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雄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西南昌 330000）

论柳宗元“因俗而治”的施政理念及影响

杨智雄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西南昌 330000）

韩愈在评价柳宗元时称赞其“因俗而治”的施政理念。追溯柳宗元施政的踪迹发现，柳宗元在执政期间正确地看待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当地人民的习俗和利益，使得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柳宗元“因俗而治”的思想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施政理念；文化习俗；少数民族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人，故称“柳河东”，唐宋八大家之一。早年参加王叔文“永贞革新”运动，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后因改革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迁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总观其一生，永州时期任“司马员外置同正”实际是个闲职，而任柳州刺史才是其施展政治才华之时，并取得卓著的政绩。韩愈在评价柳宗元时称赞说：“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1］本文试着就此切入，追溯柳宗元在柳州地区施政的主要踪迹，探讨柳宗元“因俗而治”的思想、践行及其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谈己一孔之拙见。

一、柳宗元“因俗而治”的思想政治表现

唐代岭南是一个具有特异文化习俗的地理区域，其主要特色是原始巫教信仰。这种信仰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质，对维护社会体系和地方治理有一定价值和意义。宋兆麟先生认为：“它反映了民众的世界观，具有自己的内在秩序。”［2］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年）到达柳州后，他以智慧的视觉发现“人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柳州复大云寺记》）的崇拜神灵现象，对此尤为重视，并将此运用于政治中。

（一）祭拜水神

岭南地区以水稻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及物质来源，《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水上活动成为其地方生活习俗，如《史记·周本纪》记载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因而水神、雷神在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柳宗元《雷塘祷雨文》言：“能泽地产，以祛人灾。”《柳州峒氓》诗云：“鸡骨占年拜水神。”人们将水神当做特定的具有意识形态的物体而加以崇拜，这种崇拜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质。他们认为对这些神灵的祈祷、礼拜或祭献，可以获得福气与保护，而亵渎了巫神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柳宗元对此便是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待祈雨活动和祭祀井水的态度和思想上。

首先，崇信神灵违背他的哲学观，但他却诚心以待。柳宗元秉持“云气”说的宇宙哲学观，祭神与他的基本哲学观有互相矛盾之处。然而，柳宗元在《雷塘祷雨文》云：“神惟智知，我以诚往。钦兹有灵，爰以庙飨，苟失其应，人将安仰？”在《祭井文》中亦说：“敬修报礼，式荐苹藻。”又如在《井铭（并序）》中对水神赞美云：“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人。”正如陈琼光先生说：“宗元是个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对峒氓‘拜水神’或许是不批评的，这大致同他于‘雷塘祈雨’的思想是相通的。当然，这与他的唯物思想是矛盾的。”［3］253足见柳宗元对敬拜水神习俗的重视。看似互相矛盾之举，其实是促进了柳宗元思想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习俗的融合。

其次，对祈雨活动的重视和凿井活动的谨慎。柳宗元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到达柳州才数日，首要之事就是筹办祈雨活动。他说：“公至柳州数日，同其弟宗直谒雨雷塘。”（《雷塘祷雨文》）当时他的弟弟柳宗直因长途跋涉，本是身体虚弱的宗直又急于筹办活动，患病参加，不久便过逝了。柳宗元在《祭弟宗直文》哀痛道：“汝以久病，来此伴吾。到未数日，自云小差，雷塘灵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觉，便为古人。”据此可知柳宗元对筹办祈雨活动重视。

第三，柳宗元在为百姓凿井取水时亦较谨慎。他深知百姓“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井铭（并序）》）的原因，主要是百姓因迷信未敢凿井。因此在开凿时他请“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等在当地相对有威望的人参加，以便震慑，同时作《祭井文》祭祀。为百姓祈雨和开凿井水，既能起到重视农业生产，关注民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尊重民族信仰，因其土俗。

（二）神道设教

由于自然环境等因素，岭南社会民风较其他地区迥异。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写道：“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民风剽悍，争强好斗。除此之外，一方面越人“纵恣侵欺，多取良家以为婢”［4］，“当道相贼以为俗”（《寄韦珩》），而常影响到生活及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因语言交际障碍，百姓感到“愁向公庭问重译”（《柳州峒氓》）的困难。因此，柳宗元积极推行“兴尧舜、孔子之道”加强文化教育。

柳宗元遵从当地对神道敬仰并四时祭祀的习俗，借神道设教，传播儒家仁爱之道。他上任之后首要大事之一便是重修坍圮已久的文宣王庙。文宣王，即孔子也。唐贞元二年（628年），唐太宗令天下郡县立孔庙，从此柳州便有文宣王庙。他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写道：“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文宣王庙房屋损坏，连神位也几乎被毁。柳宗元到任，看到这教化基础的建筑被损坏便决定重修庙宇以便四时祭祀。

祭祀文宣王促进了“仲尼之道”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他说：“惟夫子以神道设教，我今罔敢知。钦若兹教，以宁其神。追思告诲，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无陋，罔贰昔言。”（《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宗元借祭祀神灵之仪式宣扬“仲尼”之道，用仁道来教育人，并让人们世世代代都崇敬孔子。正如戴义开先生说：“柳宗元在柳州修建孔庙是件大事。”［5］

柳宗元将儒家仁道与岭南巫教神道联系起来加以虔诚祭奠，饱含着浓郁的正统儒家思想与岭南巫教思想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色彩，既能促进儒家思想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生长，达到以仁化民、以礼教民之效果，又能遵从民族之文化，循其民间信仰之道，合乎社会发展之趋流，并将其习俗和信仰推向更文明之道。神道设教促进两种鲜明地域思想文化在古老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交融，既加速了岭南封建社会的进程，传播“仲尼之道”及仁爱思想，也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其更容易在崇尚神灵信仰的民间传播。

（三）推行佛教

古代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对水神有敬仰之外，对其他鬼神也多怀敬意，并于社会中盛行。据《柳州府志》记载：“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今岭南犹行此法也。”又《朝野佥载》也写道：“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瘥，即刺杀猪狗以祈之。”由此可知，岭南社会弥漫着崇尚巫神文化的风气。

柳宗元到任之后，他在《柳州复大云寺》中写道：“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当看到这样的现象时，他曾用礼仪教化之，但“董之礼则顽”，用刑法限制之而“束之刑则逃”，遂感治理之难。因此他认为“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他深受佛教启发，便将巫教与佛教结合，重修大云寺。

在《送僧浩初序》中他曾写道：“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这是种“统合儒释”“以佐教化”之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他的好友刘禹锡也认为佛教“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为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6］。郭预衡先生评价说：“宗元讲‘道’既本乎儒家经典也有取乎佛老之学……是从解除‘生人之患’出发，有所取舍，有所创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7］这是极为客观的评价。

柳宗元作为柳州刺史，他必然深知“天下之事，有视之无关于轻重，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8］。而佛教主张慈悲，有不伤生命的教义，相对于迷信鬼神的风俗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柳宗元通过修复大云寺，使原始宗教信仰及传统巫教文化的历史渐于沉淀，而儒家、佛家等中原文化陆续传入，在原始宗教文化的基础上融会提升，推进原始民族宗教及社会习俗迈向文明。

二、柳宗元“因俗而治”的行政践行

唐代南方地区文化习俗具有浓郁的原始色彩。从柳宗元在柳州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深重体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柳宗元思想在空间区域的沉淀，是他对当地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的深刻感触和细致体察，从而将其融入到政治践行中。

（一）不鄙其民

岭南因处在“岭南瘴疠，山川阻深”［9］的蛮荒僻陋之地，人们的生活及文化习俗与其他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柳宗元初到柳州时作《寄韦珩》诗中说“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这是自然环境呈现出的奇异地貌。如邝露在《赤雅》中描述：“绢茅索绹，伐木架楹，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其描述的是岭南少数民族的生活画面。因此，从古代华夷民族不平等的视野里观测，这种习俗带有“不可亲”之感。柳宗元将此详细地记录在《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俗故事》中：“圣代提封尽海壖，狼荒犹得纪山川。《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峒敢流连？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王会》篇。”这是朝廷要求地方官“尽通风俗故事”上报地方土风民俗的牒文。自古以来汉官员因“椎髻老人难借问”而感到“黄茆深峒敢流连”的担忧，因此，在《华夷图》和《风土记》上未有记录。

柳宗元秉持华夷平等的民族观，不鄙其民，真诚相待。他不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翔实地记录民族风情并在文学中全面反映其地的历史和自然风光，在我国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而且表达了他真诚地与少数民族人民交往的民族情怀和融入他们生活的愿望。在《柳州峒氓》中写道：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

鹅毛御腊缝山罽，鸡古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诗句中毫不带有鄙薄的色彩，而是生动客观地描绘了当地的风俗风貌，表现了作者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韩愈所说“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10］19。此诗正客观的描述他们的生活和表达作者融入他们生活的愿望。在交流遇到障碍时柳宗元甚至学习他们的语言。日本学者户崎哲彦说：“柳宗元接受地方语言文化的原因，除了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以外，还有对被贬的地方所起的自我同化感。”［11］因此，柳宗元“欲投章甫作文身”，将“章甫”之帽扔掉而欲“文身断发”。正如陈琼光先生所说：“（柳宗元）主动抛弃古代士大夫的服装不穿，并按照峒岷习俗，在身上刺上花纹（文身），更便于和峒岷接触。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交往，便逐渐产生了与少数满族‘同化’的民族兄弟之情。”［3］253

柳宗元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翔实地记录其民族风情，既完成了朝廷下发的牒文，弥补《华夷图》和《风土记》中无传的历史，为我国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又表达了他真诚地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民族情怀和愿望，为他在柳州执政铺垫了道路。

柳宗元不鄙其民、真诚为民办事收到一定成效。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描述：“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先后，必以其时。”［10］柳宗元开明的民族观和真诚的态度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其思想及政令更容易被吸收和接纳。

（二）释放良奴

蓄奴制度是奴隶制度残余与封建等级制度结合的产物。唐代奴婢按照隶属关系可分为官属奴婢和私属奴婢。在古代，岭南地区畜大量的良奴。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因“多取良家以为婢”［12］567而造成“城上高楼接大荒”（《豋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之貌。

柳宗元到柳州后，依据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明令“敕岭南、黔中等道百姓，……缘公私掠卖奴婢，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捉搦”［12］567的政令并结合其陋俗解救大量的良奴。《新唐书·柳宗元传》记述：“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傭，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具己钱助赎。”柳宗元首先制定切实的政令，将因债款过期而被封建主强迫当终身奴婢的人质全部释放。其次，对因还不起债的债户，可以按照时间计算工钱，等攒足抵债的钱便可以释放。第三则是对于无力赎回的债户，柳宗元自己出钱帮忙赎回。

柳宗元解救了大量的奴婢，家人团聚，百姓欢悦。同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10］18。桂管观察使裴行立闻之而推广到其他地区，“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10］11，韩愈也因此而效法于袁州。

（三）重视民生

柳宗元作为朴素唯物哲学家，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天命，也不是圣人，而是“生人之意”。唐代为避讳“民”字，因而写作“生人”，其实就是“生民”、“民生”。对于民本思想的重视柳宗元早在《贞符》中论述，他说：“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其意为唐王朝建立依靠的不是天命而是民心。晚年的柳宗元在柳州执政期间一直秉持着“生人”之道，正如他说“臣当务修农稼，率励远人，锄其奸慝，以副勤恤，无任云云”（《代节使谢迁镇表》）。由此而见，他重视用实际行动将这种思想撒播在柳州地区。

饮水问题是柳宗元关注的重点之一。岭南少数民族因迷信而不敢凿井，吃的都是江水。柳宗元到任后，依神道开井，足见他对民生的重视。他说：“始，州之人各以罂甈负江水，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涂则滑而颠。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井铭·并序》）他深知老百姓饮水之苦。因此，他启用“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井铭·并序》）等人力、物力凿建了井水，其惠无穷，正如其《井铭（并序）》说“其来不穷，惠我后之人”也。

除了关注百姓饮用水之外，柳宗元对百姓医疗卫生也极为关心。由于柳州百姓患病不求医，而是“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柳州复大云寺》），请巫师，杀生祭神。因此，柳宗元大力倡导求医种药的做法，推广医疗方法。如他在《种木槲花》中写道：“只应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木槲花即是兰科草本植物，茎可入药，有滋阴除热、益胃生津等功效。同时他在柳州也研究医药，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图经》中也记载：“唐柳柳州纂《救三死方》。”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民生，践行其“生人”之道。

柳州地处亚热带，适合发展种植业。柳宗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林业等农副业。柳宗元带领百姓垦田拓荒，推广种植业。其于《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记述：“凡辟地南北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子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塍。”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云：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诗中通过称颂橘树来表露自己高尚的人格和衷心为民的品性，并以屈原与李衡的故事，赞赏屈原为国为民的思想，鄙视李衡谋求私利，有损百姓的作风。当今的柳州人民为了弘扬和发展他的精神，在柳州城修建了“柑香亭”以作纪念。

三、柳宗元“因俗而治”思想、践行在柳州的遗响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于柳州病逝，年仅四十七岁。元和十五年（820年），其灵柩北归。然而，柳宗元在柳州的遗响并未随之而离去，而是世代深受影响。

柳宗元在柳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有较深影响。尤其是记录柳州的山水诗歌，比如有名的山水游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登柳州峨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诗歌散文，客观地描述了柳州的山水，为现代的旅游业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导游图。正如邝露《赤雅》描述：“过柳州，环绕如壶，谓之壶城……所谓江流曲似九回肠也”①柳宗元《豋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其句云：“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诸峰，如笋出地，如修竿，如高旗……子厚‘海上千山似剑芒’”②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其句云：“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这是柳宗元对柳州山水形象的描摹。清人胥文相《柳祠录许》评价说：“凡山川风俗，悉经纪述，而亦寓焉，遂因以名天下，传后世，至于今日。人知有兹土者，以侯之文也。”1994年柳州市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历史的回声与现代化建设相呼应的必然。

柳宗元“因俗而治”思想及政治践行，特别是教育风气对柳州地区有较深远影响。清人王如辰《融县修学记》说：“柳州之学，自子厚知柳州，建文宣王庙而为之记，而后彬彬然，文物之盛殆与中国等矣。”由此而知，柳州明清时期出现些柳州籍文人并非偶然。明成化年间，邃于理学的马平进士周琦；嘉靖年间，与权臣严嵩斗争的柳州籍进士任刑部右侍郎的张翀和南工部尚书徐养正，明史皆有传。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朝考一等一名，后任台湾知府的杨延理，他在台湾政绩卓著，台人为之立祠：“厅人思其创建之功，且有捍御之力，设主于文昌坛右，生为祀之。”（清·道光《噶马兰厅志》卷二）同时，杨延理对柳宗元有深入研究和崇尚。他重刻《柳河东先生集》，其序曰：“余幼时入罗池庙，瞻先生之遗像，归而读先生之诗文。”由上述可知，后代文人及官员都深受柳宗元潜移默化的影响。

柳宗元“因俗而治”思想及政治践行，赢得岭南民族地区人民的信任和敬仰。宋人黄翰评价说：“龙城虽远，毋敢怠荒。动以礼法，率由典常。公无负租，私有积仓。居处有屋，济川有航。黄柑绿柳，至今满乡。修夫子庙，次治城隍。农哥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诵洋洋，生能泽民，死且不亡。”［13］在他逝世后，柳州人民为他修庙立祠（今柳侯祠），建造茔冢（今衣冠墓）。

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名字与柳州联系起来。陈正祥说：“柳州之名系唐代柳宗元谪居其地而起。”③关于柳州得名有四说，因柳江而得名说详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七；因柳岭得名说详见柳昫《旧唐书·地理志四》；因柳星得名说详见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地理志》；因柳宗元得名说详见陈正祥《广西地理》重庆:正中书局，1946版；详细考证见石勇先生《略论柳州得名及柳江名称沿革》考证文章（成都大学学报，第21卷第3期，2007年3月）。［14］同时后人对他的名字也一直称为“柳柳州”。沧海桑田，城墙已塌，先人已去，唯有恩德“惠化”④柳宗元有诗《种柳戏题》，其句云：“好做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于民间。如郭沫若诗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10］135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柳州执政期间取得卓著的政绩，他正确地对待柳州地方文化习俗赢得人们的敬仰，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深远影响。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34.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59.

［3］孙昌武，陈琼光.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论文撷英［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2005.

［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十五［C］.北京：中华书局，1983：898.

［5］戴义开.柳宗元在柳州修孔庙是件大事［J］.学术论坛，1982：93.

［6］刘禹锡.刘宾客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100.

［7］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24.

［8］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

［9］吴兢.贞观政要卷九［M］.骈宇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569.

［10］谢汉强，戴义开.柳侯祠石刻注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11］梁德林.柳宗元与广西文化的双向影响［J］.广西民族研究，2004：85.

［1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141.

［14］陈正祥.广西地理［M］.重庆：正中书局，1946：421.

On Liu Zongyuan’s Thought and Influence of“Governing by Custom”

YANG Zhixi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Jiangxi Science&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00 China）

Han Yu praised high about Liu Zhongyuan for his thoughts of“governing by custom”.Tracing back to the deeds of Liu Zongyuan’s administration,this paper can find that Liu Zongyuan not only treated well about the minorities’culture and customs of Ling⁃nan people,but also fully applied his ideas into his political practices.The exploration of Liu’s“governing by custom”thought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s on the minority regions of Lingnan are significant to know and comprehend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iu Zongyu⁃an.

Liu Zongyuan;political ideas;cultural customs;minorities

D092

： A

： 2096-2126（2016）06-0028-05

（责任编辑：刘婧）

2016-10-12

杨智雄（1986—），男（苗族），广西柳州人，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