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健

近年来，在美国政府的公开表述中，“战后美日和解”“美国民主成功改造日本”“美日贡献世界和平”等话语屡见不鲜。对美国而言，日本有着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要回答为何奥巴马容许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何美国从不太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突破战后体制对美国外交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须先厘清战后美国的两个主义：尼克松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无论是福是祸，这两种思想几乎左右着战后日本的命运。

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

舆论常将奥巴马与尼克松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他们都曾面临内外交困的难题，也都主导过类似的战略调整。1970年代初，由于二战结束后过度的海外援助和驻军，美国累积了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导致美联储的黄金遭债权国挤兑，加上越南战场上难以计数的损失，在霸权即将崩溃之际，尼克松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方案，旨在收紧美国全球战略部署，史称“尼克松主义”。与此如出一辙的是，2008年，在阿富汗“反恐”、伊拉克战争消耗和金融危机恐慌下，奥巴马也喊出了“改变”“和平”这种极富煽动力的话语符号。

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在干涉和动武的选项面前，美国已不再有1990年代的彪悍，单边主义退出历史。近日俄军空袭“伊斯兰国”后，尽管万般无奈，奥巴马仍坦然表态：美国欢迎俄罗斯参与解决叙利亚问题。不过，在亚太，奥巴马的强硬作风与其在中东的表现却大相径庭。继美日放风考虑联合巡逻南海之后，习近平访美结束不到一个月，奥巴马就授权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航行。可见，美国的全球调整并不等于全球示弱。

与尼克松一样，奥巴马在收缩全球战略部署的同时，也在向盟友施压，请其分担美国在重点区域承受的压力，并通过灵活运用外交，改变原来唯亲美意识形态为原则的邦交标准。包括盟友日本在内的战略伙伴，对美国的意义举足轻重。

无论是尼克松时代还是今天，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上，日本的繁荣与强势始终是美国的正资产。一方面，日本是美国进行离岸平衡、遏制欧亚大陆东岸强国的前哨；另一方面，美日同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双边军事同盟，它代表着美国提供的最优质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有着示范效应。既然美国长期以来都如此仰赖日本，为何直到今天，过了近半个世纪，日本才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日本出人意料的矜持也正是拜美国所赐，而当时美国的外交充满空想色彩。

日本“和平乌托邦”的蜕变

去年6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防卫省设置修订法》，对此，白宫并不掩饰他们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坚信，他们已经用民主和宪政彻底改造了日本。

自美国摒弃独守美洲的孤立政策以来，在文化道德层面，推广民主已被当作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到了美国崛起的一战后，这种利益关切被系统地概括为“威尔逊主义”。后来美国对外的所有“主义”都逃不过它的思想内核，都需要以它占领道义制高点，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奥巴马的新尼克松主义都不例外。依笔者看，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完美。

战后日本堪称威尔逊主义思想勾勒出的一个“和平乌托邦”，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没有交战权的半主权负罪国家。当初，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威尔逊主义的追随者币原喜重郎及其内阁起草了沿用至今的《和平宪法》，第九条特别禁止了日本的宣战权。不战条款深得日本民心，以至几十年来，日本国内的反战文化始终让右翼势力如临大敌，甚至在冷战后让美国屡次碰壁。

自1952年恢复主权后，日本的内外政策全都聚焦于经济增长，在政治和文化上错过了自我深刻革新的机遇。“专注于发展经济，国防安全交由美国打理，奉行和平的经济外交”，吉田茂确立的这项基本国策主导了日本近半个世纪。随着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日本经贸受到重创，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又让日本的精英认识到：政经分离、过度听从美国的局面已到要变革的时候。自然，《和平宪法》日益成为众矢之的。

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坠入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失败的维权斡旋，也使日本民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支持自卫队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更大作用。随着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日本“和平乌托邦”的蜕变将成定局。修宪固然不易，一旦成功几乎没有回头的可能。

总之，美国在战略上的急功近利，是日本未能及时与邻国充分和解的直接原因。对这一切，美国既在意也不在意：在意的是日本的保守逆流可能破坏日韩关系，进而影响美国在亚太同盟体系中的战略支点；不在意的是日本政治演变本身。所以，在美国决策层眼里，民主是一剂永葆和平的万能疫苗，早已治愈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