾激化，将会使得自身趋向崩溃，最终将会被一种新的社会所取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从新的社会——共产主义向前追溯，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或阶段，没有什么样的社会将是永恒不变的，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驳斥了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是恒久不变的形而上学结论。

可以看到，马克思高度重视分工在生产力以及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不仅看到了由分工推进的所有制发展序列，进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序列，而且看到了分工在私有制条件下特定的表现形式。分工出现之后，人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活动范围之中，并且这种活动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个体活动与人的生命本质之间是异化的。个人在分工状态下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与共同利益处于敌对状态中。马克思看到，“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537马克思剖析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之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状态必须消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了消除这种异化的可能。“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的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1］538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消除物质生产的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消除分工与私有制，扬弃异化，实现共产主义，从而使得自我获得真正实现，个人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四、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

在一场彻底的哲学变革之后，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洞察分析，以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重新梳理了人类历史。伴随着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开辟，马克思考察历史的视域扩展到世界历史的全人类范围，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更为密切地关联起来。

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原则引导下，以社会中的“个人”剖析了现实的人的真实存在处境，并以物质生产的发展历史重构了人类历史，这使他在“从现实出发”理解人和历史方面不断深入。相较于《德法年鉴》时期对“人类解放”的早期探索，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建构时期又将这一主题向现实推进。

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解放的过程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中。“‘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27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看到了“人类解放”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并将解放事业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有了实现解放的可能。但是，对于解放的实际过程和目标尚没有得出结论。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真实考察，马克思找到了由资本主义通往未来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539因此，实现“人类解放”的过程就是行动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行动。“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27为了使“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现实，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造就普遍的无产阶级，将共产主义运动推广到全人类的范围。他认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539

可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通向“人类解放”的现实目标，是因为这种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将现存的社会看作人类活动的结果，进而论证了通过实际行动可以摧毁现存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可能性。同时，共产主义运动抓住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推动性力量，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最大特点——“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574总之，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即通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进程，进而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3］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7

（责任编辑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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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82（2016）01-0014-05

10.3969/j.issn.1008-6382.2016.01.002

2015-11-27

马俊峰（1969—），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刘卉玫，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