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夏彪

(大理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内涵成因及当代教育传承策略
——以大理白族为个案

田夏彪

(大理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云南 大理671003)

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是社会成员的一种思维方式或心理特质，表现为既主动学习主流文化以提升自我，又能坚守自我文化之个性，进而实现民族文化发展的辩证统一。以大理白族为例，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积极促成了其文化发展的自觉，其形成与开放包容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多元互补的教育结构不无关系，且其绵延生长离不开具有丰富内容的“文化心理场”为基础。以史为鉴，当前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传承须要采取共谐互补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关系；“空间景点+时间民俗”的传统文化保护体系；“以人为本”的教育评价取向；分合位育的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结构统一等策略来实现。

民族文化；复合基因；教育传承；策略

民族文化发展自觉离不开社会主体践行“复合型”文化认同之道，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积极吸收其他文化为我所用，以推动自我民族文化的与时俱进，这是现代化、全球化进

程中民族文化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重要命题。

一、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诠释：特征与本质

文化认同是社会成员在与他文化交流过程中所持的一种文化态度和行为选择，包括向内对自我文化之内省和向外对其他文化之学习取舍，“文化的寿命之短或长，除了生物逻辑和自然逻辑的原因以外，通常是与它对内部及外部的适应力相关”[1]。所以，民族文化要不断更新发展，必然要协调好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互促关系，只有向他者学习而又不失去自我，方能确保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觉。

(一)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外显特征：辩证统一

纵观白族文化发展历史进程，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向外学习与向内整合，白族民众通过不断学习中原汉文化而提升自我发展水平，同时又较好地保持着自我文化发展的个性，而非是一种照搬仿制。“整个说来，白族不但较早地接触了先进的汉文化，同时还吸纳了汉文化的精华；更为重要的是逐步形成了较为开放以及善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格”[2]，在向外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又加以整合内化，促使自我文化发展形成开放性与民族性关系辩证统一特点。

其一，学习中原汉文化是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及境内社会民众孕育出的一种风气，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都十分积极地认同汉文化，并未因此将自我文化发展拘囿于区域范围内而闭关自守，相反人们以读儒书、识汉字、作诗文为荣。如作为地方首领的南诏王阁逻凤尊重和爱惜知识分子，尽可能将其纳入麾下。如公元750年唐西泸县令郑回被俘，南诏王阁逻凤令其“儒书汉字教训国人，俾知礼让，以变风俗”[3]，并授予其清平官职(宰相)，还让他教授凤伽异等三代儿孙。又如，统治阶层会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和探访汉文化，尽可能获取汉文化资源，这也可从像李紫琮等使臣在入宋王朝进贡途中而求“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4]。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一行人于公元1173年至广西横山购书，书单含有各种汉文化典籍，包括 “《文选五臣注》、《春秋后语》……”等[5]。无疑，认同汉文化、学习汉文化是南诏大理国境内社会民众的一种价值意识，经由他们的努力，南诏大理国境内整体汉文化水平有了很好的发展，擅长诗词歌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其诗作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如“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还清。江欧聚处窗前见，林许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停留”便是一例。当然更为普遍的是汉文化已逐渐渗透进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类似“夫子、君子、小人”[6]言说常停留于社会民众口头表达之中。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外开放，虔敬地向他者学习而成就了南诏大理国文化发展的大幅提升，为其文化体系中融入了大量的汉文化元素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二，即使到了元明清三朝，大理地区纳入了中原王朝治下，较之以往白族文化失去了区域范围内主体文化地位，但白族文化并未因汉文化大规模流入大理地区而被同化，白族社会民众创造性地使得使得“汉、白”文化交相辉映地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形成多元杂糅且个性的文化体系。具体来看，白族民众依然延续着对他文化学习的价值意识，中原汉文化中的儒学、佛教、道教文化在传播中受到白族民众的青睐，但他们并非对之一层不变的接受，而是巧妙地将其融入进自我传统信仰体系中，从而孕育出富有鲜明个性特色的白族文化结构内容。如白族本主崇拜即为融儒释道为一体的白族文化现象，在每一个白族村落都有着本主庙，里面供奉着本村的保护神，各村落之本主人物各异，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历史或神话英雄，还有乡居百姓等，只要是其身上凝聚有“仁义”精神或值得人们敬重的良好道德品质，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白族民众所信崇的本主，因此像诸葛亮、李宓、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民间老汉等都列位于白族本主庙受人祭拜。“本主庙之神，祀有功德于民者，正祭法所云：‘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以能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7]。也就是说，各村落之本主神是一种精神象征，白族人民敬仰本主是对其身上良善品质的一种认同，并把其作为自我立身处世及与他人交往时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白族社会成员不断地在参与各种类型本主庙活动而与本主发生“人神”交往的过程中，其内心会受到本主精神的“规范”和“激励”，进而将本主身上的精神品质践行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总之，历史进程中白族文化发展是开放的，白族民众不断汲取汉文化因子来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促使本民族文化因汉文化的渗入而变得更有弹性和活力，并在发展的道路上将外来文化逐渐的内化融合，从而形成特色鲜明的白族文化。

(二)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内隐本质：思维心理

历史进程中白族文化发展呈现出辩证统一特征，具体表现为文化发展不排外，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吸收他文化的优点为我所用，并经过和自我文化的杂糅融合而彰显出民族个性，真正实现文化发展自觉之下的精进，它可从容纳了多元文化因子的“可视化”的民族文化事像中反映出来。那么，是什么促使了白族文化发展辩证统一成为可能？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Meme”概念，其义为“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8]，“Meme是意识单元，是一代一代能够进化、综合和传递的信念。人类有能力选择通过基因或Meme两种方式进行复制，这正是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基因与Meme的共同性便是他们都能自我复制，成功的基因是那些使一个又一个躯体长期不断地传递它们的基因，也就是那些善于存活和生殖的基因，而Meme同样也是，能够通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不断地传递它、不断地复制”[9]。也就是说，“Meme”是人类文化基因，它会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传递绵延，往往以一个民族社会成员思维心理或价值意识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承，它往往影响着实践中人们的文化实践，“文化基因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长久、稳定、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它决定着民族文化的走向和特征”[10]。当然，这种文化基因是内隐的，其存活生长离不开具体文化景观、活动等文化场的滋养，“文化基因自然不是一种实体，也不纯粹是一种精神概念的表述……，文化基因必须在文化因素上构造”[11]。基于此，要回答历史进程中白族文化发展何以实现开放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显然，白族文化发展外显特征背后潜藏或隐含的是白族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的“复合”思维心理或价值意识，它经由文化传递功能而实现在白族民众代际之间的传承，也即形成白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内聚为白族民众稳定性连续性的思维价值倾向，对优于自我文化的他者抱之以敬仰学习之心态，并积极通过学习而将之内化为自我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能正视自我文化本身的价值意义，对他文化加以咀嚼、过滤、消化、改造，从而实现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综括之，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是民族社会成员的心理特质，反映为人们在处理“自我”与“他者”文化关系时所具有的稳定思维倾向，体现在文化行动上是一种理性的实践选择判断，不盲从、不排外，本着有利于文化提升的原则进行文化交往和重组，并且在多元丰富的文化土壤中使其复制、传递和绵延生长。所以，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是内隐和外显的统一，从“隐”的层面和角度看是“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12]，它内聚在社会民众的精神价值世界中，促使着人们能够在文化交往中处理好学习吸收和改进创新的关系，把外来文化较好地融入进本民族文化之中。而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 从“显”的层面和角度看，它依托于众多文化事像构成的“文化心理场”而存活生长，人们在参与融入文化景观、音乐歌舞、礼仪风俗等活动中强化着共同的价值思维。“文化基因传承则往往是体外影响，即社会文化环境或称之为文化场作用于后生的文化主体，使文化特征在代际之间得以保留”[13]。总之，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心理，它以“隐”的方式影响着白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而它自身的绵延又以“显”的“文化心理场”为基础，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依互促的关系，最终促成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

二、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成因：自然人文社会系统

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乃是社会成员之思维心理，它以一种稳定的意识倾向催促着社会民众积极地开放学习他文化为我所用，又能够对之作出加工改造，以确保他文化融入进本民族文化体系中，从而能实现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文化发展关系的辩证性。那么，是什么条件、原因和动力促使这一“复合基因”的生成呢？

(一)时空条件：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形成之自然地理因素

毋庸置疑，民族文化在起源创生过程中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甚大，人们都是基于特定土壤、气候、水资源、动植物等生态环境的适应和调节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文化系统。因此，各地域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在民族文化及民族文化精神中体现出来[14]，也就是对于民族文化个性的认识有必要观照其自然生态环境基础。比如，白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的“苍洱大地”不无关系，“苍洱”境内的自然地理环境为白族民众提供了创生文化的良好条件，这可以从地理位置、地势、气候等方面有所反映。首先，“苍洱大地”位于“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以及众多大川大河流经洱海区域(诸如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这就为白族民众提供了人口迁徙、经商涉世等文化学习、传播、交流的便利交通条件。其次，“苍洱之境”地势垂直分带，这里水资源和生物丰富多样性，为白族民众生息繁衍、不断孕育、创生、发展文化提供了自然物质环境基础。再次，“苍洱之境”内气温气候适宜于农作物、牧草和树木生长，具体来看气温年温差小而日温差大、气候垂直变化显著、雨量适中和干湿季分明。无疑，丰富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为白族民众在苍洱之境内的繁衍、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外在物质基础，而其境内纵贯相连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几条大河则为人们通往外界提供了交通枢纽，使得白族民众较早地能与他文化有了接触交流的可能，利于其文化的交融发展[15]。此外，早在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就在滇池、洱海地区建立了益州郡，大理地区成为了西南丝绸之路及内地与东南亚诸国进行文化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可以说，历史进程中的白族先民身处于一个相对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之便利为其文化交往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时空环境，为他文化的流入和向外学习孕育了平台基础，他们通过不断吸收比自己先进的古代文明来滋养壮大自我，为其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生成奠定了积极的历史基础。

(二)人文环境：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形成之内外社会因素

“十九世纪以前的二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要进步，就只有学习汉族文化，却是别无选择的道路”[16]。对于白族先民而言，他们也恰恰循沿了这一文化发展方向，自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建立地方民族政权之后，白族民众并未“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社会成员主动地寻求机会来学习汉文化，而中原王朝也为白族民众营造了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一方面，南诏地方政权统治阶层十分重视中原汉文化教育，在其境内大力推行儒家学说，如南诏王阁逻凤、异牟寻都深受儒学影响，通过读儒书来提升自我的统治素养，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治人之术”、异牟寻 “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17]便是明证。尤其到了大理国时期，崇学尚儒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儒家汉文化教育在民间日益普及流行。“上至国主及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常常通过官方及各种民间渠道来学习内地的汉文化”[18]。毫无疑问，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汉文化的推动，通过吸收先进汉文化的思想、制度，从地方政权治理以及社会成员心性修养都获得了滋养。另一方面，白族文化发展之所以能够持续获得汉文化的推动，非常关键的方面在于唐王朝的开明文化政策不无关系，毕竟文化发展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唐王朝统治集团能顺应时代趋势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营造了一种开放的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它对南诏文化起到了诱导作用和发生着影响，使南诏文化有了发展的机遇，有了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蜕变成一种新文化的舞台”[19]。也就是说，中原王朝奉行德化而治方针，注重对周边地方少数民族实行文教引导，采取儒家典籍赐予、儒家礼仪推行的策略，让社会民众认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并将之内化在生命生活之中，这在《报坦绰书》有着清楚的记载：“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霭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20]。概言之，白族文化发展除了有着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外，也存在着地方政权和中央王朝为其搭建的良好人文环境，白族民众能在“内外一致”的“开放、包容”教育学习土壤中不断地汲取优秀文化养料来提升自我。

(三)互补结构：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形成之互补教育因素

教育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教育要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发展的动力作用，这也是文化发展对教育意义的一种追求。可以说，历史进程中白族文化之所以有着发展的强劲动力，与人们重视教育、善于学习是分不开的。其一，汉学教育体系在南诏大理国时期逐渐在境内建立和推行，白族民众接受了内容交织的复合型教育熏陶，他们通过对儒释道等多元文化的学习，其写作、阅读、语言等人文素养都得到了发展提升，在文化交往中人们能娴熟地运用汉语，如“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合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21]的言论便出自大理商人的书信之中。同时，由于白族民众崇信佛教，其原有“好斗嗜杀“习性也深受佛教教义影响而有了明显的转变，“诸种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即白刃相向；不知事神佛，若枭獍然。惟白人事佛甚谨，故杀心差少”[22]。总之，白族民众在教育学习中获得了儒释道等诸多汉文化内容，并将之渗透在自我文化体系中，通过人们参与文化生活而对自我身心产生影响。其二，白族社会民众在接受教育内容和形式上是以交融的形式展开，而非为“分科”并列式的，遍布南诏大理国境内的众多寺庙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对信徒施以综合性教育，寺庙中的僧众通过“既念佛经，也读孔孟之书”，同时获得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的熏陶，使其能够较好地协调“入世和出世”的统一关系。其三，白族社会民众接受汉文化教育是相对的，其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也不断发挥着影响其身心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恰恰是这种融入文化生活中的传统教育保证了民族文化的个性延续，“封建社会……广大的下层人民并非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对传统文化观念与知识的获得，更多的是靠蕴藏于风俗习尚之中的非学校教育。这种教育的实施大多是通过口耳相传以及风俗仪式等而世代延传的”[23]。综上所述，历史进程中的白族民众接受的教育是综合一体的，从内容而言兼具儒释道在内的汉文化知识及本土的传统文化知识，从形式而言是“儒释合一”的寺庙教育，以及“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结合的教育形态，正是在这种互补化的教育结构作用下，白族民众生成了复合型的思维方式或价值勤想，他们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交完中能够保持一种理性的选择判断能力，将他者作为学习的对象而却不趋同，真正能够在不断吸收、拓展自我文化结构内涵丰富性过程中，为外来文化找到本土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适合的化合因子，不断催促自我文化的精进。

三、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教育传承策略

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是民族社会成员的心理特质或思维倾向，外显为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觉或辩证性，它是民族文化发展理应持有的一种价值态度和实践方向。然而，在包括白族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遭遇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金钱、资本等方面的冲击下，如何使得民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得以绵延生长呢？

(一)共谐互补：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关系

毋庸置疑，当前教育实践中学校教育似乎“独占鳌头”，甚至学校教育成了教育的代名词，而这种教育在运行过程中却是有缺陷的，“教育课程中把处理物质的、可测的以及有关生产与消费的领域的学科放在优先和优待的地位”，“教育往往受到歪曲，不是培养全面的人，而是塑造作为国家或产业等机构的片面的人”[24]。如何摆脱此困境？显然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要还原教育的完整性，要将学校教育和活的融于生活中的校外“文化心场”教育统一起来，共同去塑造人和培育其良性文化认同，而不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了教育的唯一形式，忽略了广阔的社会天地或校外“文化心理场”在人生成长中的重要意义，理应将他们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互补共荣的教育结构体系，方能使得教育对象在接受了完整统一的教育之后实现有效推动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重任。“即使是最高水平的教育，如果不通过符合我们整个环境的、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学习来加以补充，那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因此，教育要回到原点去，教育不仅仅只靠学校教育传授不接“地气”纯粹理论知识，而使得学生丢弃了自我生命生长的文化环境， “我们自己本土本地的文化不被视为文化，这是我们教育对文化的一种伤害，一种无形的摧残”[25]。所以，教育回到“出发点”应是培养教育对象良好文化认同思维的必然选择，作为影响教育发展之主体的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等都应转变教育观念，须要把教育看成是一个人生命发展的存在方式，在实践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教育意义的生发，而不能把学校教育束之高阁，割裂了它与校外文化系统的共生共谐关系，一方面只有学校教育自身注重传统文化内容在学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地开展在学校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积极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校外“文化心理场”也应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有意传承保护，让人们有着“活”的文化来补充生命的精神养料。同时，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要不断地进行整合调节，二者形成一种良性的互促纠正机制，在构建一种完整教育结构中将学生及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充满文化血肉的生命主体，对自己文化有着自知之明，又能理解和尊重他文化，且在多元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目标和位置。

(二)“空间景点+时间民俗”：动静结合的传统文化保护体系

民族传统文化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化、实体化的对象存在。然而，当下存在着众多偏误的民族文化传承活动，把本来是完整的、有生命意义的文化整体肢解为一种商品、一个消费景点或是一场文娱表演，这些活动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就文化富有生命意义，是人的一种精神价值显现的层面而言，市场化的文化包装传承无疑使得文化的社会效益或教育意义流失。“保护文化遗产，是为了让它们首先成为它们自己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应该让它回归民间回归本土，让它成为我们的文化风景而非文化负担”[25]。此外，实践中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途径或形式是淡漠单一化的。从学校层面而言，所谓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学校教育的一大空白，许多时候民族文化教育被当成是有碍于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而且此认识依然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蔓延着；从社会层面而言，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呼声抵挡不过人们对经济的渴求，人们宁可牺牲文化也不愿放缓经济在量上和速度上的增长。基于这样的民族文化发展际遇，当下有必要转变我们的文化教育观念和方法，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追逐其“经济效益”，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项目先导”的路子来进行之外，也应凸显其“社会效益”，要把民族文化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休戚与共关系彰显出来，激活文化成人的精神价值，真正把文化滋养、引领生命的意义实现建立在良好文化生态体系的保护基础上。为此，政府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应注重构建静态的“空间景点”+动态的“时间民俗”相结合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体系，并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分类梳理认定工作，在加强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上，夯实对“无形”的或具有“活动”性质的诸如民族节日、民族礼俗、民族宗教信仰的传承与引导，充分挖掘这些民俗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在继续实施“景点”式方式保护并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经济效益增加的同时，也要推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民间化”，突出民间基层对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建设工作。

(三)以人为本：打破“效率为先”的教育评价取向

教育到底为何？这是与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紧密相关的问题，如果现实中的教育一切为了升学、为了考试，那么只要有碍此目的达成的所有“教育活动”都被视为是多余的或是有害的，民族文化也恰恰在如此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实践中而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推行。这也就意味着教育是非以人为本的，为何如此言说？道理很简单，人是文化的存在，教育不将文化作为育人的底色，那培养的对象只是徒具“最强大脑”的机械而已。然而，纵观一所所学校教育都被“分数、升学率”所控制，文化成为学校教育中的稀缺资源，学生生命基本上呼吸不到文化“氧气”而显得苍白，他们高智商却都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生命怎能承受创建文明和谐社会如此之“重任”，“单独一所学校只是中国民族教育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师生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乡土教育‘不能纳入国家的考核体系’的现实……。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反思和探索，以切实可行的施政来激发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的积极性，本着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目的，使学生接受对他们来说合适的学校教育，实现对乡土文化和主流社会的双重适应”[26]。于此，我们要严肃地对待教育，诸如教育评价或考核，只有作出了由“效率优先”向“以人为本”转变的改革，真正激发民族地区学校把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变为一种自觉，让学生切实通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来充实自我生命的饱满性，改变以往因受“考试、升学、赚钱”等工具化教育和学习对生命发展所造成的肢解或异化，而应借助于民族文化来滋润和充实自我心灵世界和生命状态的和谐。

(四)分合位育：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结构统一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其宗旨在于改变一个人，使人较之原来的状态变得“更好”，或者使人的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如前所述，文化认同“复合基因”是一种价值思维，它体现了具有文明高度之人的本质属性，必然离不开教育的启蒙开化和人性境界提升，因为教育之意义主要在于影响或转变一个人之心灵态度。基于此，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培育过程中须要彰显教育的“化人”功能，通过还原教育在本质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性，将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进行互动整合，积极促进教育于人的身心、能力、道德品质上的全面发展，让其成为自觉的生命主体去应对文化交往，在“合作、尊重、互鉴”中推动文化世界多元个性发展。然而，当下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是畸形化的，一方面三者似乎高度统一，其在目的上都“教唆”着人们追逐“金钱、权力、名望”等资本，为此文化、教育都是作为手段而存在；另一方面三者又是割裂无序的，仅仅以学校教育为独尊，传统家庭教育、有效的社会教育或缺失或异化，相互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社会成员生命发展的健全性，让其形成良好的文化认同价值意识和行动实践，当前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要先作好自己的“本分”，然后再考虑和积极实现三者之间的“整合”问题，以实现教育对社会成员文化生命发展的连续性、互补性、全面性滋养。如学校要积极将其教育空间加以拓展而建构“第二课堂”，让学生亲临各种民族传统文化活动中去感悟意义。当然，除学校教育向社区延伸之外，二者也要联合起来成立诸如民族文化保护及研究组织，通过对本社区内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收集、认定、梳理、研究，形成和建立起稳定日常化的传承载体，以避免过往村落社区举办文化活动时“无从下手”或学校误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仅仅定位为“民族歌舞”、“手工制作”等看得见的“形象上”，而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认识和精神性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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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莹洁英文审校孟俊一

The Connotation Causes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omplex Gene” and Its Educational Heritage Strategies

TIAN Xia-biao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3, China)

Cultural identity “complex gene” is a way of thinking or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mbers in socie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both learning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ctively to improve themselves, and adhering the personality of self-cul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ethnic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open and inclusive natural human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system of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Bai cultural identity “complex gene”. In view of th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resent Bai cultural identity “complex gene” shall be taken with these strategies: establishing the harmony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psychological field” outside school; building a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tection system of “space attractions + time folk”; transform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rom “efficiency first” to “people-oriented”; and reinforcing the unity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for educatio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omplex gene; inheritance strategy; Bai nationality

1001-733X(2016)02-0139-08

2015-12-2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白族传统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生共谐’机制研究”(15XMZ051)的阶段性成果。

田夏彪(1978-)，男，云南鹤庆人，白族，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农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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