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伯 军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06；2.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从赋比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

邓 伯 军1，2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06；2.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赋比兴是中国文论的核心方法论。赋比兴是立足于心物关系的由物及心、由心及物、心物一体的三位一体谱系结构，共同确立了中国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文本解读模式、意义生成系统。“赋”是着眼于由物及心的空间哲学方法论，以唯物辩证法的时间哲学方法论对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实现辩证统一。“比”是着眼于由心及物的意象方法论，以唯物辩证法逻辑方法对比进行创新性转换，使意象方法和逻辑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得到完满呈现。“兴”是着眼于心物一体的诗化哲学方法论，以唯物辩证法实践方法论对兴进行创生性转换，使诗化思维和理论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和谐共生。

赋比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方法论

赋比兴是中国文论的核心方法论。作为文学创作过程中心物交互作用的方法，赋比兴立足于心物关系的“由物及心——由心及物——心物一体”、“言——不言——言不言”、“物——情——情物”等三位一体谱系结构，共同确立了中国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文本解读模式、意义生成系统，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进而明确：“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所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朱熹《朱子语类》认同孔氏六诗为体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是比和兴的基础，舍赋无以成比兴，只有在赋的直言叙写基础上，才能比物连类、触物起情、化实为虚，以达到心物浑然一体的意境。比是赋和兴的桥梁，舍比无以连赋和兴，只有比的索物托情，才能连接叙物言情和因物起兴，达到虚实相生而又情景交融的境界。兴是赋与比之和，离兴则赋比无所归，只有兴的触物起情，才能使心与物相互激发，意与象相互包孕，达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审美境界。赋比兴以其空间思维建构了中国文论立象尽意、依经立义、比物连类、托物述情、以象明义的话语表达方式。中国文论“立足事物的类同性、相似性、关联性的汉语表达，话语建构、文本结构，无须从事以逻辑关联为原则的体系建构而自成谱系，内在的逻辑关联自动生成”[1]45。赋比兴以其空间思维建构了中国文论直觉意会、具象经验、意象感悟的文本解读模式。中国文论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着眼于文本的语法结构，而是在语法的逻辑结构之外，“由物象、物境、有我之境的直言，走向情象、情境、无我之境的不直言，最终达到意在言外、义生象下、意境两浑的言而不言、言而有言”[1]103。赋比兴以其空间思维建构了中国文论原道、征圣、宗经的意义生成系统。中国文论的意义生成不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实践，也不是像西方文论的心外求法，而是在心物不二中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从而建构起中国文论的意义生成系统。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文论的赋比兴方法论的时代局限性。赋比兴方法论遵循的是空间思维的技术路线，从事物空间的类同性、相似性、关联性中进行话语表达，缺乏时间的流动性、差异性、连续性，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非逻辑、非分析的特征。因此，以唯物辩证法的描绘叙述、归纳演绎、意义假设的时间思维来对中国文论的词句结构、段落结构、文本结构进行理论化改造，并将其应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使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实现辩证统一。赋比兴是一种非知识性的意象方法论，将言象与物象比类，将物的具象、实象、形象转化为言的抽象、虚象、意象，缺乏对语法结构的逻辑分析，呈现典型的非知识、非逻辑、非确定的特性。所以，以唯物辩证法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抽象、假设等科学方法对意象进行思维加工，从中提炼反映本质属性的理性知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使意象方法和逻辑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得到完满呈现。赋比兴方法论是一种面向文本的方法论，通过对现实意象化与文本形象化的比物连类，达到心入于境、神会于物、情融于景的诗化境界，呈现出典型的非现实、非理论、非科学的特征。以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性、现实性、科学性原则对中国文论的叙物言情、索物托情、触物起情的方法加以变革，推进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并将其应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使诗化思维和理论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和谐共生。

一

“赋”字原通“敷”、“铺”、“陈”、“布”等；如果从字面上来解读，则“赋”字确实是直言、铺陈、叙述的意思。从本质上讲，赋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法和写作技法，而且是着眼于心物相连的基本哲学方法论。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论赋云：“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汉代郑玄注《周礼》“六诗”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言：“赋者，赋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赋陈其志。”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一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明代袁黄在《诗赋》中论“六义”时称:“情见乎词，志触乎遇，微者达于宏，邀者使之悟，随性情而敷陈，视礼义为法度，衍事类而逼真，然后可以为赋。”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是也。”[2]95根据以上所述，赋不只是直言叙事，无关情意，因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段和写作技法，而应该将其视为文学创作中情物交融的意象本体论。因此，赋不能“拿西方文论的‘主客两分说’来说，既离不开主体情意，也离不开客体物象，既不是单纯的作家主观的产物，也不是单纯的客观现实的产物，而是属于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互包互孕、相互生成、互为中心的‘情(物)—物(情)—情物’三元谱系结构。”[1]364赋不只是言以明象，也不只是象以存意，而是以言沟通象与意的意象认识论。换句话讲，赋“属于言以明象、象以存意的‘言—象—意’三元谱系结构，最终使意象建构与解读体现为言与象、象与意、意与言二元互为中心、相反相成，一元暨多元的认知模式”[1]367。赋不只是直言铺陈，也不只是言以立象，而是在象与意之间构成一种举一反三的意义关联，与其发端、发展、结局相始终，并且体现为逐步深入、逐渐推进、逐层提升的过程，实现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再到忘我之境的升华，从而建构起中国文论特有的意象审美模式。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就是以中国文论方法论嵌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表达、中国陈述、中国叙说。以赋的意象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行叙写创作，赋的意象本体论的引入能够规避与超越认知理性的异化，扩展与突破自我感知的阈限，确证与建构自我存在的主体性，通过诉诸人们的心灵而直接归于生命精神的体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诠释，以此完成对实践所导致的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二元分化的超越，回到自然存在的本真状态，回归人生的自由境界，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奋斗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760以赋的意象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行理论探讨，赋的意象认识论突破了概念思维和线性逻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解读，从文字之象、声音之象、概念之象、范畴之象、内涵之象、规律之象、精神之象等诸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互补互转、互渗互济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意义的情境，并在全息形象的情境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全面性、动态性、功能性的诠释。以赋的意象审美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行情感表达，赋的意象审美观克服了实践美学以纯粹的理性能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情感表达的局限性，将意象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情感表达中，以物态语言、肢体语言、色彩语言、韵律语言等非文字语言与文字语言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互衬互托、互促互进，全方位立体地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审美意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完成从有我之境的实践审美到忘我之境的境界审美的飞跃。押韵、骈偶、敷陈、辞采作为赋的主要构成要素，将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在获得理性思维逻辑性的基础上，同时也获得一种风骨、一种气质、一种意境。押韵是赋的要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以将押韵应用于其中，押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也可，平仄混押均可，有的一句一押，有的隔句一押，有的三五句一押，并且还可以换韵，这样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亲切感、音乐感、历史感。骈偶是赋的要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以将骈偶应用于其中，构成对偶修辞格的上下两联，字数相等，词形、词性、词义互相匹配，语法结构相对称，这样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对仗工整、辞藻华丽，又清俊刚健、富于风骨，使话语更加典雅与清新。敷陈是赋的要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以将敷陈应用于其中，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去表现客观事物，一环扣一环，一步挨一步，一节衔一节，使之得到充分展开，从而达到感人的目的，这样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呈现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辞采是赋的要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以将辞采应用于其中，追求文质，讲究文雅，善用典故，做到华而不艳、质而不朴、平而不淡、清而不寡、秀而不媚、博而不繁、绮而不靡，熔风骨与文采于一炉，汇质朴与华美于一体，集高雅与通俗于一身，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这样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质朴劲健、文采飞扬、才情洋溢。

二

“比”原通“譬”，是譬喻、摹拟、比喻、比拟、比方、比照的意思，有直喻、明喻、隐喻、类喻、转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等十余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比不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段、行文技巧、写作方法，更重要的还是文学创作中寓心于物的哲学方法论。汉代郑众注《周礼》“六诗”言：“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钟嵘《诗品序》云：“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称：“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现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宋代陈骙《文则》谓：“《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比作出注解：“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言：“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总体来看，“比独特地处于赋的‘显’与兴的‘隐’之间，可在一种‘较显’的表意层面与赋构成‘二项对立’，这是我们以雅氏隐喻与转喻的对立来阐释赋与比的对立的基础”[4]113。比不只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比喻修辞格，也不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更重要的还是文学创作中心在物先的意象本体论。通过“比”将作为喻体的物与作为本体的心联系起来，运用比描述心中喜欢的事物，可以使之惟妙惟肖，给人以亲近之感；运用比表现心中厌恶的事物，可以使之暴露无遗，给人憎恶之感。这样才能获得文学创作真正的主题意义。比不只是景与情、物与志、此与彼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对待立义关系，而是以言为中心的借景言情、借物言志、借此言彼的意象认识论。“诗言情志，情志则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的载体实现表达，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此需要立象尽意，言以立象，象因言立，而言本身非象，象以尽意，而象本身非意，‘言→象→意’的依次生成需要作者与读者之感悟，从而各自独立，互为中心，这是认识论。”[1]369-370比不只是心与物的类同性比拟，而是将心的情与物的境相融合的审美观，是作者的心与整个宇宙处于共振共鸣之中，是作者生命的律动。

比是中国文论最具代表性的方法论之一，将比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会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文化基因层面实现深度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更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韵味。将比的意象本体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会从根本上克服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所导致的脱离现实的弊病，将喻体的物与作为本体的心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面对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氛围营造、习俗陈述、时间选择、意义表达等问题时，有来自意象本体论的支撑与参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使马克思主义走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权，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将比的意象认识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从知识本身框架内去研究知识的弊端，通过话语实践将景与情、物与志、象与意、形与神、气与理、器与道、物与心、秀与隐、此与彼等对待立义项联系起来，在这些对待立义项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中，使意象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获得合法性，意象思维超越了表象意义的形象思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获得通俗性、生动性、形象性；意象思维超越了概念意义的理性思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获得抽象性、思辨性、逻辑性。将比的意象审美观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消解了实践美学将审美局限于反映论领域以内的缺陷，通过将心的情与物的境相融合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审美感染力；这种审美感染力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感性认识阶段产生的快感或者痛感，也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理性认识阶段产生的完美或者缺陷，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对情与境的双重超越与升华的审美境界。因此，有必要运用比的方法再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从而使作品形象鲜明生动，情感表达细腻深挚，富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以比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中国文论的意象话语体系进行对比，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比较，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话语体系进行对照，通过这种两两类比既要找出契合点，又要找出互补点，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创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昨天的确需要找寻契合点的‘共同语言’的话，那么当这种‘文化婚姻’合法之后就进入到漫长的‘文化磨合’期之后，最需要的并不是‘共同语言’的交流与碰撞，而是文化的互补。”[5]271这样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又能以马克思主义打造中国文化升级版本进而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最终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

“兴”，起也，即有起始、发端、感发的意思。“兴”最早起源于《诗经》，即借助自然物作为诗歌发端，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兴不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段、行文技巧、写作方法，更重要的还是文学创作中物我关系的哲学方法论。汉代郑众注《周礼》“六义”言：“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宋代朱熹《论语集注》称：“兴，起也。诗本情性，有雅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谓：“诗莫尚乎兴。……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曰：“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倘直率腐庸之言，能兴者其谁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言：“所渭兴者，意在笔先，神徐言外，极虚极活，极沈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综上所述，历代学者基本上都是从情与物、情与景、情与象、象与意、意与境的对待立义关系去概述和阐释兴的特征及其功能。兴所寄寓的材料是人类熟悉的自然物，如草木、鸟兽、鱼虫、风云、雷电等；兴赋予自然物以生命，甚至让自然物拥有人的意志，用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展现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样就把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使诗歌具有了象征的性质，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情趣盎然。正是兴在自然物和人类情感之间建立起完整浑融的结构系统，“使得隐喻和转喻之间、能指和所指之间构成举一反三的关联；也使兴句和应句、与整个诗篇、与其他诗篇、与文化背景之间构成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关系；使兴义在一种可称为文本间性的时空背景上交响叠变，无限衍生”[4]115。由此，兴由文学创作的写作手法逐渐上升为哲学方法论。兴不只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感发修辞格，还是文学创作中物在心先的意象本体论。兴通过沟通天人关系，将物情感化，将情感物化，达到心物交融的幻化状态，建立起能够震撼心灵的意象本体论系统。兴不只是兴物、兴象、兴境，还要兴言；不仅要做到言以明物、言以明象、言以明境，更重要的是得物忘言、得象忘言、得意忘言。这就超越了语言线性逻辑制约、以现象为认识起点而以意象为认识终点的意象认识论。兴不只是借物抒情、体物写志、以象明意，还经由情景交融、心物浑然、意境一体，最终达到神象、神境、神味、神悟乃至神韵。这就是人以意象方法实现对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审美体验，对人类社会或者个体存在的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把握。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纵深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进入文化融合层面，如何将中国文论的方法论传统切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研究的重大课题。兴是中国文论最具代表性的方法论之一，结合现代中国实践，对之进行一种现代诠释，使之作为一种方法论智慧深层地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更具有中国风格、中国风骨、中国韵味。将兴的意象本体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克服了实践方法论所导致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二元分裂状态。兴的意象本体论的介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通过话语表达、话语理解、话语评价将客观世界情感化，从而使客观世界呈现出天生化成、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兴的意象本体论的嵌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通过话语行为、话语传播、话语实践将主观世界感物化，从而使主观世界映现天道自然的自由境界。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合一，这是自然的本真状态，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大自由、大自在、大无为的完美境界。将兴的意象认识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将超越认知理性线性逻辑的制约，建构起以现象为认识起点、以意象为认识终点的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将通过感官而察看其外显，如言、情、形、实、秀、事、韵、器、物，与通过心灵而感悟其内蕴，如意、志、神、虚、隐、理、味、道、心，交相辉映、交互渲染、相得益彰，进而达致言与意、情与志、形与神、实与虚、秀与隐、事与理、韵与味、器与道、物与心的水乳交融，造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在对待立义中追求尚中致和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境界。将兴的意象审美观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将规避认知理性对人类生存方式的设定所导致的虚无主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辟一条追问和把握人类社会或者个体存在终极价值的意象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意象方法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经由情景交融、心物浑然、意境一体，最终达到神象、神境、神味、神悟乃至神韵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以意象方法在认知理性之外为人类所设定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审美体验。兴物、兴象、兴境、兴言是兴的意象方法论在文本创作中的基本写作技法和修辞方法，将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不仅能够做到言以明物、言以明象、言以明境，更重要的是达到得物忘言、得象忘言、得意忘言的境界。将兴物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规避因科学理性对客观事物的话语逻辑建构所带来的程式化问题，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具有诗性智慧。将兴象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避免因认知理性对表象符号的话语文采建构所造成的八股文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具有清峻爽朗之风骨。将兴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避开因数理逻辑对话语事实的结构主义建构所造成的实证化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获得语境生成性和逻辑建构性的协调。将兴言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中，可避免因形而上学对思想理论的话语灌输所导致的文化专制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获得一种互为主体的话语间性。

[1] 徐杨尚.中国文论的意象话语谱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张进.论“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5] 邓伯军.《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

[责任编辑 李长成]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Viewed from “Fu Bi Xing”

DENG Bo-jun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Fu Bi Xing” is the cor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u Bi Xing” is “from object to mind”, “from mind to object”and “the unity between mind and object”-- a trinity pedigre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relation of mind and object, which together design discourse presentation method, text interpretation mode, meaning generation system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Fu” is spac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focused on “from object to mind”. The “Fu” is creatively transformed with the time philosophy methodolog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hich makes time thinking and spatial thinking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in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The “Bi” is imagist methodology focused on “from mind to object”. The “Bi” is innovatively transformed with logical method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hich makes image method and logical method be fully showed in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The “Xing” is poetic philosophy methodology focused on “the unity between mind and object”. The “Xing” is creatively transformed with practical methodolog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hich makes poetic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harmoniously coexist in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Fu Bi Xing;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methodology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4.004

2016-01-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14BKS01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研究”(2013T60829)；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及实践意义”(13AKS002)

邓伯军(1967—)，男，河北保定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D616

A

1001-6597(2016)04-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