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秋 萍

(渭南师范学院 图书馆，陕西 渭南 714099)



简论任继愈图书馆建设思想

樊 秋 萍

(渭南师范学院 图书馆，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著名图书馆学家任继愈先生为把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图书馆，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思想观点。主要有：图书馆不仅要为读者服务，也要为作者服务，并将对口的读者和作者沟通起来；图书馆要十分重视各类非正式出版物的收藏；编撰工具书是沟通图书馆和读者的重要形式之一；着力开发利用孤本善本，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文献资料汇集整理工作必须先行；文献著作要增加索引附录以方便读者；图书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使用价值上等。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不仅直接推动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迈上新台阶，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文化建设大繁荣有着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任继愈；图书馆；建设；思想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图书馆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1987—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2005年卸任，改任名誉馆长。

任继愈先生学术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就斐然，享有国学大师之称谓。作为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兼顾儒释道三教研究的宗教研究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不但要从事不同学科门类的教学研究工作，还要承担行政以及其他重要学会的领导工作，工作之繁忙可见一斑。但是，这些并未妨碍肩负着国家图书馆馆长重任的他对图书馆建设工作的思考和指导。他为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和进步倾注了巨大心血，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思想观点。

近年来，从不同视角研究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于这位曾在图书馆界享有崇高地位，更被誉为图书馆界一面旗帜的重量级人物的图书馆建设思想却鲜有研究。笔者认为，虽然任继愈先生在有关图书馆建设方面鲜有专论性的鸿篇巨著，其观点只是散见于他的部分文章或专题访谈，但其真知灼见却不乏高度的原创性、深邃的思想性与严密的系统性，对于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

1图书馆不仅要为读者服务，也要为作者服务，并将对口的读者和作者沟通起来

长期以来，在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上，无论是在教科书层面或者图书实务层面，仅仅满足于或者囿于读者这一群体，忽视或轻视了作者这一重要群体。对此，任继愈先生有着独到的分析与见解。1990年，他在统筹编撰《中国文化大典》时说：“近年，图书馆在讨论如何为读者服务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读者比作就餐的客人，而将图书馆比作餐馆。这个比喻很不错。但是，图书馆哪个部门是端盘子的，哪个部门是做饭的，却没有搞清楚。其实，端盘子的服务员在图书馆，做饭的炊事员却不在图书馆。真正长年累月做饭的炊事员，是那些正在撰写大大小小图书的作者。”把作者比作为图书馆长年累月做饭的炊事员，的确是一个形象而贴切的比喻，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图书馆的重要性。应当客观地说，没有广大作者的辛勤工作与无私贡献，就没有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进步和壮大。因此，图书馆如何为作者服务，如何更好地为作者服务，不仅关乎作者的进步与发展，更关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思想观点不仅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更为作者与读者架起了一座互联互通的桥梁，使文化传播或图书情报传递更加流通顺畅、快捷有效。

《中国文化大典》是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重点选题，该项目被确定为800万字的规模和辞典形式，于1990年10月8日正式启动。在任继愈先生的感召和努力下，《中国文化大典》编委会将来自全国各地的421位优秀作者汇集到北京图书馆。这些作者既有从事图书情报研究的学者，也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还有高校教师和出版社、杂志社、文物部门、文艺部门的专家。《中国文化大典》囊括了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哲学、法律、文学、民族、史学、考古、文物、宗教、地理、语言、体育、艺术、礼仪、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生活习俗、文化交流、文化事业等22个门类，辞目近4万个。这一巨大成绩，是作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这一成绩也表明，真正为图书馆做饭的炊事员正是那些撰写大大小小图书的作者们，为他们提供服务理所当然。

对不同类型的作者及其不同类型作品的极端重视，充分体现出任继愈先生的图书馆为作者服务的思想。无疑，这是对作者的巨大肯定和褒扬。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是任继愈先生对图书馆服务对象或目标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扩展和延伸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与质量。

2图书馆要十分重视各类非正式出版物的收藏

一般而言，图书馆通常不收藏非正式出版物，收藏的书籍应是正式出版物。但事实上，很多非正式出版物也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例如，中国古旧舆图、甲骨金石拓片、家谱、地方志、宗教文献、少数民族图籍、革命历史文献、全国的博士论文等等，不一而足。

基于这种认识，任先生提出图书馆要十分重视非正式出版物的收藏。在他主持下，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非正式出版物种类繁多、包罗万象。其中，创设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特藏库最为引人注目。在任先生任馆长期间，国家图书馆创设了名家手稿特藏库，修订和完善了名家手稿的征集原则，并实行入藏代表作手稿与全部手稿并取的方针，对入藏手稿进行编目、保护、修复、典藏。名家手稿征集的范围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军事家；著名烈士；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著名无党派人士；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作家；自然科学领域各门类的科学家；历史名人；海内外著名学者等等。收藏内容不仅有手稿，还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日记和信札、题词本和题跋本、老照片等。

珍贵手稿对于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者的手稿仅有一份，同时，作者涂改、删节、增减的部分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任继愈先生曾指示善本部保存好巴金先生的文稿，特别是圆珠笔书写部分。 国家图书馆收藏近现代名家手稿达4 000多件。最为珍贵的藏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珍贵手稿；章太炎的《邹容传》，康有为的《大同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遗书》，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巴金的《家》《春》《秋》等一大批珍贵手稿。

任继愈先生提出图书馆要十分重视各类非正式出版物的收藏的思想及其实践，不但大大拓展了图书收藏的内涵，赋予并突出了图书馆收藏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图书馆的层次或影响力。

3编撰工具书是沟通图书馆和读者的形式之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书是依据特定的需要，广泛收集汇聚相关知识或资料，按一定的体例和检索方式编排，专供查资料线索的图书、文献，是在书山探宝、学海求知的利器。

图书馆的惯常做法就是购置、收藏工具书。任先生与众不同，独具慧眼，他认为，“沟通读者和作者的方式是多样的。利用图书馆的优势，编撰一批大型的工具书，便是一种良好形式。由于在编撰工具书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地查阅图书与报纸杂志，就能使作者熟悉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了解图书馆的业务流程，理解图书馆人员的辛勤工作。这样做，既能有效地发挥作者的积极性，又能充分地调动图书馆的收藏。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达到为读者服务的目的。从而密切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1]任继愈先生关于编撰工具书的意见不仅包含着图书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方向性理念，而且对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可贵的是，任继愈先生亲力亲为，率先垂范。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既填补了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空白，也充分体现了编撰工具书的重要社会价值。

鉴于1981年出版的《宗教词典》采用的资料稍显陈旧，未能及时反映宗教状况及研究成果，收录的宗教门类不够齐全，必须补充。在任先生的主持下，编委会在《宗教词典》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补充，1998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宗教大辞典》一书。词目增加到11 970条，字数增加到370万左右，版面扩充为16开本。《宗教大辞典》的内容囊括宗教学、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中国民间宗教、犹太教、印度教等16类宗教词条。《佛教大辞典》共收录词条11 899条，囊括了13大类：教派、学派、宗派；人物；典籍；教义；因明；佛、菩萨、罗汉、鬼神、诸天等；称谓、教职、教制；仪轨、礼俗、节日；法物、法器；圣地、遗迹、寺院、佛塔等；组织、团体、机制；历史事项；建筑、文学、艺术及其他。

我国图书馆与社会的密切程度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说明任继愈先生提出上述观点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社会责任感，也说明我国在深化图书馆与社会关系方面仍需要大胆探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谓任重而道远。

4着力开发利用孤本善本，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分为“史经子集”四大部分，记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成就。例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史记》《韩非子》《黄帝内经》《世说新语》等等。然而，由于历经朝代更替，年代久远，辗转迁徙等因素的影响，很多珍贵的孤本善本存在保存不当、随时消失的危险。任继愈先生任职国家图书馆不久，就明确指出：“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是不同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作用。”[2]在任先生多年的坚持不懈与努力促进下，许多孤本和善本得到了开发利用，其社会价值得以发挥。在他看来，“《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藏本》遗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3]随着《赵城金藏》的开发整理，国家图书馆由过去的三大镇馆之宝(指《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敦煌遗书》三书)之说演变为四大镇馆之宝一说。其贡献之大，无以言表。

《四库全书》的规模亘古未有，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所有传世的经典文献。该书按内容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共4部44类66属。《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全部保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不仅如此，其分类标准与部别原则对图书分类法影响巨大。 乾隆和嘉庆以后，凡书目编撰者，无不遵循其制度；还开创了多层次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书目》《四库全书考证》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都是其衍生的系列副产品。

《永乐大典》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充分彰显了古代汉文化的辉煌成就。《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解决了顺序编排问题。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和南亚等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和民族史等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赵城金藏》是12世纪金代刊刻的一部佛教大藏经。所谓大藏经，就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典籍，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医药、建筑等诸多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被佛教界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堪称稀世珍品。经任继愈等100多位学者的校勘整理，由中华书局于1984—1997年间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中华大藏经》。

上述孤本善本的开发利用仅是冰山一角。在任先生的强力推动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使200多种珍稀善本、孤本旧貌换新颜。任先生卸任馆长之际，国家图书馆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已经达200多万册。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任先生高度重视开发利用孤本善本的主张和作为。

一个图书馆要有拿得出手的、别的图书馆没有的、独一无二的镇馆之宝，才称得上对内丰富馆藏，对外树立形象。可以说，任继愈先生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是对国家图书馆作出的重大贡献，更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图书馆事业的重大贡献，为中华民族文化振兴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5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文献资料汇集整理工作必须先行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对于文化建设，尤其对实现文化复兴意义重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任继愈先生以迎接我国文化建设高潮的满腔热忱、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学术的基本建设离不开资料的汇集与整理，而资料工作必须先行。我国历代开国之初，偃武修文，必须从事资料汇集整理工作。明初有《永乐大典》，清初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有百科全书。只有资料充实、齐备，才有可能孕育新建国家的文化高潮。没有充足的资料为依据，谈论学术文化，势必流于空谈。”[4]

对文史资料的汇集整理工作，既包含任继愈先生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又体现出其对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高度重视。资料整理的目的就是服务社会文化建设，为即将到来的文化高潮做先期准备工作。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这一新课题，任继愈先生早已为此做了准备，其学术眼光之敏锐与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在任继愈先生看来，中国正处于一个文化积累的重要时期，要实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还需要二三十年的努力。传统古籍的整理，是对未来、为后辈学人打基础，积蓄力量。任继愈先生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性，源于其高度的文化担当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他在给女儿的书信中说，要相信我们有能力、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奉献。即使不为当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我们去干。任继愈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图书馆进行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传统文化资料的汇集整理工作，这不但是其个人的学术成果，更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所做的重大贡献。

“文献资料汇集整理工作必须先行”的思想观点，不再局限于国家图书馆建设或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建设领域，上升到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高度，其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之高不言而喻。综合考量其作为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力与独到眼光，以及上述有关他的思想观点，称任先生为名副其实的图书馆学家，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的眼光已超越了时代，投射于未来；他的贡献已不限于中国文化的过去与当下，更在于中国文化的长远。

6文献著作要增加索引附录以方便读者

任继愈先生还主张文献著作要增加索引附录以方便读者。他在自己所编著的典籍或著录里均有附录、索引，如《中国文化大典》不但有词目表、词目笔画索引，而且有附录一《中国历代纪年表》、附录二《中国文化大事记》、附录三《中国封建时代官制简表》、附录四《中国古今度量衡对照表》、附录五《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表》、附录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宗教大辞典》一书中，刊前有《词目汉语拼音索引》《词目笔画索引》，刊后附有《世界主要宗教大事年表》《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班禅世系表》《天主教罗马教皇名号一览表》《道教张天师世系表》《词目藏文、外文译名对照表》和《词目分类索引》等。

任继愈先生作为哲学史家，对老子哲学研究颇有造诣。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以及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中。《老子译读》后附有《重要名词索引》《内容分类索引》及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楚简《老子》甲、乙本释文。[5]这些索引、索引分类以及附录在《老子译读》后面的最早古本，对于读者研究、参考、查阅出处十分方便。毫无疑问，任继愈先生上述的一贯做法为图书编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思想。

7图书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使用价值上

图书以传播科学文化为目的，其作用在于提高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任继愈先生不仅非常重视图书的文物价值，还十分重视图书的使用价值。“图书不同于瓷器，它们不仅有文物价值，还要发挥作用。只有让人们能阅读，能利用，它们的价值才能发挥出来。”[6]不难看出，他认为，图书最重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物价值上，更体现在使用价值上。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发、挖掘图书的使用价值指明了方向。

8结语

任继愈先生任国家图书馆馆长长达十八个春秋，他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励精图治，大胆创新，奋力开拓，使国家图书馆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积极推进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实行“全年候”开馆，读者人次和图书流通量实现倍增；藏书数量以每年60～70万册的速度递增；形成藏用并重、特色鲜明的新格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专题研究资料；为重点读者提供不同类型的特种服务；修复再生性保护馆藏要籍以及各类珍稀文献；举办各种展览和学术、科普、艺术等讲座；实施了“123工程”，积极推动了图书馆人才建设，有计划地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队伍；1997年成立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出版了多种联合目录与专题书目；ALEPH500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为国家图书馆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兴建和完善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各种书目数据库以及各类专题数据库等；建立了包括查询、复制、传送等全方位咨询服务体系以及全国图书馆信息咨询协作网等。

在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总结归纳他的图书馆建设思想，是对其人格风范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其崇高品质的由衷致敬。衷心希望他的图书馆建设思想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飞跃式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凭.任继愈先生与《中国文化大典》[J].图书馆论坛,2009，(6):261-262.

[2] 余玮,陈晰.大书任继愈[J].百姓,2007，(1):40-42.

[3] 余玮,陈晰.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J].中国人才,2008，(7):40-43.

[4] 任继愈.道藏提要(原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 林可济.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J].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社会版),2010，(1):66-69.

[6] 任继愈.天风海浪自悠悠[J].青年教师,2007，(8):57-59.

【责任编辑马小侠】

Ren Jiyu’s Thoughts on Library Construction

FAN Qiu-ping

(Library,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During Mr. Ren Jiyu’s assuming the office of curator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he devoted great efforts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He proposed lots of important, insightful, professional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nd ideas, such as, library’s service should not be only for readers, but for authors as well, and it should be a bridge between readers and authors; library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informal academic publications collection; compiling a reference book is a valid for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authors; unique copies of ancient books should be fully appreciated or exploited; compiling documentation of the literature should be done first; reference should index and made accessible to researchers; the value of books is not being relics, but for using. Above ideas enable China library construction a new step further and present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樊秋萍(1964—)，女，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专项项目：秦东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5JK1249)

收稿日期:2015-09-02

中图分类号：G25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8-0081-05

【图书情报与编辑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