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珍,江守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李珍珍,江守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语言暴力；文学革命；发难；制衡

语言暴力有着极强的侵犯性，是我们人类进程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但它并未像肢体暴力那样引起关注。因此，本文选取“五四”时期的语言暴力材料作为论述依据，以求把当前的认识放到对自己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中去思考，在旧材料中发现新意义。

一、思想的酝酿

中国思想范式的转型浮现于清末之际。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政治文化的围堤渐被侵蚀，趋于坍塌；民族的主体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陷入危局。改变时局、救亡图存的强大冲动积聚在晚清士大夫和年轻学子心头，转变成了文人思想认识的醒觉。诚如王尔敏先生所言，“清季的时代意义，正足以符合‘醒觉’二字”[1]，“而醒觉运动又实形成知识分子一种使命和一种天职”[2]。在不得不变的时局面前，刚刚醒觉的文人带着强烈的使命感陷入了如何改变中国固有范式的藩篱之中。

严复的《天演论》为冲出这一藩篱找到了出路：他将西方现代科学中的进化论引入中国，以此重新编排周遭的世界。“从外在的自然到内在的道德，从物种的由来到人类的历史，习以为常的经验迅速地被吸收到一种新的逻辑之中，一种新的构造之中，一种新的运动之中。”[3]835对于迷茫中找不到变革途径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概念及其蕴含的内在逻辑的组织力是惊人的”[3]835，它不仅强烈地冲击了晚清文人的思想传统，更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固有的思想范式。

中国思想史的范式开始发生转换。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用进化论代替传统的变易思想”[4]42，用西方所推崇的线性时间观代替中国传统的圆型时间观，“是哲学领域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变革”[4]42。因为，在圆型时间观下，时间是与自然轮回相一致，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不存在先后，更没有进步与落后，是一个封闭圆融的系统。而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则与之完全不同。线性时间舍弃了轮回与往复，将过去与未来置于时间轴的端点与末梢。自此，人类的历史成为了从端点向末梢不断前进的过程，先进与落后，过去与未来串联在这条时间轴上，彼此再无交杂的可能。西方进化的思想体系逆转了中国原有的思想体系，“这一逆转瓦解了儒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历史中断或断裂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接续道统的意志，代之以一种历史延续和无穷进化的意识，以及由这一种意识而产生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5]“未来与过去”“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被完全割裂，未来、新、现代、进步被捆绑在了一起，“过去”“旧”“传统”与“落后”则成为了同义词。线性时间观的引入既填补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空白，也为20世纪初各个方面的变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新的思想范式深深影响了“五四”青年，他们试图将进化论思想运用到文学范式的革新中。“五四”青年深信“进化主义在“五四”新文化中”更加“具有普遍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意义，它更多的是被当作‘思想文化革命’的基础性原理而发挥作用的”[6]。正是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时代的先锋们轮番出现，清理和涤荡所有陈旧、传统、落后的事物。对于文学革命者来说，陈旧的文学范式已经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尽力割除传统的羁绊，抛弃旧的语言是时代赋予其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语言成为文学革命者改造现实、创造新世界的最得力的工具。文学革命者希望通过语言变革来改变旧的思想观念，构建新的文学范式的行为催生了语言暴力的出现。文学革命中的语言暴力就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对于他人已经形成的思想进行同化与重塑[7]17，对既有的言说方式和观念进行破坏和颠覆。正因为此，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相伴相生。语言暴力几乎存在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方方面面，并且对文学革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在语言暴力的笼罩下，“五四”文学革命悄然展开，传统的汉语世界开始发生紧张的裂变，一场语言场内的置换拉开了序幕。

二、激进的发难

“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们开始向中国传统语言发难。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先后发表，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发端。作为文学革命的拓荒者，胡适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在《逼上梁山》中说道：“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8]3文学的历史是文学工具革故鼎新的过程，要用“活文学”代替“死文学”，用新生的工具代替僵化的工具。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9]138胡适对于“白话”“文言”和“活文学”“死文学”的对立区分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区分清楚，就可以全力进攻“文言”“死文学”的堡垒，从而为“白话”“新文学”腾出发展空间。胡适主张文学革命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只有推翻旧有的语言形式，才能获得语言的发展。文学革命下的语言开始呈现出暴力色彩。

胡适承认古今文学变迁趋势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时代语境需要新的文学语言与之承接，白话文的正统地位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但是，胡适并不认为“革命”是对过往的激进否决,而是把“革命”视作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10]。他说：“历史的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11]胡适指出文学的发展顺应自然的趋势，遵循历史进化的规律。比如中国文学的发展，“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9]138。胡适不希望因为革命而割裂了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即使“自然趋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革命,需要少数人出来促进自然化的趋势尽快实现，文学演变也是自然趋势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文学革命中，胡适一再声称其主张或有矫枉过正之处,希望同人匡纠正之。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革命依旧存有着改良的温和，那么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则是以激进的方式参与到新文学的建构历程中。他们主观上将语言暴力向更深处推进，推进方式甚至是非理性的。陈独秀极具革命热情地说道，白话取代文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2]。他提出：“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13]44认为：“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13]44刘半农随即附和道：“胡君仅谓古人之文不当摹仿,余则谓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14]认为文学革命应该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展开。随后周作人也论述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15]彻底否定了旧有文学形式存在的合理性。激进者直白的打倒态度、涤荡所有旧物的革命热情将传统与革新推向了无法调和的对抗之中。

在激进者看来，除去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学外，其余都应该摒弃在文学之外。文学进化是唯一的、科学的、不容置疑的，甚至带有一丝强制性的存在。作为新的白话语言，无法与旧语言兼容，古典文学的个人抒情、含蓄高贵统统应该砸烂。所有阻碍新语言发展的事物都会被看作是腐朽、落后的存在，都会遭到无情的排斥与打压。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16]钱认为要想代表新世界、新思想，必须要从变更文字做起。陈独秀对此激进主张颇为赞赏，他在回复钱玄同的信中写道：“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17]认为汉字的废除是历史进化的必然。在激进者眼中，似乎与过去断裂得越彻底，就越可以加速未来的到来。陈独秀等人主观上将新旧文学割裂，不容旧文学有任何存在的土壤，主张从日常用语到书面文字，用白话文全盘置换文言文。文学革命的语言暴力开始朝着极端化的方向迈进。

随着语言暴力程度的深化，革命者渴望以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革命者急切地希望对文学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不顾一切地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语言暴力开始走向极端化。而语言暴力极端化的趋向常常会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得到大众和社会的认可，将语言英雄的个人行为转化为有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体行为。

随着“五四”的深入开展，语言暴力的群体性特征日趋明显。在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去北大做文学院学长后，《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转移到北大，新文学运动便将北大作为革命阵地。为了发动群体性的广泛参与，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大力倡导学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融入到了文学革命之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青年学生们深受陈独秀等人变革观念的影响，满怀革命热情地成立了自己的群体——新潮社。文学革命很快从个人领袖的倡议深入到学生群体之中，语言暴力从几个知识分子的构想迅速转化为群众行为。这样的转变自然获得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领袖极大的支持与帮助，新潮社作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它所提倡的白话文学观和反传统的思想，正是陈独秀等人强力推行语言革命的结果，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全面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五四”文学革命从个体的理论构建走向了群体性的创作实践。自从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大旗以来,文学革命一直忙于理论主张的构建而忽视了白话作品的创作实践，处于草创期的新文学急需文学作品来扩大成果。为了适应新文学创作发展的需要,新潮社成员们纷纷拿起笔来,以极大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中，投身到新文学创作的行列中，以此来向旧文学开战。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就倡言道：“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18]白话文成为了新潮社成员的集体选择。1919 年至 1922 年期间《新潮》刊发了大量的白话作品，在创作数量上远远超过《新青年》。对此，鲁迅评论道：“《新青年》没养成什么小说家,倒是《新潮》汇聚了一批文学创作人才。”[19]相较于《新青年》，“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些,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20]。这些创作实践为“五四”文学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五四”文学革命已经从个体的发难转变为知识分子的群体攻讦，从“五四”领袖的个人倡导发展为规模巨大的集体战斗。文学革命的语言暴力愈演愈烈。

三、制衡的努力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语言暴力的极端化是受到制衡的。以《学衡》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率先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提出了反驳。

学衡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展开了攻讦。胡适等人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强调用今人的活文字即白话文来代替已死的文言文是顺应自然天理的。文学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地发展变迁,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21]。这引起了学衡派的不满。吴宓认为人为划定新旧界限的做法实在欠妥。他提出“论学应辨是非粗精”[22]33，判断某一作品的优劣好坏不应根据其时代的先后顺序，而是应该关注作品自身的价值，正所谓“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23]33。吴宓觉得革命者拘泥于新旧之别，划分派别，党同伐异，强制推行革命的做法实在荒谬至极。缪凤林提出：“文学之可贵，端在其永久性，本无新旧之可分。”[23]他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会因时间的考验而更显其价值，而革命者却以顺应时代发展为托词，将新旧概念强加于文学，实在可笑。梅光迪指出，“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各家，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24]。文学进化论在西方早已遭到否定，革命者却依旧奉为圭臬，我行我素加以运用，实在是盲目之举。

学衡派主张语言文字应该以渐进、调和的方式革新，而非完全、突变的方式。在文学进化论的指导下，新青年派除了要求以白话彻底取代文言外，更提出了不少极端的主张，甚至尝试将文学革命纳入政治革命的麾下。对这场逐渐脱离常规的白话文运动，学衡派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文学及文字的发展是平缓的、自发的，非人力可以勉强，革命者利用舆论强行用白话取代文言，是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无视和破坏。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文学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22]40学衡派认为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文学革命应该尊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突变、冒进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料的负面影响。然而，学衡派的主张在“五四”时期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不是因为学衡派的语言观不可取，而是渐进、调和的语言变革满足不了文学革命的迫切需求。

学衡派认为在审美价值上文言优于白话，文言的高雅精致远在白话之上，如果废除了文言就是废除了语言“雅”之标准。学衡派十分反对新青年派将文言看成是死文学。因为，在学衡派看来，“文学之价值不贵其能表情达意，而贵其能以艺术之方式表情达意耳”[25]。白话文虽然可以用来传达思想情感，但是赤裸裸的“表情达意”早已使得文学语言丧失了应有的美感。学衡派觉得白话文“冗而无当，繁而寡要”[26]8“主意未陈，叙引已多”[26]8，实在难有佳作出现，远不及文言精致简洁，佳作良多。因此，学衡派主张通俗、直率的白话文适合描写日常生活，而委婉细微的情感则需要高雅、有风致的文言来表达。

总体来看，学衡派的观点较之新青年派要冷静得多，严密得多。新青年派的理论主张不够成熟，行动却非常激进，满怀着革命热情所创作出的白话作品往往缺乏令人信服的艺术价值。新青年派渴望迅速实现文学现代化转型的态度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大胆、冒进的举动，都遭到了学衡派的反对。学衡派希望对“五四”文学革命中失控的语言暴力做出制衡的努力。然而，在当时极端热烈化的革命面前，这种制衡与约束只会成为攻讦的对象。如果新文学倡导者们能够耐心地倾听制衡者的声音，理会学衡派的用心，倡导者们也许会以更加平和、理性的态度去推进文学革命，这或许会少留下些历史的遗憾。就像胡适回顾当年时所说：“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望。”[8]3(这里的一班朋友是指“五四”时期被胡适视为批判对象的学衡派)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冷静的《学衡》即使也有创造祖国新的文化氛围的一腔热血，也只会被文学革命的狂热与激进打压到边缘地带。从线性时间观的全面置换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展开，语言暴力在这条线性的时间轴上越走越远，无法听取任何制衡的声音。

四、理性的审视

线性思想的引入是历史的选择，文学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在风雨飘摇的清末，青年学子和士大夫们试图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来改变现状，改造世界。然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变革均以失败告终。青年志士们最终将改变现状、改造世界的愿望汇聚在了思想层面的变革上。西方线性时间观又恰逢其时地填补了思想变革上的理论空白，为迷茫中找不到出路的革命者提供了变革依据。对于革命者来说，线性思想就是改变现状、改造世界的理想，他们希望将这一思想转化为人民的真理和信仰。思想的传播离不开语言作为载体，语言是传达思想最得力的方式。新思想需要与之相配的新语言。因此，改变世界的理想最终转化为语言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旧有的语言样式，创造符合新思想、新时代的语言成为了革命者的首要目标,他们希望通过文学革命,以新语言替代旧语言,用新思想置换旧观念，以此来实现他们改变世界的理想。“五四”文学革命有其不得不变的历史必然性。

文学革命导致语言暴力的产生。在文学革命中，新语言不仅仅是言说的手段，表达的工具，更是对已有语言进行攻击的利刃。语言形式的变革看似是文学外部形式的改变，其实质是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干预、规劝甚至颠覆，是破坏或者纠正他人的思想和言语方式的行为[7]17。文学革命下的语言成为了对既有规则破坏的武器，语言的表达也不再依据个人喜好，它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与时代语境。也正因为此，语言变革往往带有时代赋予的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站在了历史选择的制高点上，使之成为了一种无法辩驳和制衡的语言。新旧语言失去了互通有无的可能性，新语言成为了打破既有语言平衡的利刃，这必然导致语言暴力的产生。

语言暴力又可以促进文学革命的胜利。“五四”文学革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和暴力结合在一起,暴力因必然性之故而正其名并受到称颂,必然性不再在至高无上的解放事业中遭到抗拒,也不再奴颜婢膝地被人接受。相反,它作为一种高度强制性的伟人力量受到顶礼膜拜,用卢梭的话来说，它确实会‘强迫人们自由’——我们知道这两者及其交互作用是怎样成为了20世纪成功革命的特征。”[27]革命者在看到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后，怀揣着崇高的使命感和历史正义，向中国古典语言发起了攻击。“五四”的话语领袖认识到文学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革命是实现历史进化的必然途径。革命者试图通过改变语言从而来改变世界，试图通过破坏旧世界从而来实现现代转型。诚如他们所希望的，中国古典语言在现代工具理性的攻击下遭到破坏，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范式迅速地建构起来。而这一切正是在语言暴力的推动下取得的成果。

尽管文学革命使语言暴力具有了合理性,但是,将语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工具很有可能诱发语言暴力极端化的产生。在文学革命中，语言首当其冲，代表历史的合理性、未来的正义性,向旧世界发难，参与建构新世界，这些都可能使语言在革命的体系内走向暴力的极端化。而语言暴力的极端化会给文学革命留下无法挽回的后果。

语言暴力极端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个人语言暴力的极端化，另一种是群体语言暴力的极端化，而后者极端化的程度又高于前者。作为文学革命的领袖，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其改变语言的行动中对旧语言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文言文充沛的人文魅力和思想内涵在其攻讦下丧失了立锥之地。陈独秀甚至将文学革命等同于政治革命，要用语言的力量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学形式。而这一切行径，都充分体现出个人语言暴力的极端化。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语言暴力不仅是从个体的理论建构扩及到文学作品的创作，更是从个人言说的暴力性转向了群体言说的暴力性。这一转向使得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获得了时代和正义的授权，使得个人实施语言暴力的风险被群体中的每位成员所共同承担，革命者的言说变得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从个人语言暴力到群体语言暴力，语言暴力逐渐转变为一种冒进、不计后果的极端行为。“五四”激进主义者将语言暴力常态化、片面化、绝对化，“五四”文学革命也呈现出激进化、扩大化、极端化的趋势。革命中的语言失去了社会道德和革命原则的约束，这给革命带来了无法预料的后果与隐患。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对于语言暴力的极端化也曾出现过制衡的努力。学衡派曾多次撰文，希望以更加稳健、中正的姿态去开拓新文学，但终究难以扭转语言暴力失衡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文学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尝到甜头的革命者更加极端地实施语言暴力。语言暴力的极端化试图让所有制衡的因素都彻底瓦解，这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宗旨越离越远。以《新青年》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学衡》为代表的保守派本来可以构成多元共生的语言氛围。但是，在一种新文化战胜旧文化而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彼此之间却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界限，新文化以断然决裂的姿态向旧文化告别。

语言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会随着某一主张的提出发生突然性的转向。新文化在与旧文化的斗争中，也会从旧文化的母体内获得有用的养分。这一养分会促进新文化更好更健康地发展。因此，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白话不应完全否定文言存在的价值，而是应该从文言中汲取营养，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旧有的文学语言。新旧语言、新旧文化有着共生共融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被边缘化的旧文化也有其可取的成分，不应被新文化完全取代。它可以通过文学和文化的运作，对发挥主导作用的新文化进行制衡。各个文学流派、团体间的相互制衡与合理交流，才是文学发展的良性状态。文学流派、团体的多元共存才能保证文学创作的丰富、繁荣。然而，由于语言暴力极端化的推动，文学社团、流派之间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文学革命最终走向了死胡同。因此，文学革命中的语言暴力应该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超出理性的制衡，否则文学革命将留下深重的隐患。

文学的进步与发展需要革命，革命也终究离不开语言暴力做武器，语言暴力与文学革命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暴力可以推动文学革命取得成功，但同时，语言暴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剑走偏锋，也会让文学革命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20世纪初的现代性转型中，语言暴力与文学革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化角度来审视，语言暴力可以说是20世纪初文学革命最鲜明的特征，是现代性转型下的文化产物和文化现象。从线性时间观的胜利到“五四”文化革命的展开，从语言暴力的产生、发展到语言暴力极端化的出现,20世纪初可以看成是语言暴力与文学革命现代关系发生的源头，对这一源头的分析是把握语言暴力与文学革命重要的一环，也是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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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Violence and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LI Zhenzhen, JIANG Shouyi

(School of Literature,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Und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aving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revolutionists took evolution theory as theoretical basis and began to advocate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unfolded the curtain of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This revolution gave full play to instrumentality of language and turned it into a powerful revolutionary weapon. On the one hand, language violence of Hu Shi, Chen Duxiu and other revolutionists l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language violence became more and more extremalizd and radicalized in the revolution and caused painful consequences. During the process, although the Xueheng School tried to check and balance, it was hard to reverse this trend.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regularity of language violence and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can not only reveal violent nature of language in context of revolution, but also review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violence.

language violence; literary revolution; rebellion; balance

2016-06-09

李珍珍(1992-)，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守义(1972-)，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I209

A

1009-2463(2016)05-01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