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旭

在谈及新中国的民族调查时，费孝通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1950年到贵州的，从那年开始就搞民族调查。在这以前，什么叫少数民族，我们也不大清楚。通过中央访问团的几次调查，搜集到不少资料，了解了有些什么民族。……总之，过去30年的民族调查工作，国家是花了钱花了力的，各个民族都出了力。我们搞了不少资料，数量很大。可是，这一大批资料很多都不在了，在“四人帮”横行时损失了。据我所知，贵州烧得很厉害，一卡车一卡车的资料拉去烧掉了，别的地方也损失了不少。这样，现在剩下的材料就很宝贵了。正是因为这个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就提出来，要抓紧时间把过去的材料整理出来，要编五种丛书，供大家使用。（《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95—296页）

云南也有类似情况。当年曾率队进行云南矿业调查的陈吕范教授回忆说，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1956年为配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成立）在云南省民委院内办公的时候（该所曾隶属云南省民委管辖），有一天他见人们正在往车上搬东西，凑近一看，一麻袋一麻袋全是云南民族调查资料，抽出几沓，都是用毛笔工整地书写，便问搬运人员：“要把这些资料拉到哪里？”回答：“拉去烧掉。”“历史所就是搞这方面研究的，能不能留给我们？”“不行。这些是内部资料，不能公开，上边说要销毁。”看见旁边堆着一些已装订成册的资料还没有装车，他又问：“那些印成册的书可以给我们几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