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农民问题是“五四”以来乡土小说反映的特定问题。当代河南农民作家乔典运以农民的切身体验抒写当代农民的某些近乎病态的社会心理。通过文化背景切入，探讨农民奉行“讲忠义”、敬畏“官本位”等传统的心理。意在引起人们对新时期农民的心理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束缚而予以反思。

关键词：当代小说 乔典运 农民心理揭示

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广大农民生存状态的关心和思考一直都是中国现当代作家落笔的重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从鲁迅笔下的一批精神被虐杀的农民形象，到赵树理笔下充满欢欣鼓舞之情的新社会、新农民形象，再到高晓声笔下历经苦难、在生活条件明显好转后仍然背负着历史因袭重负的新时期农民形象等等，这一系列农民形象的塑造为我们了解历史、社会、中国的国民性甚至人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河南乔典运，这位长期生活在中原伏牛山深处贫困农村的农民作家， 创作出的《村魂》、《满票》、《问天》等一篇篇极具个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小说，以其犀利的眼光、老练的手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真实的农民生存图景。他对新时期初期的贫弱的底层农民的心理描写与揭示更是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一.奉行“讲忠义”的心理

乔典运通过其作品，为人们展示了社会病态心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就会严重阻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高晓声在《谈文学创作》中这样说“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高晓声对中国农民的清醒认识。乔典运也是以这样清醒的态度来认识中国农民的，他通过对国民弱点的展示与剖析，再次凸显了改造国民灵魂，重塑国民性格的重要性。

在揭示中国农民国民性优劣的思想深度方面，乔典运继承了鲁迅先生现实主义衣钵，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刻画伏牛山中农民那种勤劳、质朴、执着、善良，对苦难有着难以想象的承受力的性格，是乔典运乡土小说一大亮点。在他早期几篇获奖小说中，我们可以从几个令人难忘的形象中领略到他的艺术功力。《村魂》里老农张老七在为修公路砸石子的过程中，以近乎愚忠、古板的态度，把石头砸得小得超过了标准，表现了这位老农那种看不惯耍滑取奸、认真执拗得出奇的性格。《满票》里好几位老农，为了不忍心那位官迷心窍、忧心忡忡的村官失望难受，竟不约而同说了假话，造成他获得了满票的错觉，则表现了农民那种善良纯朴的仁义之心。《问天》里村里准备民选村官，德高望重的三爷苦于猜不透村支书究竟要谁当选而犯愁，左思右虑想得头痛，为了表示对支书的忠诚，免得到时选错了支书心理“不美气”，几天来硬是锲而不舍地打破砂锅问到底，结果反而把村支书给问火了，落了一个“好心当作驴肝肺”。众多小说就这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又一个伏牛山古风犹存的农家故事，集中地描绘出中原农民那种古朴、宽厚、仁义、善良、单纯，知恩图报、真诚无欺的传统美德。作品中伏牛山农民那种质朴厚重、执着坚忍的民族性格跃然纸上，虽然读来不无辛酸苦涩之感，但却又是那样温馨，令人感佩，反映出作家对乡亲们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和直逼灵魂内心的艺术把握。

乔典运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贫穷、落后、封闭的农村，在这些文明不容易传播到的地方，传统因袭的重负表现得特别明显，长期处于这种生存条件下的农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独属于他们这一生活群体的生存哲学。自身亦是农民的乔典运将他对此的观察理解付诸笔端，即以“讲良心”作为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在接触现代知识理性较少的农民群落里，讲良心、感恩图报逐渐成为广大农民为人处世的核心指导思想。《问天》中的三爷虽然对新的民主政治的实施没有理解，但他毕竟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思考权利，然而，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仅仅局限于报恩。干部有没有替村民做好事、做实事的能力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决定自己的选择时仅仅是从自身出发，考虑如何回报别人对自己的恩情，把民主选举当作报恩的手段之一。小说中的三爷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躲开了选举。在农村的人与人的交往中，是否知恩图报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讲良心的最高准则，而对农民来说，做人是否讲良心更是他能否获得做人的尊严的重要前提。《刘王村》的刘老大年轻时不辞辛苦找到了刨马坑的水源，解决了村子里长期缺水的困难，并因此而深受村民的拥护和爱戴。每天在水源边接受村人的夸赞已成为他的主要生活内容，而吃不吃刨马坑的水无形中也成为是不是刘王村讲良心人的证明。青年农民王三赖利用现代技术在自家院子里挖了水井，而且为了方便村民他还装了自来水龙头，然而，村民们仍然舍近求远吃那刨马坑里的脏水，因为他们都不愿成为刘王村里没良心的人。三爷也好，刘王村的村民也好，他们所讲的“良心”已不是将合乎人性的道德要求作为衡量个人品质的标准，而是农民长期在封建思想的统治下、在苦难的生存状态中个人意识泯灭的产物。农民由于知识的贫乏，他们的视野和接受能力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日常生活中，谁有恩于我的生存，那么我就必须努力去偿还这份情，否则，不仅善良、淳朴的本性不允许，恐怕还会带来灾祸，想想看我们民间有多少知恩图报得好报，忘恩负义遭灾难的传说吧！与其说这是农民奴性的表现，不如说是他们趋利避祸的心理动机在长期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作出的本能选择。

农民最大的追求是现实生活的平安，这样来看他们从众心理的形成也是必然的。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磨难，尤其是在人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生存权利得不到肯定与尊重的历史发展错位的年代里，面对比自身力量强大得多的外界力量的挤压，软弱的农民只能以逆来顺受求生存，在种种厄运降临头顶甚至于事过境迁时，他们总是以自我安慰来换取心理的慰籍和生存的勇气。

二.敬畏“官本位”的心理

与鲁迅、高晓声等作家对农民的这种自慰心理持批判态度的立场不同，乔典运在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批判，他只是在冷静地描写发生在农村、农民身上的现实，在冷静地描写着他所理解的农民为求生存而做的种种努力。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乔典运，侧重于如实反映农民的生存状态，侧重于冷静地追问这种自慰心理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毕竟对于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自身不大可能产生理性精神指导下的昂扬、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他们有的只是求生存的坚韧精神，有的只是以狭隘的自慰来克服困难的行为，只有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背景和它对农民产生的实际意义，那么克服这种弊病也才成为可能。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所以，河南作家乔典运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官本位”思想，深刻而辛酸地表现了农民怕官和想当官的精神心理。在宗法社会里，或是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地区，“官”则是万能的。农民明白做官的重要性，“做官”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成为农家子弟的人生目的。“官本位”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和礼治秩序的产物，是农民文化的直接衍生物，与农民所受的教育和农民自身的素质有关。一些农村是“人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在中国的宗法制家庭中，父亲的权力高于一切；在相对封闭的文化观念中，“官”的权力高于一切。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还残存在今天的一些落后地区，陈陈相因构成社会的惯性运动，对权力的崇拜、畏惧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加深了农民的奴性心理。奴性心理成为传统文化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从早到晚》中的陈老汉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头脑中的封建世袭思想使他认为支书的儿子当支书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凭啥不叫人家的儿子接着干？”《换病》中的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生活越好越恐惧以至成病。对挨整的恐惧，对权力的畏惧，真实地表现出十年浩劫留给人们心灵的创伤。《冷惊》中的王老五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种的韭菜长得好，舍不得吃，舍不得卖，被人割了把韭菜，疼得他骂人，不想误骂了李支书的老婆。于是，王老五惶惶不可终日。李支书因老婆偷割了王老五的韭菜而向王老五道歉并赔偿，更令他坐卧不宁，从此落下心病，“想起台上的李支书整人不眨眼的样子，不由得头皮都麻了。”他坚信李支书不会善罢甘休，他每天都战战兢兢等待一场大灾难的到来，这场灾难越不来他就越害怕，甚至几乎要精神崩溃。最后李支书迫于王老五老婆的苦苦哀求只好狠狠训了他一顿，他才如释重负。对权势的畏惧，使他真诚地糟践自己。从心理到生理反应，极度害怕打击报复的王老五，疑神疑鬼。从怕挨整，盼挨整到求挨整，王老五的权力畏惧心理变奏，体现了老一辈农民自甘卑下的带有某种奴性的封建意识。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乔典运对新时期农民生存状态的熟谙把握， 其小说从人的精神层面，解剖人性的弱点，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关注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他笔下对农民朴素的生存哲学观的展现是独特有力的。那么为何他会形成这样的创作特色呢？这与他的农民身份和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他以平等的眼光近距离地观察着周围的乡亲，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农民的每种心态也都是他的切身体验，他以写实甚至带点同情的眼光真实记录着时代变化中农民生存状态、生活心态，愿望在于引起人们的反思，努力摆脱传统沿袭下来的狭隘心理，告别阿Q身上的诸多的劣根性，以建构新型农村农民关系。正如有的作家意识到的，农民问题，一直是东方社会的敏感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因为“告别后阿Q时代，作家们进入挖掘农民性格心理的时期，这是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心，也是“三农”问题的重心，因为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终极表现为农民主体，没有农民主体，‘三农’问题就架空了。[1]”

注 释

[1]吴延生.“三农问题”视阈下的新时期江苏乡土小说研究[J].金田，2016（2）

（作者介绍：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