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解构抑或建构?——新媒体视阈女性形象表征探微

2016-03-17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8期
关键词:女性形象解构建构

李 有 军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710062; 2.西安市艺术研究所,西安 710014)



解构抑或建构?
——新媒体视阈女性形象表征探微

李 有 军1,2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710062; 2.西安市艺术研究所,西安 710014)

摘要:新媒体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诉求的主要途径,日益影响受众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接受。新媒体视阈形塑的女性新形象呈现出迥异于以往两性关系的性别模态和性别形象符号表征。女性全面地拥有了话语权,得以在新媒体平台“自由自主”地宣扬主体意识与身体语言。亦在身体的自我解放中开拓了审美心理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性别认同。与此同时,需要冷静反思的是女性在完成对于传统两性关系形象消减的同时,又在“自由自觉”中落入了消费文化与男权主义合谋建构的“陷阱”。透过众声喧哗的话语言说,“新”女性形象隐秘地充当男权主义的欲望客体,荒诞地再次沦为“他者”窘境。故而,女性形象及其受众在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境遇并未因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本真层面的改观。

关键词:解构;建构;女性形象;性别意识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存和消费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精神生活。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已经无法规避互联网的存在。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New Media)涌现,不但改变了受众的内涵,也改变了媒介的叙事模态和媒介构建的符号意义诠释。当下,网络社区、微博、微信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诉求的主要途径,影响受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移动互联网成为整个生产关系组织的枢纽和人的社会关系构建的关键。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构建的变化自然延展到两性关系主题上,即新媒体所建构的符号表征——女性形象的凸显,获得了与以往两性形象迥异的性别符号表征与身份认同。女性形象作为索绪尔认同的“能指”,亦即皮尔斯眼中的“符号形体”,在新媒体的语境下其突破了传统意义层面的“所指”,既是物质形态存在,同时又是一种兼具人文与社会层面的现象。

1新媒体勃兴与女性形象表征的形塑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均指涉一个以电脑为平台的数字信息系统,它业已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正常运作的枢纽,而作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新媒体,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超乎想象的可能,充分实现了鲍德里亚预言的人肢体延伸的可能性。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形象(image)时代,或者说是一个读图时代。形象呈现的画面感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系统,其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亦充斥人的精神生活,演变为精神消费的对象,耕植于人的诸种深层欲望,透过“形象”可以管窥文化的内涵。利奥塔认为“话语”文化与“形象”文化存在区分:“话语”文化就是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文化,呈现为典型的“现实原则”;相对应的“形象”文化是以感性张扬为特质的后现代文化,往往遵循和体现“快乐原则”。新媒体视阈下的女性形象,更与消费文化的建构和性别观念的映射息息相关。

新媒体视阈中的女性形象如同鲍德里亚所言的“类象”,意指“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亦如本雅明所言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受众对新媒体构建的女性形象滋生一种替代性的幻觉,这种幻觉往往模糊了艺术与现实、假想与逼真之间的界限,成为人们梦想的“乌托邦”生活状态。与此同时,新媒体女性受众已非传统意义受众,乃是积极姿态的受众,自我充当了媒介载体,参与讯息的建构。进而女性形象的建构本身成了媒体构造与受众自我参与身份认同。

麦克卢汉眼中的“媒介即讯息”,正是其意识到媒介对人的巨大影响力。他认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机制。”[2]新媒体正是基于先进的技术基础建构全新的环境载体,从而又以积极姿态作用或建构社会关系,而两性关系的符号表征——女性形象则自然成为新媒体的建构典型,作为一个富有符号意义的载体,依然凸显了波伏娃、盖尔·卢宾等关于女人被建构的论断。波伏娃认为,“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3]。而女性气质的发展本身亦凸显了多维社会权力的作用和深层影响力。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意识、男性思维模式等同于全社会的意识及思维模式,女性形象成为典型的“他者”。“他者”从哲学层面而言是一个与主体存在冲突且又紧密关联的参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人与奴隶关系阐述时,明确认为“他者”的显现对构成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彼此相互地承认着它们自己”[4]。新媒体作为新的两性关系建构的新主体,依照其固有的媒介特质完成了对女性“新”形象的建构,女性形象凸显了两性关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变迁。

2新媒体视阈女性性别意识的书写

新媒体的勃兴及其相伴而生的价值观念,将女性形象的塑造延伸到了关乎人存在的精神审美层面。女性形象不再是一个孤零的事物、某个现象,而是体现女性受众及其审美心理与所对应的形象“所指”而凸显的性别意识与两性关系。

2.1手执话语权杖的女性

较传统的女性形象而言,新媒体形塑的女性形象可谓引领了媒介领域的一场革命。在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的影响力日益让位于新媒体,互联网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对象的背景下,新媒体牢牢掌握了“形象符号”建构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性,受众在直面海量“新女性”形象表征的同时,悄然历经了新媒体带来的全新内心体验和价值位移。

传统媒体中,通常女性形象集体处于“失语”的状态。新媒体依托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的交互性、及时性,使得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主导权,女性拥有了主体性的言说。她们自主地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话语平台表达诉求和宣扬主体意识,从而充当了传统女性形象的“他者”。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1]以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及其传统媒介基于话语权的垄断,实现了对女性形象的形塑,诸如我们熟悉的“三从四德”“三寸金莲”“祥林嫂”们等。在儒家文化中女性的无私、善良、隐忍等品质被认为是女性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正是传统社会结构模态中男权意识所建构的结果,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形象的定格化与图像化意味着女性社会角色认同的一致性,然而这种认同机制在新媒体时代走向尽头。

新媒体语境下女性前所未有地、未设门栏地参与了形象建构,通过话语权的“占领”,打破了男权主义所主导的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福柯强调,“权力存在于话语、制度、客体以及身份的创造之中。一切与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创造和再造世界相关的东西都是权力”[5]。而新媒体正是通过网络社区、微博等创造和再造与公众生活领域息息相关的诸种话语表达与诉求。女性自当拥有话语权,参与了话语权力的建构,且掌握了性别意识的制定与传达。于是现实世界人们生活的“意义和意义实践因而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6],这是传统媒体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以男权主导的文化格局通过媒介信息,实现意识形态的传输与建构,如同阿尔都塞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宣扬,从而使媒介受众集体接受其建构的话语体系与思想格局,亦即毫无反思地接受和认同其建构的女性形象符号。传统媒体本质上还是基于男性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掌控,自然男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模式被人们所接受,而这种两性关系模式又强化了男权为表征的能指,利用话语权的垄断达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作为“他者”姿态出现的新媒体,由于其主体表达的碎片化,以及交互性极强的特质,完全颠覆了以往对女性形象建构主体信息发布话语权的垄断,以男权思维为主导的传统媒体(尽管有时这种主导是无意识的)“把关人”不得不直面其权力的放逐。

2.2一切坚固的“形象”烟消云散

大数据、云计算等意指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表征,而其建构的女性形象酷似吉登斯宣扬的现代社会“断裂”后滋生的新生事物。传统的“应然”的女性形象、两性关系如同无线的风筝,再未获得新媒体这个救世主确立的合法性,反而滋生了对传统“经典”女性形象的解构,诸如对无私奉献的“母亲”、贤内助“妻子”等形象的颠覆。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建构了与消费时代女性气质迥异的多维女性形象,客观上也形成了对刻板形象的消减,女性形象不再囿于一个恒定范式,已然充当了传统女性形象的“他者”面孔。新媒体本身就体现了讯息表达的碎片化与异质化,然而又囿于理性化和同质性,这些特质都并存于新媒体视阈之中,构成了新媒体的复杂性,一切恒定、坚固的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范式消散之时,同时又在建构凸显身体意识、消费理念显明的“物化”女性。诸如新媒体对性感与珠光宝气女性的青睐。女性也突破了以往两性关系间被动、隐忍、沉默、奉献等传统维度典型女性气质,呈现出对自我主体意识的肯定,代以主动、独立、自信和性感,揭掉了传统经典女性形象的面纱,两性关系显现为多元模态。非单一性形象正契合了哈贝马斯眼中的公共领域认知。通过新媒体这个虚拟公共领域里,女性以理性表达和辩论来调和个体公民与社会组织(政府)的场域,个体通过公共领域对社会组织持有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以此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新媒体语境下的女性形象就意图在“形象”范式的争鸣中实现调和,亦体现了在另一个向度上对传统女性形象造成的两性关系人文困境的批评与校正。客观上,也使得曾经作为男性“他者”的女性形象烟消云散了。

2.3身体符号的“狂欢”

身体对于女性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缺席。女性的身体与隐秘的欲望属于隐私的范围,如同西方基督教视身体与灵魂相分,身体是“恶”的象征。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应该是兼有外在容貌美与内在贤淑美,女性的“矜持”根本而言并非基于自律,而是社会的他律。整个社会体制与机制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缺失身体意识的规训。而身体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命名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亦如杰姆逊所言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相关,西方的思想与思潮与其资本扩张和全球化的拓展一并发生作用。关于对女性身体言说的肯定,历来呈现出双重的角力。诸如在小说文本中,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性爱主体的自觉主动地选择和对生存与生命张力的渴望。还有庐隐的《象牙戒指》等,将灵魂与身体视为同样的地位下,女性身体的合法性与主体性就得到了确立。杜拉斯就曾言“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更是直白地为身体正名,身体并不位于理性、灵魂之下。

在新媒体视阈中女性身体意识的凸显,显现的表象为图像和视频,当身体获得合法性后,女性在精神维度获得了足够开阔的审美心理空间,通过凸显女性身体性感一面来博得受众的眼球,摆脱或遗忘了传统文化中对她的规训,她的历史不再是“他者”的历史。移动互联网为每位终端上的建构者与接受者提供了平台和空间,相信任何一位受众已对女星性感写真、裸露身体的视频与图像司空见惯。移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资源向我们提供了大量身体图像以此来刺激人们的欲望消费,其潜在的意味是为男性的“看”能够合法的佐证。在新媒体时代,图像叙事正在改变和修正传统叙事如女性形象的合法性原则。尤为重要的普罗大众可以实现在互联网上分享一切上传的信息。女性身体意识的凸显形似巴赫金的“狂欢化”,实现对女性身体束缚思想意识的颠覆。女性身体的狂欢化呈现“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7]。新媒体视阈下女性身体形象的狂欢化凸显了皮尔斯所言的形象“符号解释”,发展了女性人物形象,形成多元化的形象族。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单一脸谱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颠覆。

移动互联网终端的网络社区、视频广告和图画纷纷以性感、漂亮女性身体形象为招徕,女性则在视频里裸露身体性感部位,展示女性的身体语言。女性不再羞于裸露自己的身体,不再将身体视为传统价值观的“恶”,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宣称:“让身体回到身体,让身体重享自身的肉体性,让身体栽植快感的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8]女性主义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露丝·伊瑞格利二人反对身体只有生物学和自然属性的观点,她们认为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符号。身体是一种语言,身体也是展示女性自身的场所。新媒体作为女性展示自我形象的舞台,女性自由、自在、自然地通过身体展示作为本真意义的人的存在,挣脱传统意义层面对女性的规训,从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女性坦然面对自己身体的这种心理,更具有精神层次的意义,即女性不再将身体视为“恶”,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心理空间。

3女性形象表征的批判与反思

新媒体建构的新女性形象实为消费文化与男权的合谋。女性形象当以“类像”形态呈现于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就完成了消费社会与男权思想共同对女性抽象的“乌托邦”理想国的“造梦”。

3.1话语权杖的放逐

新媒体视阈中女性获得话语的主导权,参与了其形象的符号建构,客观上也造成了富有普遍认同性的女性形象与话语符号系统的“淹没”和遭受贬低,传统文化价值层面的诸多女性经典形象和权威话语系统丧失了神圣感和感召力。诸如对于我们人类普遍性认同的“大地母亲”,新媒体中多元价值思潮和性别意识,尤其是当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输入,客观上所有受众,包括持解放自我的女性自己也产生认同的迷茫和价值选择的困惑。这种基于普遍人本而言的母亲形象所遇到的挑战亦为同本雅明眼中艺术作品神圣意义的“光晕”的褪去。因此,在新媒体语境中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是女性群体与社会互相认同的前提。

查尔斯·泰勒提出的“承认的政治”理论的背景是黑格尔的现代认同。实际上女性形象的身份认同并非是以女性为主体建构的“我如何定义我是谁”的问题,实质上男性主体也参与了其身份的建构,所以女性形象的建构亦有“他人如何定义我是谁”的问题。在男性为主体参与建构的话语谱系中,女性形象及其意指的符号意义与文化内涵悄然发生改变,其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性别诉求在众声喧哗间淹没于互联网意见群中。于是,女性及女性形象的形塑又陷入了对自我认同的迷茫,尤其是精神维度认同的同一性再无可能,个体意识的张扬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相互分离。女性人人持有话语权,从另一侧面意味着人人失去话语权。女性的集体行动是为了追求承认,避免集体身份的污名化,要求被“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接纳为一个平等而有尊严的他者。而这个充当至关重要的“他者”有可能是男权主体的存在,亦可能是女性作为男权思想践行者而存在。当然,有意义的他者存在对女性形象而言亦非常有必要,同时又很容易受制于有意义的他者。正当地承认形象与享受基本的话语权建构不是人类某一群体赐予女性的恩惠,而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

3.2物化的形象符号

新媒体不遗余力地为女性造梦——时尚女人。而这个时尚女人的包装之源就是全社会极力推崇的消费。女性形象已然成为商品,作为符号的能指成为可消费的客体对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关于“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理论命题辨析,这种抽象化的结果就导致了物化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女性与商品的结合,形成了女性形象的物化,形象符号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从而吸引人们的消费。“不再是欲望产生商品,而是商品产生欲望……不再是商品本身为消费对象,而是以商品的形象为消费对象[9]。”移动互联网上通过形塑女性形象,凸显女性身体意识,借用女性的身体消费,掀起了全社会对身体的崇拜,从而引导和促进女性身体消费大潮。

女性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如同新媒体形塑的女性形象一般:拥有白皙的肌肤,时尚的衣装凸显亭亭玉立的身材等。消费文化也正是迎合男性的心理需求来塑造“标准”女性形象。而作为普罗大众,如若想拥有如此“形象”符号就必须消费。于是,消费便成了人们的生活追求,追求新媒体呈现的梦呓般的生活美景成为女性群体的生活动力。

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神秘性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新媒体语境中“商品所构成的物的体系,表达了操作该社会的人和阶层试图引导社会达到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表达了被操作的人群所要追求的那些实际上已被控制的欲望和信念”[10]。而被构建的欲望与信念就是消费文化筑梦成果。商品无处不在,弥漫整个社会。新媒体形塑的女性形象与虚拟空间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受众的现实生活样态和精神审美追求。面对新媒体视频、影像中女性苗条身材,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身材、皮肤、服饰产生了怀疑,便把新媒体塑造的形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新媒体完成了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后,人们沉浸在由其塑造的虚拟的世界里而日渐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把握能力和个体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省。微博、微信以及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受众消费时间与精力的主“战场”。新媒体塑造的女性形象悄然为受众主体完成了造梦,追求美好的审美“理想国”,炮制出一个物欲的虚拟天堂——“类像”,女性受众在无意识中被牵引而开始追逐别样的生活。网络广告画面、视频,到处“弥漫”的广告链接成为新媒体典型呈现形态,而其传达的生活模式,成为广大女性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这个理想国形似马尔库塞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建构的“虚假的需求”,是消费社会体制要求建立的或者说默许的一种人的需要。新媒体建构的生活“类像”,引领广大受众对其不懈追求,在奔向“虚假的需求”的路途中,追逐审美的乌托邦过程中,人们失去了审美的主体性,丧失了对于生活本真的追求,悄然间沦为“他者”的命运。对此,鲍德里亚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实质为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进行刻意的剪辑,戏剧化的曲解,以及把建构的形象符号转化为商品一样进行赋予符号价值,对作为符号表征的内容进行宣扬和赞美,从而使人类生存状态的符号化使得其离“诗意栖居”越来越远。

3.3欲望客体

两性关系中,男性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两性关系间主导权的持控,一手炮制了男性的欲望客体的存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权主义在为女性建立三从四德伦理规范的同时,又为自身创立了一个欲望客观——妓女群体。而后伴随着社会变迁,当妓女群体伴随新中国成立而不复存在时,较为隐秘的男权主导思想却以其较强的“免疫力”而如寄生虫“幽灵”般存在。男权思想亦融入和占领新媒体这个新生阵地,并力图在新媒体上建构男权思想充盈的欲望客观——女性形象,且这种塑造过程是与商品的消费和媒介新建的联姻而形成的。或者说是三者共谋的产物。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认为“幽灵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正在形成的肉体,是精神的某种现象和肉身的形式”[11]。新媒体中女性形象作为男性欲望客观建构本身就凸显了幽灵化的状态。若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儒家文化本身也一直充当着欲望客体塑造的主导者。男权思想对于新媒体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文化传统,也是社会法则一以贯之的传承。古有“女为悦己者容”等性别观就是典型的写照。魏晋南北朝以前女性“以瘦为美”,故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社会风尚。当前,整个社会将女性身材纤细苗条视为美的标准。女性美标准的变迁,彰显了男权思想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无所不在的“幽灵”特性。

新媒体视阈,读图的特性使得女性形象,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符号形成的视觉冲击力影响受众。身体图像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现代媒介上呈现出流动性、及时性和瞬间更新的特性。传统媒体时期,女性身体图像的呈现客观上还囿于官方把关人和社会审美理性的导引下符合静观的状态。然而,这一切在大数据时代、新媒体视阈里都变得烟消云散了。女性的身体符号逐渐褪却审美理性而渐次成为性感身体的书写和男性的欲望客观描述。鲍德里亚在《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中宣称“高至臀部的长袜不是由于接近真的生殖器和肯定有所满足的前景而具有色情意味,而由于围绕生殖器被搁置在阉割状态的那种焦虑。这个无害的标志,袜子上方的界线,不是缺失、两性和沟壑,而只不过是充裕的性”[12]。女性形象以隐喻的方式将性作为消费的符码,形象地能指与所指统一指向女性形象意指的商品。互联网绘制的女性形象的性感符号簇聚性地呈于受众面前,应接不暇。身体所寓意的欲望客体早已将审美理性原本追逐的理性审美理想抛弃。女性的身体变成了男性欲望的想象,在历经物化过程来满足新媒体语境之下男性的欲望消费和精神依托。在此过程中,没有了传统地将两性关系置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叙事,也没有深刻的历史性透析,只是直面女性身体和性意识在网络空间的“欲望叙事”。

4结语

新媒体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社会性别模态特质,获得了与以往两性形象符号迥异的性别符号表征,女性获得话语权杖,得以在新媒体平台“自由自主”地宣扬自我主体意识,亦在身体的自我解放中开拓精神的审美心理自由空间。新媒体视阈,女性可谓获得前所未有的性别认同。

与此同时,需要冷静反思的是女性在完成对于传统两性关系形象消减的同时,又在自我奔放中落入了消费文化与男权思想共谋的“陷阱”,透过众声喧哗的话语言说,隐秘地充当了男性的欲望客体,女性荒诞地再次沦为“他者”的窘境。我们必须对新媒体中女性的处境保持理性的认识。同时,我们亦看到女性形象和女性地位在缓慢得到改善,女性获取权力并且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填平两性间“鸿沟”最主要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女性的创造力是伟大的和最根本的,她们的创造既表现在杰出的社会文化的创造中,更表现在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的对人的生命和人生的创造力上。

参考文献:

[1]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

[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 [英]阿雷德·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47.

[8]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9] 潘知常.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马小侠】

Deconstruction or Construction: the Female Image Characterization Agent under the New Media Sphere

LI You-jun1,2

(1.Literature School,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2.Xi’an Art Institute,Xi’an 710014, China)

Abstract:The new media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of peop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their demands, and increasingly affects the audience’s thinking mode and aesthetic acceptance. New female image of the new media sphere presents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different from past relationships of gender mode and different gender image. Women fully own their voice, and they can be “autonomous” to promote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the body language in new media platform. They develop th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space i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body and get the unprecedented gender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calmly reflect that female in traditional cuts to the image of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and fall into the consumption cultu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piracy to male chauvinism “trap” in the “free” consciously. Through the cacophony of words, the “new” female image hiding to act as patriarchal object of desire, once again becomes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the other”. So, i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emale image and its audience about “the other” situation does not occur to be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s real change.

Key words:d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female image; gender 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李有军(1982—),男,陕西米脂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市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戏剧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腔的现代性确立:民国时期西安易俗社研究(1912—1949)(2015J067 )

收稿日期:2015-09-02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5)08-0075-06

【图书情报与编辑传媒研究】

猜你喜欢

女性形象解构建构
还原
消解、建构以及新的可能——阿来文学创作论
解构“剧本杀”
残酷青春中的自我建构和救赎
于强 保持真实,从生活中解构设计之美
彭涛形而上的现世解构
建构游戏玩不够
西方女性摄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恐慌与愤怒,焦虑与恐惧
浅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在商业化运作下的作用
文化视野下日本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