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布洛陀文化的当代价值

刘亚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具有神圣特征的布洛陀文化曾在壮族社会中建立起多层次的秩序，包括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秩序。这对于今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布洛陀；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秩序

布洛陀文化以布洛陀神话、信仰、仪式等为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壮民族流传久远的文化精髓。即使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主导者的形势下，布洛陀在壮族民众信仰中建构多重秩序的作用，耐人寻味，仍值得借鉴。

一、布洛陀信仰下的秩序建立

如果从某种角度忽略上层统治结构的话，可以说布洛陀文化以神圣的名义，在古代壮族社会建立起一种秩序。笔者觉得，“神圣”“秩序”这两个关键词，是布洛陀文化留给当代最重要的价值。

笔者有一位曾经当过国外旅游团导游的学生告诉笔者，他们到国外去对方常常问他们信仰是什么，他们往往不知道怎样回答，对方会很惊奇，因为在对方看来有信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没有倒不正常。笔者开始没把这事放在心里，没什么啊，无神论者嘛！但后来，渐渐有点困惑，无神论问题不大，但如果把它上升到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可以敬畏，笔者不知道这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

现代一些中国人常常把一些民间信仰称为“迷信”，但自古以来就是一些不“迷信”的人，也常常敬畏某些神圣的东西。“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常怀敬畏一生平”；“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笔者觉得，这些人很难说他们真的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这不过是他们的人生信条而已；而且，笔者还觉得这些观念是古来神灵观积淀的延伸，从历史来看，这应该属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而这篇文章要说的是，壮族的布洛陀文化，正是一种神圣形式的优秀传统文化；原因正是它以神圣的名义，在古代壮族社会建立起一种适合于自身需要的秩序。下来就来看看，它以神圣的名义，在古代壮族社会建立起哪些秩序。

二、布洛陀信仰下的国家秩序

首先列举《布洛陀经诗》里的一段，这一段因为有一些敏感的词，多年来人们较少引用。这一段就是《造土官皇帝》。经文叙述：

天下没有首领和土司，没有土司来做主，没有皇帝管天下，世间就乱纷纷，……造一个人来做主，造一个人做君王，造一个人来掌印，造出土司管江山，造出皇帝管国家，……造了官又造府，造了州又建县，天下从此才有主，众人的事才有人管。

这一段所体现的思想可以冠之为壮族古代的“正统观念”，正是这样的“正统观念”，造就了作为百越系统骆越后裔的壮族布洛陀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大中华情怀。

关于百越系统，人们一般引用《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

这里会稽应为汉时的会稽郡，今太湖流域。由此，百越系统明确为今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往西至云南西南部广大地区的各“种姓”，他们可能有共同的族源，以“文身断发”为共同特征，主要部落有句吴（在今江苏太湖流域）、于越（在今浙江杭嘉湖平原一带）、东瓯（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在今福建）、南越（在今广州一带）、西瓯（在今广西）、骆越（在今广西、贵州一带以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滇越（在今云南西南部）。另外，一部分越人与濮人逐渐交融，史称“濮僚”。

百越各种姓中，发展最快、春秋中晚叶在长江下游兴起的，是句吴和于越。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文化交流、民族迁徙等原因，句吴、于越较早地向中原和楚学习、吸收。战国时期及以后，句吴已基本上随楚华化；于越以及百越其他各支，东部诸越逐渐华化，西部诸越则按照原有传统继续发展，逐渐形成如今壮侗语族各民族。

从秦汉逐渐融入大中华大家庭以后，整个百越系统除分裂出去的红河三角洲以外，无论东部诸越还是西部诸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都是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尤其我们是壮族，这样的情怀还孕育了田阳的瓦氏夫人以及岑毓英等报国英雄。

瓦氏夫人，原名岑花，生于明弘治九年（1496），归顺直隶州（今广西靖西县旧州村）土官岑璋之女。长大成人以后，按照壮族土司时代官族与官族通婚以及婚姻不避同姓的习俗，嫁给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土官岑猛为妻，改称为“瓦氏”。瓦氏夫人是明代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兵丁英勇善战，江浙沿海百姓广为传颂一首民谣：“花瓦家，能杀倭……”这些描述，形象，生动，凸显出一位爱国的少数民族女首领的英雄气概与智慧。

壮族爱国抗外侮的典型还有岑毓英。岑毓英，清代原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司的后裔，（上林长官司1666年清政府改土归流时已改归西林县），依靠自己奋斗官至云贵总督，在中法战争中立了功，而中法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完胜的对外战争。中法战争结束后，岑毓英参与中越边界云南段的勘划工作，与法方代表反复辩论，争回了曾沦入越南的部分土地，捍卫了祖国南疆的神圣领土。相传岑毓英晚年在昆明一次欢迎朝廷大臣的宴会上，有人认为他不过一介武夫，不沾文墨，故意提出作诗助兴，还推“岑总督领先”。于是岑毓英信笔成诗：

素习干戈未习诗，诸君席上命留题。琼林宴会君先到，塞外烽烟我独知。割发结缰牵战马，撕衣抽线补旌旗。貔貅百万临城下，谁问先生一首诗？

诗中凝练地概括了自己的戎马一生，洋溢一股豪气！

就是一些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如侬智高，笔者觉得侬存福、侬智高父子最值得肯定的也就是他们深层意识的中华情怀。天圣七年（1029），作为“本邕州羁縻”而被交趾窃据的广源州的首领的侬存福携地归宋，宋廷初授其为“邕州卫职”，复因地方官害怕得罪交趾又“罢遣”，“不受其地”。景祐元年（1034），作为儿子的侬智高再请求内附，但地方官出于同样理由竟“不报”。1039年，屡受交趾欺负又得不到宋朝庇护的侬存福不得不建立“长其国”以自保，最后兵败被交趾李朝俘虏遇害。侬智高同时被俘，逃回后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并打败交趾李朝前来攻打的军队。此后四次上书宋廷请求内附，都被宋廷或地方官“却还”“不许”。这或许激起侬智高的愤怒，从而起兵打下横山寨和邕州府治。

侬智高起兵是出于一种对宋廷或地方官的愤怒，如果说还有一点私心的话，笔者觉得最大的目的是积累资本以向朝廷讨价还价。侬智高并无大的野心，他最根本的愿望是在大宋的疆域当上一位羁縻地的土官，他攻城略地的目的是积累更多的资本以向朝廷争取更大的官，从早期乞补“田州刺史”到横扫桂南粤西后第六次上书请内附求“邕桂节度使”可见一斑。这由他的世袭土官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亦无大错。由于他的坚持哪怕后来不幸发展为内战，但广源州还是作为内战的结果留在了中华的疆域里。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笔者以为，毛主席这一段话也可以作为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标准，回过头历史地来看《布洛陀经诗·造土官皇帝》，会感觉满满的正能量。最近看到一些属于中国领土又属于“境外”的一些年轻人背对国旗、狂嘘国歌、自称“某独”等等丑恶行为，会感到当代的“正统观念”多么重要，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么珍贵！

三、布洛陀信仰下的社会秩序

读了《布洛陀经诗》涉及社会秩序的相关经文，印象最深的是三点：长老议事，布麼理事，群体协作。

长老议事：

《布洛陀经诗·造火经》叙述：“村里有王便问王，地方有长老便问长老。”

《布洛陀经诗·唱罕王》叙述：“请村里的长老来斟酌，请本地的长老来商量。”

布麼理事：

布麼理事有其特殊的方式，即以神圣的名义、以麽经的教诲处理各种事情。《布洛陀经诗·序歌（一）》叙述：“布洛陀的经诗给我读，布洛陀的宝刀归我接，我嘴巴会念巫（麽）经，我心里记住经诗的教导，……上边的人都来请，远处的人赶来找我，请我去念经做巫（麽）。”

按照《布洛陀经诗》各篇章，布麼以特殊的方式主要处理这些事情：人事纠纷、规矩阐释、祭祀祈祷、病疫丧葬、等等。

群体协作：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布洛陀造方唱本》叙述，布洛陀“七兄弟同合作”，砍树“拿来和成船”，还在河面架起一座桥，方便人们来往。

由此逐渐形成人人自觉遵守的社会伦理道德：“人敬人十分，才成恩和谊，我们爱弟爱兄，还走访别人才成，这样做才好。”（《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伦理道德》）

似乎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种理想的村屯社会秩序该多么充实，如果真正运转这么多年的话当充分显示出其生命力。

回过头来看当下的农村，感觉似乎有点“空”。笔者接触过一些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一些村屯，看到当地某某榜样、某某传统的力量有多大，与这些传统文化相关的老人以及某种传统组织威望有多高，尤其是，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所谓村风或精神氛围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人们思想，“不给祖宗丢脸”成为人们自觉的选择。孩子们从小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其效果并不比学校教育逊色。笔者这样想，当下农村除了党的领导，是不是还可以加入正确引导下的某种形式的民间参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组织的作用？让人们从根上、从心底里乐于向善，耻于作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会建设得更好。

近年来有人提倡“乡贤文化”，似乎与此不谋而合。

四、布洛陀信仰下的家庭秩序

这方面人们已作了较多论述，常举的例子就是“老四篇”，分别是：

“唱罕王”：这是在兄弟闹纠纷以致结仇时，请巫师来念的经诗。叙说罕王有了后母以后，在家庭中受尽排挤和打击，过着孤独悲苦的生活，丧失了王位继承权，甚至遭到谋害被迫逃亡。罕王由此与后母、弟弟结怨成仇，在异地兴兵攻打弟弟祖王，迫使祖王亲自前来接自己回家。然而，祖王本性不改，又一再谋害罕王。罕王化身升天去投诉，天神严厉惩罚人世间，迫使祖王真心悔改，“退回百灵鸟印”，“退回父辈的财产”。

“解婆媳冤经”：这是婆媳积怨过深吵闹不宁时，请巫师来念的经诗。叙说婆媳之间存在感情隔阂，经常为吃穿等日常生活问题闹矛盾纠纷。一次，媳妇把打得的大鱼挑回娘家，父母回赠一担糯米饭，可女儿不拿糯米饭来分送家公家婆，而是锁进柜子独享。家公家婆趁媳妇下地干活，撬开柜子把糯米饭全吃光。媳妇大发雷霆，肆意辱骂公婆，公婆于是对天诅咒，结果三年后咒语应验，媳妇无生育，样样不顺意。后来，媳妇得到长老引用布洛陀教诲指点迷津，才幡然悔悟，办道场、献供品向公婆赎罪，立志以后要孝顺公婆。结果换回报答：“王家就变得好端端，王家和顺如糍粑软和，王家好如初，女孩就兴旺，男孩也发达”。

“解父子冤经”：这是因家务事父子争吵积怨，巫师来祈攘所念的经诗。叙说儿子不孝，不听劝还常打骂父亲。父亲怨悔加以诅咒，结果灵验儿子既“成不了父亲”又落得个身残形秽。后经布洛陀的指点才得以解救。

“解母女冤经”：这是巫师为攘解女儿和娘家之间的冤灾所念的经诗。叙说母亲重男轻女，为贪钱而包办把女儿出嫁。女儿嫁后多年不回来看望父母，回来只知道要这要那，不孝敬父母，还与母亲争吵打架，因而受到祖神的惩罚。后经布洛陀的指点才得到攘解。

老实说，看了这“老四篇”也深受感动，都照布洛陀的指点去做，兄弟、婆媳、父子、母女之间该多和睦，家庭该多幸福！经诗晓以大义，举以生动的事例，深刻的教育作用不言而喻，其意义跨越古今，至今仍有相当的针对性。它是具有壮族特色“忏悔录”！

这几天，北京正在开两会，3月11日，国家教育部长袁贵仁答记者问，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在内容上，我们强调坚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这是我们一贯的方针，使我们的学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办学宗旨和方向。

这里，“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中国革命传统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如何加强布洛陀文化中提炼出来的精华部分的教育，是摆在人们面前的课题。除了每年的布洛陀文化节，是不是还可以搞一两个“布洛陀文化村”？如何更好地把布洛陀文化优秀传统与现实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是一项非常需要“细节”的工作。

一百多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今天，如果再回过头去重读马克思的这段话，不是有新的体会吗？

责任编辑：谢雪莲

Contemporary Value of Buluotuo Culture

LIU Ya-hu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Buluotuo culture,which has sacred characteristics,has established multi-level orders in Zhuang society,including state order,social order and family order.This has a positi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oday.

Buluotuo,state order,social order,family order

B93

A

1674-8891（2016）06-0001-03

2016-05-2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骆越方国考”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3AZS019”。

刘亚虎（1950—），男，原籍广西灌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二级），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南方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