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

当前，仍然有少数地方的官员与专家热衷于搞课题调研，制造经验，培育模式，创造“软政绩”，典型的是制造各式各样的“某某模式”。当然，如果他们是真正地结合实际，根据长期的跟踪经验，在政府部门、相关专家、群众的共同参与下，提炼一些具有代表性、指导性和规律性的经验，并经过实践的检验而成为“某某模式”，这是制度创新的产物，也是政界、学界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成果。如改革开放时期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遗憾的是，现在有些官员、专家往往为了模式而模式，为出名而模式，为了仕途发达而模式，模式异化为“笔杆子”与“红帽子”利益结盟的载体。“红帽子”与“笔杆子”共同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模式”，并通过专家、学者、媒体的鼓吹、宣传，或者通过参加上级部门、单位的调研成果评选，来培育一种“软政绩工程”，以求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社会公众的关注。

其实，这种“软政绩”是形象工程的另类翻版，只不过它更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但是，官员为何如此沉迷“软政绩”呢？

“软政绩”投入成本低。与软政绩工程相对应的硬政绩工程，比如，盖楼、修路、上马重大工程等，这些政绩往往需要巨大的经济资源的投入，并且程序繁琐，需要各种专家论证、听证、上报批准、备案、检查、验收等，受上级单位、相关群体以及社会的监督。而制造“软政绩工程”，则很少受上述因素的限制，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效果。

“软政绩”的政治风险小。传统的政绩工程由于巨大的投入，上级单位、媒体、社会公众的关注度高，人们可以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以此来衡量该政绩工程的实效。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官员都要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甚至为此丢官、入狱、身败名裂。而“软政绩工程”则不同，公众关注度不大，而且不具有实体工程，社会很难发现其缺陷、纰漏和危害。即使“软政绩工程”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虚构的，官员也可以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为由推卸责任。

“软政绩”的收益大。“软政绩工程”可以借助专家、学者、媒体的资源进行宣传，很快提高该官员的知名度和绩效，给人一种“仕而好学”的印象。这种巨大的收益与微薄的投入、几乎很小的风险相比，其中利弊得失显而易见。

“软政绩”不易监管。“软政绩工程”因为缺乏实体，并且其运作的抽象性，价值的模糊性，其实施效果如何很难评估，导致人们对“软政绩”的事前监管和过程监管“无处下手”。并且，我国目前的各类法律、法规也没有关于软政绩处罚的相关规定，这致使“无法”对“软政绩工程”进行监管，“软政绩工程”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

“软政绩工程”表面上看对政治体制、经济实体、社会结构、文化发展没有多大的危害，其实不然，它同样具有负作用。其一，它可能会误导相关政府部门对形势的判断、政策的取舍与制度的供给。其二，它容易刺激官员的投机、浮躁、急躁和浮夸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