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邱食存

中国当代诗歌是否需要写史、怎么写史，一直是当代诗歌研究难以忽略的重要话题。一般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曾坦承，当代文学史写作“确实问题不少”，“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而当代诗歌史写作的滞后与缺憾显得尤为突出，这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所设立的学科标准和价值体系对当代文学史写作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加上当代文学史所处理的对象在时间上离得太近，似乎很难获得一种所谓“客观”的叙述方式。这样一来，唐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被一再征用也似乎成了佐证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谶语。其次，从主观上来看，当代诗歌批评家、史学家等诗歌研究人员过于相信他们本人据以批评当代诗歌的理论和方法的效用。这些都不利于当代诗歌史写作。因此，当代诗歌研究人员要做的不仅是“质疑诗”，更要“质疑自身”。这种质疑应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自觉意识”[2]。

譬如，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批评家们多有指责，认为这些诗歌远离现实，对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历史境遇缺乏关心。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含混而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学者们此时也普遍变得“犹疑”了。1992年，钱理群说他“为一种失落感压抑感所攫住，并且像陷入了‘无物之阵似的，无以摆脱”[3]。而戴锦华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领域涌现的大量文化现象，给“知识界”造成了“迷惘”，让他们“感到了理论和习用话语的无力与无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