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的发展与校长的卓越领导密切相关[1]，研究所的崛起和发展往往也离不开一位卓越的所长。目前，针对大学校长、企业CEO群体特征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国内外鲜有对研究所所长群体特征的研究。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美国除了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还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所长的群体特征在一定侧面上反映了生命科学研究所发展壮大的原理和路径。

1 所长群体的选择

我们借鉴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的做法，从22个学科[2]中选择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等8个生命科学的相关学科[3]。由于ESI数据库提供的是2004-2014年或2005-2015年类似区间的数据，而且被引次数能更直接地反映出来，与科技评价界常采用的H指数等评价方法进行折算和排名后得出的结果类似，故不作区别。本文选取了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名靠前的科研机构，去除大学、医院和发文量低于200的机构等，选取排名前10的美国生命科学研究所(表1)。将此群体定义为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共选出48任所长。

表1 生命科学研究所基本信息

从表1可以看出，各研究所所长的平均任职年限约为10年，其中，平均任职年限最长的是冷泉港实验室(平均任职年限为17年)，最短的是萨克研究所(平均任职年限为6年)。

由于研究主题的冷门和局限，专门针对生命科学研究所发展模式的学术文章甚少，而且良莠不齐。因此本文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研究所官方网站、诺贝尔奖得主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物传记与回忆录。

2 所长群体的初步分析

本文重点考察研究所历任所长的素质维度，包括学习经历、知识背景、学术荣誉和职业经历等，进而分析和总结所长群体的特征。

2.1 基本信息

首先，统计分析了研究所所长的性别、年龄和国籍等基本情况(表2)。

表2 所长群体的性别、年龄和国籍分布

表2显示，从所长性别上看，男性所长人数占95%，女性所长仅2位。2位女性所长分别是Broad研究所2010年上任的Kristiina Vuori和怀特黑德研究所2004年上任的Susan Lindquist，2000年以前没有女性担任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可见，美国一流研究所长群体中女性比例开始有所增加，这与美国职场上性别歧视逐渐降低，女性开始有机会从事前沿研究有关[4-5]。

从年龄比例上看，所长群体的年龄呈正态分布，平均年龄集中在46-55岁，但1960年之前的研究所所长的平均年龄(约为37岁)小于近50年来的研究所所长的平均年龄(约为5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为萨克研究所1988年代理所长Renato Dulbecco(74岁)，年龄最小的为冷泉港实验室1924年上任的Reginald Harris所长(26岁)。

从国籍分布上看，所长群体中美国本土国籍的占74%，他国国籍的占26%。

2.2 教育背景

学历和学位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层次以及学识上达到的境界[6]。为了分析研究所所长的教育背景，分别从最终学位层次、学位类别、毕业大学数量、是否名校毕业四方面进行统计(表3)。

表3 所长群体的教育背景

从表3可以看出，在最终学位层次上，所长群体以高学历为主，拥有博士学位的占84%；在最终学位类别上，生命科学相关学位占据主要部分，但也有8%的所长是非生命科学相关学位，分别是物理学、数学和工程学学位。在获得学位证书的数量上，有70%的所长毕业于2所大学以上。此外，97%的所长毕业于世界百强大学[7]，其中有34%毕业于哈佛大学，仅有1位所长(来自Standford-Burnham的)Kristiina Vuori，毕业非名校(奥卢大学)。

2.3 学术特征

从学术头衔和获得过生命科学重要奖项方面统计了所长上任前的学术背景特征(表4)。

表4 所长群体的学术背景

从表4可以看出，48位所长中有22位上任前为国家科学院院士，9位为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共有34位国家院士(其中有学者同时为两院院士)。此外，还有4人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3人获得过拉斯克医学奖。可见，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在选任所长时比较注重其学术身份与地位。

2.4 职业背景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所长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性质、是否任职于本单位、是否担任过其他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否担任过大学校长4个方面，进一步分析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职业背景特征(表5)。

表5 所长群体的职业背景

从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性质分析可以看出，接近90%的研究所所长曾在一流大学或研究所工作过，有7%的所长在上任前没有在教育科研系统工作的经历而仅在公司工作过，有5%的所长在上任前在大学、研究所和公司工作过。

从是否曾任职于本单位工作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直接来自本单位，其中任职前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在5年以下的占17%，5年及5年以上的占29%。他们任职前主要在本单位从事博士后工作或者担任过董事会成员。

从是否担过其他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或大学校长经历分析可以看出，有24%和7%的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在任职前担任过其他研究所所长或者大学校长，大部分没有此任职经历。

为对所长群体职业背景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借鉴美国教育理事会对美国大学校长进行的研究[8]，根据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特点，将所长群体的来源分科学家型、企业家型和科研主管型3种类型(图1)

图1 所长群体上任前的职业经历

其中，科学家型所长对应的来源为①和④，是所长来源的主要部分，主要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成就的科学家；企业家型所长对应的职前经历为③，多为生物科技企业领袖；科研主管型所长对应的职前经历为②，他们负责过多个科研项目，具有出色的科研管理能力。

3 所长群体的特征分析

3.1 学术精英为主体

通过分析选取的样本研究所，发现除了少数研究所在刚创建时聘用了政治家所长(如萨克研究所的Joseph Slaterp)外，大部分研究所都选用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精英担任所长，如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Watson、Francis Crick)、拉斯克奖获得者(Frank Dixon、Jonas Salk、Renato Dulbecco)[9]。选用学术精英担任所长，不仅因为他们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追求学术的强度和力度，起到带头人的作用，而且可以鼓舞人员士气，产生激励作用。一些研究和案例表明，当一所大学或者研究所所长换为著名科学家带头人时，其员工会受到一定的鼓舞[10]。

另外，所长群体中还有一些负责过多个科研项目、具有学术潜力和一定管理能力的年轻科学家，其中一部分在担任所长后被评为国家院士或在任职期间内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如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Richard Lerner。Richard Lerner 1964年从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博士后出站后，在Wistar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重返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工作，并从1987-2012年一直担任该研究所所长。在他的领导下，研究所规模扩大了3倍，人员增加了4倍，成立了佛罗里达校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科学研究所之一。Richard Lerner本人也于1991年被评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3.2 企业精神在增加

美国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资助、捐赠和服务创收。近年来，美国政府的财政资助呈减少趋势，NIH开始削减经费支持[11]。为获得更多的经费来源，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不仅在董事会中吸纳一些企业家，而且一些研究所开始选任生物技术公司负责人担任所长。

这类所长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敢于开拓新局面并承担风险责任，能够以市场意识引领研究所的前进方向，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为研究所扩展经费来源。萨克研究所2009年上任的William R. Brody便是企业家所长的代表，他在斯坦福大学评为影像学和电气工程学教授后，参与创建了3个医疗器械公司，并且为多家公司和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如IBM和BioMed Realty Trust等。Brody具有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市场意识，在任职期间推出了多项措施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资金募集活动，为研究所获得了3亿美元的基金[12]，从而保障了萨克研究所科研活动的持续进行。

3.3 交叉任职增优势

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就读学校几乎全是名校，一半以上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求学经历，且87%的博士后工作站与其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院校不同。在职业经历上，大多数所长具有在2所以上的不同机构的工作经历，或曾负责大项机构合作项目。如斯托瓦斯研究所现任所长David Chao本科和硕士就读于哈佛大学，博士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入站霍德华·修斯医学研究所，后分别在BioMed Valley Discoveries公司、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工作，并出任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可见，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在选任所长时，注重多机构求学和工作的背景。这不仅有利于吸收各单位的经验之长，综合形成新的特色与优势，而且有助于为研究所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3.4 任职期限无限制

在任期上，如同美国大学校长任期不受限制一样[13]，研究所所长群体亦无明确限制。一个持续连任的所长往往伴随着该研究所的迅速和扩张。如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Edmund Keeney在近20年的任职期间，坚持将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从临床转向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并且从大学招募到了一批一流的科学家，使得该研究所迅速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流研究所[14]。后又有长期任职(25年)的Richard Lerner，使该研究所规模扩大了3倍，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科学研究所之一。另外，冷泉港实验室的Milislav Demerec和James Watson、萨克研究所的Frederic De Hoffmann等所长的任期普遍超过20年，为研究所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也有所长因不能胜任而主动提出辞职，如萨克研究所的Augustus Kinzel和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Michael A.Marletta[15]，这种灵活的退出机制对研究所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4 启示

研究所所长作为科研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和实际管理者，对于研究所的发展举足轻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群体的素质特征，对生命科学研究所选任所长和制定相关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虽然我国的社会、政治、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与美国不同，但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群体的一些素质特征展示了国际发展趋势。此外，我国研究所单位领导任免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外行管理内行”、任期(如“五年制”)调整机制欠缺等问题。我国生命科学研究所应合理借鉴美国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经验，从以下3个方面改善所长选任机制。

一是鼓励企业家竞选所长以丰富经费来源。随着我国科研活动市场化改革进程，多元化经费来源的现实需求正在倒逼具有企业家背景的所长数量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部分研发型企业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创新活力，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参与研发的优势趋势。作为企业的掌舵人，具备竞选所长的资格。企业家转而任职研究所所长有利于丰富研究经费的来源。

二是鼓励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竞选所长以适应知识融合趋势。随着大科学时代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学发展趋势，只有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研究所所长才能更好地胜任领导之责。

三是采用更加灵活的研究所所长任期制度以形成优胜劣汰竞争生态。采用更加灵活的研究所所长任期制度，对于延续研究所发展及促进研究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