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莹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个体与族群女性书写中的生命意识
——以获“骏马奖”的回族女作家作品为例

罗莹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新时期文学浪潮为回族女性书写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获“骏马奖”的回族女性文学作品研究中可以发现，回族女性文学中蕴含着浓重的生命意识，回族女作家们通过对女性群体生活质量、个体生存、民族国家存亡等层面的叙写，表达了对生存的独特感受。

回族女性文学；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生命意识

在文学领域，响应中国女性文学的进步，回族女性文学同样以“浮出历史地表”之势在蓬勃发展，涌现了大量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文学佳作，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补天裂》，马瑞芳的《煎饼花儿》，白山的《血线》，等等。或许是沉默已久，也或许是回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在她们心中激荡，亦或许是身为一个女性对生命、民族、国家的无限热爱，当代回族女性作家的发声格外有力和生动。

纵观回族女作家们的写作，最明显的就是洋溢在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她们积极表达着对女性个体和群体生命的关怀、对民族以及国家命运的思考，体现了少数民族女性特有的性别自觉，她们的作品也因此闪耀着生命的光辉。这种努力和自觉不会被忽视，回族女性文学作品接连被不少文学奖项所发现和奖励。不少回族女作家还在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项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胜出，为回族文学增添了一道华彩。

本文试图以“骏马奖”回族女作家获得者作品为考察对象，探讨其对于女性意识、民族责任以及国家命运等方面的独特思考。

一、女性自我命运的突破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妇女的地位一直处于男性中心社会的下层。“自有史以来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特点、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稳固有序的家庭——宗法秩序、连同其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纲常等等，虽因朝而异，但并未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因而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1]2回族女性除了要恪守与汉族妇女无异的“三从四德”等儒家纲常之外，还必须要遵守伊斯兰教对妇女的约束，双重文化对妇女的压制使得回族妇女背负着比汉族和别族妇女更为沉重的性别负担。而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之下，回族女性的个人话语得以从被遮蔽的状态走向了更开阔的空间。回族女性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将目光投注到自身所处的被压迫的女性群体中去。她们在作品中深刻表现了回族女性乃至普通女性的真实精神状态，既有表达对女性命运的焦虑和忧思，也有对女性坚韧美好品格的赞美。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在第三届“骏马奖”的获奖长篇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小说虽然是以回族手工工匠梁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与时代的变迁为故事主线。但故事中所描写的几位女性，可以说是小说的灵魂所在。很大程度来说，小说的主要矛盾其实由梁君璧这一女性角色来推进。梁君璧是个十分传统的回族妇女，恪守着社会和回族教义对一个女性的要求，性格中既有坚韧的一面，也有守旧的一面。当丈夫带着妹妹梁冰玉及他们的私生女韩新月来到她面前时，巨大的打击使得她的性格越发偏执，却也忍辱负重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抚育孩子和宗教功课上。她仇恨着自己至亲的妹妹和丈夫，并将这份恨转移给了丈夫和妹妹的“孽果”韩新月。当韩新月与汉族男子楚雁潮相爱时，她的极力反对也愈见其恶。但实际上，她也是这段畸形关系的受害者。梁君璧和妹妹、女儿的矛盾，其实是新女性意识和传统女性意识的碰撞和摩擦，是女性家庭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激烈对峙，因此形成了梁君璧这么一个内心扭曲又十足丰富的人物形象。梁君璧的塑造体现了霍达在人物刻画上的老练，也寄托了霍达对传统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而妹妹梁冰玉则是现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有着自觉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敢于在情感上和个人命运上作出自主的选择，“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从今以后，将开始独立、自由的人生了。”[2]223梁冰玉身上有着现代女性敢于抗争，自主清醒的可贵品质，与梁君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韩新月则是更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她是回族女性在教育上由“旧”向“新”的代表，也是回族新时代女性美好独立精神的象征。她在爱情上和梁君璧的分歧，不仅是现代女性意识和回族传统意识之间的分歧，也是女性自我意识和家庭观念，教育观念乃至民族信仰之间的分歧。在霍达眼中，女性有追求自我的权利，也有自主选择爱情的权利，爱情和婚姻可以跨越族别，独立和自由也是女性不可触碰的底线。在《穆斯林葬礼》中，霍达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感情纠葛将新旧时期女性的矛盾、苦闷、坚守和追求多方面地表现了出来，她用梁君璧、梁冰玉和韩新月几个女性的个体生命书写了回族女性群体的生命状态，表现了她自觉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她对回族女性生存的关爱与思考。

二、个体生命的关怀

回族女性作家们在书写时，意识到要书写作为一个女人的自觉，首先要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生命的思考。先为人，而后才是女人。纵观回族女性作家的创作，许多作品都由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写起，既有他人的生活观察，也有自我的生命感悟，她们以自己对个体生命的感性感受转变为理性的考察，表达了对普世大众、对底层人民、对身边人事物的思考和情感。回族女性以沉稳的姿态，以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腻和丰富的情感深入生活的肌理中，叙述人在生活面前的复杂生存状况和孤独的情境。回荡在她们作品中的是个体生存状态、人物命运和境况的关怀之情，那同样体现了她们的生命意识。

获第十届“骏马奖”散文集奖的叶多多，她的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中叙述了她对云南山区山川河流的亲历，也有对生活在那片质朴而坚韧的土地上人民生活的观察，但她的作品中更多地是对那片土地上人民的深深焦虑与痛苦。一方面为处于贫困的少数民族群众而焦虑，另一方面又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山民原有的民族文化被破坏而痛苦。她想让其他人知道，在别人眼中美丽的云南背后，多少人在艰难地活着？在西南边陲不断的行走与回忆中，她以对西南少数民族同胞生存命运的关注和见证，表现了对民族底层同胞的关怀，也表达了对西南那片故土的热爱，而这些观察和感受构成了她作品中独特的生命意识印记。“窘迫与困顿并没有带走人民生存下去的勇气和欲望，即使生活已经到了那样的无可去处，天堂里的阳光依然在大多数人的心灵里时隐时现，歌声和舞蹈依然没有从大地上消失，人们依旧在漫游，在憧憬，在期盼，在坚守，在冥想，在晒太阳。……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朴素生命承担苦难的韧性和耐力让我长久地汗颜，也有了一些信念。”[3]2-3通过族群个体的生活来反思生存，在他人的生活中追求自我内心的信念，表现了回族女作家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也表现出了叶多多细腻丰富的心灵世界。

回族女作家梁琴以散文集《回眸》斩获第五届“骏马奖”散文集奖。《回眸》中的散文篇幅短小，取材日常，多是写人、叙事，极少抒情。她的散文摆脱了散文既有的借景抒情，以物喻人最后再进行一番升华的传统模式，也没有心济天下忧国忧民的高论，她的作品多是对于日常和本色的普通人的生活原态及人生五味的描画。如《湖南婆子》、《我的篮球“教练”》等等，寥寥几笔勾画出身边生活的看似普通却又有着不凡经历的个体，并在这些个体身上发现为“人”所拥有的美好品质和对个体生存的思考。而《挤车》、《搬家》等则是由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琐事升华到生活的哲理中：“即便是普通人，困顿中仍然保持那一份良知与尊严，宁可忍受肉体的痛苦，也要静静地守住自己的灵魂。”[4]68她的笔触直指人自身，在把握人在社会历史进程及日常生活中的生命躁动时，去思考人的生存的多面性。哪怕这些人生有几许艰涩沉重也能被梁琴乐观、幽默的笔触所化开。虽然梁琴笔触微小，多描摹个体生存，但短小精悍的故事中又无处不体现着他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敏锐的心灵感悟。这种关怀与感悟将梁琴与其他书写者区别开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虽然微小，却有着沉甸甸的生命关怀分量。

三、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

传统的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女性意识既有遮蔽的一面，同时也给予回族女性坚定而执着的文化信仰。儒家文化注重人“忠孝仁义”的品德培养，而回族的思想观念中同样突出“孝”、“忠”的品质要求。在回族人眼里，“忠”既是忠顺真主，同时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爱护。回族女性历来以这样的思想教育后代，也要求自己。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忠”就体现在文学作品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上。“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植根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民族传统文化，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正是地域空间多样性和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具体体现。”[5]3回族女作家们深知没有民族与国家、女性作为个体和作为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有国才有家，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也倾注了对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思考和表达。她们以女性的细腻和柔软，将自己沉淀到家族、民族沉重的生死存亡中去，以女性身份和边缘的立场思索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既体现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休戚相关，也体现了民族国家叙事和民族话语中的复杂关联。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写的是回族玉器世家梁家的命运沉浮，但实际上她是通过梁家来透视回族这个民族自我生存的坚韧和顽强，以及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保存中国历史文明的坚持和奋斗。“它将宗教与现实生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与人性，生离死别与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将回族几百年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几次大劫融汇进了六十年中的‘玉器梁’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之中，通过梁家的兴衰变迁与梁家人的命运沉浮，刻画出一颗颗抗争的不屈灵魂，以及一个个大写的‘人’。”[6]32梁亦清忍辱负重雕出宝船，体现的是中国穆斯林生命和意志中的不屈；韩子奇一生琢玉鉴玉，即使民族危难之时，他也未曾忘记保存和弘扬中国的玉文化；韩新月顽强进取，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仍不忘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及穆斯林的责任，生命将熄之时，还与老师合译作品以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梁家的沉浮与抗争，与回族文明和国家命运的延续隐藏着一致的精神内涵——顽强与坚韧，这是中华民族和回族文明坚持和延续的根基。在众多人物构成的民族历史中，霍达由个人到族群到家国命运的深入思想，凝聚了一种崇高的生命内涵和民族品质，他们像玉河一样长久流淌在中华民族不熄的血脉中。

获得第五届“骏马奖”长篇小说奖的霍达作品《补天裂》则更是从宏观的视角去表达对国家存亡的思考，小说通过爱国志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展现了中华民族一段动荡的时代风云和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悲歌。霍达以丰富的历史积累及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谈到为何而写时，霍达认为香港回归在即，自己有责任为国民再现这段历史，因为它不仅有屈辱，更有仁人志士不屈的精神。“我要写，把那一页血染的历史写出来，不然，将无颜面对这些英灵！”[7]20霍达在这些作品中对生存在时代中的人的刻画，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和生活的感叹，更是透过个体完成了对民族历史和社会的关怀，在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叙述中，传达出来的是霍达忧国忧民的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生命意识持续不懈的呐喊，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根基。

另一位获“骏马奖”的回族女作家白山则将目光投射到了西南边陲的土地上，她的获奖报告文集《血线——滇缅公路纪实》（以下简称《血线》）将视角切入了滇缅公路1937—1945年间的历史，以抗日战争被背景，对筑路民工的遭遇和命运、滇缅公路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多渠道地记述。在《血线》中，主要以饥饿、疾病、死亡几个角度切入，来表现滇缅公路既是抗战血线又是心灵血线的复杂情感，并从这几个并不美好的主题来表现中华民族宏大的“生”的主题。作品中着重描述的筑路工人饥饿、疾病、死亡的际遇，使《血线》贯彻着悲凉凄婉的痛感。这种痛感不仅仅是筑路工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生存痛点。那段历史虽然惨痛，但仍然蕴含了滇西人民逐步升华的爱国精神，也表达了中华民族涅槃不死的精神所向。白山将滇缅公路当成了民族血脉和民族精神的容器，讴歌了为这条公路付出了巨大心血和惨痛代价的云南人民、爱国同胞和国际人士，不遗余力地通过滇缅公路历史的叙述来表达自我对国家历史的关怀和思考，正如《血线》结语所言：“这条路，包含了一段拯救祖国的历史；这条路，凝聚了几辈人的奋斗，成长，探索，挣扎，风险，牺牲；这条路，是高原人精神的体现；这条路，是高原和祖国母亲联系的血脉……这条路，已成为这块血色土地的图腾和灵魂！”[8]451作为民族国家一份子的自觉意识让这些书写者们跳脱出了女性自我内心和个体的小格局，奔向了民族国家生存历史的宏观书写。随着民族国家命运的浮沉，她们也能如同男性一般，以激越的姿态去回应民族文化的脉动，丰富了回族女性文学的形式和内涵，也丰富了民族历史的生命思考。

结语

对女性生存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照，使得回族女作家的作品中始终洋溢着厚重的生命意识，闪耀着女性独特的生命光辉。女性意识对于她们不再是一个封闭而单纯的指向，而是不同身份，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经验之间的交流对话。她们以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去努力消解伊斯兰信仰和中国传统封建专制对女性的性别压制，同时还自觉结合了二者共生的优秀之处，在她们的创作中，无论是对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的关照，还是群体生命的价值取向探索，她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升了生命的意义和质量，展现了回族女性特有的话语风貌，也丰富了回族文学的内涵与格局。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月文艺出版社，1999.

[3]叶多多.我的心在高原[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4]梁琴.回眸[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5]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6]黄晓娟，晁正蓉，张淑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7]霍达.忆创作《补天裂》的日子[J].纵横，2007（7）.

[8]白山.血线——滇缅公路纪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罗瑞宁

Life Consciousness in the Writing of Individual and Ethnic Women

LUO Ying-jue
(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angxi Nanning,530006)

The new tide of literature bring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writing of Hui women.In the study of Hui women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Hui women’s literature contains a strong sense of life.Hui writers expresses the unique feelings of survival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nation-state of the female group.

Hui women’s literature,individual,group,nation state,life consciousness

I207

A

1674-8891（2016）06-0112-03

2016-10-10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5BZW190）

罗莹钰（1991—），女，壮族，广西南宁人，广西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