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王天翼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

朱安东，王天翼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输出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文化侵略。党中央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高度重视并采取了措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也不断予以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以及经济基础领域带来了重大影响和危害。各级党政部门应该齐抓共管，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采取坚决措施，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

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西方社会交往的加深和市场化国际接轨的推进，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1］党中央从2004年前后就开始明确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西方输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是直接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文化侵略①。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任其发展，可能会恶化我国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迷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影响改革开放政策，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运用新的术语和方法重新包装的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对西欧资产阶级挣脱封建势力的束缚，曾经起过进步作用。新古典经济学是经过“边际主义革命”改造后、抛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科学成分的庸俗经济学，其核心主张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主张可以总结为“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理论前提包括“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完全市场竞争”等基本假设，旨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和永恒的生产方式。它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在新的历史时期打击劳工阶级，摧毁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以加强国际垄断资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统治。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推动下泛滥全球，已经给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贫富分化、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成为新自由主义重灾区的常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西方各国政府及时“救市”，国际金融资本未受到根本性的打击，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其支持下仍处统治地位，这是西方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抵制和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斗争从未停止。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由于西方对中国大陆采取经济封锁和武力颠覆的敌对政策，妄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扼杀在红色摇篮中。为击破这一图谋，我国立足于自力更生，通过中央计划体制成功地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并使得当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失败，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放弃“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西方与中国正常邦交往来的建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国际政治基础。中国长期与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操作及其主导的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相隔离，打开国门后，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思想强劲地迎面扑来。新中国是直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只有30年，而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前者的升华需要借鉴和吸收后者发展所析出的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这往往不得不从向西方学习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做起。为了持盈守成和讲究实效，避免良莠不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政策。个中确有许多人在“拿来主义“的喝彩声中，为西方的表面物质繁荣所迷惑，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失去了信心，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理论的思潮，并且随着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呈泛滥之势。

这种随风倒的被动现象，很快引起了党中央和学术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多次就相关问题发表重要讲话。1983年，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面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2］43，44“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45在随后的1984年，陈岱孙先生较系统地介绍和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指出“百余年来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导致‘完善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使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不切实际的理想。”［3］总体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还是比较注意学习、批判与借鉴之辩证关系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大面积传播，发生在1980年代后期。在公派留学和出国访问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者直接接触和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同时，西方一批主张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的代表性著作，开始在中国大陆被不加批判地接连翻译出版。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访华并被尊为座上宾，一些国内媒体则鼓之舞之以尽其神。如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先后发表题为《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制往何处去？》、《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文章。［4］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至在1989年春爆发的那场动乱中，有人竟炮制《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宣称公有制有“十大罪状“，鼓吹“清除公有制这一祸根”。［5］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成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下功夫解决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怎样与市场相结合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自无产阶级首先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这一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列强力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改革道路前进的方向。此前在中国社会积蓄已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借机断然否认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理论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企图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继此前业已发行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勒帕日）、《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布坎南）等中译著，学术及出版界马不停蹄地推出了缪勒的《公共选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译本，为之摇旗呐喊。

在苏东剧变的国际大背景下，科斯因其于1937年和1960年发表的两篇论文而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产权理论被各国广泛用作支持私有化的理论基础，由此聚拢的新制度学派终于登上了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圣殿。科斯的产权理论遂成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推波助澜的中心话题。其在中国的追随者概括说，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中引起的震荡，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在1991年科斯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份量，比在它的发源地美国更重”。［6］

在一批学者的极力鼓吹下，新自由主义“很快风靡于中国，不仅严重地搅乱了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而且也渗透到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7］一方面，一些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纷纷访问中国，举行各种学术活动，推销新自由主义。如因“休克疗法”而出名的萨克斯于1993年访华，主张“为了把国家产权垄断打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牌分掉。随便怎么分都可以，快刀斩乱麻”。［8］新自由主义学者张五常到处宣传，“中国现在要想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若要发展经济，私产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径”，“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有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9］而大陆的一批学者也积极支持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私有产权必然比公有产权优越，因此，应该“靓女先嫁”、一卖了之。一些人不惜鼓吹为私有化应该在中国搞腐败，作为润滑剂，“腐败出一个新体制”。这些主张甚至得到了一些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支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对高等院校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0］随着西方经济学在学界和社会的传播，它从1990年代初开始成为高校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逐渐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庭抗礼的经济学教育二元结构，但即使这样的场景也难以维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

面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学界和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机构奋起急呼，对其进行批判。早在1991年，针对科斯产权理论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高鸿业发表了《科斯定理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一文。他明确指出：“科斯定理不能充当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根据”，“如果接受了科斯定理而把它当作所有制改革的根据，就等于主张彻底取消公有制而建立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11］从1994年3月起，当时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邀请陈岱孙、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吴易风等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都有相当造诣的老专家，举办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系列学术报告会。学者就西方产权理论与股份制、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通货膨胀、引进外资、国民待遇、国有中小型企业的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有理有据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德高望重的陈岱孙先生于1995年发表的《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新自由主义在国内的传播提出了严厉警告，并提出了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他写道：“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近年来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随后他提出了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等九条具体措施。［12］这篇论文经多个杂志发表和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苏东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中国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带来的贫富分化加剧、弱势群体扩大等现实，也促使整个社会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大量西方左翼学者的著作被介绍到国内。以汪晖为代表的一批关注现实问题而又受到西方左翼思潮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公开批评新自由主义，他们被冠以“新左派”的称谓。在论战中，“新左派”在社会上获得了大量的同情和支持，而新自由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开始变弱。

但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逆转。为了追赶西方一流大学或与之接轨，也伴随着西方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就业困境，越来越多留学欧美的经济学者回国任教，甚至出任财经类院系的主要领导，导致新自由主义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许多院校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从培养方案中被删除。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掌控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不断增长，构筑起一张张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利益网。如张五常在2000年发文，建议中国把除中央银行外的所有国有银行卖给外国的大银行，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取消外汇管制，允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企业，取消所有进出口关税，把所有国营企业都私有化等。［13］在本世纪初，他居然被许多部委、地方政府以及著名高校争相邀请做演讲，形成了所谓的“张五常热”。针对这种情况，程恩富等主编的《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于2003年出版，对其进行了批驳。

2003年前后，在科斯定理风靡的大气候下，国内兴起了一股“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MBO）热潮。2004年8月，根据对多个国内大型国有企业MBO案例的分析，郎咸平指出，这些企业正以“产权改革”的名义变相侵吞国有资产。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多个经济学家和以顾雏军为代表的企业家与郎咸平展开了争论，郎咸平在社会上得到了占绝对优势的支持，许多严肃的学者也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顾雏军在2005年因经济犯罪被逮捕，并在2008年被判刑。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国资委事实上停止了大型中央国有企业的MBO。这一段争论被人们称为“郎咸平旋风”。［14］

与此同时，面对新自由主义在苏东、拉美等地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行动起来批判新自由主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全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海派经济学论坛等，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由何秉孟主编的《新自由主义评析》，较系统和深刻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15］影响更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2005年发表的《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他指出，“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不准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做法。他还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刘国光还从教学方针、教材、队伍以及领导权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16］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为“刘国光旋风”。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并没有被遏制住，其在高校经济学科科研和教学中的影响仍然很大。曾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黄宗智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7］同时，一些媒体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利用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以及人们对垄断性央企的不满，不分青红皂白，站在维护私有化资本集团利益的立场，挑起了所谓“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争论。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危害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应警惕和抵制这一思潮。但学者们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程度的判断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如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拥抱了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未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尚处于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如AihwaOng认为，威权主义的国家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同时存在，使得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哈维等人的判断。［19］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主要方面抵制了新自由主义的驾驭。如Leong Liew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在于遵循了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20］国内虽有人否认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甚至否认新自由主义的存在，但马克思主义学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有重要影响，应予以批判和抵制，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

1.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危害 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流意识形态，危害甚大。《人民论坛》杂志自2010年起连续5年就国内影响最大的十大思潮进行调查，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排名前三，在2010年、2013年和2014年更是高居榜首。这些年来，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知名人物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还得到某些势力的追捧，被邀请到各种论坛、讲坛发言。

这些情况引致一些海外学者做出了如下判断。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21］黄宗智也认为，“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此外，在一些指导高校经济学类教学的委员会和有影响的经济学评奖委员会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人数已减至可怜的程度，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基本控制了这些机构。

在大众媒体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也很大。在改革开放的每个重要时期，总有大量新自由主义观点和政策建议，畅行无阻地通过主流媒体适时地涌现，有些已沦为这一思潮自觉的宣传阵地。有的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有的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的实质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削弱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最近的例子包括，故意曲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精神，把推进混合所有制歪曲为单向出售国有企业股份，以取消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歪曲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故意曲解中央领导提出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其归于作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之一的供给学派（又称“里根经济学”）。

值得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在部分官员和青少年中的影响。有调查表明，它在一些官员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被个别官员奉为“真理”。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增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减弱的现象。国外有研究表明，由于长期被灌输“经济人”假设，经济类学生和学者变得更加自私、难以合作，对他人信任程度低。［22］国内也有研究表明，长期学习西方经济学致高年级经济学类大学生对他人的信任度显著低于其他学科的大学生。［23］

2.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及危害 我国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我国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但我国某些具体政策和具体做法确实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有文章指出，在金融改革中，我国经济出现了类似美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金融部门获取的利润已经远远超过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我国的金融改革没有汲取美国金融自由化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反而学习美国正在反省的各种“金融创新”方式，引入融资融券、场外配资、股指期货等杠杆化做法，使资本市场投机性不断加强，而监管部门对此失控，最终导致本轮“股灾”的发生，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24］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我国的医疗改革以及教育和住房体制改革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导致民众在生存和发展保障方面的支出压力过大，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导致我国家庭消费比例不断下降并长期处于低位，经济增长不得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是造成目前我国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不振的根源之一。

3.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基础的影响及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取得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破坏已给我国经济基础带来了负面影响，给所有制格局、生产过程以及分配格局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仍高于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另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报告，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总量仅为1%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2015年报告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中国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总收入的将近一半，而最贫穷的20%人群占总收入不足5%。［25］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公有制企业被出售给私人以及非公经济部门的快速增长，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迅速下降。杨新铭和杨春学根据第一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估计，至2008年，我国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在资产、就业及其增加值总量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52%、24.2%和30%。［26］在此基础上，裴长洪估算的至2012年我国第二、三产业中公有经济在资产、就业及其增加值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0.22%、24.8%和32.41%。［27］何干强依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关于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进行的估算，认为到2013年末，在我国第二、三产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总体上已经不占主体地位。［28］

我国宪法之所以规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决定了生产过程由谁支配以及产品如何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才可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私有制经济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上述情况如果任其发展，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旦发生根本性变化，上层建筑必然会出现相应的质变，搞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可能被毁于一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明确指出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29］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开始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加以抵制和反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过程，我们注意到，党中央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也一直坚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揭露，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仍有不断扩大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往往只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很少触及现实经济生活。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外资和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在经济基础中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大，这种局面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以致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因此，为有效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必须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领域同时着力，全党上下一起来抓，各级党政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坚决杜绝犯“颠覆性错误”的危险。

首先，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基础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评判，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并理顺其对政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途径，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形成良性循环；其次，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及其后果进行评价，纠正那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政策，并采取措施防止其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再次，新自由主义思潮首先是一种经济学思潮，应在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中重建并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限制并逐步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学教育科研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当今还在发展并影响着现实世界，我们应继续加强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危害的研究和揭露，尤其是它与宗教相结合培植恐怖主义土壤，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要让人类社会充分认识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事关我们的共同命运。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世成就应当有与之相称的独特的中国经济故事。其中“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29］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上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议的号召，是中国经济学界今后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对新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注 释

①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香港和澳门实行的是与大陆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发展路径差异很大，在本文中，我们只探讨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大陆的情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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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旭

F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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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674（2016）07-047-08

2016-05-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KS078）

朱安东（1972-），男，四川乐山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王天翼（1992-），男，四川乐山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