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慧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综述

陈恒慧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的兴起，学界开始关注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问题并展开了系列研究，使之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文章梳理了抗战以来学界对难童救助研究的路径，介绍了相关学术成果和学术成就，总结当前研究的特点和不足，对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综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为了躲避日寇的蹂躏，千千万万个中国人辗转流离，沦为难民，他们成为战争岁月里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抗战爆发之际，四处流亡难童首先引起妇女界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他们发起了救助难童的行动，并推动了如何救助难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建国以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由于资料的收集较为困难，加之传统史观影响下我们对下层群体关注不够，学界对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但是，随着社会史的兴起，对下层社会关注日益加强，学界开始关注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问题并展开了系列研究，近年来更是有所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笔者就抗战以来，对难童救济教养问题的研究作一总结梳理，旨在回眸70年来学界对难童研究的学术脉络，总结特点，剖析不足，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求教于各方专家学者。

一、难童救助研究的初起

（一）抗战时期的研究概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随着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和日军的逐步深入，难童这个特殊群体的战时救济开始引起时人的关注。当时宋庆龄[1]和郭德洁[2]等社会名流以宣传妇女抗战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妇女生活》《妇女新运》《妇女工作》《中国妇女》《现代妇女》《广西妇女》为基地，刊载了大量呼吁儿童救济以及对难童救济教养提出开创性建议的文章。

当时妇女界对难童救济教养的呼吁，引起了社会爱国人士乃至国民政府方面的关注和支持。首先是在各杂志报刊发表更多关于对难童救济教养的意见的文章；其次，当时著名的时事日报，如《新华日报》《救亡日报》《中央日报》《时事日报》等报刊提出了许多关于难童救济教养的言论；此外，在一些教育类杂志，也有一些文章专门针对难童教育提出了意见。

同时，一部分保育工作者、社会爱国人士及国民政府领导官员根据国外相关经验和当时国内实际情况，对战时儿童救济教养的方法、工作内容等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救济教养难童的一系列专著。比如，由宋美龄等著的《难民儿童的救济与教养》[1]专著中收录了宋美龄、沈兹九、陈立夫、钱用和等名人之士的关于呼吁抢救难童、救助难童的方法和教养原则、救助教养难童的意义、救济及教养难童的宣传和救济及教养难童的具体方法等五方面的文章，还附录了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关于难童救济教养的方法和法规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当时的难童救济教养问题极具启发意义。黎明等著的《战时儿童教育》[2]，对战时儿童教育的任务、新认识、新路线、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方式以及战时儿童训练等都有所论及。

从整体上看，抗战时期对难童救济教养的关注点是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难童、救助难童。当时政界、学界对难童的研究和关注主要是呼吁社会救助。因此，这个时期对难童的研究更多是时政性、对策性的研究，远没有上升到理论意义的层面。但是，若从整个抗战史的角度来看，这时期政界、学界对难童救济教养事业的呼吁和推动，无疑是难童救助研究的起点。而这时期社会各界对难童的关注和呼吁，也为今天对难童救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二）建国后的研究起步

抗战结束，新中国建立后，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革命史观的束缚，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战争的影响、战役的经过胜败、国共双方的互动等问题上，对抗战难民问题往往一带而过，对难童问题的研究几近空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兴起，学术界的研究开始强调自下而上的视阈，开始重视整体史、系列史的研究，下层社会研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阈。因此，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视角，抗战时期的难童救济教养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时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抗战时期史料集的出版。台湾学者秦孝仪主编的《革命文献》[3]，其第96、97、99、100辑，收集了较为完整的关于社会建设的政府文件资料，其中就涉及到了国民政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方方面面的内容，尤其是有关国民政府儿童福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社会救济法等相关资料的出版，成为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家救助态度和策略的一个重要窗口。这几辑史料还重点详细记载了振济委员会历年的工作情况、内部组织调整、救助成果和经验，例如：《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六年来工作总结报告》等，反映了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救济观念与行动。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抗战时期的难童救助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来自官方的第一手资料，是当前我们研究抗战难童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专著方面，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4]，赵铁玖的《记战时儿童保育会》[5]，应该是较早一批开始对抗战时期的难童关注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更多属于通史性描述，当然无法对抗战时期的难童进行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而这时期费雷特·厄特利[6]、格兰姆·贝克[7]等以外国人的视角描述了抗战时期在中国所看到的妇女、儿童等难民的惨剧，描述了自己的亲历见闻。他们的著作将史学研究的视角转移到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中，对抗战时期的难童生活、遭遇进行了场景式的复原，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抗战时期难童的认识，也为后人对难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史学研究理论与视角的限制，关于抗战时期的难童救助的专著研究并不是很多，论文更少，研究角度和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挖掘。

二、难童救助研究的兴盛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史研究成为热点，史学界视角日益下移，有关抗战时期的社会救助问题的研究才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内。特别是抗战胜利50周年这一契机的到来，更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使得抗战时期的救助研究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

（一）相关史料的大力挖掘

这时期较引人注目的是大型资料集的不断出版，学界出版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助机构为主体的史料汇编。这些资料汇编涵盖了几大层面：

其一，整理出版了许多有关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事业的人物和事件的回忆性文章。如陆志轩编著《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史资料选编》[8]；古为明整理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9]；直一院[10]纪念册编委会编的《烽火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一保育院纪念册》[11]以及《抗日烽火中的摇篮》[12]；《民族之魂》编委会的《民族之魂——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抗日战争三万难童纪实》[13]以及各地保育院或教养院等救助机构出版的纪念特刊。

其二，对救济教养难童的相关人物的回忆性、纪实性的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大量出现。主要集中在活跃于一线的妇女界领军人物，包括难童救助机构的领导人员和难童自己的回忆文章，以及后人对他们的追忆性文章，此类文章非常丰富，如刘方清的《我的母亲刘清扬》[14]；潘京的《智澄抗战中数千难童的“智妈妈”》[15]；邱月杭的《拯救战区难童的女教育家周之廉》[16]；程荣华的《庄静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17]；李学通的《邓颖超与战时儿童保育会》[18]；肖如平的《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19]；刘炳星的《我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日子里》[20]；郭秀仪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21]等，多以歌颂、赞美为主体，弘扬中华民族爱护儿童、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

这些资料以其亲历过和真实性的特点，场景式地再现了抗战时期难童生活的片段和难童救济的场景、过程以及影响。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抗战时期难童的最鲜活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其三，关于难童救济教养的档案资料得以发掘，反映了政府对抗战难童救助的重视。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中收录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赈济委员会所属难民运送救济机构档案汇集”等档案资料，是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重要史料；当时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庆市，其档案馆内也藏有丰富的关于抗战时期重庆市政府关于救济教养难童办法的文件，如《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社会部直辖儿童保育机关收容儿童暂行办法》《中华慈幼协会抗战军人子女教养院收容办法大纲》等。这些档案资料的开发利用，为我们提供了更客观、权威的官方资料，将不断深化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研究。

（二）学术专著初显繁荣

随着学界对抗战时期社会救助研究的兴起，系列学术专著在这时期也层出不穷。这时期专门针对抗战儿童救助的专著不多，更多以慈善组织的救助为视角，兼而论述抗战时期的儿童救助。如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22]以难民群体为考察对象，而难童成为其难民群体的组成部分进行了系列的研究。苏智良等编著的《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23]一书记录了国民政府与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华慈幼协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等社会团体协作组建一个全方位的救助网络。蔡勤禹所著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24]全面地反映了社会救助的发展历程，其中第三章第五节对于抗战时期的难童救济教养问题作了简略阐述。李文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25]和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都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对儿童保育工作的开展进行论述。前者侧重于论述这一时期传统慈善组织开展儿童保育情况，后者主要是对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的儿童救济活动进行概述。显然，目前这些专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整体性、历时性的研究，系统研究抗战救助的同时当然也对难童救助的过程、特点进行了一定的挖掘和研究。但这些作品都侧重于从整体上去概述社会救济或儿童保育工作的发展概况、国家制度政策与社会救助的协助，对抗战难童救助问题有所涉猎，但是缺乏更细腻的挖掘。

（三）学术论文层出不穷

就期刊论文而言，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济教养的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量出现，研究角度、研究深度、研究范围有了质的发展，笔者按其内容和特点将其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对难童救助的概述研究，其特点在于从整体上把握难童救济教养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其中代表性作品有：丁戎的《国内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综述》[26]、冯敏的《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27]、李再强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难童教养研究》[28]、杨希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救济问题研究》[29]等，这些文章对于抗战时期难童群体的出现、难童的抢救与教养、政府及社会团体的救助等问题进行了概况性的描述，丰富了人们对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的总体认知。阚玉香的《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30]和《抗战时期教养保育院难童私逃原因探析》[31]分别分析概括了抗战时期难童教养院的特点和导致难童私逃的原因。苏华的《抗战时期难童的异常心理问题》[32]从心理学角度对沦陷区难童的异常心理及当时心理学专家们的测量工作做一简述，使人们充分认识战乱对于儿童心理生理的摧残。

第二类，是对不同救助主体下难童救助机构的研究，其主要特点是通过探究政府抑或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不同救助机构的救济教养难童的活动，对国家层面或社会层面抑或是两者的互动关系作一整体性评价。就已出现的优秀硕博士论文而言，孟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抗战时期难童救济研究》[33]以抗战时期难童救济的两大主体（即国民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了抗战时期难童救济工作的具体实施状况。刘婷婷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34]则从抗战时期难童的教育救助角度对国民政府的教育救助体制、社会各界教养难童的机构及其活动以及教育救助的特点和不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许雪莲的《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35]对国统区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具体情况及这一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记述和评价。还有张纯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年—1946年）》[36]、王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民国时期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救济工作——以华洋义赈会为例》[37]分别对社会慈善团体所组织的两大机构——战时儿童保育会、华洋义赈会进行了个案研究。此外，王识开的《南京国民政府社会救济制度研究》[38]还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救济制度作一综合论述，从中可以一窥国民政府的救济儿童的组织、法律、经费、实施、管理等制度层面的情况。

在考察难童教养问题的同时，对抗战时期社会救济体制的研究也出现了系列成果，有蔡勤禹的《民国社会救济行政体制的演变》[39]《民国社会救济立法述论》[40]《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41]等文章。但是具体到对民间难童救助机构的研究较少，主要有党洁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抗战时期难童救济》[42]讲述了一个基督教在华慈善机构在抗战时期对难童的救济工作情况和贡献，以及孙艳魁[43]、古为明[44]、张纯[45]、李学通[46]、程世利[47]等人从不同方面对战时儿童保育会进行了研究，其他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难童救助机构，如中华慈幼协会、保卫中国同盟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以及地方难童救助机构等的专题研究非常薄弱，有待挖掘。

第三类，是对抗战时期难童救济与教养的区域化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救助机构的细化研究，地域性特征明显。当前成果多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48]、广西[49]、河南[50]、江西[51]、上海[52]、陕西[53]、四川[54]、湖北[55]、贵州[56]等区域城市的难童救济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成果都是围绕这些地区难童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抗战时期各地方难童救济与教养工作的历程与功绩。这些研究固然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抗战胜利周年纪念的需要，发掘各地救济教养的史实，但同时丰富了抗战研究的内容，开阔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范围。

三、对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的反思

综上所述，从近年出现的研究成果而言，关于难童救助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还是个案、微观研究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在难童救济教养的概述、各地难童救济教养发展情况、回忆史以及政府层面对难童的救济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关于难童救济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抗战难童的研究经历了沉寂，进而快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抗战时期难童救济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公开出版的论文、专著呈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另一方面也与史学界研究视阈的进一步开阔有关。但总体上而言，抗战难童的研究进展还是比较缓慢，高水平、影响力大的作品不多。其次，研究的视角比较单一，更多是倾向于救济措施的制度性描述和评价；从慈善救助体系的运作环境、运作机制、运作过程等动态层面研究抗战时期难童救助体系和救助成效的研究相对较寡。将抗战时期难童救济体系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以国家—社会的视阈探讨救济体系的运作构建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变化，以及从社会救济体系的视角探讨抗战时期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研究，尤为少见。第三，当前的研究对象也相对单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战时儿童保育会和儿童教养院的研究，对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以及地方儿童教养院的研究相对甚少，民间社会救助团体的救济教养难童的资料挖掘不够。另外，对难童问题的研究多偏向于瞬时性救济，缺乏对难童救助历时性的、长期的系统追踪研究，因此现有研究成果忽略了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教养功能，尤其对各个地区难童教养院的教养救助层面的专题论述尤为缺乏。

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研究是抗战慈善救济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对于抗战时期难童救助机制的挖掘，分析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我们透析在“弱国家—弱社会”背景下，官方、民间社会救助组织的关系、它们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以及由此对抗战和抗战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对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慈善体系、社会动员力度、以及社会结构都有重大的意义。笔者认为，未来难童救济教养问题的研究应该与社会史的发展趋势相结合，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方面，要在宏观视野的基础上加强微观和个案的研究。只有逐个考察研究清楚各地难童救助的特点和程序，才能对抗战时期整个国家的难童救助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和结论。如何在整体上正确把握难童救济教养的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细化的研究，挖掘区域社会特点，探讨区域慈善救助的差异性，在凸显各个区域特性的基础上勾勒整个国家难童救助的动态机制，是未来研究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要加大史料整理的力度。抗战时期的难童有相当部分还活着，应该利用有利的历史机遇加大口述史的开发和研究，提供抢救一批极具价值的口碑资料，可以极大丰富抗战史的研究。此外，相关当事人撰写的有关记录、回忆，以及日本对于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报道、记录资料对于难童救助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在今后进行抢救性翻译整理出版。通过田野调查、口述调查等方式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无疑可以推动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此外，在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难童历史的同时，也要关注到对难童救助事业起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政府政策、国家制度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使问题研究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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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ut Refugee Children’s Relief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en Henghui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1,China)

Since the 1990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academic circles began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refugee children’s relief and education issu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launched a series of researches,and made it gradually as a new research rising poi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ays that academic circles have done on refugee children’s salvation since the Anti-Japanese War,introduces related academic results and achievement,makes a summing up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esent study,and puts forward some personal views on next expansion research.

the Anti-Japanese War;refugee children’s relief;research summary

K265.6

A

1001－7070（2016）01－0017－05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5-12-10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资助立项课题（项目号：11CZS003）；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号：KF2012008）阶段性成果；2014年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资助项目“抗战记忆：抗战时期桂林儿童教养院的历史记忆”（项目号：201401）。

陈恒慧（1991—），女，广东潮州人，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