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大 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论汉乐府的劝世精神

吴 大 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汉乐府古辞在思想主题上具有明显的劝世戒俗倾向。因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正俗”目的，乐府机关按照“正俗”要求对歌谣配乐、增删和新编的加工过程中，原本“感于哀乐”的歌谣被转化成为代表朝廷意志传达“正俗”意图的乐府诗，汉乐府的“劝世”主题也在这种“创作”机制中悄然形成。

汉乐府；主题；劝世；机制

汉乐府题材的广泛性和主题的现实性，已被学界广泛认同，近年有学者发现汉乐府“以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钱志熙认为，与后世的文人诗歌相比，汉乐府完全以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体现了一种淳朴而生动的世俗生活的美感价值。见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赵敏俐将相和诸调歌诗的内容分为“以描摹世俗生活”为主和抒写人生感受为主两大类别。见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28页。的特点，深化了汉乐府的主题研究。至于汉乐府为何以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及与之相关的汉乐府“劝世”主题问题，则未予深究。现存汉乐府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汉鼓吹铙歌》、相和歌、杂曲等几类歌辞。《安世房中歌》、《郊祀歌》是娱神敬宗的郊庙仪式乐歌；《汉鼓吹铙歌》、相和歌曲、杂曲等三类歌曲更多地体现了汉代娱乐音乐的特点，在中国音乐史和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狭义的汉乐府主要指这三类歌辞。沈约《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1]549《乐府诗集》收录相和歌古辞30余首，杂曲古辞10余首，学界通常将这些古辞视为汉代作品。*因汉乐府文本缺失严重，已无法确知现存汉乐府古辞具体的产生时间和原貌，部分古辞虽然保留了汉代的面貌，但在魏晋时期可能被再次加工。《宋书·乐志》曰：“清商三调歌诗，荀勗撰旧词施用者。”《乐府诗集》著录的“清商三调”歌辞中，部分有本辞和乐奏辞的区别，乐奏辞典型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清商三调的表演形态。因此本文的用例尽量以相和歌辞为主，凡涉及“清商三调”古辞，一概以“本辞”为据。细读这些古辞可发现，无论是家庭婚姻、妇德妇功题材，还是吏治世风、人生经验题材，在思想主题上多数存在较明显的劝世戒俗倾向，具有明确的“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意图。

一、家庭与婚姻题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伦理结构向来为儒家所重视。汉乐府对家庭问题多有反映，有的作品还直接表明其“劝诫”意图。如相和歌辞《鸡鸣》篇：

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尊酒，作吏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箱。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道旁。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吃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历代解诗者，结合西汉霍光、王莽故事，认为此诗为刺时而作。*黄节《汉魏乐府风笺》 引朱止溪曰：“鸡鸣，刺时也。国奢者教礼，首善系乎京师。或曰：初平中，五侯僭侈，太后委政于莽，专威福，奏遣红阳侯立、平阿侯仁，迫令自杀，民用作歌。”引李子德曰：“熟读卫霍诸传，方知此诗寓意。此诗必有所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页。[2]细绎此诗可发现，其主题在刺时中多含劝诫。全诗三十句，每六句一段，共五部分。第一部分以“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起兴，交代当时天下太平的景象。“贷”，宽恕之意。“柔协”，柔服，安抚顺从者。“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是说国家法治严明，对柔服者以德安之，对破坏国家纲纪等乱名者则以刑正之，规劝和警告“荡子”不要四处逃亡。“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以下十八句，主要渲染兄弟四五人的显赫地位和奢靡生活。最后六句以虫吃桃根、李代桃僵起兴，暗示权贵罹祸，其兄弟侥幸逃离，照应开头“荡子何所之”。最后以“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的对比总括全诗主旨，告诫兄弟应当相为表里，不能相忘。

从全诗结构看，开头和结尾多议论，内容互相照应，中间部分则通过叙事呈现主人公居所的富丽堂皇、家庭娱乐的豪奢和兄弟四五人地位的显赫，与清调曲《相逢行》古辞中间部分在结构、用韵及内容上大致相同。可见，《鸡鸣》篇是以一个显赫家族的奢侈生活故事为基础加工而成的，开头和结尾的议论具有明显的劝世诫俗意义。

《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与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诗歌的主要篇幅以自述口吻讲述孤儿在父母去世后受到兄嫂的百般虐待，最后以“乱”结尾：“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清人蒋骥《山带阁楚辞余论》曰：“乱者，盖乐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孤儿行》的乱辞，利用众乐合奏、众人齐唱的演唱方式，强调“兄嫂难与久居”的家庭伦理问题，突出歌辞的劝诫意义。

《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病妇行》文本标点，依《乐府诗集》及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与余冠英《乐府诗选注》稍有区别。

诗歌前半部分写病妇临死前的“托孤”：嘱托丈夫要好好抚养“两三孤子”。后半部分的“乱”写病妇死后，“两三孤子”的悲惨生活。最后“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无复道”三句，从亲交角度着笔，写其见此惨状的感慨，直指“父不养孤”的家庭伦理问题。对此，萧涤非先生说：“惨状一一从亲交眼中写出，徘徊弃置，盖有不忍言者矣。……‘行复尔耳’，谓妻死不久，即复如此，置子女于不顾也。”[3]96

《乐府解题》引《上留田》古辞曰：“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讽其兄。”[4]563可见，汉代社会“兄不养孤弟”、“父不养孤子”的家庭伦理问题普遍存在。

关于婚姻、爱情问题，楚调曲辞《白头吟》、杂曲歌辞《焦仲卿妻》也体现出明显的劝世戒俗意图。如《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蛟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乐府解题》认为这是一首“古辞”，并对其结构作了分析：“始言良人有两意，故来与之相决绝；次言别于沟水之上，叙其本情；终言男儿重意气，何用于钱刀。”从全诗看，前8句叙事，写女主人公听到男子有“两意”后，主动来沟水头与之决绝；后8句感慨抒情，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从女子出嫁，提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婚姻理想；第二，告诫男子对待婚姻、爱情要重情意，不要因金钱而改变。关于《白头吟》主题，《乐府诗集》说：“一说云《白头吟》疾人相知，以新间旧，不能至于白首，故以为名。”[4]600可见，这首歌辞是针对汉代社会世俗婚姻生活中“以新间旧”现象而作的，表达了劝诫世人的意图。

关于《焦仲卿妻》的主旨，传统观点认为是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反抗斗争的精神。*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孔雀东南飞》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于：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全诗的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对焦、刘至死不渝爱情的颂扬以及对他们婚姻悲剧的同情，但很难看出对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的揭露。相反，结尾“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两句明显是劝诫世俗的，告诫后世青年男女要以焦、刘的悲剧为戒，千万不要模仿。费锡璜《汉诗说》曰：“此诗乃言情之文，非义夫节妇也。后人作节烈诗，辄拟之，更益以纲常名教等语，遂恶俗不可耐。”费氏之言恰好反映了《焦仲卿妻》的“劝世”意图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二、妇德与妇功题材

汉乐府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妇女形象，树立了汉代谨守妇德、勤于妇功的女子典型。如《陌上桑》中的罗敷、《焦仲卿妻》中的刘兰芝、《陇西行》中的健妇、《羽林郎》中的胡姬等。

《陌上桑》古辞通过罗敷采桑和夸夫场景的叙述，歌颂了罗敷勤劳和坚贞的品格。汉代现实社会中，有大量类似于罗敷一样坚守妇德、妇功的女子。如“鲁秋洁妇”故事，其大致情节是：鲁秋胡子，纳妻五日，去陈为官，五年乃归。在回家的路上，见一美妇采桑，秋胡子下车说：“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愿以金与妇人。妇人说：“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紝，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泆之志。”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乃路旁采桑者。妇污其行，遂投河而死。接着《列女传》连引两句“君子曰”批评秋胡子的不孝，对秋胡妻的贞烈之举则大加赞赏：“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秋胡子妇之谓也。”[5]卷五

《陇西行》塑造了一个独立持家、待客有礼的健妇形象：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诗歌主体部分叙写健妇独立持家、待客举止有礼，最后以“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作结，高度赞美健妇的勤劳贤惠、待人接物娴于礼仪的品质。

班昭《女戒》提出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6]2789可见，汉代社会对女子妇德的基本要求是“贞静”和“守节”，对女子妇功的基本要求是“专心纺绩”和“洁食待客”。罗敷的“采桑东南隅”、秋胡妻的“采桑力作，纺绩织紝”和健妇的“酒食待客”等，都是女子妇功的主要内容，是妇女的本分。罗敷不屈于使君的权势，做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回答，是妇德“贞静”、“守节”的要求；秋胡妻为妇德“投河而死”，更体现其刚烈的一面。

《陌上桑》对罗敷勤劳和贞烈品格的赞美、《陇西行》对健妇“酒食待客”的歌颂，从不同角度树立了践行汉代社会伦理的女子典范，以劝诫广大女子专注于品行修养。所以朱止溪说，《陇西行》“正俗也”。[2]

三、吏治与世风题材

吏治和社会风气方面的题材在汉乐府古辞中也多有反映。如《雁门太守行》古辞：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从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篇著里端。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鍪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

诗歌历述孝和帝时期洛阳县令王涣的善政故事，与《后汉书》本传的记载大致吻合，但各有侧重。《后汉书》载：“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案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5]2469古辞是通过对王涣善政故事的颂美，为东汉吏治树立榜样。朱止溪说《雁门太守行》“美吏治也”[2]61，可谓的论。

汉乐府古辞《艳歌行》则是对汉代社会风俗的反映：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揽取为吾糹旦。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歌辞写兄弟两三人流宕他县，贤惠的居亭女主人为他们缝补衣裳而遭到丈夫猜疑的故事。歌辞最后“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的结语，以叙事人的视角劝诫天下游子们，在外要慎与女性交往，及早归家与妻子团聚。作品从家庭伦理角度，反映了男女交往的社会风俗问题。

四、人生经验与生存态度题材

汉乐府《猛虎行》、《枯鱼过河泣》、《长歌行》、《公无渡河》等均有以人生经验告诫世人的意味。

《猛虎行》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朱止溪曰：“《猛虎行》歌猛虎，谨于立身也。……咏游子，士穷视其所不为，义加警焉。”[2]24《枯鱼过河泣》曰：“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张荫嘉曰：“此罹祸者规友之诗。出入不慎，后悔何及，却现枯鱼身而为说法。”[2]258《公无渡河》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关于其主旨，朱止溪曰：“公无渡河，慎所往也。世患无常，君子不轻蹈之。”[2]68朱乾《乐府正义》曰：“余私意谓乐府自有变通一法，未可执一，但须不离其宗。则如公无渡河，或假作劝止其人之词，或相戒免祸之作，不必夫妻也。”[2]69后代拟作往往突出其劝诫主题，如刘孝威《公无渡河》“请公无渡河，河广风威厉”；李贺《箜篌引》“公乎，公乎，提壶将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如海诚为愚”等。《长歌行》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劝诫世人当珍惜时间，尽早立业。这些作品大多从人生经验角度，或劝诫世人立身当谨言慎行，以免遭祸端；或劝诫世人珍惜时光，及早立业，对世人多有警示和鉴戒意义。

汉乐府古辞中还有感叹人生无常、劝诫世人“及时行乐”的作品。如《乌生八九子》：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乐府解题》曰：“言乌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间，而来为秦氏弹丸所杀。白鹿在苑中，人可得以为脯。黄鹄摩天，鲤在深渊，人可得而烹煮之。则寿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叹前后也。”[4]480李子德曰：“弹乌、射鹿、煮鹄、钓鱼，总借喻年寿之有穷，世途之难测，以劝人及时为乐。”[2]12类似的歌辞还有“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西门行》)“为当欢乐，心得所喜，安神养性，得保遐期”(《满歌行》)等。

费锡璜《汉诗总说》云：“三代而后，唯汉家风俗犹为近古。三代礼乐，庶几未衰，吾于读汉诗见之。如《陌上桑》、《羽林郎》、《陇西行》，始皆艳羡，终止于礼；《艳歌行》流宕他乡，而卒守之以正；《东门行》盎无斗储，而夫妇相勉自爱不为非。”[7]947费氏从汉乐府中读出了三代的礼乐精神和风俗伦理。其实，这些正是汉乐府劝世精神在歌辞中的反映。

五、汉乐府“劝世”主题的生成机制

汉代以相和歌辞为代表的娱乐性乐府诗主要来自各地的街陌讴谣，是乐府机构在各地讴谣基础上加工、配乐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8]1756“感于哀乐”是歌谣的创作动机，郭茂倩《乐府诗集》载：“宁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于发乎其情则一也。”[4]1165“缘事而发”是歌谣的主要创作模式。歌谣的“哀乐”之情总是借助具体事件表达出来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9]2287。因此，民间歌谣的哀乐之情往往是从歌者个体角度抒发的，一般很少有劝世意义*这里主要就歌谣的创作机制而言，不排除个别因特殊目的而创作的歌谣，如《上留田》、《长安为尹赏歌》等汉代歌谣就有一定劝世意图。。

可见，汉乐府的“劝世”主题是乐府机关在对歌谣加工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正俗，《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8]1640应劭《风俗通义·序》曰：“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10]8正俗就是要对各种不同的“好恶取舍”、“言语歌讴”、“鼓舞动作”等社会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最终达到天下“风俗齐同”的境界。乐府机关往往按照“正俗”的要求对各地歌谣整理加工。《史记·乐书》曰：“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11]1176所谓“博采风俗，协比声律”，是说乐府机关到各地采集歌谣，并对之加工、配乐的工作；即通过乐府机关对“情习不同”的各地歌谣“补短移化”的加工改造，最终实现“助流政教”目的。乐府机关既要从音乐技术层面“移化”，如对嘄噭之声和郑卫之曲从音乐风格上调整，使其达到“乐而不淫”的审美效果；更要从歌辞内容层面“补短”，剔除歌辞的“邪秽之情”，筛选歌辞的颂美性或讽谏性内容，并适时补充劝世主题。乐府机构通过这两方面的“创作”，使乐府诗满足移风易俗、教化万民的要求。可值注意的是，各地街陌歌谣经过乐府机关“补短移化”的加工改造，完成了其身份的转变：即由原来只是抒发个体世俗之情的歌谣转变成了代表朝廷意志表达正俗意图的乐府诗。汉乐府的劝世主题就是在这种“创作”机制中生成的。

[1]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黄节.汉魏乐府风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刘向.烈女传[O].四库全书本.

[6] 范晔.后汉书·列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王夫之，等.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 阳欣]

On the Spirit of Exhortation of Yuefu of the Han

WU Da-sh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Yuefu ancient poems have an obvious tendency of exhortation in theme, and it was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ballads by the institutions of Yuefu.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laim“establishing Yuefu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ng ballads” put forward by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s to correct vulgar customs. Through dubbing, adding, deleting and composing ballads, the composers in Yuefu institutions shifted daily ballads into exhortation poems representing ideology of the Han government.

Yuefu of the Han; theme; exhortation; mechanism

2015-12-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11&ZD10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汉魏六朝诗歌传播与文学嬗变”(10YJA751087)

吴大顺(1968-)，男，苗族，湖南保靖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4.015

I206.2

A

1001-6597(2016)04-01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