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飞，王　力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电子商务与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下的农村社会发展*

王云飞，王力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权力具有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的力量。新兴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掌握新兴技术手段的社会精英也必然掌握新的权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掌握新兴技术的社会精英回乡创业日渐增多，形成了新的权威主体。由此，新的权威参与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中来，分享了传统农村社会权力，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农村电子商务；权力；权力结构；影响

权力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话题，有其自身发展和影响社会的逻辑。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秩序建立在一定的权力运行基础上，而权力又是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下显示其整合社会的力量，权力引领并改变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新的权威在逐步集聚影响力中建立了自身的权力，权威变化是权力发生变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权力发生变化必定影响到权力结构。反之，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维持社会运行的权力和权威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影响人们的心理活动开始，进而慢慢地改变社会结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电子商务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精英的回流，农村地区由精英所代表的权威也开始改变现有的权力和权力结构。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在回应电子商务变化带来的冲击过程中，也在悄然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进而影响了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也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发展。正是农村社会的权威、权力和权力结构变化的牵引使得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一、传统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

权力的特点之一便是一种支配能力。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1]。这种支配能力一方面来自于权力的强制性而具有的效力，另一方面来自权威本身的道义力量，亦可说道德的感召力。有怎样的权力和权力结构，就会对应怎样的权威，同样，权威的特点也决定权力行使的效力，增加行动力。权威和权力都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中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其规定着社会运行方式，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一)权威和权力

支配能力是权力的一大特点。在吉登斯看来，行动总是以实现特定结果为目标而指向自然和社会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者必然与自然或其他行动者发生某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就可以理解为“支配能力”[2]。权力的支配能力又是靠权威产生作用的。韦伯最早对权威进行解释，他认为权威应该称之为在可以标明的一些人当中，命令得到服从。这里权威的主要意义在于服从。因此韦伯又根据服从的不同基础将权威分为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三种[3]。合法型权威对应的是诸如法律、制度等；传统型权威对应的是诸如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魅力型权威则较为个性化，常见的就是对于某人人格精神的钦佩。可以说，有什么形式的权力和权力结构，就会相对应一定的权威，而权威维持着社会的秩序。

当然，对于权力和权威关系的理解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某一种对等关系，即认为权力越大权威则越大。权力是权威的基础，但只有合理地运用权力，权威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反之，权威也会创造出新的权力，当社会发展中分化出新的权威类型，那么，新的权威类型便会分享社会权力。

(二)权力和权力结构

权力是现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但如何认识权力一直是个难题。马克思主义强调权力的阶级性和政治意义，认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4]韦伯从权力的合法性角度来定义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5]帕森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将权力定义为：“是进行社会整合、实现社会目标功能的工具。”[6]类似的关于“权力”一词及其含义的界定诸如罗素的结果论、奥本海姆的决策论、李景鹏的能力论等。

西塞罗将权力看成由四种要素构成：权力的来源、权力的主体、保障权力有效性的物质条件、权力运用的对象[7]。针对上述四种要素，可以通过分析权力构成的基础来定义权力结构的含义。中国也有学者认为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8]。社会转型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动态性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由此生长出新的权力主体，随着新的权力主体的支配能力不断增强，对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也逐步增强，由此动摇了原有的权力结构基础。权力基础变化了，社会变革便会到来。

(三)农村权力结构的嬗变

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建立在以皇权为基础的集权模式之上，这种权力结构较为单一，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四种权力结构类型：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事权力[9]。其中，长老权力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几种作为补充。这一时期，作为农村权威的长老们的权力载体是整个权力结构的核心，传统农村权威对于维系农民之间关系、稳定农村社会安定、保证传统文化传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村社会中保证了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直至西方列强入侵。伴随着农村社会自身结构的瓦解，农村原有的乡村自治格局因国家权力的强行进入而被打破，“政权的掌控者皆不遗余力地加大了从农村抽取资源的力度，权力的下沉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10]。同时在战争和动乱时期，农民的权利意识和群体认同感被逐渐唤醒，农村社会自身也在寻找维持权力运行的对策，这为日后农民革命运动的爆发和新政权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949年以来，农村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权力结构变动。一是土改时期，以农会等组织作为农村权力的实际领导者，乡村精英因为掌握革命话语而拥有主动社会的权力；二是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队等组织作为农村权力的实际领导者，这种权力的运行不在于创造，而是存在于维持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实践当中；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撤社建乡，村委会组织的自主权增强。村域范围内便形成了一种由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共同主导的二元权力结构，可以说当前农村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11]。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新的权力兴起而产生的新的权威主体变化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由此带来社会的转型。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新的权力类型，新的权力类型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历数建国以来出现的这三次权力结构的转变，无一例外都引起了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新的权威主体走上了历史舞台。电子商务的兴起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社会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转型，掌握了新兴网络技术的人才成为了新兴权威，分享了传统农村权力。这种转变再次冲击到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根基，使之出现松动，农村社会必然面对由技术而引起的权力结构的嬗变。

二、电子商务兴起与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传统农村的权力结构维持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秩序，直到1949年之后才发生了巨大转变。可以看出，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变是建立在急剧变化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权力结构的变化重建了社会秩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趋于稳定。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技术的兴起表明新的生产力从此出现，而电子商务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一新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产生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在相互影响的渐进过程中，新的权威悄然形成，改变农村原有的权力和权力结构。

(一)信息时代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推进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途径来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但在实施过程中效果并不明显。农村本身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工业基础是这种方案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改造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传统农业)的方式是更新农业生产要素，向农业投资。”[12]这里的“投资”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资金货币等资源型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技术、人才等制度型投资。在对农业投入资金的同时，将信息技术作为农业生产的新要素投入到生产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便捷的信息资源，转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业的转型和升级。

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将信息化理解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过程，即在社会生活中普遍采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以及逐渐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体系的过程。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了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刘少杰教授认为与传统实体权力不同的是，信息也具有权力。“网络社会中表现最活跃、作用最广泛的信息权力的基础，并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实体，而在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信念。”[13]在信息社会里，农民不仅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同时也接触到了崭新的外部世界，体会到现代化发展带给人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从而自觉地加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生产也从过去单纯的养家糊口变成了一种专业的经营活动。农民接受现代技术引发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和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即权力，信息时代对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正是通过农村的社会精英运用现代技术这一过程实现的。农村社会精英在使用信息技术中与社会产生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信息权力”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系统性地掌握信息技术，他们的话语权逐步增加，具有更强的权力参与意识。

(二)新的农村权力逐渐形成

传统社会权力属于“强权力”。“强权力”拥有的效力在于其实际行动力，而信息时代需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作为权威，仅靠具有传统社会道德感召力的传统权威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农村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传统权威面对农村社会对信息和技术的需求，如果不能够有所改变，不仅个人的权威丧失，权力行使的效力减弱，也会阻碍农村社会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消费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事电子商务的个人或群体凭借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成为了新的社会精英。他们开始分享传统的权力资源，掌握了一定的“软权力”。比如，有些回乡创业的青年大学生不仅熟悉网络，掌握信息技术，而且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也有原本在本地经营转型成为电商的个体户对新生事物较为熟悉，懂得经商，了解市场行情；还有由当地政府部门扶持引进的商户等。这些新兴的“乡村精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新的时代给了他们施展权力的场所和机会。他们的权威逐步建立起来，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在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影响了传统农民的思想观念，构成了信息时代下新的农村权威主体。

可以说，信息时代下，新兴的农村权力主体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二元权力结构”共同谋划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到新时期。

(三)权力主体多元化的建立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动力，政治变革同样会加速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权力结构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在权力结构上的映射。农村社会中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承载着着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主体是由政治精英所承担，改革开放的成果之所以得以形成，就是在农村社会精英的参与之下实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权力主体，正是在这二者权力的互动之中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文化精英则是在阐释和建构改革开放的话语当中建立权威并分享权力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带来的权力诉求，导致权力结构的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已初步显现。

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电子商务逐步进入农村，农民销售模式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远远不同于先前的状态。农民在进行生产销售的同时，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在享受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捷的同时，他们更愿意与掌握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农村电子商务带头人接触和交流，这样，这些带头人成为了新兴的权力主体。与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和宗教势力等不同的是，以掌握信息技术作为带头人所构成的权力主体摆脱了地位、年龄、家族势力等方面的约束，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先进的理念和宽广的视野，同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商品经济时代，他们有着传统权力主体无法提供的功能，成为了农村权力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极，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当然，由于电子商务进入农村才刚刚起步，各地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已经表现出对权力结构较为深刻的影响，而有的地区电子商务还未起步，因而无法全面探究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是可以确定，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展开，农村权力结构必将因此发生巨大转变，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也会更为深远。比如，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代表的淘宝村已经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面展开建设。

三、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工业化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农村劳动力往城市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其影响只是存在于表面，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整个乡村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动摇，农村政治精英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伴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和电子商务的兴起而出现的新的乡村社会精英，既是经济精英又是文化精英，他们的影响力将在更为广阔的层面展开。与其说新的精英兴起，不如说这些精英是对农村社会的回归。这种回归过程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是个问号，但是在其回归过程中改变了农民的经济生活，影响着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而影响到城市化的走向。可以说，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使得一个新的权力和权威主体出现，不仅是农村社会的一种新的力量，也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农村新的权力和权威主体的社会影响

信息化时代到来时，由于这些新兴精英将互联网等技术引入农村，将信息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深入传播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农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电子商务对于农村社会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改变了过去农村较为传统的单一的生活方式。从权力和权威影响的角度看，因为拥有电子商务的知识，所以其兴起在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新的权力主体和权威主体。

无论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是返乡寻找发展机会的农村成功人士群体，或者是回乡的农民工群体，他们都有成功的需求，荣誉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由于权力结构的单一性，即便是事业有成者，只有接近乡村政治精英，或者获得他们的认可或支持，否则难以取得传统社会价值认知下的荣誉感乃至尊严感或者行动力。新时期，回乡创业的人士分属于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是农村社会新的权力的象征，是新兴权威的代表，由于他们本身脱离了传统型权威的范畴，更多意义上属于“卡里斯马”型，即魅力型权威，在更多时候成为了视野开阔、知识丰富、思想进步和行动力强的一种符号，因而其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向心力。对农民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机遇，所以具有很强的认同感，由此强化了他们的权威。另外，当前政府无论在政策还是资金上都对以电子商务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权威加以大力扶持，这样，给新的权力主体带动农村经济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由此也增强了新兴权威主体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力。

总的来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农民对于生活品质的需求更为丰富和多元化，过去单一的权力和权威主体在新形势下无法及时适应这一转变，从而给了新兴精英成为新的权力和权威主体的机遇，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必将深远。

(二)电子商务改变着农村的经济生活

电子商务的兴起使得农村获得新的机遇。有学者就曾提出，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电子商务恰好解决了传统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束缚。可以说，电子商务能够促使农村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潜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农业发展电子商务使得资本投资方向下行，短期内便可改变农村发展资金短缺的困境。由于强大外部资本的进入，首先为改变农业生产的模式提供了资金支持，使得机械化、电子化生产成为可能；其次可以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涉农企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简化农产品的交易程序，因而降低了流通环节中的成本消耗；再次通过电子银行提高支付速度，提高资金的流动性，最大程度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附加成本，使得农民回乡利用网络手段经营农产品作为主业成为了可能。总之，电子商务改变农村的面貌在于改变了原有的生产与销售模式，农民只需要完成生产部分，销售部分一般都由统一的渠道售出，依靠物流最终完成销售。新的生产和销售模式节约了农民销售成本的同时，让农民直接面对市场，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市场的需求，从而提高自身的利润。

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能够促使已经逐渐凋敝的农村社会借此重新获得振兴的机会，同时也能为解决长久以来倍受困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问题找到新的解决途径。

(三)电子商务影响到城市化进程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探求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这一发展乡镇企业的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却没能阻止农村社会趋于凋敝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和政界也不再提起这一具有理想化的口号，研究的目标都放在城市化方面，因为农村精英的流失，研究者都把农村社会的问题，如“三农”问题，看作是一个过程，并且认为城市化可以解决这一过程中的问题。当农村电子商务突然兴起，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便是农村新的权力和权威主体深入农村社会。于是，农民 “离土不离乡”这一理想化生活方式再次成为可能。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离土不离乡”模式时指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这样的结论[14]。但实际情况却是农村的生活设施日趋衰败，乡镇的商业活动逐渐萎缩，这样，费孝通先生所谓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施展的基础。但是，当电子商务带来农村精英的回归和资金上的支持，“离土不离乡”便再次成为可能。这种趋势如果形成，农村社会的繁荣和振兴会使得城市化这一趋势趋于缓慢和理性，甚至会加速“逆城市化”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影响将更为深远。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多种方式以促进城市化建设，其中村庄产业化方式就是针对农村实行就地城市化为主的方式实现城市化，认为：“村庄产业化的发展虽然不一定带来空间上的城市形态特征，但却体现了城市化的内涵，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生活实质的城市化。”[15]囿于强势的城市化进程，“村庄产业化”的效果只是在局部地区取得成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农村发展电子商务使得很多促进城镇化建设的方案可以落到实处。

总之，电子商务对农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人才在理性选择后的回归，这种选择在于发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农村的机遇使得人才往农村流动趋于稳定且良性，由此缓解急剧城市化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在这一改变过程中，人才回流是最为关键性的环节。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农村精英因掌握现代技术而拥有的影响力使得其有更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力不仅获得自身在农村社会的荣誉，更进一步影响到农村社会新的秩序的建立。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业不仅仅是过去传统意义上单一的生产模式，也是集生产、加工、销售、售后于一体的新型模式。在电子商务进入农业并探索得出这一条新的产业链的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农业相较于过去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首先，电子商务进入农业后，广大农民可以在网络信息平台上了解到最直接的消费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从而合理地配置农业资源，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其次，农产品的销售模式一改之前的一对一模式，农民将产品放入销售平台中，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销售给消费者，极大地拓宽了销路。最后，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发展电子商务，市场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会有更高的要求，这对提升农业生产标准，破除小农生产模式，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有着很大的帮助。可以说，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农村，改善农村面貌，促进农业生产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市化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电子商务给农村社会权力结构带来了一定变化，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机遇表现在新的形势下，电子商务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在权力关系调整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挑战表现在新兴权力在改变农村权力结构中也面临着权威不足等问题，权力运行的制度环境并不完善，智力优势难以转化为资源优势，因而作为附着在农村电子商务基础上的权力影响处于渐进的发展过程中。

[1] 郭正林.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6)：53-61.

[2]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77.

[3] 韦伯.马克斯·韦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41-34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3.

[5] 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2-144.

[6]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56.

[7] 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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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89.

[1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

[11]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1-23.

[12]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13]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J].江淮论坛，2011(5)：15-19.

[14] 费孝通.小城镇 再探索[J].瞭望周刊，1984(5)：14-15.

[15] 李强.中国城市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2-100.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Rural Power Structure

WANG Yunfei，WANG L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Power is a kind of strength that can lead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Emerging technology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us social elites mastering emerging technology inevitably get hold of a new pow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se social elite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 and started up business forming a new group of authoritative subject. These new authoritie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share traditional social power in rural area, which leads to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power structure and brings ou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rural electronic commerce; power; power structure; impact

2016-05-03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SK2015A010 ：《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结构影响》)

王云飞(1966-)，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副研究员，博士。

王力(1992-)，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F724.6;C912.82

A

1009-2463 (2016)04-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