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0303)



论原始宗教生活的精神渴求

陈水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角度探析,带有自发性和集体性的原始宗教生活如巫术、图腾崇拜等，可见原始宗教有其生活的形成逻辑和及其精神追求的历史意蕴。它既是人类祖先的精神智慧结晶，又是统率全氏族成员的精神纲领，表达着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精神渴求，并在实践中沉淀为氏族集体驾驭人生及征服、改造自然的一种精神手段，深远影响和促进了原始社会变迁和人类进步。

关键词:原始社会；原始宗教生活；精神渴求；历史根源；思维根源

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和无文字记录的原始社会，人类除了进行原始劳动等物质交往，还凭借有限的精神想象和文化活动空间开展丰富的精神交往，如数学、天文地理、医学、动植物知识的交流和传承、洞穴壁画的绘制、音乐舞蹈的创作、神秘宗教观念和仪式的繁盛等。原始社会最具特色的精神文化形式之一是原始宗教生活。原始宗教生活是指原始人类为了实现共同生存、借助宗教仪式进行全氏族成员与神灵、鬼魂、自我、自然的双向交流沟通活动。它属于集体行为，与集体日常生活和集体互动往来融为一体。它不像人为宗教那样要实现个体死后进天堂，或成仙成佛、永享来世幸福，而是为了满足原始初民顽强生存和征服自然的精神渴求，谋求现实的氏族整体利益。它深远影响原始社会变迁及人们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形塑。

一

原始宗教生活作为人类祖先的精神智慧结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普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现实思维根源。从社会历史角度看，原始宗教生活是原始社会不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的产物。原始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属于社会原始形态领域，它由原始的社会存在即物质生产、生活的状况决定，并随经济生产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智力水平的限制，原始社会人们认识自我和自然及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他们是自然之子，必须感激、依赖、屈从大自然的恩赐，却对人生无常和自然天象变幻莫测迷惑不解，还对瘟疫、疾病、地震、洪涝等恐惧万分。当理智和经验应对生存困境束手无策时，为化解人生的痛苦和自然环境的险恶，摆脱命运和自然的控制，人类祖先渴望借助精神的信仰和神圣的仪式，在想象中运用超自然的力量战胜自然，保障生活安康，祈求风调雨顺。宗教生活交往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

从现实思维角度看，原始宗教生活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念有关。万物有灵观是早期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观念，它不仅支配着古代人类的意识和行动，还影响了后世的精神文化发展。英国人类学创始人泰勒指出：“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族的特点，它从此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文化之中。”[2]349原始人类的万物有灵观念构成了原始宗教生活交往的思想基础，它有两个重要的信条:“其中的第一条，包括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于是对它们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说必不可免地导致对它们的实际崇拜或希望得到它们的怜悯。”[2]349-350

人类祖先与自然建立的是共生一体的自发交往模式，人与自然、他物处于未分化的混沌状态，既没有主体之别，也没有客体之分。人们未能区分自身与自然、他物三者的差别，导致把自己与自然、他物等同，并将自然和他物人格化，赋予它们人类的特性，认为它们有五官四肢，能够喜怒哀乐，会遭遇生老病死等。因此，世界万物，包括一切动物、植物、其他物质都有精灵。这些精灵有善恶之分，好精灵掌管好运和幸福，坏精灵制造厄运和灾难。人们需要发明各种宗教仪式，如祈祷、祭祀、斋戒、净化等，来感谢或抚慰万物的精灵，祈求健康和财富，驱除不幸和不测。原始社会的尼加拉瓜人为了奉承火山精灵，避免其在暴风雨天气或地震时发怒，在火山口旁边摆放装在陶罐的存粮；在西非马费河旁边居住的维伊人，渡河时会给河神奉献一片烟叶、一把米或一杯甜酒等供品，以求安全[2]568。

原始人类不发达的思维能力颠倒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了无处不在的灵性主宰者，如天神、地神、农业神、生育神、战神，甚至各种恶魔等。同样，原始人类这种思维能力也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知之甚少，不能分辨梦境与现实，也难以理解生离死别，最终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3]灵魂属于精灵的一种，原始初民普遍都有灵魂崇拜意识。他们相信灵魂是凡夫俗子看不见的，它作为人的影像，支配人的意识和意志，并且可以和躯体相分离，一个人死亡只是意味着肉体的消逝，而灵魂可以继续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或其他物体体内继续生活，做出各种善行和恶行。原始初民认为通过合乎礼仪的殡葬、固定时日的祭拜等宗教活动交往，可以让灵魂平静地继续服务于死者或活着的人，使活着的人与灵魂和平共处，能够得到灵魂的保佑和庇护。

二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采集渔猎等物质交往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人类祖先具备了初步的改造自然的本领和基本思维能力，但不能全面理解和真实驾驭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产生了虚幻和歪曲的意识和观念，以幻想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及人类存在的根源，使人的生存得到神助和带有“神性”，形成独特的原始宗教生活。这些宗教生活主要表现为巫术、图腾崇拜等。它表达原始初民的精神追求，提升其精神能动性，为其带来战胜挫折、恐惧、失望的精神慰藉，助其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第一，巫术是原始初民安身立命之所。

最原始宗教生活的形式之一是巫术。它作为原始初民学习和成长的最早学校，最先表达了人类要征服自然和驾驭人生的精神觉醒，属于人类认识自然和自我及改造自然的一种精神手段。它“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各历史阶段的宗教现象，它的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4]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类祖先在神力无边的自然界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缺乏确保生产、生育、生命等活动取得成功的行之有效的物质手段，需要通过巫术表达控制自然和影响他人的勇气、信心。

巫术是人类祖先处理自己与世界、他人交往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它按性质可以划分为白巫术、黑巫术。前者旨在保证劳动丰收，预防和治疗疾病，清除危险和他人算计，免除自然灾害等。后者属于破坏型巫术，用于诅咒、谋害别人，或给他人活动带来失败。任何巫术都有三大构成要素：巫师、行为仪式和魔力信仰者。巫师是施行巫术的人。在巫术信仰形成的初期，很多普通民众随时随地扮演巫师，自己做法。后来产生了专业巫师，这类人被认为有特殊技能，容易接近神灵，能够吸引神灵附身，具有普通人不能比拟的魔法和魔力。职业巫师是巫术的虔诚者，也是欺诈者，为了维护他的神力和魔法的威信，他经常有意或无意使用一些巧妙的欺骗把戏。因此，巫术也被称为系统的伪科学。巫术第二个构成要素是行为仪式。它指巫术因不同的需要而采取不同仪式的施行过程。一类是模仿巫术仪式。其特征是巫师运用类比和象征等手法进行巫术。考古遗迹发现的一些洞穴壁画就是这类巫术仪式的例证。法国拉斯科洞保存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画，画面绘制的野兽都被多根长矛击中，身负重伤。这是为了获得更多猎物，在狩猎前巫师把负伤猎物的形象画下，施行感应魔法，增加这些猎物被猎杀的机会。另一类是接触巫术仪式。它通过对他拥有、使用的衣物整体或碎片、一截头发、一片指甲等施行巫术，就能远距离影响一个人，甚至夺其性命。德国的农民为避免接触巫术仪式的伤害，从他的婴儿出生之日到受洗礼的所有时间内，禁止从他屋内拿出任何东西[2]94。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行为仪式，其重要成分是咒语。咒语是巫术行为的核心，只有施术的巫师才能掌握。不管是善意的咒语还是恶意的咒语，它的念诵与巫力的大小息息相关。巫术第三个必要组成部分是魔力信仰者。巫术的权威来自于被信仰，而不是被理解。社会的具体需求和魔力信仰者的信任造就了巫师的法力和他的职业荣耀。

巫术的构成要素决定了它的特征。它属于一种实用技术，所有要素都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在这种意义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强调巫术信仰与真正的宗教信仰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前者只是追求种种功利目的的手段，而后者“则是包括一套行为本身便是目的的行为，此为别无目的”[5]。随着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累积，原始初民发明了两种方法去征服变化无常的客观世界，一是科学技术，二是巫术。在科学技术无能为力时，巫术就成为影响和控制自然的替代方法；在经验技术发挥作用时，巫术成为了加强和保障其功效的补充手段。列维-布留尔充分肯定了巫术对人类祖先的实用性，他说：“在这里，成功决定于若干客观条件：某个地方是否有野物或鱼类，为了在接近它们时不至于把它们惊走而采取的必要的预防措施，圈套和陷阱设置的地方是否合适，使用什么投射工具，等等。可是，对于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这些条件虽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足够的，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果这些其他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不管猎人或渔人有多么灵巧，不管使用什么工具和方法，仍然不能达到目的。在原始人看来，这些工具和方法必须拥有巫术的力量；在对它们举行了特殊的仪式以后，它们必定赋有了神秘的力量，因为原始人所感知的客观因素是包括在神秘的复合中。没有这番巫术的行动，最有经验的猎人和渔人也会碰不到野物或鱼；即使碰到了，它们也会避开他的圈套、陷阱和鱼网、钓钩。或者是他的弓箭失灵，枪击不中。即使击中了猎物，猎物仍然不会受伤；或者即使受了伤，也会隐失得让猎人找不到它。”[6]在古代社会，人们进行采集渔猎等重要活动，或者要开展某项需要特别勇气的大胆冒险事业时，要借助巫术给行动增加神圣力量，使自然界和他人能为我所用，有利于达到预期目的。

巫术作为一种征服自然的实用性工具，是人类祖先想象和幻想的产物，带有迷信和荒诞的色彩，但它在古代社会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在原始初民的日常生活中，受孕仪式会满足他们对新生命的期盼；驱鬼和招魂巫术能减轻他们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丰收和降雨巫术能降低他们对不测和天灾的焦虑等。处于童年阶段的人类，各方面都非常稚嫩，巫术以歪曲的形式鼓励人类积极面对艰难险阻，且做到屡败屡战，用自信战胜犹豫，以坚毅克服动摇，凭乐观压倒悲观，树立主动与自我、自然、他人、死去的人等建立交往关系的信心。

第二，图腾崇拜是原始初民凝聚集体性之盾。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变迁过程中，图腾崇拜作为最重要的宗教生活形式之一，它与氏族制度几乎同步形成。它由历史悠久的神话或传说、虔诚信仰和复杂仪式组成，涉及了氏族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原始人类对自己与他人、祖先、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映射。它不纯粹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氏族社会组织结构，为原始社会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图腾一词来源于北美印第安语“totem”，其词义是“他的亲族”、“它的标记”。早期原始人类受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普遍不了解繁衍后代与两性结合之间的关系，于是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血缘亲属关系意识。绝大部分原始社会的氏族都流行某种神话或传说，他们相信本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物品有一种不寻常的亲缘关系，视该动物、植物或物品为他们最古老祖先的前身并对其进行膜拜，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崇拜一般要通过繁杂的宗教仪式来呈现其两种基本信仰：图腾标记认同、图腾禁忌。

首先，图腾标记神圣化血缘关系。

氏族的族名相当于他们始祖前身的图腾。一种特定的动植物或无生物的图腾徽号既是某氏族的名字，又是它独一无二的标记。摩尔根肯定图腾“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例如狼的图形便是狼氏族的图腾。”[7]162作为氏族标记的图腾具有辨别祖先，认同血缘的功能，同一图腾信仰意味着同源共祖。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血缘关系成为了个人和集体赖以存在的前提。在生产力不足、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个体离开血缘集体力量根本无法生存，血缘关系的认同也决定了氏族的存亡和稳定发展。

图腾标记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不同氏族相区分的外在名号，更是氏族起源于不同血缘祖先的身份确认。每个氏族都独有一个图腾，同一部落的不同氏族不会共用一个图腾。摩尔根调查研究发现，美洲土著鄂吉布瓦人有二十多个氏族，它们都用不同的图腾命名，如狼氏、熊氏、海狸氏等[7]162。原始初民以采集渔猎为生，大多数图腾都是他们居住或开展采集渔猎活动的区域生长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是天象或虚构的形象等。氏族每个成员都把各自图腾当作卓越不凡的祖先，认为其有神力守卫氏族及庇护自己。他们自然而然把自己归属于各自图腾物种，等同于某一动植物或无生物，自称是该图腾的子孙。他们还用图腾的图案、皮、毛、鳞、角等装饰房屋、武器、生产工具、发饰、服装、生活用具、坟墓等。很多氏族成人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青年男子身上留下本氏族图腾纹身。

为了凸显本氏族图腾的神圣性，每个氏族都有一个存放图腾祖先精灵或灵物的秘密地方——图腾中心。图腾祖先灵物与整个氏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它能赋予图腾物种以各种关键性能力，确保其正常繁衍；它能赐予人们力量、勇气和毅力，而同时又能压制和削弱他们的敌人”[8]110。图腾中心具有此种强大魔力，不允许妇女和未成年者靠近。另外，氏族的重要宗教仪式，如图腾繁殖仪式、图腾献祭仪式等都选择在此地举行。这一系列涉及氏族集体和个体的生产和生活的大事或琐事，都潜移默化地神圣化了每个氏族成员的图腾标记和血缘关系。图腾崇拜即图腾祖先崇拜，尽管这一祖先并不是真正的祖先，但在父系继嗣制的人格化祖先崇拜未出现前，它都是氏族的主流社会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之下，每个氏族成员因共同祖先而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人人获得共同身份的认证，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有相互援助、一齐复仇、集体居丧等义务，齐心协力延续祖先血脉，发展祖宗基业，荣宗耀祖。

其次，图腾禁忌强化氏族集体意识。

图腾标记是每个氏族进行对内认同和对外区分的图腾观念，它从肯定角度，通过天然血统和共同祖先维持了氏族的团结稳定。而图腾禁忌从否定角度，也发挥了凝合剂的作用，提升和巩固氏族集体意识。它严格划清此氏族与彼氏族、其他氏族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信仰、生活、血缘的界线，有利于氏族内部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同时也加强了不同氏族的联合和交往。图腾禁忌包括图腾物禁忌和图腾外婚禁忌两方面。

一方面是图腾物禁忌。图腾物禁忌是图腾崇拜衍生的一种宗教生活交往现象，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把真实的图腾物本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庇护神，就会产生相应的严厉的图腾物禁忌；如果把图腾物的象征性形象作为崇拜的对象，图腾物本身仍属凡俗之物，图腾物禁忌就相对宽松，甚至不存在。氏族社会的图腾物禁忌十分普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响着每个人的一切言行。它“主要表现在禁捕、禁杀、禁食或禁触、禁摸、禁视图腾物……在原始人看来，杀害图腾就像杀害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一样。而且，他们还认为一旦伤害了图腾，图腾动物也就会翻脸不认亲，以同样手段报复本群体的成员，并从此不再担负不伤害或保护群体成员的义务。”[9]图腾物作为圣物，其神圣性体现在禁止宰杀、禁止采摘、禁止食用、不允许亵渎等禁忌上。如果触犯这些禁忌，会遭遇大祸临头，甚至招来死亡。有些氏族规定违禁者要处以刑罚，甚至判处死刑。只有在某些特定日子或庄重仪典中，才能破除图腾物禁忌，允许杀食图腾并不受神灵追究，但也要求限量和节制。例如举行图腾献祭仪式时，以袋鼠为图腾的阿龙泰人氏族成员，在仪式期间狩猎和宰杀袋鼠制作图腾圣餐，老人们吃袋鼠肉，其余成员涂抹袋鼠脂肪，还表演歌舞向袋鼠图腾赎罪[10]。人们吃图腾圣餐并不是为了果腹，而是通过吃食图腾，分有图腾的智慧和勇气，得到图腾的保佑，同时使图腾永葆生命力。原始初民对图腾物十分尊崇，不管是否存在人为惩罚，他们都本能地服从本氏族的图腾物禁忌，在遵从的过程中他们提升了自我身份的神圣性，产生强烈的氏族集体归属感。

图腾物禁忌一般只适用于本氏族成员。不同氏族有不同图腾，这些图腾囊括了大量物种，每样都与人们的日常生计息息相关，若所有氏族必须遵守本氏族和其他氏族的图腾物禁忌，将无法通过采集渔猎活动获得维持生存的食物。每个氏族禁食自己的图腾动植物，间接保护了其他氏族的食物来源。他有义务要求其他氏族不能滥杀他的图腾动植物；还有权利规定，其他氏族必须先得到允许，才能食用其图腾动植物。例如在澳洲的鸸鹋氏族在草籽氏族的领地采集了草籽，他要先得到草籽氏族首领的允许才敢放心食用，据说未得到允许而食用草籽，会患病，甚至死亡[8]129-130。在这种意义上，图腾物禁忌在不同氏族间建构起了食物资源的依存关系，迫使各氏族为了生存而最大限度减少相互之间的敌视和对抗，自愿组合成高于氏族的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由此，图腾物禁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动植物资源被无节制地渔猎采集殆尽，有利于维护自然和生态的平衡，还加强了不同氏族之间的经济生活调节及互相间的合作往来。

另一方面是图腾外婚禁忌。原始社会两性关系和婚配活动的变迁，经历了从内婚制到外婚制的演变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发展和自然选择规律的影响不断加深，人类结束杂交原始群生活和血缘家庭交往，缓慢走向普那路亚家庭交往。普那路亚家庭交往排斥不同辈份和同辈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这些婚姻禁例促使血缘家庭的族内婚逐渐转向不同婚姻集团的族外婚。为适应新生产力和族外婚交往的变化需求，氏族社会诞生了。“氏族组织有其形成的基础，氏族的起源的产生又与实行外婚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的联系。……外婚制是氏族的基本特征之一。”[11]氏族与外婚制彼此依赖，相互制约。外婚制的动机是强行剥夺个人择偶自由，遏制近亲结婚，保障氏族人口素质。但在无制度保障和监管的情况下，它对日久生情的近亲择偶和人类祖先的性本能冲动等行为防不胜防，不利于氏族的发展壮大。图腾外婚禁忌给脆弱的外婚制增添了一种宗教性敬畏感和恐惧感，它从情感维度和心理层面为外婚制提供一种有力保障。

所谓图腾外婚禁忌，即禁止同一图腾的氏族成员之间进行性亲近和婚配。它要求：“几乎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图腾的地方，便有这样一条定规存在：同图腾的各成员相互间不可以有性关系，即他们不可以通婚。”[12]图腾标记有神圣化人类血缘关系的功能，是辨别血缘关系的重要工具。同一部落不同祖先和血缘的氏族必定有不同的图腾。在母系氏族社会，所有子女都继承与母亲一样的图腾，图腾相同的两性要相互避讳和防范，不能近亲结合。违反图腾外婚禁忌，不但会激起他人憎恶之情，还会受到氏族社会的严厉处罚。图腾外婚禁忌具有超越个人的权威，是原始人必须遵守和奉行的命令，它发挥了法律的警示和制裁作用，维护和巩固了外婚制发展。外婚制日益复杂化，婚配级别由二分制增加到八分制。随着外婚级别的增多，配偶双方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有利于人类彻底摆脱近亲繁殖的困扰。图腾外婚禁忌既促进了氏族组织的扩大和完善，也增进了氏族间的合作与交往。

原始宗教生活不是人为宗教，带有自发性和集体性。它是包罗万象的精神纲领，成为原始社会发展的精神主宰，为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人类祖先的一切思想、行为提供精神寄托和价值意义。在自然环境恶劣和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形下，原始初民凭借简单和缺乏理性逻辑的情感思维创造了不朽的灵魂，并借助此神圣的虚幻之物，在巫术和图腾崇拜中实现人与神灵、鬼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多向和谐交往，从而克服死亡恐惧，摆脱现实苦难和焦虑，寻找更坚强面对困难及更自信迎接未来的生活理由，促使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战胜自我，推动原始社会向前发展。

原始宗教生活的归宿是实现氏族整体利益和氏族繁荣。在一个没有国家机器和无文字的原始社会，原始宗教生活对于维系氏族的团结和安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它是原始初民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源泉，具有最高权威性，既构建氏族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还成为氏族成员的精神纽带。人类祖先借助原始宗教生活，不断纠正偏离共同体利益和氏族规范的个人行为，及时消除氏族内部的对抗和分歧，培养氏族成员的浓厚集体情感和强大集体意识，促进人际交往的和睦及氏族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原始宗教生活是沟通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桥梁，为人类告别蒙昧和野蛮及开启文明时代之门，准备了秩序保障和精神援助的金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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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尚健)

An Analysis on the Spiritual Craving of Primitive Religious Life

CHEN Shui-yo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P.R.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imitive religious life, such as witchcraft, totem worship, etc, with spontaneity and collectiveness is spiritual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and spirit creed which leads the whole clan. It is the spiritual craving that knows nature and self and a spirit means of mastering life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Primitive religious life affects the changes of primitive society and human progress profoundly.

Key words:primitive Society；primitive religious life；spiritual craving；historical roots；thinking roots

作者简介：陈水勇，女，广东化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合理性研究”(11BKS002)

收稿日期：2016-01-11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6)01-00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