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徐 钰

（1.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影响：兼论当代阳明学研究概况

张 明，徐 钰

（1.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编者按：2015年6月29日下午，由贵州大学组织举办的“阳明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传习室举行。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修文县阳明文化研发中心副理事长杨德俊先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兼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张明副教授，围绕阳明文化诸多问题从不同角度作了精彩发言。在此只节录张明副教授的完整演讲发言稿，由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徐钰据录音资料整理，张明副教授审阅修改，同意发表，以供学界批评指正。

关键词：王阳明；龙场悟道；黔中王门；阳明学研究

应成先生的要求，我在此作一个汇报演讲，题目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影响——兼论当代阳明学研究概况》。共分四点：一是王阳明生平简历；二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三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影响；四是当代阳明学研究概况。

一、王阳明生平简历

王阳明（1472～1529年）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生活在五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后期。如果以1500年为中点，他在1500年之前活了28岁，在1500年之后也活了28岁。明朝是一个非常堕落的时代，是知行不合一的时代，是朝廷没有道德、没有权威、无所作为的时代，总之，是没有良知的时代。王阳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王阳明从小立下大志，决心找到拯救这个时代的良药。他一生不懈追求，后因政治斗争的失利，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在生命绝境中，他“龙场悟道”，建立“良知”学说，并将“良知”致用于后半生的军事政治实践中，最终成就“立德、立功、立言”兼三不朽的伟大功绩。

王阳明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他出生到十八岁成家立业，这是他早年立志的阶段。王阳明于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官宦家庭，他是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他11岁就立下大志，要做圣贤，要做第一等事；15岁出居庸关，考察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8岁到江西结婚，他在回浙江途中拜访了著名学者娄谅，娄谅告诉他“圣人可学而致”。

第二阶段从19岁到36岁，这是王阳明中青年最苦闷的时期。他先后参加科举考试，泛滥于辞章，遍读考亭之书，出入佛老二氏，广交天下学者，广泛寻求各种知识，希望进入圣贤境界。王阳明曾经按照朱熹的说法，面对竹子格物致知，但他没有走通，放弃朱熹的求圣道路。28岁考中进士，后来做了兵部主事。36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打入监牢，流放贵州，尝尽人间三大屈辱。

第三个阶段是37岁到50岁，这是王阳明从人生最低潮走向人生辉煌的时期。1508年，王阳明赴谪贵州龙场驿（今贵阳市修文县），时年37岁。他在龙场悟道、贵阳讲学，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学说，初步建立起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第一次将心学的大旗树立在贵州高原之上。他离开贵州之后，青云直上，建功立业。他在江西将近十年时间，随地讲学，而且平定了明朝宁王朱宸濠之乱。朱宸濠用了十年的时间，厉兵秣马，妄图夺取明朝天下，但是王阳明只用35天就平定了叛乱，最后活捉了朱宸濠，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这是王阳明建立“兼三不朽”的人生辉煌时期。

第四阶段是从51岁到57岁去世，这是王阳明晚年隐退讲学和复出的时期。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由于功高震主，遭到权臣嫉恨，于是51岁时回到浙江老家，一直隐退讲学六年之久。57岁时（1527年），广西发生了少数民族土司叛乱，朝廷无人可用，命令王阳明带病出山。有一个史料说，越南乘广西之乱，准备派精兵十万进入广西，明朝根本无法应对。这不仅是少数民族土司叛乱，而且还牵涉到边疆问题和对外关系，朝廷只好请王阳明出山，这时王阳明已经生病，请求另外派人带兵出征，但朝廷还是强命他出兵。王阳明带病出征，不到一年，兵不血刃，最后平定叛乱，这是他最后的点睛之笔。战事结束时，阳明已经病重，他上奏朝廷，请求回家。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南安一条小船上去世。他的遗言是：“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朝廷以擅自班师的罪名，废除王阳明的爵位，将阳明学打成“伪学”。直至六十年后的1568年才得以平反，恢复爵位，从祀孔庙。

从王阳明的生平简历可以知道，他一生创立了一种学说体系，并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但他在世时一直受到排挤，这是明代社会带给他的灾难。尽管如此，作为一位从小立志做圣人的“豪杰之士”，王阳明并不在意所遇到的艰难困苦，相反，他在逆境中努力实践自己的良知和理想。可以这样说，王阳明是一个“行动的思想家”，他在千难万死中不断践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阳明心学从贵州起源，遍及大江南北，“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王阳明和王门弟子的讲学之风引领了明末东林学派的书院讲学运动。此外，阳明心学还传到日本、韩国，影响了东亚世界五百年的历史发展和走向。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悟道的遗址和在浙江绍兴的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得到重修恢复，分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天下学人敬仰的圣地，阳明学也成为近代以来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显学”。追根溯源，阳明心学的起点就在贵州的“龙场悟道”，这是贵州人值得骄傲的历史，是贵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二、王阳明“龙场悟道”

王阳明因流放贵州并在龙场悟道，从而与贵州产生了紧密的关系。我从三个方面进行汇报：即王阳明为什么会被流放贵州？王阳明流放贵州期间有哪些主要活动？王阳明“龙场悟道”对贵州有何重大影响？

首先，关于王阳明为什么会被流放贵州？在此必须指出三个背景：第一是政治背景。众所周知，明朝政治非常黑暗。明初朱元璋斩尽开国武将，朱棣则杀完忠心文臣，弄得天下寒心，朝中无人，于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弄权最登峰造极的朝代。当时的朝廷所说和所做不一样，比如正德皇帝所谓“纯正道德”，实际上他一点道德都不讲。朝廷已经不是道德的象征，不是权威的代表，更不是良知的代表。现在研究明朝历史的著作很多，发现这个时代非常混乱。明朝是一个道德堕落的时代，是一个知行分裂的时代。王阳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决心要拯救这个时代，要找出一种救世的良药。王阳明的豪迈性格决定他与权贵格格不入，他必然会遭受超出常人的磨难和挫折。

第二是学术背景。程朱理学流传了四五百年，到王阳明的时代，程朱理学已经完全和社会现实生活相脱离。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程朱理学只能带来教化的统一和思想的平稳，与人情、时事乖离日增，支离决裂。按照朱熹的说法，如果想要成为圣人，就要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特别要不断读书，先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最后才能成为一个圣人。但是这样一步一步去穷尽万事万物的知识，如何能够穷得尽？所以王阳明去走这条路去格竹子，最后走不通，因为这种学问和社会生活已经严重脱节。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说：朱子学笼罩下的明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学说，于是王阳明的心学应运而生。明代的社会没有良知，所以呼唤一种提倡良知的学问。王阳明认识到希望不在朝廷，不在上层；相反，希望在民间，良知在底层。王阳明的思想探索必然会受到朝廷正统意识的打击和压制。历史证明，阳明心学提出之后，虽然受到民间的热烈欢迎，但朝廷却长期视之为“异端”和“伪学”。

第三还有一个直接因素，就是刘瑾之祸。刘瑾此人非常坏，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宦官之一。他弄权贪钱，无所不用其极。《华尔街日报》总结有史以来全世界前五十名的富豪，明代刘瑾就是一个，刘瑾后来被朝廷处以凌迟之刑，据明人记载，刘瑾被割了3557刀，历时三天。第一天割了以后，还把他送回牢房，他还能喝稀饭，第二天继续割，第三天才被割死，这是后话。王阳明当时就得罪了刘瑾，除了廷杖、下狱，还被流放边远的贵州，就是刘瑾想置王阳明于死地。王阳明出狱之后，从北京先到浙江老家，停留将近一年后，再经江西、湖南，最后来到贵州。他一路上都写有诗，从北京开始写，写到湖南湘西，叫做《赴谪诗》。从湘西开始，诗的名字改作《居夷诗》。《居夷诗》的第一首是《罗旧驿》，在今湖南芷江县，表明王阳明已经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了，因此取名《居夷诗》。王阳明来到贵州之后，贫病交加，生活极其艰苦，他甚至作好了死亡的准备。但他没有死掉，面死而生，反而悟道，获得新生。

其次，王阳明在贵州有哪些主要活动？

王阳明在贵州从1508年到1510年共有两年时间，但跨了三个年头。王阳明在贵州的主要活动有三：

第一是“龙场悟道”。王阳明在贵州对后世影响重大的活动就是“龙场悟道”。王阳明流放贵州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但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王阳明一生共写有600多首诗，其中有130多首是在贵州写的，同时他还写有46卷的《五经臆说》和其他一些散文，可见王阳明在贵州的三年是他诗文创作的高峰期，但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他在贵州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在生命绝境中大难不死，终于“龙场悟道”，初步建立起“阳明心学”的哲学思想体系。王阳明“龙场悟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王阳明年谱》里那段经典的记录，就是著名的“王阳明之问”，即他悟道之前是八个字加一个大大的问号：“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悟道之后是八个字加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到底悟到了什么？五百年来一直都是一个广泛议论的话题，其实也很简单，他悟到的就是“良知”，就是一个“心”字，从学术体系上说就是“心即理”。如果追问“理”是什么？答案是：“理”就是“道”，就是“天理”，就是“良知”，就是“心”。在王阳明看来，“天理”和“道”并不在外面，并不在天上，而是在人的心中——“天理”就是人心中的那一点“良知”、那一点“明觉”，那一点“是非”。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物者误也。”王阳明将“天理”归于人“心”、归于“良知”；换言之，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一归何处？一归于心。人人可以掌握天理，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是故王阳明的这套学说被称为“心学”或“良知之学”。王阳明“龙场悟道”建立起来的“阳明心学”，与“朱子学”产生了区别，他们在儒家成圣道路上选择了不同道路——“朱子学”是上层路线，精英路线，认为只有少数绝顶聪明的人物才能成为圣人；而“阳明学”走的是下层道路，民间路线，认为人人皆可成为圣人，最后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王阳明提出“振作精神，自作主宰”，“人人皆可成为圣人”的理念，使每个人都从匍匐于圣人脚下的状态下挺立起来，这完全可以和尼采的“上帝死了”相媲美。“龙场悟道”奠定了王阳明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王阳明由此进入世界一流原创思想家的行列。

第二是“贵阳讲学”。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知行合一”，丰富和提升了“龙场悟道”的内容。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地点是“文明书院”，这个书院历史悠久，是元朝时就修建的“顺元路府学”（1313年），在王阳明来到贵州的前夕（1506年），“顺元路府学”遗址被发现并重修为“文明书院”。1509年，王阳明受邀到“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在此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所以阳明心学的三大支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有两大支柱是他在贵州明确提出来的。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和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标志阳明心学的大旗在贵州高原上已经树立起来，从而使贵州成为“王学圣地”。阳明后学有多个学派，其中在贵州就有一个学派，即“黔中王门”。贵州弟子非常感恩王阳明先生，尊他为“黔学之祖”。遗憾的是《明史》里面没有讲“黔中王门”，《明儒学案》也没有讲。贵州学者三十年来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这个学派。随着贵州原始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黔中王门”现在已经得到阳明学界的认可。杨德俊老师正在编写“龙场阳明文库”，可以为研究“黔中王门”提供更多原始资料。

第三是“水西之行”。水西是指今贵州乌江中游鸭池河以西之地，即今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市地区。水西当时是贵州最大的土司安贵荣的地盘。明朝初年彝族女政治家奢香修建了著名的“龙场九驿”，将贵州、云南、四川的交通连接起来，成为明朝在西南边疆的重要军事高速通道。1508年，王阳明来到龙场后，他曾沿着“龙场九驿”进行了一次“水西之行”，深入到“龙场九驿”的第六驿，到达了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的腹心之地，这也是王阳明一生到达的极西之地。王阳明在“水西之行”途中写有著名的《六广晓发》和《象祠记》等诗文，所以后来在水西彝族地区也留下了一个阳明学派，称为“西域后学”。王阳明还先后给安贵荣写了三封书信，其中一封书信分析安贵荣要求加官进爵的坏处，同时警告他抵制朝廷在水西地区增加驿站可能带来的后果，最终打消了他的疑虑和叛乱企图，使拥兵四十八万、蠢蠢欲动的安贵荣平静下来，而且后来一百多年间安氏历代土司都没有发生反叛活动，他们甚至还帮助明朝平定了明代最大的土司叛乱——播州杨氏土司之乱（1600年）和清代初年的吴三桂叛乱，稳定了西南边疆。历代学者高度赞赏王阳明对贵州水西安氏土司的处理策略，史称“一纸书信胜抵十万兵”。修文杨德俊老师对此研究得很深，他刚发表一篇《王阳明对水西地区的影响》的文章。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和处理安氏土司问题的经验，为他后半生正确处理南方少数民族和土司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王阳明“龙场悟道”对贵州有何重大影响？

关于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我总结为五个方面：一个圣地、两大书院、前后三先生、四代弟子、五大王学重镇。

第一，“一个圣地”就是贵州成为心学起源之地，成为“王学圣地”。龙冈书院是王阳明亲手建立的第一家心学书院，阳明心学的大旗也最早高举在云贵高原之上。王阳明来到贵州之前，贵州的状况是“夷多汉少”，贵州少数民族当时不愿意学习中原文化。王阳明来到贵州以后，大力开展书院讲学，贵州少数民族学生纷纷向学。贵州大学张新民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边缘的焦虑和中心的渴求》的文章，揭示了明代贵州的民族心理和民风学风的重大转变。通过王阳明在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和儒学教化活动，贵州少数民族开始向往中原文化，书院在贵州也大量兴建起来。由于人才大兴，贵州终于在建省120年之后单独开科考试（1413～1537年）。据统计，在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一百余年间，贵州先后修建了40多所书院，祭祀王阳明是贵州书院的普遍特点。清代嘉庆年间（1813年），贵州学子还在贵阳东山新建专门的“阳明祠”，以纪念王阳明先生和贵州历代乡贤。阳明之学成于贵州，盛于江西，至泰州而流行天下，阳明心学最后还传到日本、韩国。五百年来，天下王门弟子都来贵州遗址朝拜阳明，所以贵州既是王学的起点，又是王学的圣地。杨德俊老师正在编一套“龙场阳明文库”的丛书，其中一本就叫《王学之源》，直接提出贵州是五百年王学的源头。

第二，“两大书院”即“龙冈书院”和“阳明书院”，这是黔中王门早期最著名的两所书院。“龙冈书院”是王阳明亲手建立的第一所心学书院，也是天下王门的祖庭。“阳明书院”则是王阳明去世五年（1534年）之际，贵州弟子为了纪念王阳明先生而修建的书院，这是天下王门第一家直接以“阳明”命名的书院。当时正是朝廷打压阳明心学的时候，阳明心学被打成“伪学”，但贵州弟子不仅重修“龙冈书院”，而且还修建“阳明书院”。此外，贵州弟子还专门修建“正学书院”，与朝廷对抗，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深入人心。以这几所心学书院为开端，贵州在明代中后期一百余年间一共修建了40多所书院，每两三年就修建一所书院，这是贵州古代史上书院文化和教育发展最迅猛的时期，王阳明也因此被贵州弟子尊为“黔学之祖”。

第三，“前后三先生”是黔中王门著名的代表人物。“前三先生”是——陈文学、汤伯元、叶子苍。据各种地方志记载，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的弟子有数百人之多，现在在王阳明书信和诗文中还能找出20多位贵州弟子的名字，其中陈文学、汤伯元、叶子苍是进入《王阳明年谱》的三个著名弟子。阳明学在贵州能得以传承，早期起到重要承接作用的就是这三大弟子。为了纪念王阳明与三大弟子开创“黔学”之功，修文县“阳明广场”上塑有王阳明和这三大弟子的青铜雕像。“后三先生”是——孙应鳌、李渭、马廷锡，其中孙应鳌在贵州“苗疆”地区办学，传播阳明心学，他的心学著作在卷数上超过了王阳明著作的卷数，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名臣大儒”。李渭在黔东思南府开办书院，讲学二十年，为贵州边远的民族地区培养大批心学人才。马廷锡在贵阳“栖云亭”、“文明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讲学三十年，使贵阳成为全省传播阳明学的最重要的中心。

第四，“四代弟子”是黔中王门在一百年间传承了四代弟子群体。第一代是王阳明的及门弟子，有数百人，其中有名可考的有20多人。王阳明作有《镇远旅邸书札》，这是王阳明亲手写下的黔中王门弟子名单，其中陈文学、汤伯元、叶子苍是进入《王阳明年谱》的黔中王门著名弟子。第二代是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人，被称江右王门的郭子章尊为“贵州理学三先生”。第三代是东林党人邹元标，他流放贵州都匀六年，在黔南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一个弟子群体，他的作用堪比王阳明在龙场的作用。第四代是邹元标在都匀弟子陈尚象、吴铤等人，其中陈尚象是黔中王门的殿军人物，他主撰的万历《贵州通志》保存了有关黔中王门的珍贵史料。黔中王门四代弟子传承一百余年，对贵州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第五，“五大王学重镇”是黔中王门形成的五大讲学中心。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黔中王门弟子先后形成了以龙场、贵阳、都匀、凯里、思南为中心的五大讲学中心。龙场有“龙冈书院”，是天下王门祖庭之所在。贵阳有“阳明书院”、“文明书院”、“正学书院”，还有马廷锡讲学三十余年的“栖云亭”，后建为“甲秀楼”，成为贵阳的文化标志。在黔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都匀，东林党领袖邹元标在此讲学六年，为贵州培养心学弟子，还使贵州出现了一个贵州本土的东林党人。邹元标的讲学活动使都匀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逐渐发达起来，清朝在独山就出了莫友芝，在麻江就出了贵州第二个状元夏同龢。在贵州黔东南“苗疆”地区的凯里清平，孙应鳌在此办学，教化少数民族弟子。在黔东北的思南，是比较偏远的苗族、土家族地区，李渭在此办学，留下了一个弟子群体，成为阳明心学比较发达的地区。五大王学重镇的形成，使阳明心学传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由上可见，贵州儒家文化和书院讲学活动的大规模兴起，是从明朝中叶王阳明流放贵州之时开始的。如果没有王阳明，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可能还要迟缓许多年。在此，必须补充一下“贵州大学”和“阳明书院”的历史联系。在王阳明去世五年之际，贵州弟子就在贵阳修建了天下王门的第一家“阳明书院”（1534年）。“阳明书院”从明代一直传到清初，一共有整整200年的历史（1534～1733年）。清初雍正年间（1733年），“阳明书院”改为“贵山书院”，在清代又传承将近200年时间（1733～1902年），“贵山书院”在清末为贵州培养出了两个状元（邻近的云南、四川在清代各有一个状元，广西没有出状元）。“贵山书院”于“清末新政”的光绪28年（1902年）改为“贵州大学堂”。“贵州大学堂”开设新式课程，并分四批向日本派出150名留学生，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贵州大学堂”是西南地区著名的近代学府之一。“贵州大学堂”后来成为“贵州大学”的前身。1926年，出任“省立贵州大学”第一任校长兼贵州教育厅厅长的周恭寿，就是“贵州大学堂”当年派往日本负责留学生事务的年轻教师。1942年，“省立贵州大学”重组，改建为“国立贵州大学”。现在，“贵州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211重点大学。“贵州大学”的历史一般是从1902年的“贵州大学堂”开始计算，至今已有110余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从历史源流上考察，“贵州大学”则是从明代“阳明书院”、清代“贵山书院”、清末“贵州大学堂”一脉相传而来的，所以“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阳明学统的重要学府，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历史事实。

三、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影响

王阳明“龙场悟道”不仅对贵州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五百年来对整个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分别介绍王阳明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

首先，王阳明对中国的影响。

王阳明对中国的影响有两个高潮阶段：一是明朝中后期，二是清末民国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对明代中后期的影响在《明史》、《明儒学案》里都有具体记载，后人研究成果也很多，用一句最著名的话来加以引用，就是“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我在此想强调的是：王门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其源头最早就在贵州。大家都对东林党人讲学运动耳熟能详，东林党人的书院讲学运动就是王阳明影响的具体体现之一。东林党人反叛当时朝廷和社会上弥漫的败坏风气，他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官，但他们有儒家拯救天下的抱负，所以他们从民间讲学做起。他们有儒家的狂者气象，有阳明遗风，敢于批评朝政（阳明学派和朱熹学派不一样。朱熹那一派主张居敬穷理，在气象上比较拘谨，但王阳明这一派出来，个个都是狂人，不是狂妄的狂，是孟子那种大丈夫精神、狂者气象）。东林党人不要名、不要利、不怕死，后来很多人命运都很悲壮，甚至被朝廷杀掉，包括李贽被投进监狱，最后自杀。东林党人有拯救天下的抱负，但朝廷压制他们。阳明后学和东林党人对中国影响很大，在明朝当时堕落腐败的政治背景之下，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挽救天下的抱负，明朝最后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有人将明朝灭亡归到阳明后学的“空疏”、“空谈”、“狂禅”，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明朝没有给他们施展抱负的空间。灭亡明朝的是腐败的朝廷本身，而不能怪阳明学者。

第二个阶段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从清朝末年开始，阳明学开始复兴，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一共几十年之久。在近代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阳明学在清末重新复兴起来，从曾国藩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孙中山、蒋介石，都很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孙中山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演讲，就特别讲到王阳明对日本成为亚洲强国的影响；后来很多中国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就非常关注阳明学。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提出“力行哲学”。民国时期的新儒家“接着王阳明讲”，提出“致良知以救国”，甚至建立“新心学”的思想体系。蒋介石曾经三次来到贵阳修文，还有留影和题字。蒋介石到台湾以后，把他的行宫改成“阳明山”，把书房取名为“阳明书屋”，后来又专门建了“阳明大学”。受民国阳明学复兴运动的影响，在港台地区的现代新儒家还发表了《中国文化宣言》，特别提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心性之学，认为中国文化对未来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阳明学复兴，主要是受民国阳明学的影响。

其次，王阳明对近代东亚世界的影响。

早在王阳明还在世的时候，就与日本发生联系。1512年，日本高僧了庵桂悟滞留浙江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王阳明亲自前往拜访，王阳明给他写了一篇《序》。真正把阳明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的是著名学者中江藤树，他建立书院，培养心学弟子，开创了“中江学派”，这是阳明学在日本传承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明治维新前的武装倒幕时期，信仰阳明学的维新志士挺身而出，用阳明精神鼓舞自己，“知行合一”，拯救国家。他们将阳明精神和西方科学知识融合起来，终于使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只用十年时间成为亚洲强国，阳明精神对日本近代影响很大。“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马上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贵阳来朝拜王阳明遗址。日本阳明学者三岛中洲题写诗碑，放在贵阳东山阳明祠。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我认为这首诗是五百年来写贵州阳明遗址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受成先生的启发，我认识到日本人没有学到阳明学“良知”的精髓。他们最后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值得深入研究。王阳明对韩国的影响虽然不如对日本的影响重大，但在韩国还是留下了一个以郑霞谷为代表的阳明学派。

总之，王阳明对东亚中、日、韩三国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东亚阳明文化圈”。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高度评价王阳明对近代东亚世界的影响，他说：“五百年来，东亚儒家思想的活水源头，就在王阳明。”又说：“21世纪是心学的世纪。”

四、当代阳明学研究概况

近代以来，阳明学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显学”之一。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汇报：

首先，日本的阳明学研究。由于受阳明学的恩惠，近代日本的阳明学者对阳明学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长期走在阳明学研究的前沿。日本对阳明学的研究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明治维新前后，当时日本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阳明学者和崇拜阳明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他们发扬阳明狂者精神，使日本一举成为亚洲强国。日本在此阶段长期出版《阳明学》等刊物，在社会中形成探讨和践行阳明“知行合一”精神的热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阳明学的研究对中国民国时期阳明学复兴运动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日本阳明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二战”之后，特别是1972年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之际，日本出版了一套大型丛书——《阳明学大系》，煌煌十三册，把日本近代以来研究阳明学的著作汇编成一套大丛书，占领国际阳明学研究的前沿和最高峰。阳明学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日本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日本在当代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阳明学专家，比如冈田武彦等。他曾多次来到贵州考察阳明遗址。宁波的“王阳明墓”和修文的“王阳明铜像”就是冈田武彦和一些日本企业家捐资建铸的。冈田武彦以近九十的高龄在修文阳明洞里跪拜王阳明先生，非常虔诚，非常感人。他的《王阳明大传》是目前王阳明传记中的卓越之作。尽管日本还有一些军国主义遗孽敌视中国，但也有很多日本学者珍视中日友好关系，他们到中国朝拜王阳明，可见阳明文化可以起到国际友好的桥梁作用，阳明心学在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视。

其次，港台和欧美的阳明学研究。港台的阳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的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在“五四”时期要拯救儒家文化，比如梁漱溟先生就说：“我不来拯救儒家，谁来拯救儒家！”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都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祖。现代新儒家第一代是在大陆，引领民国时期阳明学研究的热潮和阳明学复兴运动。新儒家第二代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去了港台地区，1958年发表了《中国文化宣言》。他们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如方东美先生，就是成中英先生在台湾时的老师，还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先生等，他们为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则到了大洋彼岸，在全世界传播包括阳明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比如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等是在美国的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著名人物；张君劢先生、陈荣捷先生也曾在美国研究和传播阳明文化。他们都会通中西，是研究阳明学的世界级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连续执教五十余年，创办了《中国哲学季刊》，每年出版四期。成中英先生很早就关注王阳明，七十年代撰写有研究王阳明的文章。1972年，夏威夷大学专门举办了世界性的“纪念王阳明诞辰500周年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阳明学者会聚一堂，当时非常轰动。成先生还写有《创造和谐》一书，我们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但成先生很早就有专门的学术研究。成先生还有《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等，用西方的诠释理论来建构中国的现代哲学。此外，在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瑞士等地，也有白人学者如秦家懿、耿宁等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

再次，当代中国大陆的阳明学研究。中国大陆的阳明学研究从“文革”结束以后得以重新恢复；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研究成果逐渐涌现，1987年，在贵州召开了全国阳明学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阳明学会议。1992年，浙江学者点校出版《王阳明全集》，此后，阳明学研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在王阳明出生之地的浙江，悟道之地的贵州，弘道之地的江西，以及中国学术研究重心的北京和上海，都有一批著名学者如陈来、杜维明、杨国荣等长期研究阳明学。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的阳明学专家吴光、钱明等整合全国阳明学力量，不仅出版、再版了《王阳明全集》，还先后出版了“阳明学研究丛书”、“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国际阳明学研究”，将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推到国际阳明学的高峰，甚至已经超越了日本阳明学研究。

最后，稍微详细汇报一下贵州学者的阳明学研究。贵州是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贵州著名的阳明学专家早期有吴雁南先生、刘宗碧女士、谭佛佑先生，接下来的有张新民先生、蒋庆先生、王晓昕先生、余怀彦先生、杨德俊先生等，他们都是贵州著名的阳明学研究专家。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一书，由哈佛、燕京、三联书店联合出版，影响很大，不断重版；他还在修文专门修建一座“阳明精舍”，广交海内外学者，精研阳明心学。张新民先生、王晓昕先生均有丰富的阳明学研究成果；张先生的国家课题还获得优秀等级。杨德俊先生是贵州民间阳明学专家的代表，他掌握有丰富的阳明学原始资料，与海内外阳明学界也有很好的学术联系。现在又出现一批年轻的阳明学专家，人数较多，分布在贵州的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说阳明学研究在贵州后继有人。

贵州阳明学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一个中心、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个中心”就是以修文为中心。五百多年来，修文的“龙冈书院”一直都是天下王门的祖庭，就像西亚耶路撒冷一样，成为天下王门朝拜的“圣地”，是天下王门向往的“精神高地”和“精神象征”，在海内外阳明学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就在修文办公，修文还成立了“阳明文化研发中心”，此外修文正在筹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阳明学会”，重修“龙冈书院”，新建“中国阳明文化园”，大力传播阳明文化。杨德俊先生正在编辑的“龙场阳明文库”丛书，可以说是五百多年来阳明文化在贵州积淀的重要成果。“三足鼎立”是指贵州研究阳明学的三个学术机构，第一是贵州大学，以张新民先生为代表。张新民先生于2002年在贵州大学倡导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和“阳明文化研究所”，出版两岸三地第一家以“阳明”命名的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最近，贵大又成立了“阳明学院”，现在进行“中国文化书院”第二期扩建工程，就命名为“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大阳明学研究团队有老中青十多位专家，形成了合理的学术梯队。第二是贵阳学院，会聚了一批年轻的阳明学研究专家。他们专门成立了“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此外，《贵阳学院学报》开辟有“阳明学研究专栏”，目前已经跃居全国阳明学文章发表总量的第一名，在全国阳明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第三是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大阳明学研究起步较早，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召开了全国阳明学会议，但随着2002年吴雁南先生去世，刘宗碧女士等几位阳明学专家的年老退休，贵州师大的阳明学研究中断了十多年。从2014年开始，贵州师大重新整合了阳明学研究力量，成立了“阳明文化研究院”，开始培养新的阳明学研究人员。

贵州阳明学研究的成果如何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早期有吴雁南先生主持出版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四本，出版于1996年的召开的“首届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之前，是中国最早的阳明学研究丛书。接下来是张新民先生、王晓昕先生的大量成果。张新民先生的相关论著已经有三四十篇（部），在贵州是最多的，此外，他主编的《阳明学刊》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贵阳学院王晓昕教授也有1个国家课题，主编了贵州新版的“阳明学研究丛书”。贵州师范大学最近也获得了部级委托课题。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这批中青年学者，包括最近新进入一些年轻博士，都有阳明学研究的课题和论著。贵州目前有阳明学研究的课题总数几十项。此外，贵州高校研究生、本科生中也有很多人喜欢阳明心学，有的也有志于阳明学研究。所以，经过几代阳明学者的不断努力，贵州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阳明研究学统，可以称之为“贵州阳明学三代”。如果要把贵州阳明学研究的情况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贵州学者三十年专心做了一件事、一件大事，就是把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黔中王门”挖掘出来了，弥补了《明史》、《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一个重大缺陷。

以上是三十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研究格局和学术成就的情况汇报。这里还要强调一下贵州“孔学堂”。“孔学堂”成立于2013年，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教化民众为主要方向。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阳明文化也是“孔学堂”关注的重点之一。“孔学堂”目前正在筹备修建“阳明先生纪念馆”，“孔学堂”的创新机制，会聚了一批贵州省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从事于包括阳明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总之，贵州阳明学研究在全国已经产生一定影响，是学界公认的当代阳明学研究中心之一。

最后还要特别补充一点，就是中央领导人对王阳明的评价和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1 年5月9日来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参加了贵州大学一场由学生主办的读书会。他在读书会后发表讲话，特别提到了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和为贵州弟子提出的学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他给王阳明的评价和定位是：“王阳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鼓励青年学生发扬古人修齐治平的思想，并将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投入到国家的伟大建设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对王阳明的评价和定位，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对王阳明以及阳明文化进行公开的正面肯定。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十多次讲到王阳明，讲到阳明文化，讲到“知行合一”。可以预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和“良知”思想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阳明学的研究热潮在中国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责任编辑 何志玉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6）01-0019-07

收稿日期：2015-09-10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课题：“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研究”（项目编号：GDYB2010014），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黔中王门孙应鳌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5J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 明（1970-），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贵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贵州地方史、教育学。徐 钰（1985-），男，湖南武冈人，贵州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遵义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区域文化史、清水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