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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意义分析法”: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

2016-03-21王进

广西民族研究 2016年1期
关键词:图腾

【摘 要】中外学界在图腾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和缺陷,致使对图腾现象的研究始终处于众说纷纭、停滞不前的局面和境地。研究图腾现象,一方面要关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要探究其蕴涵的实质意义,此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过程意义分析法”。

【关键词】图腾;图腾研究方法;过程意义分析法

【作 者】王进,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后。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1 - 0059 - 005

众所周知,“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是考实性或实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重证据,重资料,所举证据又分事证、物证、理证。每一种证据又从本证、旁证、反证方面去探索,使人感到证据充足,可信度高。其不足之处是理论分析少,仅仅是以资料来证实某一个问题。西方研究方法的长处是偏重理论分析,以资料来说明自己的理论或理论模式。其缺陷是分析过于烦琐、片面,不重证据和资料。特别是后来形成的各种方法论,越来越玄,与现实社会脱节,使人难以理解。因此,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比较好的方式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西方优秀的、科学的方法相结合,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故步自封,只要传统方法,而否定西方的方法,是不理智的;企图以西方的方法代替或排斥传统方法也同样是错误的。中西方法各有所长,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各取其长,互为补充,逐步结合成一种既与传统方法有别、又与西方方法不同的全新的研究方法。如果两者能够以最佳的方式结合起来,必将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1 ]

一、对原有图腾研究方法的审视

具体到图腾研究方法方面,中国一些学者曾做出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刘尧汉先生通过对彝族历史文化数十年的调查研究,从彝族的众多图腾中,察觉其原生图腾是虎,其余则是虎图腾的演生、再演生图腾;从而揭示了在某一古老族群的众多图腾中,当有其原生图腾和演生图腾等层次关系。他于1982年首次提出了“图腾层次”这个问题。著名民族学家杨堃教授认为,“图腾层次”问题在研究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中具有重要意义。1984年底,杨和森先生就拟作图腾层次问题的研究,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图腾研究著作《图腾层次论》,该书指出彝族的图腾层次,即彝族的图腾具有原生形态、演生形态和再演生形态,从而表明图腾演化具有层次性,由此可以区分出夏、商、周各具多种图腾中,何者为原生图腾,何者为演生图腾或再演生图腾。借此可澄清我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在图腾问题上的混乱。由此可见,“图腾层次论”在学术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2 ]5-8也是在1984年,何星亮教授开始从事图腾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文化的时间与空间,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时空分析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图腾文化的研究,其《中国图腾文化》及其新修完善本《图腾与中国文化》是我国第一部最具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图腾学术专著,从而也掀起了国内研究图腾文化的热潮和高潮。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中外学界在图腾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和缺陷,致使对图腾现象的研究始终处于众说纷纭、停滞不前的局面和境地。一方面,西方现行的图腾理论认为:在原始社会,一个氏族的人们与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过血的交流,是他们的祖先,而族人是“它的亲族”,这种自然物类又是区别于他族的标志。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认为自己和氏族与图腾物有血缘关系,其他一切理论,例如婚姻禁忌、灵魂返祖再生、人与图腾物有相互转化等等,都是由此衍生。自摩尔根(L.H.Morgan)以后,中外学界目前所奉行的这一图腾理论,是难以成立的。其根源在于摩尔根未能查清“图腾”的始源情况和本来意义。未辨图腾层次和迁演级差。[3 ]26另一方面,中国图腾制度的研究,至现在为止,成绩已属不少,国人不特采用图腾制度解释古史,抑且用以解释各民族的特殊习俗,与过去学者以图腾传说为荒诞不稽者,实不可同日而语。然详细检讨此项研究,又非绝无可议。最著者即为图腾制度发生、发展、消灭的发展过程,大家都少有正确的理解。查目下非澳各洲土人社会中,虽都存有所谓图腾制度,然其社会背景则绝不相同。著名人类学家佛来则(J.G.Frazer)说:不论狩猎、捞渔、农业而至商业民族的社会中,均有图腾制度的存在。[4 ]1法国学者倍松(M.Besson)亦说:“数千年前的原始民族乃至现代所遗留的野蛮民族所实施的图腾主义,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绝不能用一种严格的狭义的解释来概括一切。” [5 ]2可知各地图腾制度由于发展的过程不同,所表现的形态亦异。就一般的观察,图腾制度发生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后期,其时人类以采集及狩猎为主要生产,社会组织以部族为单位,社会阶级尚未萌芽。在各种图腾制度的特征中,以部族的动物名号,及图腾同体化为原始形式,次为外婚制及图腾禁忌。图腾制度到了没落的阶段,图腾崇拜的仪式均无实际经济上的意义,仅仅保存其遗意。进入氏族制度时,图腾习俗虽有遗留,然已转形变质,与原来图腾制度的极有差异。佛来则所说农业商业民族的图腾制度,实则只是图腾遗俗而已。所以若果只拾取表面的图腾现象,便证明中国古代某族已有图腾制度的存在,则极为不智。如卫聚贤于浙江嘉兴新睦镇发现一鱼形刻石,便说吴人以鱼为图腾。又根据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现红陶上的鱼形花纹,便说陶唐为鱼图腾发明陶器的民族。又说:“夏民族有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按贝加尔湖人尚有以鱼为图腾的遗迹,夏民族当自贝加尔湖来,以鱼为图腾”。此都失之疏略。我们尝讥佛来则为图腾万能论者,盖在彼心目中,图腾可解释一切,无异初民的马那(Mana),卫氏实亦同犯此病。今后苟欲断定夏或吴族以鱼为图腾,必须证明夏人以捞鱼为主要生产,夏人以鱼为部族名号,以鱼为祖先,以鱼为一切装饰的表现对象等等。凡此皆须根据丰富的确实的资料,作深入的系统的探索,始属可信。且图腾传说习俗等,各族均可互相传播,若以某族崇拜某种动植物,乃断定某种动植物即为某族的图腾,亦属危险。据鲍亚士(F.Boas)的调查,大乌鸦传说遍布北美阿拉斯加一带,但当地土人并非全以大乌鸦为图腾。中国的槃瓠龙犬,原是徭畲的图腾,而苗黎中却出现不少的槃瓠传说,若不深究其传播关系,则谬以槃瓠亦为苗黎的图腾。此则今后研究中国各族的图腾制度者,不可不察也。[6 ]133-135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或迟或早、或大或小的变革。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阐释图腾现象演变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图腾现象也一样,自诞生起,也就处在不断的演化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从图腾演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它基本上同氏族的兴起、繁荣和衰落相应,其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图腾的初生时期,图腾的形象与自然形态极为接近。一些部族常把某种动物认作自己的祖先,或相信他们的祖先的形象就是动物形象。第二阶段是图腾的鼎盛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初民的想象力也丰富起来,同时又加强了祖先意识,从而形成兽的拟人化。初民开始把自然图腾赋予人的部分特征,图腾的形象也从动物模样演变为半人半兽的图腾神物。第三阶段是图腾的衰落时期。这一时期,初民根据自己的想象,将图腾进一步美化,赋予其全人形。[7 ]43-44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图腾形象完全人化。起初原始先民将图腾视为祖先,但这时祖先的形象还是虚拟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控制的能力增强了,提高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们从屈服和崇拜动物渐次进入驯养动物,并开始从崇拜自然界的动植物进入祖先崇拜。这时,人们往往根据人的形象,赋予图腾人形。图腾形象的完全人形化,是原始宗教向祖先崇拜过渡的重要环节。[8 ]6-8也有的学者认为,图腾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产生阶段、鼎盛阶段、糅合阶段、衰败阶段。首先,在图腾的产生阶段,图腾并不是信仰的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实体,并且人类对它是由惧怕等原因逐渐转化为崇拜的。其次,到了图腾崇拜的鼎盛阶段,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发展,以及人类的思维和想象力的日益提高,图腾所包含的内容也开始逐渐增多,并慢慢转化为一种文化现象。第三,在图腾现象发展的糅合阶段,已经开始出现图腾观念和祖先意识的相互糅合,而且逐渐被祖先崇拜所取代。在这一时期,图腾逐渐变成了一种标志性的符号,图腾的神圣性也开始被祖先崇拜取代,很多图腾动物也成为祭祀祖先的牺牲。最后,到了图腾崇拜的衰败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图腾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人类一种遥远的记忆,但是其深层次的影响却早已潜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通过日常习俗、民族习惯等对人类文明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9 ]9-10可见,我们无论是将图腾现象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还是划分为四个阶段,抑或是其他不同的划分,图腾始终是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早已指出,象征主义是图腾制度的基本特质,同时图腾主义亦常为象征主义的原始基础。中国文化的特质很适合此种法则。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主义社会,在中国人生活的各部门常为象征主义所笼罩,而象征主义的色彩,愈到古代愈见显著。我们若由阴阳五行制度,追溯至图腾制度来加以解释,即可清晰看见其图腾主义的基础。象征主义制度在婚丧礼制、服饰、工艺制品中不胜枚举,其见于古代遗物者,我们可以于古代礼乐器物中得到实际的证据。商周时代的鼎彝、兵器以至陶器、石器上所见的纹刻,多有关于图腾制度的动物形象,最常见者有龙、凤、麒麟、狮、狻、虎、熊、象、龟、蛇、螭、饕餮等动物,大部为图腾神话中习见之动物。唯此等图腾动物愈往后代,渐渐已失去其图腾价值,而成为单纯的象征主义的表现。如麟凤龙虎狮象之属,在后代建筑物装饰艺术上或绘画中的表现,有时连象征意义亦被一般人所忽视。有时偶然的被认拜物教的对象,而受愚夫愚妇所礼拜。此为图腾制度的必然命运。也有时曾以特殊的机缘被用为国旗或朝代的象征,而重新恢复其图腾意义,如龙即屡次有此幸运的图腾动物。[10 ]

由上可见,图腾现象既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也同时有其独特的象征和特殊的意义,这应成为我们探讨和研究图腾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图腾现象,一方面要关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要探究其蕴涵的实质意义,此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研究图腾,唯有同时兼顾探析图腾现象的过程和意义,才会有所发现或突破,这正是图腾研究方法创新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过程意义分析法”的创造性提出

实际上,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一种包含着“意义” [11 ]219的“过程”,“过程”和“意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们研究文化包括图腾文化,不仅要对文化实际展示着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表述,而且还要对其本身隐含着的“意义”进行深层的描述,也即迈向文化解释的深描,所谓深描,即对某一种微观的民族文化现象进行层层深入的描述,并解释这种民族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内在含义及其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描述性与解释性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二者不可或缺。这种方法可称之为“过程意义分析法”。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过程意义分析法”要求我们看待和理解文化现象时必须首先坚持一种动态的观念和一种发展的视域。

我们运用“过程意义分析法”来了解社会文化现象时,倾向把现象放在发生的具体场景或社会网络中去考察,并试图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整体的了解,以期借助于对文化现象整个背景的了解去解释文化现象。研究者进行文化的过程和意义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只有在社会及历史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才能加以理解。在对文化现象的过程和意义分析中,保持所研究文化现象的原有情境非常重要,因此,研究者应该有意识地不扰乱或改变研究情境,使其改变在最低程度。研究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无论是田野观察日志、录像带、访谈录音、图片、影像资料、石碑雕像以及考古材料,还是史籍文献、神话传说和民俗资料等,最后都要以文本的形式加以呈现,研究者要经过资料转录和摘录的过程,才能进入资料分析的阶段。在资料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放空自我,让自己和资料不断进行对话,让资料与理论进行对话,再从参与者的立场观点来解读资料语境的意义。资料分析的目的是在庞杂的资料中,通过运用对照、比较和归纳的方法,提取主题或通则,最后建构理论。可以说,在田野资料基础上形成的文本资料是重建与诠释参与者观点的根基所在。[12 ]4-5参考和借鉴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理论来看,“过程意义分析法”就是要对文化呈现的“过程”进行“浅描”,同时又须对文化隐含的“意义”进行“深描”。在“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着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客体” 问题——就像“眨眼”的行为(浅层)与“眨眼”的意义(深层)之间的关系。而“民族志就是深描”。[11 ] 9-10“过程”和“意义”是文化的双重属性,二者缺一不可。可以说,文化就是“过程”加“意义”。“过程意义分析法”并不仅仅是“描写”,而是通过描写来进行“阐释”。因此,我们在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坚持使用“过程意义分析法”,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过程意义分析法”试图寻找文化“过程”与“意义”的合一,寻找历史学关注的“历时过程”与人类学关注的“深层意义”的汇合。

“过程意义分析法”还是在自然的情境下从整体的高度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度探究和诠释的过程。它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融入被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中,深入体会他们的感受与看法,并从被研究者的立场来诠释这些经验和现象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类社会高度的异质性和动态性,社会现象往往因为不同的时空、文化与社会背景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研究者在运用“过程意义分析法”进行研究时,必须充分理解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对研究对象要有高度的敏锐性,通过与被研究者的密切互动,对社会文化现象或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12 ]9-10

著名学者李学勤曾指出:“详细探究图腾说,验证以至发展丰富图腾说,我想不妨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图腾说的内涵和发展,又要搜集可能与图腾有关的材料。两者在当前都是大有可为。” [13 ]14具体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其图腾崇拜的内涵意义和发展过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崇拜现象大致呈现出了艺术化的过程、制度化的过程和仪式化的过程,这三种过程并不是独立分开和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交织与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图腾崇拜的艺术化、制度化和仪式化的过程三者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此三种过程,我们既要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描述,也要探究其图腾制度化、图腾仪式化和图腾艺术化的过程所蕴涵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可能搜集与图腾有关的各种材料。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存在着极多可能与图腾有关系的材料。首先是古史传说的材料。我国传世文献汗牛充栋,其间记述的古史传说,内容相当丰富。以往有的学者,鉴于传说多带有神异色彩,怀疑系后世伪造。其实世界各个古国,其远古传说无不是人神相通,难于区分神话和历史,这乃是人类幼年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其次是文物考古的材料。中国历史久远,地上地下蕴藏的文物遗存极其繁富。举凡上古祭祀遗址,大小墓葬,以至器物的造型,纹饰之母题,种种神秘奇诡,难于以现代人观念解说之处,都有可能同图腾关联,堪供研究者探索分析。在考古材料中,还应专门提出古文字的材料一项。中国古代的文字,如商代甲骨、殷周金文,早已艳称于世。近年学术界探究文字始源,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符号等等,又有不少新的成果。由此研索有关图腾的问题,也正有用武之地。最后,必须讲到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我国已积累大批民族调查材料,这对于研究图腾说的价值,用不着在这里申说。现在需要的,应该说是进一步整理和开拓。[13 ]14

总之,我们研究图腾文化,应坚持“过程意义分析法”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和揭示图腾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意义,达致对图腾文化全面而深入地认知与理解。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搜集和挖掘大量与此相关的各类图腾材料尤其是新材料,而且中国自有其丰富的、文献的、形象的、系统的这方面的权威资料,这是我们运用“过程意义分析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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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学勤. 序[M]//王大有,王双有. 图说中国图腾.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罗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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