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能新

父亲拥有一杆如尺的旱烟杆，铜头子，玉石嘴。烟杆子是指头粗细的水竹子做成的，圆溜溜的，泛着紫红紫红的色泽，光可鉴人。

母亲后来跟我说她嫁到郑家，父亲就这唯一的家产。母亲还说：“那是郑家的传家宝哩！”

是的，这烟杆传到父亲手上已是第三代了。父亲视它如同家珍。每每悠悠然抽罢了一杆，就用一块柔软而有些油腻的布儿轻轻擦拭一番。父亲处理烟灰也不像别人那样，对准硬物蛮磕，而是掏出随身携带的挖勺，慢条斯理地掏。那样子，就像一个艺术家在料理一件艺术品哩！

父亲吸烟的姿势很优雅，左脚跷起压住右脚，左手曲起托着烟杆，右拐子支在左腿上，目光慈祥地注视着远方，轻轻吸入一口，经肚内循环然后从鼻孔喷出，不紧不慢，犹如行云流水……

在地坪河里，羡慕父亲烟杆的人比羡慕他儿子的人还要多。十三叔曾以五块大洋为代价，想换下这个“宝物”。父亲却说：破“四旧”那会儿，他提着篮子收“银器”，大洋、手镯子、项圈满满一篮子，白花花的耀人眼目，他都不曾动过心哩。四爹仗着长辈的分子，拿出一个铝嘴的烟杆子和一个墨黑墨黑的烟斗跟父亲周旋，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也没有夺走父亲之爱。

吸过父亲那烟杆的人都说，不管烟叶质量如何，只要从那烟杆里过过身，味道就大不一样哩！

如是，父亲握着那根烟杆就像是握着一轮太阳。

父亲晚年得子。五十岁才结了我这个“秋葫芦”。父亲自从辛亥革命起，他的前半辈子就在金戈铁马中闯荡，直到九死一生后才幡然猛醒地跑回家里草草成了个家哩。

地坪河里的人羡慕得要死，说父亲一人两件宝。父亲也说：“祖传的烟杆晚到的崽，给个金伢子也不卖。”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无半点可吃的东西下锅，母亲就望定父亲那杆如尺的烟杆出神。

队上的保管垂涎欲滴，他说他要以一百斤红芋换它。保管家不缺吃，保管家不缺钱，保管家就缺父亲手中这根烟杆。

“换了吧，能填半个月的肚子哩。”母亲说。

父亲好久没有出声。临末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噗”地喷将出来。烟窝子也不再掏了，拿到门坎上“咚咚”地磕，倒出一窝子烟灰，然后把烟杆往背后一插，扛着锄头上山了。

父亲的锄头就是“眼睛”，能在山上找到吃的。他挖出“葛根”，一捶一漂就变成白花花的粉。虽难以下口，但毕竟保住了几条性命。光阴似箭，转眼我就初中毕业了。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跑到队上正在挣那不值钱的工分的父亲和母亲那里及时报告了这一喜讯。可是，母亲并不为这个全村唯一的高中生高兴，相反脸色沉沉地显不出一丝快活来。我知道家里已欠下队里“缺粮款”一百多元了。那时候，一百多元就是两个劳力一年的收入啊！

晚上，母亲还在长吁短叹，我睡在床上听她跟父亲商量：“让伢子学裁缝去吧，这年头有门子手艺比读书强。”

父亲默不做声，烟窝子吸得“叭叭”响。我这是第二次听他这么吸烟了。他平时吸烟是很斯文的，轻轻吸入，慢慢吐出……

“你倒是说话呀。”母亲说，“读来就是十几块哩，手伸惯了现在哪儿也借不到。”

“咚咚咚。”父亲有生以来第二次敲烟头子了。烟头子打在门框上，发出空旷而悲凉的声响。

“让伢儿读，我把这烟杆子让了！”父亲的这句话，像是憋足了劲才说出来的。

“几十年了，你都舍不得。”母亲说。

“卖吧，能换伢儿的学费就行。”父亲说。

第二天，母亲就带着父亲的那根烟杆走进了保管家里，出来时，手上攥了一把十五元钱的毛票子。

打那后，父亲再也没有那个优雅的吸烟姿势了，他总是找来一摞废旧的报纸，撕下一块，卷成一个喇叭筒子叼在嘴里，有时候，那烟呛得他直咳嗽，咳得腰弯成了一把弓。吸几十年的烟，还被烟呛着，父亲一下子老了。

转眼又是二十多年。我如今人模人样地混了个作家头衔，不光日子过得舒坦了，而且竞能写文章换取大把大把的稿费。现在，再也不像父亲当年那样为几十块钱发愁了。那天，我用了三篇文章的稿费，几十倍于父亲出卖烟杆的价钱，好说歹说地从当年保管家的后代手中换回了父亲的烟杆。烟杆依旧，还是铜头子，玉石嘴，指头粗细的水竹杆子，圆溜溜的，紫红紫红的色泽，光可鉴人。

可是，烟杆的主人却不在人世了。

那天，是父亲的祭日，我装好一窝烟点燃，把它轻轻地放在了父亲的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