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桥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莆田351100）

《水浒传》反语言词语的隐喻认知

郑鸿桥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莆田351100）

中国古典反现实题材小说《水浒传》大量着墨于“江湖”的描写，其间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江湖语言”。这些语言主要是利用隐喻的方法创造出许多诸如“剪径”“、投名状”以及“吃板刀面”之类的变异表达，彰显反语言特性，形成黑话，以达到语言或表述生动而形象，交流或行为隐蔽而排外的目的，构建并维护“江湖”这一封闭的、另类的反现实社会形态。

《水浒传》；反社会；反语言；隐喻；重新词汇化

一、引言

1976年，韩礼德（M·A·K Halliday）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三期发表了《反语言》（Anti-languages）一文，从理论建构的高度阐释“反社会”（Anti-society）和“反语言”（Anti-language）。2010年，丁建新在《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一文中，着重从“寄生性”和“隐喻性”两方面阐述了反语言的构造机理，从“重构现实”和“身份认同”两个层次剖析反语言之于反社会的意义［1］。之后，国内学者从反语言的维度解析网络语言［2］、英文反现实题材小说《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3］-［4］、欧美影视作品［5］、中国说唱音乐［6］等。但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汉语反现实题材名著《水浒传》当中的反语言现象，国内学者却鲜有涉及，遑论系统性的研究。可以理解的一点是，与主流语言学分支不同，由于社会边缘群体的隐蔽性和失声性，人们对边缘语言的研究确实是比较少的，其间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相关语料搜集困难，而一个系统的语言研究则是非有大量相关语料不可的。

二、反社会与反语言

“反社会”这一另类的社会形态由来已久，它是伴随着国家机构的产生而出现的。黑人聚居区、流浪汉、乞丐、犯罪分子和服刑人员等社会群体由于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为主流社会所蔑视、摒弃甚至压迫，从而构成了“反社会”。反社会存在于主流社会之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7］，它是主流社会的有意识替代，采取的是对抗模式（mode of resistance）。这种对抗模式有时是被动式共生（passive symbiosis），有时则是主动的敌意（active hostility）甚至是毁灭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诸如古代的盐帮、船帮和粮帮以及隋末唐初的瓦岗寨、清朝初期的天地会、清末和民国时期盛行于四川一带的“哥老会”（也即袍哥组织）、近代猖獗于多山地带的土匪帮派以及现代的“黑社会”组织、西方文化中的“黑手党”以及同性恋群体等也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主流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宣示着一种对抗。

反社会催生反语言，而作为反社会的话语实践方式（means of discursive practice），反语言在构建并维护反社会这一另类的社会现实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8］。根据研究，人们发现反语言是在保留主流语言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更改其部分词汇而形成的，以达到交流的隐蔽性和语言的艺术性等目的，并构建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封闭的现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反社会分子他们即使有那个能力却也没有那个必要去创造一种与主流语言截然不同的全新话语来为自己的行为话语提供掩护，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主流语言所构建的主流社会而存在和生活。受更改的词汇往往是那些在反社会群体日常活动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实意词，比如作案的对象、工具、手法和警察以及处罚名称等词语。

韩礼德将更改词汇的方法归结为两种，一是“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粤港澳一带的毒品走私人员用狭义化了的“货”一词来专指“毒品”，用“条子”来指称“警察”。在美剧《越狱》（Prison Break）当中，囚犯们用“dirt”来指称“狱警”，用“fish”来指称“新狱友”，用“bird”或“duck”来指称“狱中传出的信”；二是“过度词汇化”，也就是用多个词语来指代同一事物，把水搅浑，增强交流的“隐蔽性”和“安全性”，比如说在加尔各答犯罪语言（Calcutta Underworld Language）当中，表示“bomb”的词语就有21个，而表示“police”的词语则多达41个。韩礼德认为这两种方法带有明显的或变异或隐喻或甚至是“二者兼有”的特征。拉伯夫认为某一个词汇的诸多变异体（variants）只是指代同一事物的另类表达而已［9］。反语言性质的部分词语就是通过音韵（比如加个音节）、形态（比如加个词缀）等层次的变化达到变异的效果，而另一些则是通过借代（synecdoche）达到隐喻的效果，比如说北美卡车司机车载电台语言就把“police”喻成“bear”，如此一来，“police station”就成了“bear cave”，“police helicopter”则成了“bear in the air”。

三、《水浒传》反语言现象的隐喻解析

作为一部叙事宏大的长篇章回体反现实题材小说，《水浒传》所描述的“江湖”和形形色色的反政府组织（即那些大小各异、性质不一的各个山头乃至造反政权）无疑构成了“反社会”，其间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江湖语言”，而且这些带有明显“反语言”特性的词语和表述不光涉及词语层面（比如“投名状”），其间还有涉及句法层面（比如“吃板刀面”）的，对我们研究“语言构建现实”这一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透过字面意思进而结合文学情境并探究其构造机理，我们可以发现《水浒传》所涉及的“反语言”词语和表述是主要通过种种隐喻（metaphor）的手段而达到“重新词汇化”或“重新表述化”的效果。

1.利用借喻（广义上的隐喻）重新词汇化

所谓借喻（metonymy）是指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而是借“喻体”来代替“本体”的一种比喻，也称作“半隐性隐喻”。近年也有学者倾向于将明喻（simile）、借喻和隐喻归并到广义的隐喻上去。比如说，束定芳就把明喻归并为“显性隐喻”［10］；赵彦春也认为传统的修辞格，如隐喻、明喻和借喻等因其能喻和所喻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成机制等可以归并到上义的隐喻［11］。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水浒传》第十回当中的“投名状”一词。林冲山神庙事件后经柴进介绍欲入伙梁山，王伦要他“把个投名状来”，林冲答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而在一旁的朱贵则笑到：“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哦，我要想加入你们还得先去杀个人——而且那个人可能是无辜的！这是什么强盗逻辑？王伦时代梁山的反社会性质在这里暴露殆尽，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反语言所构建并维护的“反现实”（counter-reality）确实足可拒人千里之外，令外人无所适从。结合语境和字面意思，“投名状”一词在意思上应当类似于“卖身合同”或“契约”，而将“纳个人头以表决心”说成是“把个投名状来”，把“人头”说的如同一张“契约”，这种重新词汇化的过程显然契合韩礼德所说的“语言艺术”（verbal art），将原本暴力、血腥、骇人的事情给“轻描淡写化”了。在这里，尽管本体（人头）和喻词（“就像”或“就是”）都没有出现（当然，也不可能出现），而只出现喻体（投名状或契约），在修辞格上属于借喻的范畴，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以明喻或隐喻的方式来还原其源结构：

人头如契约。（明喻）

人头是契约。（隐喻）

不管其表征手段是属于借喻、明喻还是隐喻，鉴于反语言与生俱来的隐喻特性和几种比喻认知机制上的归并趋向，我们都可以将“投名状”一词看作是利用广义的隐喻重新词汇化的结果，形成“习语式隐喻”，达到了委婉表达的语用效果，也就是采用迂回表达，把原本不愉快、冒犯的话题变得温和、无害而易于接受。

实际上，除了“投名状”一词，《水浒传》一书当中诸多好汉的江湖绰号也是通过借喻的方式而起的。由于气质、长相、体态或性格等方面的相似性，作者或用动物来喻指人（比如“玉麒麟”、“入云龙”、“扑天雕”、“双尾蝎”、“矮脚虎”、“鼓上蚤”以及“金毛犬”分别喻称卢俊义、公孙胜、李应、解宝、王英、时迁和段景住），或以无生命的物体来喻指有生命的人（比如“黑旋风”、“霹雳火”和“一丈青”分别喻称李逵、秦明和扈三娘）；凡此种种，从广义上看，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而生成的。

2.通过创造相似性的意象隐喻重新表述化

赫斯特（Hester.M）把“意象”定义为“记忆住的感觉印象”（sense impression remembered），认为意象是理解隐喻意义的基本组成部分［12］。莎翁（William Shakespeare）的《安东尼和克里奥派特拉》（Antonio and Cleopatra）一书当中克里奥派特拉将毒蛇放在胸前自杀时说：

Dost thou not see my baby at my breast

That sucks the nurse asleep？

在这里，毒蛇咬人致死的意象被换成奶妈在喂完孩子后安然入睡这么一副恬静安详的画面，表达了克拉派特拉临死前的一种特殊心境。

宋江刺配途中在浔阳江上的险遇是整部《水浒传》最幽默、最有趣却也最惊险的片段之一：

“只见那稍公摇着橹，口里唱起湖州歌来。唱道：

‘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

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都酥软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只见那稍公放下橹，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稍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什鸟！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艎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

——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七回

“谋杀”和“面食”原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在这里怎么被关联起来了呢？

客观地讲，任何客体之间都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性，只是有些我们原来没有意识到，所谓相似性的创造就是创造一般“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部分［13］。想想“文凭”和“树叶”，一个属于抽象领域的概念，另一个属于自然物体领域的概念，一般看来是没有相似性的；但是，在文学意境当中作者可以通过“创造相似形”的隐喻手段将二者关联起来，请看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是怎样将二者联系起来：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这恰恰就是隐喻的妙处：人们参照已知的、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始源域source domain）去认知未知的、陌生的、抽象的概念（目标域target domain），也就是Lakoff和Johnson（1980）所提出的“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简而言之，就是用“易”来说“难”。

然而，颇值一提的是，既然隐喻的目的就是将晦涩难懂的道理变的通俗易懂，但为什么宋江和两位差役一开始却无法理解何为“吃板刀面”，何为“吃馄饨”？韩礼德认为，反语言作为反现实的一种语言模式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实体（metaphorical entity）。在这里，隐喻是常态（norm），而其所构建的反社会则可视为主流社会的隐喻。所以，脱离了这种隐喻的社会背景，普通人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理解上述的这些词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江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位艄公是要请他们去做客吃饭：

“岸上那夥赶来的人，早赶到滩头，有十数个火把，为头两个大汉，各挺着一条朴刀，随从有二十余人，各执枪棒，口里叫道：‘你那稍公，快摇船拢来！’……那稍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吃碗板刀面了来。’......宋江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也难得这个稍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又与他分说。不要忘了他恩德！”

——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七回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船火儿张横艄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来看，常去的饮食场所应当是面馆和馄饨摊一类的，对板刀面和馄饨这两种食物及其做法应该是很熟悉的；在类张横们看来，用刀把人剁到水里这一行为在意象上就像是厨师拿着板刀往沸水里削面团，所以“把人用刀剁到水里”就成了“让人吃板刀面”；而一个人脱得赤条条地跳到水里淹死这一情景在意象上则像厨师将馄饨下到水里去煮，于是，“逼人脱光衣服跳到水里淹死”则成了“让人吃馄饨”。这是他们的日常经验在他们头脑里所产生的意象关联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带有俏皮或草根幽默属性的相似性的创造，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下的缘故，他们是在毫无语言生成机制的意识下形成了上述的隐喻表述。有趣的是，“吃”这个动词本身也经常用于隐喻层面，表示“承受”这一动作，比如说“吃了一惊”、“吃我一刀”、“吃了一记闷棍”等，属于动词性隐喻的范畴。

3.因隐喻性变异生成的重新词汇化

我们也发现，《水浒传》里所涉及的反语言词语并非都是单纯依靠隐喻就能解释得通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剪径”一词。关于这个词语，我们可以参看李逵碰见李鬼的一幕：

“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喝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髾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

——施耐庵《水浒传》第四十三回

古汉语中“径”即为“路”。“剪径”一词从字面上可理解为“拦路”，恰如“吃板刀面”一样，带有明显的动宾隐喻色彩。可是“拦路”要干什么？是为了“抢劫”还是为了“求助”（比如说搭个便车）？这个就不好说了——你话不能只讲一半呀！而如果你话只讲一半，那人家就不懂得你要干什么，因为你把这次行动的核心内容（抢劫）给省略了！由此，我们发现“剪径”一词并非标准汉语语义编码系统。韩礼德在加尔各答地下语言当中也发现了类似词语，并把它们称为“隐喻性变体”（metaphorical variants），认为这是反语言当中最为技术化的词语表达。我国近十来年频繁见诸报刊、网络等媒体的一些词语如“海龟”、“海带”等，若透过其语言构造与生成机理，不难看出也是属于隐喻性变体的范畴。“海龟”一词是“海归”的谐音变体，而“海归”则指从国外留学回到中国的高学历人才，以“龟”指“人”则属隐喻；同样，“海带”一词是“海待”的谐音变体，而“海待”指的是从国外留学回到中国但还没找到工作、依然待业的人士，以“植物”来称“人”也属隐喻，与“海龟”一样通过隐喻变体达到幽默诙谐的语用效果。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剪径”一词完全是“拦路抢劫”一词留头去尾、避重就轻的隐喻性变体，从而达到了重新词汇化的效果。

四、结语

反社会催生反语言，反语言构建并维护反社会。《水浒传》一书所描写的反社会人士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利用隐喻将他们的日常生活意象映射到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意象上去，使自身的语言生动而又形象，富有艺术性，使自身的行为隐蔽而又排外，受到掩护。这是对莱考夫（Lakoff）《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有力的诠释，也是韩礼德致力构建的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功能语言学的描述力的一个佐证。

［1］丁建新.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J］.外语学刊，2010（2）：76-83.

［2］李战子，庞超伟.反语言、词汇语法与网络语言［J］.中国外语，2010（3）：29-35.

［3］张跃伟，赵清丽，韩广义.《发条橙》中的反语言与反社会［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4-77.

［4］黄燕娟.语言哲学视野下的反语言及其另类世界的建构——以《发条橙》中的纳查奇语为例［J］.闽江学院学报，2013（3）：100-103.

［5］曾静.反语言及《越狱》的反语言视角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7）：55，78.

［6］李坤梅.浅析中国说唱中的反语言［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11）：134-136.

［7］Smitherman，G.2000.Talkin That Talk：Language，Culture，and Education in African America［M］. London：Routledge.

［8］Halliday，M.A.K.1976.Anti-languag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78（3）：570-584.

［9］Labov，W.1969.Contraction，Deletion and Inherent Variability of the English Copula［J］.Language，Vol. 45（4）：715-762.

［10］束定芳.论隐喻的基本类型及句法和语义特征［J］.外国语，2000（1）：20-28.

［11］赵彦春.隐喻的维度、机制及归并［J］.外语教学，2014（2）：1-5.

［12］Hester，M.1967.The Meaning of Poetic Metaphor［M］.The Hague，Mouton.

［13］谢之君.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9.

A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ti-language Terms inOutlaws of the Marsh

ZHENG Hong-qiao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Putian University，Putian，Fujian 351100，China）

The classical Chinese counter-reality novel“Outlaws of the Marsh”takes the depiction ofJiang-huas one of its themes，which inevitably involves the language ofJiang-hu.Through various metaphorical means，this language creates many variant terms that take on the property of anti-language and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argot.These terms can be seen as a display of verbal art that helps anti-social people keep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s hidden from the authority and the public eyes and ears，and the ultimate purpose is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 closed，exclusive and alternative counter-reality social mode that they live in.

Outlaws of the Marsh；Anti-society；Anti-language；Metaphor；Re-lexicalization

H05

A

2096-0239（2016）04-0021-05

（责编：叶莉责校：明茂修）

2016-05-17

郑鸿桥（1982-），男，福建省仙游县人，福建省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修辞学，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