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婉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广东 广州 510900）



《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的男性气质

张思婉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广东 广州 510900）

摘 要：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作品一直是性别批评的焦点，从五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到后来的同性恋研究，到近期的男性主义研究，威廉斯的作品始终受到批评家们的关注。借助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对威廉斯的戏剧《欲望号街车》进行文本解读，试图阐释剧中男主人公斯坦利是如何在自身经历、阶级、经济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建构出一种特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关键词：支配性男性气质；性别角色；《欲望号街车》

半个多世纪以来，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欲望号街车》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批评家们从众多角度对该文本进行解读，并普遍认为，剧中的女主人公布兰奇是受到了以男主人公斯坦利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压迫。但鲜有研究以这场两性较量中男主人公所遭受到的威胁这一维度展开论证分析。不可否认，布兰奇的出现与存在对斯坦利在家庭及社区中的支配性地位造成威胁，由此，与其把后者的行为理解为主动攻击，不如理解为在前者威胁下，为了维护其自身脆弱的男性气质而作出的被动反击。笔者以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为依托，分析斯坦利的支配型男性气质的不稳定性，以及他在与布兰奇的较量中采取极端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男性气质的原因。

一、男性气质理论

涉及男性气质的研究早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男性气质研究才成为一门社会性别视角的学科，并得到迅速发展。

性角色理论长期主导着人们对男性气质的认识，对男性气质研究起到很大的影响。性角色理论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就意味着扮演人们对某一性别的一整套期望，即性角色。根据这一理论，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两种性角色：即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性角色是社会习得或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塑造男性或女性，使之同他们的生理性别相结合。性角色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批评，理由是性角色把男人和女人限制在一个规范化的模式里，男人和女人被要求依据他们的生理性别扮演相应的性别角色，而不管他们在行为或人格上是多么地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性角色。

R.W.康奈尔是男性气质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概念。“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提出意味着男性气质不再是单一的，而是有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之间的区别由此逐渐被男性研究学者所承认，他们开始用masculinities这一复数形式来取代masculinity这一单数形式，以此来强调不同种族、文化、阶级的男性不同的男性气质。在任何社会或国家里，即使支配性男性气质占统治地位，同样也存在着多种男性气质类型。男性气质不仅受性别影响，也受阶级、代际、民族等多种因素影响。男性气质的类型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当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提出后，单一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中心地位被取消了，各种男性气质及男性之间差异被承认，使得男性从性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去中心化”标志着支配性男性气质仅仅是社会主导的一种男性气质，它并非是“正确”的。不同的男人有着不同的男性气质，有色人种、同性恋者，以及异教的男人的男性气质是由他们所处的种族，文化，阶层影响下形成的。

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着等级。他将男性气质划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4类，它们共同构建着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康奈尔指出：“支配性”的概念来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它是指社会的主导文化动力，凭借着这种动力，一个集团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支配性与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有关，在任一给定的时间内，总有一种男性气质为文化所称颂。［1］

根据康奈尔的理论，男性气质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僵死的，而是一个在社会实践中构建的过程。斯坦利的男性气质是在贫穷环境下，工人阶级中催生的一种特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与康奈尔所定义的处于性别等级最顶端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着差距，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使得斯坦利在贵族后裔布兰奇的攻击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最终只能通过暴力来巩固自己的支配地位。

二、斯坦利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确立

康奈尔声称，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经济领域在文化上被定义为男人的领地，而家庭生活是女人的世界。他同时指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跟这种性别分工相联系。

在剧中，男主人公斯坦利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正如康奈尔所指出的，在其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来确定。具体而言，斯坦利担负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他的妻子史黛拉则没有工作，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斯坦利。在戏剧开头，斯坦利的第一次出场即是一个养家糊口者的形象：他将一包生肉抛给在二楼的妻子，后者在慌乱及笑声中接住了。此场景让人联想到原始社会里外出打猎的男人把猎物带回家，交给操持家务的女人。换言之，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保证了斯坦利在家庭中处于一个支配性的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史黛拉只能依附于他。

史黛拉的姐姐布兰奇曾担任教师工作，后遭解雇，以其精神状态及师德，再重回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只能寄宿于史黛拉家中。这也意味着，如果她无法像史黛拉一样找到一个经济独立的男人依靠，她以后的生活就难以为继。布兰奇在史黛拉被丈夫醉后殴打的第二天对她说：“我们一定得弄到点钱，那才有出路。”［2］69-72在没有经济做支撑的条件下，布兰奇无法对斯坦利的粗暴言行进行彻底的反击，也无力逃离受屈辱的命运。

在姐妹俩跟斯坦利矛盾激烈的时候，斯坦利再一次强调了他在家庭里的统治地位：“你们俩以为你们是谁？一对王后吗？记住休伊·朗说的话——每个男人都是一个国王！”［2］69-72当然，国王的地位是以坚实的财力为后盾的，斯坦利的地位正是建立在经济掌权的基础上的。

观察家庭之外史黛拉所处的社区，也不难发现这种男统女附的现象。史黛拉的好友尤妮斯在物质上同样是依附丈夫而活，而她们生活的圈子也仅限于自己所在的街区。相反，斯坦利的工作使得他所能影响到的领域大大拓宽。当他得知布兰奇来自劳雷尔，纵使他承认那不是他的领土，但依靠他的社交网，他依然设法调查到了布兰奇不堪回首的过去。由此可见，通过经济、社交，男性所能影响的范围远远宽于女性，也使得他们比女性更具有支配权。

三、斯坦利男性气质的脆弱性

然而，根据康奈尔的理论，男性气质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动态的存在。所以在本剧中，虽然男主人公斯坦利在其家庭及所在社区中占有统治地位，但这种地位并非绝对的。

首先，在与史黛拉的关系中，斯坦利并不总是处于支配型地位。虽然两人阶级出身、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迥然不同，但他们却能相处融洽，原因恰如史黛拉在剧中所言：“有些在晚上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事情，让其他的东西变得…不重要了”。［2］69-72性是维系斯坦利及史黛拉关系最重要的纽带。然而，这种情感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平时斯坦利在两性关系中的支配性地位在剧中一览无遗。比如，当他下班回家时，史黛拉“跳起来吻他，他摆出主人的架势欣然接受”。［2］69-72同时，这种支配地位又是脆弱的。在扑克之夜，斯坦利喝醉后打了史黛拉，后者哭着跑到楼上。而当斯坦利酒醒后，后悔的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般，在楼下大声呼喊着史黛拉的名字，直到她跑下楼来抱着他。他跪在地上，像个愧疚的小孩般把脸贴在她肚子上，她把他扶起来，眼中满是温柔。这个场景展示了斯坦利隐藏着的软弱的一面。心理学者荣格认为男性的阿尼玛和女性的阿尼姆斯是隐藏在人格面具中的内部形象。阿尼玛原型是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阿尼姆斯原型则是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要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以展现。“如果一个男人展现的仅是他的男性气质，他的女性气质就会始终遗留在无意识中而保持其原始的未开化的面貌，这就使他的无意识有一种软弱、敏感的性质。正因为这样，那些表面上富于男子气的人，内心却往往十分软弱和柔顺。”［3］荣格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阳刚的斯坦利为何在酒后变成一个脆弱的男人。所以在情感关系上，斯坦利也有依赖于史黛拉的一面，这种依赖使得后来布兰奇拉拢史黛拉的行为变得不可饶恕。

其次，斯坦利并不完全符合康奈尔所定义的处于支配型地位的男性。康奈尔定义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是白种人的、中年的、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的。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斯坦利的工人阶级身份并不能够使他处于支配型地位。在贵族后裔的布兰奇面前，斯坦利的工人阶级气质显得粗鲁野蛮，而这一点也逐渐被史黛拉及斯坦利本人所意识到。

布兰奇出身高贵，言行优雅，情感细腻，与工人身份出身的斯坦利形成强烈对比。斯坦利的出身鄙微，教育欠缺，收入勉强。虽然他展示了某些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特征，但并不完全符合社会学意义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布兰奇评价他“举止行动就像是野兽”，“有一种类人猿一样的气息”［2］69-72。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支配性男性气质在工人阶级环境中的重新构建。换言之，他并不真正处于性别等级的最高级，他的支配性地位没有在经济上或文化上得到社会公认，是不稳定的。因此，在布兰奇寄居他家期间，斯坦利一直感受到了来自更高阶级的威胁。加上史黛拉渐渐意识到，也许除了“在晚上发生在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之外，她跟斯坦利确实有太多不匹配的地方。斯坦利在遭受布兰奇对他的地位的威胁及史黛拉对他的男性气质的怀疑下，不安地开始寻求解决方法。

四、斯坦利支配性地位的维护

当统治地位动摇时，统治者多以暴力进行镇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利不得不设法赶走布兰奇以正其权威。在剧末，斯坦利用史黛拉去医院生产的空档，对布兰奇下了逐客令。即将流落失所的事实击溃了已经半醉的布兰奇，随后斯坦利对神志不清的她实施了强暴。这种暴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他在这场无形战争的支配地位。斯坦利极端的暴行是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压制布兰奇的一个举措。康奈尔指出了暴力在男人的性别政治中的重要性：暴力能够变成一种主张或宣扬男性气质的方式。［1］暴力是巩固地位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统治地位不稳定的一个表现。暴力暴露了性别秩序中的危机倾向，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斯坦利试图通过暴力恢复支配性的男性气质。

综上所述，笔者从男性主义的理论出发，以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一个老的话题：斯坦利与布兰奇之间的冲突。斯坦利为了维持其脆弱的男性气质，最终只能以最原始的方式——暴力来巩固其在家中的支配性地位。

参考文献：

［1］康奈尔.男性气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

［2］方刚.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概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6（4）.

［3］［美］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52-53.

责任编辑 刘晓华

A Masculinist Reading of Stanley in“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ZHANG Si-wan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Center，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900，China）

Abstract：Tennessee Williams’s play“A Streetcar Named Desire”has attracted criticism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especially gender criticism.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why Stanley had to destroy Blanch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sculinity Studies.When Stanley felt that his fragile masculinity was threatened by Blanche，he resorted to viole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his manliness.

Key words：hegemonic masculinity；sex role；“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6）01-0093-03

收稿日期：2015-05-15

作者简介：张思婉（1985-），女，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