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鸣



历史变迁中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写照（之一）——以中国现代游记散文为视角

■李一鸣

游记散文创作在我国富有悠久传统。作为一种文体，中国游记散文肇始于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被称为“最早的山水记”[1]；成型于魏晋南北朝，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郦道元的《江水·巫峡》、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众多游记散文，“叙事、写景功能已较完善，景物人事相配合”，“特别引人入胜”[2]；成熟于唐宋，游记散文文体得到极大丰富发展，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综合运用，文体形式丰富多样，产生了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游记散文大师；延展至明清，其中，《徐霞客游记》将科学与文学融合为一，成就“古今游记之最”，被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3]，袁宏道、姚鼐、张岱等人亦都留下经典传世游记之作。历览中国古代游记散文，其突出特征是山水纪游占有相当比重，其根源大概主要是制度的钳制、环境的压抑、文化的浸润导致的古代文人对“山水”与“逍遥”的向往。到了近代，域外游记散文首夺先声。19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贫弱中国被迫由封闭走向开放；便利的交通、更新的观念使大批知识分子得以心怀拳拳爱国之情和炽热强国憧憬，远渡重洋，奔波海外，考察政情，寻觅真理，遍访民俗，探求学问，域外游记散文因而兴盛，斌椿的《乘搓游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日比四国日记》、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它》等名篇佳制成批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