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是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则是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切实有效地将中国文学译介至国外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文学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探析了当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文学翻译；出版；问题；对策

【作者单位】黄梨，黄河科技学院。

中国文学一直都不乏优秀的作品，也有不少作品被译介至国外，然而整体上中国文学翻译在国外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英国翻译家蓝诗玲说，“尽管媒体对中国多有关注，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被接受。你若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其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不足一米。” [1]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并努力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推介至海外，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使得中国文学翻译再次迎来了一个契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将是今后一个热门的话题，也将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成败。本文探析了中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关于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对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有所裨益。

一、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翻译问题。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不少文学作品被陆续翻译介绍到海外，但有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译作中的大部分作品在国外并不热销，没有引起足够多的关注，读者群相对较小。因此，它们并没有很好地促成中国文学出版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究其根本，中国文学出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译者的素养问题

对于不少翻译外行而言，他们认为，只要懂外语就能翻译，翻译无非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事实上，由于世界各国所处的地域不同、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政治经济不同，信仰更是千差万别，它们在文化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2]。一直以来，我国的文学译介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中国译者和海外译者。为何莫言的作品获奖，这跟美国译者葛浩文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他作为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很清楚读者的需求和认知。反观之，中国译者往往由于对目的语语言和文化把握不足，不能很好地把握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为此，不少译者只是将我们的文学作品忠实地译成外文，并没有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也使得那些翻译出来的作品很难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被传播并产生影响，也难以谈得上使中国的文学出版“走出去”。

2.文学作品的甄选问题

中国文学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1981年，《中国文学》新任主编杨宪益先生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就是要效仿当时英国销量很好的“企鹅丛书”。《熊猫丛书》先后共推出古今著名作家作品190多部；1995年，为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我国又推出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翻译计划涉及我国先秦至近代的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100种，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这两套颇有影响力的丛书，内容选取涉及古代经典以及近现代、当代作品，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作品，少有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这使得国外读者接受中国文化有一个时间差问题，如果对当代中国都一无所知，怎么可能会去深入了解古代中国。当前，国外大部分读者应该是惊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他们更关注那些展现现代气息的中国文学作品，那些体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学作品的对外宣传，而当前我们的翻译工作缺少这方面的工作。选取古代经典作为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出发点，这大概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鉴于国外读者缺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们的翻译也应该先由浅显的作品逐步过渡到经典的、有难度的作品。我们选取的文学作品也应该突出时代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外读者的需求，实现中国文学出版的“走出去”。

3.无视“译入”与“译出”的差别问题

所谓的翻译行为是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并非简单地翻译词、句或文本，而是引导有目的的合作，从而跨越文化障碍，实现其在目标环境中的功能”。[3]虽然“译入”和“译出”究其本质都是跨文化、跨语言转换，但翻译行为强调了“有目的的合作”，其中客户是翻译行为的发起人，由他确定翻译目的；译者则制造出目的语文化的文本以实现两种文化的交际意图。纵观当前国内的“译入”行为，其目的、选择性极强，它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相比而言，“译出”行为则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译介自己所精心选择、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作品，由于并未事先对译入语读者进行调查，所以“译出”的作品往往具有盲目性，未必能够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内在需求。鉴于此，“译入”活动的发起者和译介者只需考虑跨文化、跨语言因素把外来的文学作品、文化典籍翻译出来，译介行为自然就能赢得读者，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译出”活动则不然。由于“译出”活动所选取的文学作品未必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内在需求，如果，翻译活动再忽略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那么这样的译介行为就很难赢取译入语读者，更难以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

4.缺少评价机制的问题

汉语与英语在语言文化层面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中国译者翻译，原因是谙熟中国文化的外籍翻译专家太少。确实，我们的一些翻译大师成功将我们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了英语或是其他外语，翻译质量也可谓无可挑剔，但其海外传播却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谢天振教授曾指导他的博士生做了《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在国内的评价很高，但在美国、在英语世界却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美国读者和学者大多使用霍克斯译本，很少人借用、引用杨宪益译本，更很少有人把杨宪益译本运用到相关的外国文学研究中。”[4]显而易见，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之后，应该由目的语读者进行评价，然后出版。而当前的做法却是组织专家按照自己母语的认知进行翻译，由外国专家进行语言把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翻译中的读者期待、审美情趣等因素，而且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诸如委托人的一些束缚，从而使译文留下一些翻译诗学、意识形态之类的痕迹。

正是由于我们缺少合理的译文评价机制，所以，即使我们的译文不存在质量问题也很难在海外传播取得理想的效果。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所说：“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语多么好，都不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需要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英国人，因为他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用英文进行表达。现在某些出版社要求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简直糟糕极了。”[4]不管怎么说，缺少有效的译文评价机制也是阻止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的应对策略

1.提升译者的素养

翻译是一项跨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当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培养合格的优秀翻译人才。一个合适的文学译者，他不仅需要精通外语，还需要对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本人以及其写作风格等有深入的了解。换句话说，要做好文学作品翻译，译者本身也需要有很高的文学修养。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何迟迟没有外语译本，关键在于作品本身有很多的方言，而这些方言正是译者所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埃里克森说过：“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居住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的居民慢吞吞地说出陕西方言，那所产生的语言效果将是非常荒谬的。此外，中国文学作品还喜欢大量引用成语以及诗词典故，正如我们的作品中同样喜欢引用莎士比亚名言和《圣经》中的典故一样。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的成语典故，一旦经过翻译转换为英文作品，就会变成英文中的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并不能准确地传达中文原意中所保留的神韵。” [5]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必须适当地发挥创作力，进行创译、改译或是删减。

2.选取翻译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由于大多英语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文学作品接受有一个“时间差”问题，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还处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状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也得以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时代气息，而且由于距离我们时间较近，能够更好地为国外读者所接受。另外，在选取要翻译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妨先在海外进行一项问卷调查，获取国外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真实需求，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选取，避免做徒劳之事。总体来说，要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必须保证先将一部分海外读者关心的作品译介出去，而非只是沉浸在我们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3.正视 “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差别

译介一般都是由强势文化主动被译入弱势文化，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提升，但我国的文化和英语世界的文化相比还处于弱势，而当前我国文学出版 “走出去”也正是一种将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会是漫长，并充满困难的。如上文所说，“译入”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且译者对于译文读者的需求和认知了如指掌，因此，译作就更容易被接受。基于此，中国文学的“译出”过程必须避免盲目性，须首先对译入语读者的真实需求和心理认知进行调查，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跨文化、跨语言等诸多影响翻译的因素，使得中国文学“译出”活动也像“译入”活动那样目的明确，有的放矢，并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对于一些影响目的语读者接受的内容进行有效的调整变通或是删减，最大程度地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期待，获取他们的认同。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完全地将文中的所有文化都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这只会是一厢情愿，不仅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徒做无用之功。因此，我们弄清“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差别，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选材，还可以帮助译者调整翻译策略，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学出版的真正“走出去”。

4.健全译文评价机制

当前，我们的文学作品翻译都是由国内专家完成并由一些外国专家润色，并最终由国内专家评价，最后出版。这种评价模式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忽视了译入语专家的参与。因为国内的外国专家可能只是对语言层面的修改，他们对于中文的作家及其作品未必了解；而外籍专家则不同，他们翻译前需要了解该作家，并且熟识汉语，会对作品认真阅读，此外，他们对于本族语读者的需求和期待也是了然于心。因此，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应该由中国与国外的翻译家通力合作完成，双方不仅可以在中文，也可以在译文的层面进行讨论，从而最终确定译文。这样的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在海外的传播并获得读者的接受。

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认知行为，判断一个翻译行为成功与否要看它是否有效地促进和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认知，而不是用所谓的忠实，更不是用自以为是的、所谓的‘合格的译本概念去简单评价”[2]。我们只有认清翻译本质，尽可能地实现中国译者与国外译者的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让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1]苏向东. 海外译介难进主流市场，中国文学何时真正走向世界[EB/OL]. http：//culture.china.com.cn/2010-08/17/content_20723843.htm.

[2] 栗文达. 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翻译的困惑、目的与对策[J]. 现代出版，2015（1）：43-45.

[3]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1）：11.

[4]王志勤.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J]. 学术月刊，2013（2）：21-27.

[5]李婧璇. 外国出版人眼中的中国文学翻译[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