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论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410011)

当今时代，国际经济文化贸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网络，这一网络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国内市场和地区市场联结成统一的世界市场，也把“世界文化”推销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当今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当今文化发展展示出了新特点和新趋势。所谓新特点，是指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衰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崛起、东方保守主义文化的新生。所谓新趋势，是指文化群落的共存规律、文化自体的内在化规律、文化演变的外在化规律。把握这种新特点新趋势，有利于摆脱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以使中华民族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特点;文化发展新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原编者注：“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既然“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即泛指“世界文化”。诚然，到了当今时代，这种“世界文化”的基本面貌，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描绘，国际经济文化贸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网络，这一网络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国内市场和地区市场联结成统一的世界市场，也把“世界文化”推销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以此为时代背景，本文拟揭示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把握这种新特点新趋势，有利于摆脱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崛起，以使中华民族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当今文化发展的新特点

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变故迭起，军阀混战，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种、保教放在了第一位，以寻找解救近代中国的正确道路。当时中国人面前有三条道路(或称三种文化)可供选择，港台学者通常称之为：第一是资本主义道路或称选择自由主义文化；第二是社会主义道路或称选择激进主义文化；第三是东方文化主义道路或称选择保守主义文化。那么，当今时代这三种文化的命运如何呢？它们各自又有哪些特点呢？

(一)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衰落

近代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它从西欧封建社会的母体里诞生，一经诞生就无情地吞噬掉母体，并将其势力迅速向全世界辐射开去，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安排人类历史的秩序。近代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过程，亦可简称为西化的过程，或曰资本主义化过程。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一过程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体现的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就。资本主义主流文化已经处在世界历史的巅峰上。

由于资本主义撕破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导致了社会竞争激烈，阶级分化激烈，产生了一大批与资本家相对抗的工人阶级。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又决定着劳资双方很难有着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资本家只有靠剥削工人而发财，而工人阶级觉得，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最后获得解放。更重要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常常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对上述现象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结论。

历史是需要时间来评判的。对某一历史事物或某一社会思潮的评价，往往需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行程之后方可看得清楚。近代资本主义的残酷性、野蛮性以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就现在看来，只是它新生时期不可避免的磨难，而不是它行将就木的征兆。事实上，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一跤跌死。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意味着的就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殊不知，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起点当成了终点，把刚刚学步的孩童当成了垂暮的老翁[2]。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当今资本主义主流文化这个酒席也正在散去，应验了“物极必反”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之所以说它已经走向了衰落，就在于它已经呈现为强弩之末。或者说当一种文化成为“霸权”主义、成为“民粹”主义、成为“自闭”体系时，它也就走向了衰落。具体来讲：

首先，当一种文化成为“霸权”主义时它便走向了衰落。人权是个好东西。“天赋人权”是西方文化最为动人的伟大发现。当把它运用到政治领域，便有了“主权在民”的宪法主张与实践。社会主义并不拒绝人权，我国《宪法》就写进了“国家尊重人权”原则，即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始终把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置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首位。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被资本主义价值观所俘虏了呢？不是。这只是说明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联系，但并没有抹煞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而不是“生物学的人”、“抽象的人”。而且,社会主义人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平等，比只讲政治权利的资本主义人权更具广泛性。普遍平等人权的实现，只有到了“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当人权成为“霸权”时，它便走向了衰落。当今时代，美国到处挥舞“人权”大棒，一会儿剑指中国人权现状，一会儿批驳朝鲜人权灾难，一会儿对俄罗斯横加指责，一会儿对伊朗百般挑剔……。对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对北约扩张带来的人权危机，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人权灾难，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大力支持。这就不仅仅是人权双重标准问题，而且是人权的霸权主义。我们所说的人权文化，根于文艺复兴时期对天赋人权的觉醒，并被广泛推广到人权政治和法律制度之中，当帝国主义凌驾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时候,这种人权理念被纳入到军事侵略和政治对峙之中后,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全球的纷争和世界的动荡。这就意味着任何好的东西,当被推向极端时,它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坏东西。

其次，当一种文化成为“民粹”主义时它便走向了衰落。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最为时髦的伟大开拓。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在法律上承认主权在民和保护公民权利，实行权力制衡与多数决定原则的政治制度。虽然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各有差异、不尽相同，但在基本制度上大同小异，主要有代议制、普选制和多党制。“代表议事制度”，即通过以选举方式产生的“公意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其弊端是人民主权原则和公民的民主权利事实上被虚化，公民的民主权利只能在每几年一次的投票时体现，其他时候基本上被排除在国家和政府的决策之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过两个多世纪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的普选制度，成为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石和重要特征，但它至今尚未从根本上消除金钱政治的弊端，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多党竞争制度的特征是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多个政党展开竞争，通过每几年的大选轮流执政。从实践效果来看，西方政党制度也存在缺陷与弊端，比如各政党往往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上。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主要实现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对于代议制，目前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必须创新和完善人大的议事规则和决策制度，切实尊重并保障代表的主体地位和参政权力，并使之程序化和制度化。对于普选制，目前我国只在村级和居委会实行，国家政治主要靠协商制。对于多党制，目前我国还不宜实行，但中国共产党正以党内选举制度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重点和突破口，改革创新党内民主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正以探索创新执政党对民主党派实施政治领导的方式途径，改进和发展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平等合作的党际关系，尊重和支持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发挥好党派间相互监督制约的积极作用。这样看来，民主制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值得注意的是，当民主成为“民粹”主义时，它便走向了衰落。当今时代，美国不顾别国国情、拼命推广街头民主，已经颠覆了伊拉克、利比亚政府，使这两个国家陷入“伊斯兰国”的魔爪，已经造成了叙利亚、乌克兰旷日持久的内战，使其难民潮席卷世界各地，已经成为泰国、台湾、香港等地街头政治的祸源，这些“民粹”运动已经影响了亚洲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宁。我们所说的民主文化，根于其特殊的规定性，它既不是缺乏民主的封建主义，也不是搞大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意味着，民主要受到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可空喊民主，也不可将民主泛化到不适当的程度，对民主的任何不及或过度，都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违背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可见，无论把民主这个好东西推向哪个极端，它都会走向反面，成为坏东西。

再次，当一种文化成为“自闭”体系时它便走向了衰落。自由是个好东西。“自由平等”是西方文化最为推崇的伟大思想。英国哲学家洛克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誉为近代“自由思想的始祖”[3]。洛克下的定义是：所谓自由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为、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4]在新自由主义奠基人、英国哲学家格林看来：自由不能只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它应该是个人增加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国家应该重视社会成员普遍的福利。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也陷入了困境。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了把平等、自由、民主交织在一起的新理论，给新自由主义注入了强心剂，使之重新崛起。到了80年代末，伴随着高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和欧洲推行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美国和欧盟的大力推销下，南美洲、苏联、东欧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盲目套用“华盛顿共识”，而且将之片面化和极端化，结果导致发生经济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遭到欧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责难。所以，当自由成为“自闭”体系时，它便走向了衰落。当今时代，美国“霸权”主义文化、“民粹”主义文化，容不得其他文化的存在，他们高唱人权、民主的同时，总是自言自语其文化的普适性，总是想当然地把这种文化强加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头上，总是孤芳自赏地干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由，总是自欺欺人地把这种价值观推向极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由，根于文化的开放本性，而不是“自闭”体系。试图用美国式的“自闭”文化体系再领导世界100年，那只能是美帝国主义的一厢情愿，它必将在文化自由发展的新时代面前被否定被抛弃。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崛起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从历史的渊源上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就西方社会而言，它始于柏拉图，经中世纪天国说，到近代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然而马克思之前，这种社会思潮只停留在思想家的玄想之中，虽然有少数几位思想家曾试图在小范围内付诸实践，但都不免失败。只有马克思这位既具有诗人情感又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思想巨匠，通过自己的一套革命理论，不仅西欧的无产阶级被唤醒，就连东方各国的劳苦大众也深深为这一主义所吸引，尤其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变成了一种现实。

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突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可谓“其兴也勃焉”。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这个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竟没费西方的一枪一弹便顷刻瓦解，可谓“其亡也忽焉”。但是，由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的条件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是实践的特色，它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个特色，是民族的特色，它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这个特色，是时代的特色，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先进文化为先导。先进文化是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反之，阻碍和破坏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就是腐朽、没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崛起于立足当代中国国情，适宜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崛起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崛起于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中国文化道路、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力量，使其先进性、民族性、优越性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取决其人心向背。“民可浮舟，亦可覆舟。”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全在于人心的向背。赢得民心，事半功倍；失去民心，事乃败亡。先进文化符合民意，腐朽文化背离民意，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发展、现实要求、未来走向上，呈现出了批判性、适用性、超前性等明显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批判性。批判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属性。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产生来看，正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中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中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批判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诞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来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必然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优势与劣根性，构建符合时代潮流的民族文化；必然以批判的精神，打造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文化的新高地，构建反映时代精神的时代精华；必然以批判的态度，去除旧文化中的糟粕、提升新文化的影响力，构建当今时代所需要的大众文化。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适用性。适用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适用于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政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为广大工农兵所接受与喜爱。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工农兵，是人民大众，文学艺术遵循的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的是向秀丽、时传祥、麦贤德、雷锋、王杰、王进喜、草原小姐妹这样普通人物的英雄事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在邓小平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加强科学文化建设，解决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解决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无论是江泽民的“先进文化”论，还是胡锦涛的“和谐文化”论，都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前行方向。在习近平时代，中国梦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而且为世界人民普遍欢迎。在习近平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文化观，以文化道路、文化精神、文化力量来观察和思考现实和未来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当代中国文艺观，以服务人民为方向，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以优秀作品为中心，将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前性。超前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所在。超前预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品格。马克思不仅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且预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路径是：当新民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将经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中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预测到2020年和2049年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2049年以后呢？中国梦将具体构想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发展战略，开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新征程。

其次，一种文化可否自立，取决其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指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灵魂的观念形态。中华民族特性，也就是指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即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民族文化，它都将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化民为俗”的东西，成为中国人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规定性。具体来讲:一是民族文化的唯一性。中华文化不同于欧美文化、日韩文化，也不同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非洲文化等，它始终保持其唯一性。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华文化的唯一性赞叹不已。他说：“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5]二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性。中华文化既能够传承自身以往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能够吐故纳新清除自身以往文化的惰性遗风。这就如同对待食物一样，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关键是依靠本民族的自我创新，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可也不能包办代替。三是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民族文化敢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对外来文化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信息时代的文化以及高新科技等等，凡属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都应该拿来和吸收。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外来文化才会落户中国、真的管用。

再次，一种文化能否崛起，取决其比较优势。比较是我们鉴别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孰优孰劣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题词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和价值属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目标，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衡量尺度和价值选择。从这三个方面看，社会主义文化明显优越于资本主义文化。一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势于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文化。以物为本是对“君权神授”的反动，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封建主义，把人最原始的物欲，对商品或货币的崇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虽然在西方启蒙文化中、在西方新发展观中，都关注过“人”的作用，但它们都明显带有双重属性：即在思想学术领域用“人”来统治头脑，在行为实践领域用“物”来统帅发展。这种双轨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不同，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它打破了“人”与“物”的分离，把“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并且，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更加注重“人”的发展。这就实现了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即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了。虽然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二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势于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文化。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人对人似虎狼”、“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虽然西方现代分配关系中也通过税收和二次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虽然西方文化中也有慈善事业、志愿者服务，但它们都有明显的赎罪因子，即洗刷资本盘剥中血淋淋的原罪。这种分配关系与法律救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属性。三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势于机制断裂的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机制断裂，是指经济效益原则和政治平等原则相互断裂，从而形成了欧美西方社会的文化冲突。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文化，贯彻到经济领域也贯彻到政治领域。它不仅在初次分配时讲公平，再次分配时更注重公平；它不仅是政治清明，更是司法公正；它不仅是价值选择，也是衡量尺度。其实，任何一个价值观念都有它的衡量尺度，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衡量尺度。它以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增进社会福利作为衡量尺度。这就是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往，我们更多地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则反复地讲“富裕也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关键要看如何切好和分好“富裕”这个蛋糕，这就有个公平正义的问题。可见，发展依靠人民只是个绝对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力的提升中；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和谐中。

(三)东方保守主义文化的新生

东方社会的文明传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是资本主义，二是社会主义。而在许多固执于东方保守主义传统的人看来，这两种力量都是异己的西方文化，都是洪水猛兽。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却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异，而是“种类的差异”，“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西方人讲活动进步，而无一定目的，所以活动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6]在泰戈尔看来，动静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滩。所以，“现在的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而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最内在的是为当时中国以梁漱溟为开创人的“新儒学”思潮提供了运思方式。虽然“新儒学”很少提及他们同泰戈尔的渊源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日后对东方文化的诸多看法，许多都是沿着泰戈尔的思路发展下来的。儒家文明由此而获新生，从更大范围看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也在获得新生，这就是当今文化发展的共生共存特点。

首先，儒家文明的新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坚持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广义的“新儒学”，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荀子的学说，就曾被称之为“新儒学”；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及其以后，“新儒学”则更是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董学”即董仲舒的学说，即被冠为“新儒学”。后经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随之兴起。北宋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首倡理学，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加以发展，朱熹集其大成。朱熹仁学可谓独具匠心，它不仅把天人打成一片，而且将其理气学说、心性学说和修养学说融为一体。到了明朝，王阳明创立了心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参透世事人心，修炼强大内心，应天地万物之变。狭义的“新儒学”，则是在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条件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所产生的。“五四”反传统主义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封建礼教。但是，对于儒家文明所支撑的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并没有予以割断，从而使“新儒学”能够对儒家传统做出新诠释，对重建民族文化传统做出新尝试。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君劢、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就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直承朱熹仁学和王阳明心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使宋明理学薪火相传，试图重建儒家的学统和道统。但是，他们也每每苦于传统儒家只能自我升华为“内圣”，却开不出“外王”来，即在现代生活中难以发用。这是因为，儒家文明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适应不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要求，搞不了现代化。因而，儒家文明新生的出路在哪里？儒家文明之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与当代价值在哪里？这不是个坐而论道的问题，而是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大问题。

其次，佛教文明的新生。印度是佛教的祖国，竟然没有佛教容身的余地，其原因必然错综复杂。然而，伊斯兰教对印度佛教的摧残和血腥屠杀，不能不是个重要原因。令人庆幸的是，佛教在印度(天竺)灭亡之后，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逐步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新篇章……。这是因为，佛教文明虽然以出世为宗旨、以慈悲为本怀，但决不是一种腐朽、消极的文化。两千多年以来，佛教一直在中国文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灿烂的时期，正是佛教文明高度普及的时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对联，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优美雅致的情趣与洒脱不凡的风格，都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佛教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界对于东方古老文明尤其是对于佛教的推崇一直热情不减，在西方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叔本华、哈特曼、尼采、海德格尔、柏格森、罗素等对佛教可谓推崇备至。佛教文明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有着广泛影响的、最古老的、最博大精深的一种文化，而且，它最符合于现代社会中民主、平等、宽容、理性等合理的价值观念，最能够清净身心、消除烦恼、获得生命的宁静与安稳，最能发掘生命的潜能、洞察生命和宇宙的奥秘，能从根本上增进人类福祉，从而实现人类自身生命变革。佛教文明的新生，已经显现出光明的前景。

再次，伊斯兰文明的新生。所谓伊斯兰文明，就是伊斯兰建立后在穆斯林社会所发展出来的文明。伊斯兰文明在建筑、艺术、科学、医学等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古兰经》中充满了智慧，这为伊斯兰世界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7]263“同时，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进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一种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7]261英国学者蒙哥马利·瓦特在《伊斯兰世界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一书中也说：“因为西方抵制伊斯兰教，轻视它的影响，夸大他们所依赖的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因此今天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和承认我们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亏欠。”[8]现在西方政治学界和舆论界，对于中华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于伊斯兰文明耿耿于怀、拼命地抵制伊斯兰教。自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更加声势夺人，“阿拉伯之春”已成为伊斯兰文明败退的符号。然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个共存的统一体，它们谁也不能代替谁，谁也吃不了谁，只有共容才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伊斯兰文明是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举足轻重的文明”，它的存在与新生将势不可挡。

二、当今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当今时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9]在这里，我们只探讨文化群落的共存规律、文化自体的内在化规律、文化演变的外在化规律。

(一)文化群落的板块化趋势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我们并不研究文化群落的演替，那是文化学的任务。我们只探讨文化群落的共存规律。板块化趋势，就反映了当今文化发展的共存规律。我们不妨运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来描述当今文化群落的并存状况。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0]这种划分，对于我们认识当文化发展的趋势，具有方法论意义。由此，我们也可以把整个世界文化理解为三大板块。

首先，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文化。冷战前，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轴心，形成了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竞争，两大阵营对垒的结果是以苏联解体为标志，苏联模式失败了，美国模式占了上风；冷战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巩固其霸权主义地位，文化霸权主义入侵极为嚣张。这就是，美国从本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强势地位，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等，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别国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文化符号及价值观念，于是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入侵。这种文化入侵已经无孔不入，致使我国现实生活当中崇洋媚外的人比比皆是，对洋品牌、洋文化的钟爱更是数不胜数。可见，为配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已竭尽全力在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生活方式等内容上，通过媒体、文化教育交流、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等手段，达到了武力难以征服的效果，体现了不同以往的进攻方式。

其次，第二世界的强势主义文化。指由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构成的第二世界，这些国家不仅实现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是文化产业大国，其文化强势主义十分明显。一是英国是工业文明的发祥地。英国文化对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有着特殊贡献，比如议会制、权力制衡最早发源于英国，包括现代的公共行政改革也发源于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公共行政改革。二是法国是现代文明的摇篮。法国文化中有三大宝贝：一曰人权说，二曰生物进化论，三曰社会主义，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世界若无法兰西，今日仍将在黑暗中摸索。巴黎公社的诞生则被马克思称为真正的民主制，最令当代法国人骄傲的是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作品堪称引导着世界文学时尚。三是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文化，既以康德和黑格尔哲学著称于世，又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独领风骚，当前总理勃兰特下跪道歉二战罪行时，更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所以,现代西方文明、第二世界的强势主义文化，“强”在内容结构上承载了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达成分，“强”在运行机制上构造了能够风靡天下的创新平台，“强”在竞争功力上能够横冲直撞并威胁着其他国家的文化安全。

再次，第三世界的弱势主义文化。中国及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其弱势主义文化十分明显。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有的曾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辉煌，但在工业文明中走向了衰落，有的从来就落后于东方文明，而自从西方文明问鼎全球后就更加落伍了，呈现出疲弱甚至病态。近年来，虽然新兴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崛起，为这种弱势主义文化走向强势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当欧美各国深受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害后，“第三种价值观”(比如儒家学说)所显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对“拯救”“衰退”中的欧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魅力，但它能否真正能成为强势文化，不仅任重而道远，而且充满着艰难与险阻[11]。

(二)文化自体的内化趋势

如果说，当今时代的文化群落是板块结构的，群落与群落之间相互并存，谁也不能吃掉谁。那么，每个群落自体，就呈现出内在化的趋势。这种内化趋势，主要有西方的螺旋式、俄罗斯的波浪式、中国的开放式。

首先，欧洲文化自体的内化，经历了“文化繁荣——文化断裂——文化复兴”的螺旋式发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真实地反映了欧洲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一是文化繁荣。我们称之为古希腊文化繁荣时期。古希腊地处于欧洲的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特定的环境使之不可能在田野里靠农耕方式来生存。所以古希腊海上经商和在海外开辟殖民地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希腊人的自由奔放、富有想象力、充满着原始欲望，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也培育了希腊人追求现世的生命，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的文化价值。我们通常说的古希腊文明，包括古希腊哲学、民主政体、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等，这些都是古希腊文化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古希腊文明的杰出人物，他的哲学著作表达了人对宇宙自然和人生的理解，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哲学家。这一套法治理论在封建的中世纪没有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才重新把亚氏这套法治理论挖掘出来，使用于西方的政治世界，尤其是在英国。二是文化断裂。我们称之为西欧中世纪文化断裂时期。这个时期的西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生文化断裂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西欧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极权统治。恩格斯说：“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12]“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13]三是文化复兴。我们称之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作品和内在精神，实际上是对神权的一种挑战，对人性、人文的一种阐述，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神权主义，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摆脱教会的束缚。所以，当时的雕塑、绘画、文学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包括《圣经》也把它变成了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它，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圣物。所以文艺复兴表现更多的是发展人的感情，表达人的个性，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其次,俄罗斯文化自体的内化，经历了“文化高潮——文化低谷——文化回潮”的波浪式发展。这是因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但道路却是迂回曲折的；事物发展的表现形态，既不是直线式，也不是循环式，而是波浪式和螺旋式的。具体来讲：一是从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它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说波浪式推进。例如，列宁突破了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单一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结构和体制尽管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它毕竟创造过惊人的经济奇迹，在战胜帝国主义颠覆、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大作用。1950年苏联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国的1/3，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31%，工业总产值不到美国的30%，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55%，而到了198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达到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农业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5%。198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84万亿美元，进入世界“万亿富翁俱乐部”，排名仅次于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二是从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来看，它又是迂回曲折的或者说有低谷有反复。例如，1985年苏联选择“一揽子改革”，所谓“300天私有化改革方案”和“500天私有化改革方案”。1990年，他们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姆斯设计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由于这些推行私有化和放开价格的方案不顾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和老百姓对改革的承受力，因而使得经济不断恶化，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1991年通胀率由1990年的两位数上升到三位数，莫斯科国营商店里的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猛涨了二至四倍。三是从事物发展的表现形态来看，既不是直线式，也不是循环式，而是高潮与低谷交替运行。例如，1991年8月19日，苏共多名强硬派高层领导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八·一九”事件之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私有化道路。他们按照美国标准改革经济体制，按照西方标准选举总统，按照北约要求裁减军备，却没有等来美欧承诺的任何援助，反倒被美国和北约不断地肢解和挤压，其战略空间不断缩小，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俄罗斯文化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不屈不挠的俄罗斯人民在普京的领导下，正在抗击挤压和走出低谷。

再次，中国文化自体的内化，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自我改造(吐故)——自我吸收(纳新)——自我完善(转型)”的开放式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外来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与之格格不入，如果要吸收和接纳，就要修改自身。当自身修改到一定程度，其核心部位被改变时，传统文化的性质就会改变。为了防止性质的改变，传统文化也会努力维护自身，但过分的自我维护，又会陷入闭关自守、顽固不化的境地。一般来说，相互冲突的两种文化之间有高下之分，和社会发展进步贴近的文化要比腐朽落后的文化居于优胜的地位，而且终将会成为对社会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文化，腐朽过时的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必将愈来愈小。由于两种或多种文化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体系，有时很难达到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对这种冲突往往不能作简单的是非评价，也不一定就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冲突，而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然障碍。这种冲突的缓解主要是通过渐进融合和贯通的方式。我们应在不断开放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这种冲突，形成一种现代的和多元的文化观。相反，以狭隘霸道的、对立的、有你无我的态度来对待，是不合时宜的，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也是无益的。

(三)文化演变的外化趋势

如果说，文化自体呈内在化趋势，那么，文化演变则与之相反，有个由内而外的转化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演变的外在化趋势。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变。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变的实例。这是一个由差异到矛盾的展开过程，是一个由矛盾潜在阶段到矛盾外化阶段再到矛盾转化阶段的三段论。

首先，文化差异的潜在阶段。所谓文化差异，是指不同的种族群落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哪怕是微小的差异。比如，同为西方文明的美国文化和英国文化，并不因为他们是同祖同宗，他们的政治目标和价值选择就毫无差异。差异就是矛盾。莱布尼茨讲过：“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子。”对于文化差异，或曰文化矛盾，要坚持和而不同，坚持求同存异。有时仅仅“存异”还不够，还要求“尊异”，实现文化认同。所以，在最初的文化发展阶段，或称之为矛盾潜在阶段，由于各个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共同体之间，尚处在一种自我封闭和完全隔绝的状态，各自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你不能把基督教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伊斯兰教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等同起来。然而，在这个矛盾的潜在阶段，表面看来似乎没有矛盾，实际上无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无矛盾的过程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的，只不过是内在矛盾尚未展开和发展罢了。

其次，文化矛盾的显现阶段。在文化发展的进步阶段，或称之为矛盾外化阶段，由于各个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共同体之间，有了现实的交往和广泛的联系，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彼此有别而且相互抵牾，如果某些个别的国家或民族，并不力图影响其他的国家或民族，并不干预别的国家或别的民族有价值选择和追求的自由，那么，国际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仍然可以保持各自的传统与风格，求同存异而不一定彼此冲突。然而，在这个矛盾的外化阶段，矛盾已经由隐蔽到显露，由局部到全局，由里到外地展开了，冲突将不可避免。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当年德国柏林墙的推倒是从一个教堂的讲经开始的，斯洛伐克同捷克的分离，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原因。从不同类型的文化上进行分析：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有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等等。文化冲突到一定时候就会演变为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冲突。因此，对文化矛盾决不可等闲视之。

再次，文化转型的质变阶段。在文化发展的进化阶段，或称之为矛盾质变阶段，由于矛盾的进化和展开，当它被推到极端时，必然出现矛盾的激化或飞跃。激化是一个矛盾的末日，又是另一个矛盾的前夜；飞跃是一个矛盾的运动的终结，又是另一个矛盾运动的起点，也是矛盾过程的必然归宿。在矛盾质变阶段中，各个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共同体之间造成的价值矛盾或冲突的重要根源，乃是某些个别的国家或民族总是喜欢把适用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各种价值观念搬用于别的国家或民族，这同时便提出了国际间应求同存异和平等相处的现实要求。文化演变之所以能够实现，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是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也就是实现文化基因转型、由旧质态向新质态飞跃。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当前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反对军事暴力、维护多极均衡、保护自然生态、争取文化多元发展的全球化。要促进这样的全球化，达成文化转型，绝不是文化隔绝所能做到的。文化转型也不可能由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来完成，更不能由任何伟人或救世主来提出，而只能在不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积累全人类的智慧而逐渐形成。

潜在、外化、转型，构成了具体文化价值过程中互相联系的内在三个阶段。我们必须从整体的、发展的观点出发，去认识、研究和把握它，不能抽掉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没有第一个阶段，后两个阶段就失去了出发点和根据；没有第二个阶段，就无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没有第三个阶段，整个矛盾过程就无结果可言。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化解各种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却可以对彼此矛盾的价值观念进行积极整合。“这无论对于避免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物质效用价值和精神道德价值之间的失衡或背轭，保障人类社会各价值领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还是对于缓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价值对立或冲突，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都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4]72-73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启良.新儒学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1995:5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49.

[4]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6.

[5]罗素.中国问题(全译本)[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64.

[6]冯友兰.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8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EB/OL].(2009-11-16)15-10-08].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09458-1.htm﹟﹟﹟

[9]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1年10月18日)[J].求是，2012(1)：4.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1-442.

[11]王征国.论文化价值的三维整合[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46-5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5.

[1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

[14]赖金良.文明时代的缺憾与价值标准的整合[J].社会科学战线，1998(1):72-73.

责任编辑李兰敏英文审校孟俊一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WANG Zheng-guo

(Hunan Provincial Propaganda Grou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In modern tim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de has formed the omni-directional and multi-level worldwide Internet network, the networ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market coupling as unified world market, and sells “world culture” to every corner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time background of today’s 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time background, today’s cultural development show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trend. New features refer to the capitalism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the emergence of an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new oriental conservative culture. New trend refers to the culture of laws of coexistence, the cultural self internalization,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ultural evolution. To grasp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rend, which is beneficial to get rid of the one-sidedness and limitations of national culture, will promote the rise of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in the global scope, so as to make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stand out in the world with its new look and self-reliance.

modern time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new tren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1001-733X(2016)02-0021-12

2015-12-2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12&ZD009)的阶段性成果。

王征国(1951-)，男，湖南武冈人，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教授、湖南省创新与方法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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