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锟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从思想到学术：20世纪阳明学研究的流变与走向

王锟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综观百年的阳明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思想意识形态”、“复苏转型”及“纯学术”三个流变时期。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王阳明研究，不管是民国时期的维新革命派、国粹派、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还是日本二战前后的研究，乃至建国后至上世纪80年代间大陆学界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阳明学研究，都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研究者满怀“宏大叙事”和思想抱负，阳明学术研究承载并服务于此种“思想观念”。可以说，当时的阳明学研究史就是一段思想观念史。这种形态的研究，到“文革”时期走向极端，最终以主观的“思想意识”取代客观的学术研究，导致教条主义和“标签化”。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学界力图挣脱教条主义和“标签化”思维，阳明学研究开始“复苏转型”；上世纪90年代之后走向客观的学术研究，阳明学研究走向繁荣。

20世纪；阳明学研究；流变

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的另一儒学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学与朱学双峰并峙。他的“万物一体说”、“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及“四句教”，以及传奇色彩的生平，为数众多的王门后学及其历史影响，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无可匹敌。对于王阳明，明末清初学人顾炎武、黄宗羲、全祖望、李颙、孙奇逢、汤斌、万斯同、万斯大、邵晋涵等人都曾撰有学述或案语。清代中晚期，由于朴学和程朱理学的复兴，王学研究一度沉寂。清末民初以来，受日本明治维新推崇阳明学的影响，知识界以现代学术视野与方法对王阳明的研究有增无减，百年间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对这些成果，学者不时总结回顾，如相关博士硕士论文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即有不同程度的触及，但限于篇幅，他们的文章多泛泛而谈。而文碧方的《建国六十年来大陆的陆王心学研究》(《现代哲学》2010年第2期)一文，较全面考察了1949至2009年这六十年间大陆的陆王心学研究，算是对阳明心学研究较好的梳理。另有张昆将的《当代日本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2005年)及钱明的《阳明后学的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思想史通讯》第5期)二文，从不同的侧面对阳明学研究进行了梳理。然此三文对阳明学研究的考察，不同程度存在着时空上的缺失和限制。因此在前人基础上，摭补民国、港台、日本及近年来的成果，通过再次梳理王阳明研究的旧作与新论，评论其得失，寻绎王阳明研究的流变与节奏，以图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百年来的王阳明研究，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民国、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民国时期(1911-1949)，学人开始运用现代学术眼光和方法研究王阳明，是阳明学研究的奠基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初至文革前(1949-1966)为第一阶段，“文革”时期(1966-1976)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也大致分为二个阶段，1977-1990年为第一阶段，1990年至现在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吸纳、承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无论在研究视野、方法，还是在发掘文献史料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

清末民初以来，阳明研究由沉寂走向关注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推崇阳明学的影响，故有必要先谈谈日本的阳明学研究。

一、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前后两阶段

近现代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大致分为二战前和二战后二个阶段：战前的阳明学研究为第一阶段，战后的阳明学研究是第二阶段。

(一)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虽可从甲午战后掀起的王阳明研究热潮算起，但历史的铺垫可追溯得更远。众所周知，王阳明思想东渡日本，对17世纪初期的中江藤树、熊泽藩山等人有深刻的影响。而19世纪中后期的明治维新人士如春日潜庵、梁川星严、吉田松阴、西乡隆盛、高杉晋作等，不是阳明学学者，便是阳明的仰慕者，他们大力鼓吹阳明哲学，其中“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被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可以说，阳明学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1]日本战后文学家三岛由纪夫也说：“不能无视阳明学而谈明治维新。”[2]566被称为明治维新“首功”的吉田松阴，与大盐平八郎所著的《洗心洞劄记》就高度颂扬王阳明的思想。而吉田松阴讲学的松下村塾所培养的维新人物，都带有阳明思想的因子。

甲午战后，日本学者鼓吹阳明学，掀起研究王阳明的热潮，不仅出现了由吉本襄、东敬治、石畸东国等人所编的三种宣扬阳明学的刊物，[3]254而且出版了一些研究王学的著作。其中，讲王阳明传记生平及其学说的有：高濑武次郎的《王阳明详传》(东京：广文堂书店，1915年)、三岛复的《王阳明の哲学》(1909年撰成，1934年刊行)、安冈正笃的《王阳明研究》(东京：明德出版社，1922年)、大木九造的《阳明学说管见》(东京：怀德书社，1911年)、桑原重短的《王阳明研究》(日本帝国堂，1918年)、杉原夷山的《王阳明》(大阪：近代文艺社刊行，1933年)、武内义雄的《朱子、阳明》(东京：岩波书店，1936年)、秋月胤继的《陆王研究》(日本章华社，1935年)、木村秀吉的《阳明学研究》(东亚学芸协会，1938年)。讲王阳明修养精神及对《传习录》注疏的有：杉原夷山的《阳明学神髓》(东京：大学馆，1899年)、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之哲学》(东京：富山房，1901年)、高濑武次郎的《阳明学阶梯：精神教育》(东京：参天阁，1907年)、忽滑谷快天：《达摩と阳明》(东京：丙午出版社，1908年)、东敬治的《传习录讲义》(东京：松山堂，1905-1906年)、杉原夷山的《阳明学实践躬行录》(东京：大学馆，1909年)、小柳司气太的《传习录》(东京：友朋重刊行，1919年)、小野机太郎的《现代语译传习录》(东京：新光社刊行，1923年)、山田准的《王阳明传习录讲本》(东京：二松学舍出版，1927年)、安冈正笃讲抄，龟井一雄译的《传习录》，1931年)、山田准、铃木直译注的《传习录》(东京：岩波文库刊行，1936年)等，这些著作大都围绕着《传习录》来讲王阳明的修养精神和工夫。

可以说，战前的阳明学研究热潮，聚焦于王阳明的传记学说及《传习录》所讲的修养精神方面，这与当时日本精英阶层借阳明学砥砺士气和躬行实践的氛围有关。

(二)第二阶段

战后第二阶段的阳明学研究以1972年为高峰。不过在1972年之前，已有谷光隆的《王阳明》(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山下龙二的《阳明学の研究》(东京现代情报社，1967年)、冈田武彦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日本明德出版社，1960年)、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日本岩波书店，1967年)、冈田武彦编的《王阳明全集》(日本明德出版社，1970年)、岛田虔次的《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維の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等书。其中，山下龙二的《阳明学の研究》及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重点讨论了阳明后学的分化与流衍，开启战后日本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而毕生致力于王阳明研究的冈田武彦编纂的《王阳明全集》，成为王阳明文献的大全，为日本阳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1972年是王阳明诞生五百周年，为纪念王阳明，以宇野哲人、安冈正笃为主编，荒木见悟、山下龙二、冈田武彦、山井涌为编委，编成《阳明学大系》12卷，再加别卷《传习录诸注集成》，该大系包括中国的阳明学和日本的阳明学两部分。中国阳明学包括《阳明学入门》1卷，《王阳明上下》2卷，《阳明门下》3卷、《陆象山》1卷；日本的阳明学包括《日本阳明学(上、中、下)》3卷，《幕末维新阳明学者书简集》1卷、《阳明学便览》1卷。这些编撰者都是日本汉学、阳明学研究造诣很深的学者，大系的编成直接促进了日本对阳明后学、阳明学脉的梳理及中国阳明学与日本阳明学的比较研究。

1972年之后，日本阳明学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主要有：志贺一郎的《王阳明与湛甘泉》(日本新搭社，1976年)、安冈正笃监修的《王阳明全集》(日本明德出版社，1986年)、冈田武彦的《阳明学的世界》(日本明德出版社，1986年)、山下龙二的《王阳明传》(文君妃译，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の曲折と展开》(龚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荒木见悟的《阳明学の位相》(东京研文出版社，1992年)等书。在这些著作中，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山下龙二、岛田虔次与沟口雄三等人围绕着“王阳明与陈白沙、湛甘泉思想的关系”、“阳明后学的分派”、“阳明学与三教的关系”、“晚明阳明学的近代性”等主题进行阐述和争论。

关于“王阳明与陈白沙、湛甘泉思想的关系”，岛田虔次与冈田武彦展开往来争论。岛田虔次在《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一书中，梳理了从吴与弼、陈白沙、娄谅至王阳明的学术谱系，认为王阳明是吴与弼的再传弟子，与陈白沙联系密切，而娄谅论“格物”直接影响了王阳明。[4]5-10冈田武彦在《王阳明と明末の儒学》一书则反对此观点，他以“动”与“静”的视角区分了王阳明和陈白沙二人心学的不同，认为王阳明是“动的心学”而陈白沙是“静的心学”，他更注意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思想关系，认为阳明继承象山心学，开启“心即理”之底蕴，倡导“致良知”，奠定阳明心学的特色。而山下龙二与荒木见悟主张不可将“白沙——阳明”简单地看为同一系，这种主张与冈田武彦的观点接近。[5]37-38

对阳明后学的分派问题，岛田虔次在《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与《朱子学与阳明学》二书中，把王门后学分为左派与右派。左派王学指的是王龙溪与泰州学派，带有近代个人主义色彩。而右派王学指的是重视修证而接近朱子学的保守学说。很明显，岛田的分类主观色彩明显且过于简单。与之不同，冈田武彦在《王阳明と明末の儒学》一书把阳明后学分为三派：现成派﹙即左派，以王龙溪、王心斋为代表)、归寂派﹙即右派，聂双江、罗念庵为代表﹚、修正派﹙即正统派，以邹东郭、欧阳南野为代表)。现成派认为阳明之良知是现成的，当下即现成，故此派强调直下的承当、直下信仰、一了百当的顿悟之说，排斥渐修。在本体论与功夫论上，现成派人物比较轻视功夫论，直接在本体上见功夫，并以本体为工夫。归寂派认为阳明的良知之学有“虚寂之体”与“感发之用”两面，主张以归寂立体而以之为达用，即该派以立体达用作为阳明致良知的宗旨，故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修正派则强调良知即是天理和道德法则，善于体认阳明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的真精神。冈田武彦指出，修正派虽企图矫正现成派的流荡和归寂派的偏静的弊端，但难以适应当时王学的发展与时代的风潮，故良知现成派的思想最为兴盛，或许是顺理成章。[5]103-105当然，冈田武彦的这种分法基本上继承浙中王学代表人物王龙溪的观点，后来却成为日本学界普遍接受的分法。

对于“阳明学与三教的关系”，冈田武彦在《王阳明と明末の儒学》一书指出，王学左派许多人物都持三教合一的立场，同时还考察了晚明王学左派三教合一的风尚与明代善书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5]14酒井忠夫特著有《阳明学と明代の善书》一文，指出明代流行的善书文化与阳明门人尤其是泰州学派及王龙溪关系密切。[3]267-268荒木见悟的《佛教与阳明学》一书，对于阳明学与佛教结合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冈田与荒木对阳明学与三教关系的研究，也极有参考价值。

对于阳明学的“近代性”讨论，是从岛田虔次的《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一书开始的。该书透过晚明阳明学左派的研究，证明中国近世也有欧洲式的“近代性”——即王学左派提出的“合理主义”、“欲望肯定”、“自我意识”等特性，而且在晚明出现了“萌芽”。虽然这种欧洲式的近代“个人精神”遭遇了“挫折”而停滞，但还在中国存在着。[4]149-150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の曲折と展开》一书中，从“前近代”与“曲折展开”的书名看出，这是对岛田的“近代”与“挫折”进行回应的。他批评岛田的“近代”是利用欧洲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认为必须以“理解中国的独自性”为前提来理解中国历史。故他提出了“前近代”概念，呼吁抛弃“欧洲文明威胁”与“腐朽王朝”的视角，而应从“内发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的发展。该书对中国近代的研究，以明清的王阳明——李卓吾——戴震为线索，把重心仅仅放在王龙溪和李卓吾时代，尤其仅仅放在阳明后学李卓吾身上所彰显的“近代性”的质素——“个人的主体性”上，观点虽新颖，但视角较为狭隘。[6]1-5冈田武彦的《王阳明と明末の儒学》一书，则从文化大背景下指出明代阳明学的“近代性”，认为从宋代到明代思想上的明显变化：即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由理智主义到抒情主义；认为明代是以“情”为中心比“理”为中心更突出的情理一致主义，是兴趣比技巧更受重视的感兴主义，性情自然比理智规范更受尊重的自然主义，主观比客观更受强调的主观主义，提倡反传统并宣扬从传统解放出来的自由主义，这些都相对盛行，甚至出现了近代革新思想的萌芽。[5]1

另外，围绕着“人欲的肯定”，荒木见悟、山下龙二、岛田虔次与沟口雄三等人对泰州学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对“欲”的主张进行了研究。围绕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和阳明的“拔本塞源”说，岛田虔次与荒木见悟二人对阳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庶民性格——“万民平等观”进行肯定，并认为这些观念都显示出“近代性”。[3]272-275

总之，1972年之后，日本学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从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从精英思想与民间文化的汇合等特别路径对阳明学进行了宏大与长程的研究，重视泰州学派尤其李卓吾的思想。其中的观点，如沟口雄三“现代性”展开，对我国阳明学的研究影响颇大。

二、清末民国时期各思想派别视野中的王阳明

民国时期的王阳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维新派和革命派眼中的阳明学，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眼中的阳明学，现代新儒家眼中的阳明学，①*①此处借鉴了张昆将在《近代中日阳明学的发展及其形象比较》(《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5卷第2期，2008年)一文的分法。下面一一论述之。

(一)维新、革命派视野中的王阳明

维新派和革命派把阳明学视为行动的偶像和精神动力，这里涉及维新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革命派的孙中山与蒋介石等人的阳明学研究。前面说过，清末民初以来阳明学研究由沉寂走向重视是受日本明治维新人士推崇阳明学的直接影响。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以日本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的事迹及著作为题材激励士气。梁启超亡日不久，恰好是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一书出版以及日本知识界大力鼓吹阳明学的时期，故他相当熟悉明治维新人士与阳明学的联系。当然，维新派推崇王阳明也有中国思想史内部的脉动。清代晚期，除了严复对阳明学批评较多外，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均重视王阳明。受王阳明思想的启发，龚自珍特别强调“心力”的作用，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维新派的“心力”哲学。如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新民说》，都重视“心力”。尤其梁启超，他之所以推崇王学，是把阳明心学当作勇猛精进的实践动力源泉。另外，梁启超自称他的《新民说》是专述王阳明及其后学之言。在该书里，阳明学被梁启超当作启蒙中国人汲取自由、平等思想的传统资源。[7]113-115可见，阳明学在民国时期的复兴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亦与日本阳明学的开展有很大关系。

革命派孙中山、蒋介石也推崇阳明学说。1905年，孙中山对清末留日学生发表演讲时说：“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之大功。”[8]150-151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阳明“知行合一”，说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成为当时鼓励革命者勇于行动的精神动源。众所周知，蒋介石一生服膺于阳明学说。他自述对阳明学的兴趣始于十八岁，二十岁留学日本时(即1906年)正是井上哲次郎出版《日本之阳明学》风靡日本之时，所以他自称当时目睹日本的陆海军官，几乎无人不读阳明的《传习录》。[3]55-56蒋介石毕生痴迷王阳明，其《力行哲学》的观点和论述具有浓厚的王阳明思想的色彩。

此外，受革命派思想的影响，马叙伦、唐文治、胡秋原、冯侠夫、翁琴崖、周树美、谈师籍、王去病等人在《仁爱月刊》、《政治月刊》、《遗族校刊》、《大众》、《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日报》、《再造》、《建国月刊》、《汗血月刊》、《政治月刊》、《明耻半月刊》、《中山月刊》等刊物发表60余篇阳明学论文，主要围绕着知行合一、实干主义、事功军事以及阳明哲学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进行论述，以借此宣扬革命思想与行动精神。

(二)国粹派、东方文化派视野中的王阳明

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积极研究阳明学。不过他们的研究不如维新派、革命派那样侧重于阳明学的革命与行动精神的阐发，而是把阳明学看作值得保存的国粹，进而强调阳明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延续和组成部分。其中，有关《传习录》及阳明文献评注整理的著作有：孙锵编的《传习录集评》(1914年印行)、叶绍钧的《传习录点注》(商务印书馆，1927年)、倪锡恩的《详注王阳明全集》(上海扫叶山房，1928年)、许舜屏的《评注传习录》(上海中原书局，1929年)；有关王阳明传记生平的著作有：余重耀的《阳明先生传纂》(中华书局，1923年)、孙毓修的《王阳明》(商务印书馆，1924年)、钱穆的《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勉三的《王阳明生活》(世界出版社，1930年)、宋云彬的《王阳明》(开明书店，1934年)、胡越的《王阳明》(中华书局，1934年)、贾丰臻的《阳明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建夫的《王阳明的学说及其事功》(武昌乡村书店，1938年)、马宗荣的《王阳明及其思想》(文通书局，1942年)、王禹卿的《王阳明之生平及其学说》(正中书局，1943年)。有关阳明哲学及阳明后学研究的著作有：张绵周的《陆王哲学》(民智书局，1925年)、胡哲敷的《陆王哲学辨微》(中华书局，1930年)、谢无量的《阳明学派》(中华书局，1934年)、嵇文甫的《左派王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王企仁的《阳明学大纲》(上海精一书局，1935年)、宋佩韦(即宋云彬)的《王守仁与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

这些著作，以毕生宣扬王学的浙人孙锵所编的《传习录集评》为代表。该书由孙夏峰、施四明、刘念台、黄宗羲的“参评”加上陶春田、梁启超的“续评”组成，作者的目的在于希望该书能成为救亡之书。综合而论，该书较早借鉴了日本人研究阳明学的成果，对王阳明研究兴起有助推作用。而钱穆的《王阳明》以思想传记的方式梳理阳明学说。相较而言，钱穆并未如维新派和革命派那样把阳明学捧为精神偶像，也未提及王学在日本维新运动扮演的角色，而是把阳明还原为阳明本人，把阳明学看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阳明学的“万物一体”、“良知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谢无量的《阳明学派》不满于人们对王阳明的褒奖，认为阳明思想不过是陆九渊思想的扩充而已，不值得过高推崇。胡哲敷在《陆王哲学辨微》一书自称他“信仰陆王，而不迷信陆王”，[9]3并批评谢无量的陆王同质论，认为陆王二家思想虽在“心即理”有相似处，但陆九渊根据《中庸》的“尊德性”及《孟子》的“先立其大”而建立其主张，而阳明则根据《大学》的“止至善”及《孟子》“良知”来推衍其学说，二人的立论说教本就各自不同，何况二人的时代背景、身世、思想、事业都不一致，故王阳明思想不只是陆九渊思想的扩展而有很大的创新。[9]129-130嵇文甫的《左派王学》一书则较早研究王门后学，他把王畿、王艮及其后学称为左派王学，以区别聂豹、罗念庵为代表的右派。他非常看重王阳明及左派王学，认为王阳明及左派王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透射着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对道学陈旧格式的反抗，左派王学以李卓吾最为代表。[10]1-3同时，该书还讨论王学左派与明代文学公安竟陵派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左派王学产生的社会史背景。他标榜的以李卓吾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对道学的反抗，与前面所述日本阳明学研究所强调的王学的“现代性”论点相近，开启了建国后大陆学界对左派王学研究的基调，其学术史意义非常重要。

另外，刘师培、倪羲抱等人发表在《国粹学报》、《国学杂志》上的王学论文，以及嵇文甫、钱穆、王崇武、太虚、操震球等人发表在《东方杂志》、《学原》、《思想与时代》、《燕京学报》等报刊上的40余篇王学论文，还有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清华学校的演讲稿，后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36年)的演讲稿等等，这些文章大都对王阳明的人生哲学、学术脉络、阳明后学、教育思想及与西方直觉主义之比较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其中，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文认为，知行合一说是纠补朱学末流之弊而产生的，其哲学根据是“心理合一”与“心物合一”，并与“现成良知”密切相关。此外，太虚的《王阳明与新中国哲学》(《海潮音》1946年第1期)一文则考察了王阳明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认为阳明学说体现出援儒入佛、融汇儒释的倾向，这是首位佛教学者站在佛教的角度讨论佛教与王阳明哲学的关系，值得一读。

总之，与维新派和革命派不同，国粹派和东西文化派主张回归到阳明学术本身，在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或朱王、陆王之学的异同争议中，探索王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王阳明

现代新儒家也非常重视阳明学。与维新、革命派鲜明的政治意涵不同，也与国粹派注重学术思想遗产的保存不同，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则不遗余力地诠释阳明思想，以图与民主、科学等现代西方精神联系起来。这些论述主要见于熊十力的《原儒》、《新唯识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贺麟的《文化与人生》等著作中，以及他们发表在《思想与时代》、《历史与文化》、《学原》等刊物的相关论文中。

熊十力在《原儒》中称赞王阳明的良知说，认为其承继了孔学的真精神。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孔子学说的根本精神是“直觉”，而孔孟以后的学问家中最能契合孔学的“直觉”精神者，就是王阳明及其泰州学派。[11]142-143

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和《知行问题的探讨与发挥》等文，阐发并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认为，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伟大贡献，而且也是关于知行问题中外古今哲学家最根本的见解。[12]416在讨论过程中，贺麟把“知行合一”分为“自然的知行合一”与“价值的知行合一”两大类，他认为王阳明属于“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论。[12]385-388这些观点现在看来，仍不乏启发意义。

三、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大陆和港台的阳明学研究

改革开放之前的王学研究在横向上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国初至“文革”(1949-1976)大陆的阳明学研究；二是港台学者的王阳明研究。

(一)建国至“文革”时期大陆的阳明学研究

建国至“文革”时期，大陆的王阳明研究鲜有专著问世，然而通史性著作中都有王阳明(或“陆王心学”)专门章节。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196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1966年)、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l962年)等书都有专门论及阳明心学的章节。同时，这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郝善群的《对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新建设》1957年第4期)、钟兆麟的《谈王守仁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7月9日)、孔繁的《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策4期)、王明的《王阳明》(《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4期)、罗炳之的《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评价》(《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伍占芝的《关于王阳明政治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讨论》(《文汇报》1963年1月20日)、阎长贵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2日)、杨寿堪的《“知行合一’说帮不了美化海瑞的忙》(《光明日报》1965年12月31日)等论文。

上述哲学史、思想史通论性著作的章节以及发表在《新建设》、《光明日报》《教学与研究》等刊物的论文，是接受过思想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的大陆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尤其是唯物、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王阳明心学的成果。这些论著，多为思想史研究学养深厚的专家所作，虽不乏文献史料的客观分析，但材料为意识形态服务，王阳明被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的标签，有教条化与泛政治化的特征。当然，也有一些较纯粹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论文，如陈代锷的《王阳明的修身教育》(《西北教育通讯》1954年第6期)、邱椿的《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朱谦之的《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中外思想交流史话》(《文汇报》1962年4月1日)。另外，1962年江西赣州地区历史学会主办了大陆地区改革开放前唯一的“王阳明学术讨论会”，就王阳明政治军事思想与实践进行了较为纯学术的讨论。[13]

值得一说的是，朱谦之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一书，对阳明学在日本哲学中的位置、继起各派的阳明学及明治维新阳明学进行了论述，是第一部中国学者客观研究日本阳明学的专书，现在仍值得一读。

“文革”时期，学界对王阳明较为学理化的讨论和批评，转为狂风骤雨、横扫一切的全民大批判。“文化大革命”十年阶段，除杨天石写过一本《王阳明》(中华书局，l972年)的小册子外，各地报刊围绕着王阳明平定“苗民叛乱”等问题，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的批判文章。当时，“封建专政的维护者王阳明”，“口诵孔经手挥屠刀的王阳明”、“极端露骨的唯我论”、“头脚颠倒的知行观”等口号满天飞，把王阳明视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或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对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进行了充满荒诞的批判和全盘式的否定。可以说，王阳明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完全中断。

(二)港台学者的阳明学研究

与大陆相比，港台学人继续民国时期阳明学研究的繁荣势头，出现了一批著作。其中，有关王阳明生平传记的有：周同的《王阳明哲学与事功》(台湾高雄国际文摘，1957年)、郑继孟的《王阳明传》(台湾台北书局，1957年)、张孔祥筠的《阳明传》(台湾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有关《传习录》和阳明修养精神的有：但卫今的《王阳明传习录札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57年)、于清远的《王阳明传习录注释》(凤山黄埔出版社，1958年)、陈荣捷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72年)、朱秉义的《王阳明入圣的工夫》(台湾幼狮文化，1979年)；有关王学思想精髓和“致良知”研究的有：牟宗三的《王阳明致良知教》(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牟宗三的《王阳明》(台北幼狮出版社，1955年)、钱穆的《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麦仲贵的《王门诸子致良知学说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张铁君的《阳明学说真谛》(台湾中国新闻出版公司，1956年)、王开府的《王阳明致良知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邓元忠的《王阳明圣学探讨》(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有关阳明学说综论及其脉络影响的有：丁仁斋的《王阳明教育学说》(台湾复兴书局，1955年)、黄敦涵的《阳明学说体系》(台北泰山书局，1962年)、蔡仁厚的《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林振玉的《王阳明论》(台北复文书局，1976年)等。

其中，朱秉义的《王阳明入圣的工夫》主要从工夫论的角度对王阳明心学进行考察，他从诚意、立志、格物等入手，详细阐述了王阳明心学作工夫的方法，并认为阳明心学将情感与理智、谦与傲、知与行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贯通。陈荣捷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一书，则是由陈荣捷在英译王阳明《传习录》基础上，搜罗中日各家注释，广择评论二十余家，并加以大量的考证、按语，同时附录传习录拾遗(第一至五一条)等内容，成为现存最好的本子，值得学界的珍视。

牟宗三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中认为，“致良知教”是“真圣门正法眼藏”；良知是指“超越的本然的道德心”，良知明觉“不是认知外在的理”，而是“决定一应当如何之原则”；良知即活动即存有，是道德实践和一切存在的根据；良知只决定行为当否而不成就知识系统。该书一些内容后来整合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此书从批评朱子的“歧出”及王门后学聂豹、罗念庵的“横生枝节”，梳理出了陆象山、王阳明、王龙溪、刘两峰、刘师泉、王南塘、刘蕺山的心学脉络。众所周知，正是在阐发王阳明良知说的基础上，牟宗三提出了著名的“良知坎陷说”。

钱穆的《阳明学述要》是在《王守仁》(1930年)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介绍了王学的背景和流传，总结了王学的精华而归之为：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诚意、谨独、立志、事上磨炼；把阳明晚年思想归纳为：拔本塞源之论、大学问、四句教，并以阳明及其弟子言论辅证，可说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该书最后还附有阳明年谱，历历在目而颇有特色，是学习阳明学难得之书。

张君劢在《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书认为，王阳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比朱子更为重要。[14]69-90张君劢还比较了中日阳明学不同特色，在《比较中日阳明学》序言中说：“阳明学之在吾国，人目之为招致亡国之祸，而在日本则杀身成仁之志行，建国济民之经纶……在吾国则为性心空齌，在日本则实现近代国家建设之大业。”[15]3指出阳明学在日本人中流行的原因有三：“第一：阳明学简易直截……因而合于日人快刀利刃之性格。第二：阳明学侧重于即知即行，合于日人勇往直前之习惯。第三：日本人注重事功，将阳明学应用于人间社会，发生大效果。”[15]60张君劢反对把阳明学仅仅看作为道德伦理学的范畴，所以他屡屡强调阳明哲学的形而上的宇宙论性格，并用“直觉主义”解释“良知”，进而以“直觉主义”阐释其宇宙与人心一体的整体论。很明显，张君劢把“良知”翻译为“intuitiveknowledge”，谓其具有康德的纯粹理性及实践理性的基本范畴，他的植基于心、意、知不能无对的“心即理”说则接近柏克莱。张氏还把阳明哲学与近代西方康德与柏克莱哲学的互通，以证成自己的唯心论哲学。[14]51-67

总之，正是通过对王阳明哲学的深刻分析以及学脉的独特梳理，成就了牟宗三、钱穆、张君劢等一代儒家。

四、改革开放后阳明学研究的两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正轨，学术界经过“文革”时期的“压抑”及“沉潜”，大陆的王阳明研究进入复苏乃至繁荣时期。同时，两岸阳明学研究交流融合，进入同步发展时期。这时期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0为第一阶段；1990年至本世纪初十年为第二阶段。

(一)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阳明学研究的复苏与转型期。l981年，学界在杭州召开新中国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的研究进入复苏期。此后，与阳明心学相关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史的研究也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王阳明研究的专门性成果，主要有：杨天石的《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霍方雷的《陆王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的《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其中，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一书对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泛神论的宇宙观”、知行合一、致良知及“四句教”进行了简明清晰地阐述，颇能代表上世纪80年代王阳明研究的水准。而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哲学研究》一书论述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先验主义认识论与禁欲主义的道德论”及“王学的分化”主题。这些研究，虽仍采用唯物、唯心二元对立及阶级分析法，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但又力图把王阳明放在宋明学术思想史的大系统中分析其思想的产生、发展、传播与衰微的演变过程，这都表明当时的王阳明心学的研究正在由“旧范式”向客观的学理分析的“新范式”转型。该书虽显得过于宏阔，然开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王阳明研究之先。

与王阳明心学相关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断代史著作主要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一般都辟有王阳明心学的专章专节，对其哲学理路、学脉及历史地位进行论述。其中，《宋明理学史》下卷中有13章涉及阳明学，占该篇幅的三分之二，内容以王阳明心学为中心，向上溯及明代心学崛起的陈白沙、湛若水，向下论及浙中、江右、南中、泰州王学，对阳明心学文献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展示了阳明心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对该进程中的过渡人物和阳明后学(尤其江右王学)的思想介绍以及其文献材料的搜集最为著力，直到现在尚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中有关阳明心学概念、范畴、逻辑结构、思想脉络的分析与探讨，虽仍用唯物唯心论分析，但痕迹已经很轻，表现出作者从教条主义的“旧范式”向阳明心学内在逻辑与思想特征研究的“新范式”转型的成功，体现了那一时期阳明心学研究的特点与水准。

(二)第二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复苏及转型，在上世纪80年代王阳明研究的基础上，在上一代学者的引导下，一批新生代的学者参与到王学研究的潮流中，促使王阳明研究进入了繁荣。从1990年至今，直接以阳明学为主题的著作多达百部左右，论文千余篇，学界还创办了《阳明学刊》，在浙江、江西、贵州等地出现阳明学研究中心，召开定期的阳明学术研讨会，促进了阳明学发展，使阳明学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最活跃的领域。这时期的研究成果繁多，但大致围绕着“王阳明传记事功”、“王学思想的理路及学脉”、“王学的分派”、“王学与三教关系”、“王学与晚明及近代社会”、王阳明思想文献资料整理等主题展开。

1.王阳明传记事功

关于“王阳明传记事功实践”的研究，主要有：郑吉雄的《王阳明：躬行实践的儒者》(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90年)、方国根的《王阳明评传：心学巨擘》(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祥浩的《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周月亮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方志远的《旷世大儒——王阳明》(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杨行恭的《王阳明传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杜维明的《宋明儒学思想之旅—青年王阳明(1472—1509)》(武汉出版社，2002年)、诸焕灿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钱明的《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袁仁琮的《王阳明》(小说)(巴蜀书社，2009年)等书。人物传记是唤醒历史记忆，仰慕先贤，宣扬正能量的重要方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多部王阳明传记的出现表达了人们对王阳明事功和思想的推崇。然各家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如郑吉雄的《王阳明：躬行实践的儒者》则从力行践履的角度描述王阳明事迹，塑造了知行合一形象。方国根的《王阳明评传》凸现了围绕“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两大线索，从“事功”与“学术”评述王阳明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思想之密不可分，可谓切准了王阳明生命的脉搏。然而这些传记，相对于以前王阳明传记著作来说内容更加详实，但除在一些点上有所推进外，多重复雷同，未有一部与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来相媲美的王阳明传记著作。

2.王学的理路及学脉

关于“王学的理路及学脉”是这时期王阳明心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批成果，主要有：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傅振照的《王阳明哲学思想通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丁为祥的《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韩强的《重读王阳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杨国荣的《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刘宗贤的《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徐梵澄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林继平的《王学探微》(台湾兰台出版社，2001年)、杨国荣的《王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任文利的《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司雁人的《阳明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朱承的《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陈立胜的《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心一体”的立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这些著作，以新生代的陈来、杨国荣为瞩目。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在王阳明文献史料细致考证与分殊的基础上，把握王阳明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法，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在意蕴与精神进行深刻地发掘和阐发。而杨国荣在《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一书中则对王阳明心学的进行逻辑分析，力图诠释出王阳明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内涵，极具思辨的力度和纵横比较的广阔视野。另外，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作为新第一部明代哲学断代史著作，内容却是以阳明学为重点，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材的基础上，对王阳明哲学及其后学的问题、概念与范畴、解决问题的方式，对王阳明及其后学之间的学脉关联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而任文利的《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是从“形上学”为焦点问题，对阳明心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脉络，对阳明心学的“良知”、“致良知”、“心即理”等核心概念与命题作了颇具深度的分析与探究，对王门各派的焦点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及优缺点作了考察。陈立胜的《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心一体”的立场看》，受到现代心理学的“具身理论”的启发，以“身心互渗”的立场对阳明的万物一体观做了探讨，其中对“恶与牺牲结构”问题的分析揭示了阳明一体论说中的内在紧张，描述和探讨了阳明的“乐”的本质与“乐”的类型学以及儒家的宗教性性格等等，颇能激发人的思考。另外，朱承的《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以政治哲学为视域，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独特的考察，书中具体包括了：万物一体与三代之治、化治世为治心、王阳明哲学政治向度的历史回应、良知学说的理想政治效用等内容，拓宽了阳明学哲学研究的视野，值得注意。

3.王学的分派

关于“王学的分派”是这一阶段阳明学研究的焦点，这也是阳明学研究走向深入细化的体现，产生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著作。这些著作大致分为阳明后学的个案型、整体型及个案兼整体型研究三大类。个案型研究主要有：李庆龙的《罗汝芳思想研究》(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论文，1999年)、吴震的《聂豹罗洪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龚杰的《王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方祖猷的《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林月惠的《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吴震的《罗汝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树俊的《明代大儒王栋思想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王路平的《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群言出版社，2007年)等。这些成果，其中许多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规划项目，多为填白之作，有不少如方祖猷的《王畿评传》那样的精研之作，但也不乏泛泛之作，然开创之功不可没也。

整体研究性主要有：屠承先的《本体工夫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蔡文锦的《泰州学派通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吴震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鲍世斌的《明代王学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龚鹏程的《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蔡仁厚的《王学流衍：江右王门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姚文放的《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钱明的《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人民出版社，2009年)、钱明的《浙中王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研究，大都能在搜罗、甄别史实文献的基础上，对王门后学的分派、思想内蕴及脉络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描述，这相较于早期嵇文甫、牟宗三及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岛田虔次等人对王门后学过于主观化、宏大叙述式的研究，显得更加客观化、学术化，贴近王门学派的历史真实。

个案兼整体型主要有：林子秋的《王艮与泰州学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期的阳明学》(三联书店，2005年)、张卫红的《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这些王门后学研究，以点带面，点面兼顾，其中有相当一批成果是中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而来，不仅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有超越前代的勇气，而且研究领域更加细致深入。如彭国翔以王门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为视点，对王龙溪哲学及他与其他王门学派的互动进行了探讨，其分析深刻而细致，是此类阳明后学研究领域的力作。

值得一说的是大陆学者吴震、钱明等人王门后学的研究。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是由他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他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所体现的正是日本学术界那种严谨而扎实的学风。在吴震所撰写的上述五本研究阳明及其后学的专著中，其研究的对象除阳明本人外，还涵盖了其后学中最为重要的王畿、钱德洪、聂豹、罗洪先、陈九川、欧阳德、王艮、耿定向、罗汝芳等著名人物，其采取的研究路径有思想史及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思想与概念的义理分析也是奠定在文献资料细致爬梳的基础上，并关注佛、道对阳明及其后学的影响。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他日本九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曾承担过《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与《(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语录诗文汇编及考释》的工作，为《王阳明全集》提供了十多万字的新增史料，他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和《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极尽考证之能事，其成果为阳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最近出版的《浙中王学研究》一书把“浙中王学”放在浙学与浙江地理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了浙中王学的形成、传播发展的过程及代表人物的思想演进，算是以学派法研究阳明后学的专著，值得一读。吴、钱二氏留学东洋，受日本阳明学大家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山下龙二、岛田虔次等人的影响，重视阳明后学及其与佛教、善书文化、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

4.王学与晚明社会

由于不同专业的学者加入阳明学的研究，也由于学科整合及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开始关注“王学与晚明及近代社会”问题，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吴雁南的《阳明学与近世中国》(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吴宣德的《江右王门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何俊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汪传发的《陆九渊王阳明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周建华的《王阳明南赣活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邓志峰的《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张艺曦的《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年)、陈时龙的《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这些著作中，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一书，以文史哲兼通互证的方法，将李贽置于明代政治史、哲学史及文学思想史的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中，讨论了李贽复杂独特的人格心态，性空解脱与真诚自然的哲学思想，由超越、真诚与自我放任共构的文学思想等，提出的许多客观而有创新的见解。而另一著作《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同样采用文史哲兼通互证的研究方式，对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关系作出立体动态的考察，对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及其发生的具体过程，对阳明心学的重要理论范畴及其对王阳明生命存在的意义，对明代中晚期心学的复杂历史走向及其对士人的人格心态的影响，对中晚明的政治格局、文学思想的影响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描述。台湾学者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一书，用社会文化史的方法，通过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对阳明学派作了区域经济、文化传播、教育体制、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扫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立体感极强的作为私学的阳明学在明中后期快速发展的历史画卷。这些成果相对于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山下龙二、岛田虔次与沟口雄三等人“晚明阳明学的近代性”宏大叙述，显得更加客观妥实，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研究。

5.文献资料及其他

关于阳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以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证严出版社，2000年)和吴光等人编的《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最为重要。《王阳明全集》是1992年41卷本《王阳明全集》的修订版，它以浙江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本为底本标点，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图书馆本及台湾、日本出版的王阳明全集本为参校本，原本误漏或与诸本有异者，酌出校勘记，修订版是对原92版卷四十、四十一增补的四十七篇传记、祭文、序跋等一些疏误、遗漏数据进行修订，而且纠正了原92版的标点错误和排印错误，是一个更完善、更便于阅读的版本，对阳明学研究打下的坚实的文献基础。

另外，王阳明研究主体进一步拓宽，对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美学、书法、诗文以及与佛学的关系。主要著作有：赵士林的《心学与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毕诚的《儒学的转折——阳明学派教育思想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计文渊编《王阳明书法集》(西泠印社，1996年版)、朱五义注、冯楠校《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程玉瑛的《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台北，广文书局，1995年)、陈文革的《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其中，赵士林的《心学与美学》一书，讨论了阳明心学与文艺美学的关系，认为阳明心学是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代的思想先导，市民文艺则为同一时代转型的感性张扬，阳明心学与市民文艺整合而成的解放思潮，适足为贵族文化之终结，平民文化之滥觞。计文渊、朱五义等著作使我们领略了阳明诗文、书法之美，展现了阳明的另一面向。而陈文革的《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一书，在吸收陈荣捷、荒木等中日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王门诸派所展开的丛林交游，探讨阳明学派及其思想与晚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辨析了“阳明禅”“晚明狂禅”之间的关系，同时论及东林学派、蕺山学派等对阳明学派儒佛交涉现象的评议及其对晚明思潮和学风的影响，深化了阳明学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值得参考。

综上，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阳明研究，显现出繁荣景象。这些成果，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研究，其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大大剥落，纯学术研究之外的“负担”大大降低，学者逐渐放弃了宏大叙事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包袱，使阳明学的研究回到学术本身，研究领域更加精细深入，研究题材更加广泛多元，占有的史实和材料更加丰富，故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化、学理化，从纯学问的角度看，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余论和反思

综观百年的阳明学研究，从整体氛围上讲，大致经历了“思想意识形态”——“复苏转型”——“纯学术”三个变奏的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王阳明研究，不管是民国时期的维新革命派、国粹派、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还是日本战前战后的研究，乃至建国后至1980年代间大陆学界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的研究，都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研究者满怀“宏大叙事”和思想抱负，其王阳明学术研究承载着并服务于此种“思想观念”。可以说，这时期的王阳明学术研究史就是那个时代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史”。这种形态的研究，到建国后尤其“文革”时期走向极端，最终以主观的“思想意识”取代的客观的学术研究，导致王学研究的教条主义和“标签化”。而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大陆学界力图挣脱此种教条主义和“标签化”模式，进入了王阳明研究的“复苏转型”，经过十多年的反思，上世纪90年代走向客观的纯学术研究，使阳明学研究走向繁荣，取得了许多质量较高的成果，但此20多年的王学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和改进之处：

其一，过度聚焦于心学和良知教的研究。虽然这种聚焦贴合王阳明心学的实际，但却忽视王阳明思想的其他方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使后学者感觉到王阳明除了心学、良知不知有其他思想。相对而言，张君劢的观点值得学界省思，即他反对把王阳明仅看作道德伦理学的范畴，屡屡强调阳明哲学的形而上的宇宙论特性。

其二，虽然近来对王阳明教育、美学、军事政治、民间社会、书法、诗文的研究进一步拓宽视野，但才仅仅是起步，研究仍远远不够，亟待更多的哲学史、思想史专业以外的学者参与。同时善于拥有学科整合和文史哲互证的方法，在深挖阳明学文学、史学、经学、书法、教育、乡里、军事的多面向之后，又要“回到王阳明自身”，需对王阳明的义理、史学、经学、事功、文章、书法之学进行贯通整合。

其三，不能一概否定此前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如何平衡思想与学术的关系仍是阳明学研究的大问题。因为近20多年的“淡出思想关怀，凸显纯学问”的研究路径，使得王阳明研究有“碎片化”、“书斋化”的倾向，这与王阳明力行实践的主张相悖。因此，王阳明研究要从“历史视角”走向“问题视角”，从中国乃至人类的现实问题出发来进行研究，重建哲学史与社会史的链接。故现代新儒家通过阳明心学进行的哲学重建，日本学者通过左派王学试图发现“现代性”，以及用马克思主义视野对王学的批评与肯定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仍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其四，加强从东亚文明的视角研究中国阳明学、日本阳明学和韩国阳明学互动及其对东亚社会的影响。这要期待大陆、港台与日韩学者的互动和联合研究才行。

其五，如何借鉴新儒家人物的路径和方法，重新把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思想链接起来。如可否把阳明心学与西方的心灵哲学加以比较与汇通，可能是未来王阳明哲学研究最有潜力的生长点之一。

[1]章太炎.答铁峥[N].民报,1907(14号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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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劲英文审校孟俊一

From Thought to Scholar: The Tendency and Change about Yangming School Studies

WANG Kun

(Politics and Law School,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Yangming school studie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ideology, recovery transformation, and pure scholarship during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1980, schola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have a strong ideological color in the process of Yangming school studie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istory of Yangming study is a history of ideas, and the study of this formed the extrem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1980, the Mainland scholars of China tried to get rid of the dogmatism and the “label” thinking, so Yangming school studies gradually start to recover transformation. After 1990, it tends to purify academic research and enter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the 20th Century; Yangming school studies; change

1001-733X(2016)02-0081-14

2016-03-01

浙江省“之江人才”社科课题“浙东学派研究评述”(11ZJQN090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锟(1973-)，男，甘肃天水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宗教哲学。

B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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