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泳峰

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的金代中都遗址内发现了一处窖藏，所藏均为北宋耀州窑的青釉瓷器，制作极为精美，可惜发现时已经破碎。据冯先铭先生推测，这处窖藏的耀州窑青瓷实际上是“靖康之变”时金朝军队从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掠夺的战利品[1]。

耀州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因在宋代属耀州，故得名。铜川古称“同官”，夏代隶雍州，汉代属左冯翊，魏晋归北地郡，隋唐为京兆郡，宋代隶属于耀州管辖[2]。耀州窑始烧于唐代，在宋代以生产青瓷而闻名于世，形成“耀州窑系”，到明代退出历史舞台。由于铜川直到宋代才属于耀州管辖，所以宋代以前的耀州窑被称为“黄堡镇窑”，但本文出于论述上的简便均称之为“耀州窑”。

耀州窑在唐代以烧造黑瓷和白瓷为主，兼烧青瓷，产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具，同时也是唐代彩色釉陶器（唐三彩）的重要烧造地点。五代受到浙江越窑的影响，开始以生产青瓷为主，釉色以天青色、淡青色或水绿色为最佳。器物造型以仿金银器为典型，制作精细。所以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3]。

北宋是耀州窑发展的鼎盛阶段，窑场鳞次栉比，星罗棋布，规模空前，《同官县志》称“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4]。北宋耀州窑的制瓷技术纯熟，烧造质量精细。元丰七年（1084年）《德应侯碑记》称耀州窑制品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5]这一段记载把北宋耀州窑的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近年来，在北京、辽宁、内蒙古等地的辽代墓葬中都出土有北宋耀州窑的产品，这表明北宋耀州窑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超乎想象。

正因为北宋耀州窑的青瓷制作精细，所以一度成为了北宋朝廷的御用贡瓷。根据《元丰九域志·卷三》中“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的记载，冯先铭先生考证出，耀州窑烧造贡瓷的时间约在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到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之间的30年时间[6]。

北宋时期的耀州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青瓷烧造窑场，此时的越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龙泉窑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耀州窑独领风骚，成为执青瓷生产之牛耳的著名窑场。北宋耀州窑的胎质致密坚硬，胎体轻薄匀称，胎色呈青灰色。产品以青釉为主，釉色青中微微闪黄，呈现青绿色，釉面光洁匀静，呈半透明状，有细腻温润之感。常见有盘、碗、罐、壶、炉、瓶、钵、盏托、香熏、注子等日常生活用具。器物造型丰富，有花瓣式、瓜棱式等多种式样，制作精美，具有极强的艺术审美情趣。

北宋耀州窑烧造的青瓷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又一青瓷烧造的高峰，对邻近的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窑、内乡窑以及广州西村窑、广西永福窑、陕西栒邑窑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窑场都生产具有耀州窑风格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耀州窑为中心的耀州窑系[7]。

宋代耀州窑的装饰工艺极富特色，艺术成就极高，在同类的装饰技法中首屈一指，更是雄踞宋代同类器物之冠，是宋代瓷器装饰工艺的重要代表，可谓是誉名满天下。

第一，是划花工艺，这在五代和北宋早期的耀州窑产品上极为典型。划花工艺是五代和北宋早期南北窑场普遍流行的装饰技法，是用刀具在瓷胎上划出各种图案，线条下凹，低于胎面，然后施釉烧制而成。耀州窑的划花工具一般呈尖针状，在胎体上划出阴刻的细线条。耀州窑的划花工艺虽然深受越窑的影响，但与越窑相比则毫不逊色。线条流畅，粗细均匀，轻柔灵活，技法娴熟，画面生动，以缠枝花卉纹和花鸟纹最有代表性，宛如一幅精致的线描图。如北宋耀州窑划花牡丹纹碗（见图1），高8.5厘米，口径20.8厘米，足径5.2厘米。造型呈敞口，弧腹，圈足。碗内划折枝牡丹花。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呈橄榄绿色。

第二，是剔花工艺，这在北宋早期的耀州窑产品上极为典型。剔花工艺在五代耀州窑就已出现，在北宋早期成熟。耀州窑的剔花工艺是在成型的胎体上先划出纹饰的轮廓，然后将轮廓线之外的部分完全剔除，剔纹痕迹很深，图案高于器物表面，再用刀具斜剔出纹饰的不同层次，使得纹饰的立体感增强。纹饰制作规整，却不失厚实、丰富、活跃的特点。耀州窑的剔花以缠枝花卉纹最为常见，构图均为大花大叶。经过剔花装饰的花瓣由内及外，层层递进，再辅以茎脉、花叶等纹饰，使得整幅画面充满了浮雕装饰的魅力，风格豪放雄美，自然生动灵活。如北宋耀州窑剔花提梁壶（见图2），高18.3厘米，腹径14.3厘米，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彬县。壶身呈圆形，盖、梁、身连为一体。提梁是一只凤凰，壶嘴为一头侧卧张嘴的母狮，壶身剔缠枝牡丹花。因凤凰、狮子和牡丹分别为百鸟之王、百兽之王和百花之王，所以此壶亦称“三王壶”。通体施青釉，釉色呈青绿色。此壶造型独特，构思巧妙，是北宋耀州窑青瓷中出类拔萃的珍品。

第三，是刻花工艺，这在北宋中期的耀州窑产品上极为典型。刀法犀利流畅，线条苍劲有力，图案密集雄阔，结构严谨丰满，将耀州窑工匠娴熟的刻花技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堪称雕塑中的精品。耀州窑的刻花是以单线刀刻为主，线条宽厚，多倾斜进刀，靠近纹饰轮廓线处的刻纹较深，外侧较浅。从侧面看有凹凸感，但斜面又非常光滑流利。在同一平面上的纹饰往往运用深刻与浅刻的变化，使之产生阴阳向背及不同层次的视觉效果、主次呼应的多层次装饰、疏密有致的构图布局，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显得尤其生动活泼，有着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感。耀州窑刻花的纹饰以花卉纹为主，除常见的缠枝花卉纹、折枝花卉纹外，还有花鸟纹、水波纹及其他各种图案。如北宋耀州窑刻花牡丹纹梅瓶（见图3），高21.3厘米，口径5.3 厘米，腹径11.5厘米。造型呈小口，短直颈，丰肩，腹部以下渐收敛，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带黄，釉面晶莹温润，玻璃质感强。腹部刻缠枝牡丹花，刻工犀利，深浅有致，画面繁而不乱，立体感强。

第四，是印花工艺，这在北宋晚期和金代的耀州窑产品上极为典型。耀州窑的印花工艺不同于北宋定窑精细入微的印花风格，而是具有洒脱活泼的特点。与刻花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画面略显工整，具有动中寓静的韵味。图案微微凸起，略高于胎体，立体感较强，有半浮雕的效果。画面清晰，制作规整，疏密有致，题材丰富，对称均匀，与北宋定窑的印花工艺不相伯仲，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构图严谨满密，以折枝花卉纹、缠枝花卉纹、团花纹以及游鱼、鸳鸯、浮鸭、婴戏、飞天、龙凤、麒麟等较为常见。如北宋耀州窑印花菊花纹碗（见图4），高5.1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4.1厘米，2003年在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红土路宋代窖藏出土。造型呈敞口，圆唇，斜壁，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呈青绿色，釉面匀净。碗内印菊花纹，以放射性线条的方式来表现菊瓣，构图简捷明快，充满大自然的气息。

进入金代，耀州窑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烧造，但产品风格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北宋耀州窑那种青绿色的釉色已经很难再看到，代之而起的是白中微微闪青灰色的月白釉。釉厚如堆脂，光泽莹润，这种月白釉成为金代耀州窑最为重要的亮点。北宋耀州窑最为常见的瓶、壶等大件器物已经极为少见，反而是盘、碗等小件器物占据主流。北宋耀州窑最为典型的刻花装饰技法已经难得一见，印花装饰工艺的构图则比较简单。在装饰图案中出现了吴牛喘月、牡丹卧鹿、水波游鹅、海东青逐雁、并蒂莲等新的内容。如金代耀州窑月白釉鋬耳洗（见图5），1988年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路金代窖藏出土。通体施青釉。釉色呈青白色，釉层肥厚而均匀，温润如玉。此种釉色为金代耀州窑最有名的月白釉。

元代是耀州窑的衰弱时期，《同官县志》称“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8]。产品制作日趋粗糙，烧造质量低下，生产数量锐减。釉色普遍呈姜黄色，部分产品看上去几乎成为黄釉瓷器，大量烧造仿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器。总之，元代耀州窑在全国各地的瓷窑生产中已经不再占有什么重要位置了。

到了明代，昔日曾经规模庞大的耀州窑青瓷窑场基本上停止了烧造，尤其是耀州窑的中心窑场黄堡镇窑亦遭到废弃，耀州窑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于北宋耀州窑瓷器的仿制，在民国以前几乎很少见到，基本上都是近年来新烧的仿品。但是，现代烧制的耀州窑仿品，胎体较厚，胎色呈灰白色，釉色呈黄褐色，底足圆滑，这与北宋耀州窑真品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纵观耀州窑从唐代直到明代近800年的烧造历史来看，北宋无疑是其烧造的巅峰时期。产品制作精美，以青绿色的釉色和剔划刻印的装饰工艺，一度占据宋代青瓷生产的主流，将越窑和龙泉窑的势头完全压制下去。但是因为宋金战乱的原因，导致大量优秀的制瓷工匠散亡，在南宋最终为浙江龙泉窑所取代。龙泉青瓷战胜了耀州青瓷，将中国的青瓷生产再度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仅仅留下了耀州窑孤寂的背影。但是耀州窑的装饰工艺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熠熠闪亮，并且被后人不断地推陈出新。

注释：

[1] [6]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川市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宋） 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8]（清）袁文观.同官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5] 高峡.西安碑林全集·碑刻·28卷[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7]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