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丹南，李海军，赵碧，李洁薇

（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首次译介研究

满丹南，李海军，赵碧，李洁薇

（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出自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译介者是晚清德国来华的传教士郭实腊。由于郭实腊的中国语言文字水平有限，并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海国图志》译介中的误读比较严重，尽管如此，他为《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海国图志》；中国丛报；误读

引言

《海国图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风土民情等情况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对近代中国、日本乃至英语世界都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海国图志》50卷刊行后，第一位将《海国图志》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1847年，他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6卷第421至428页上发表《海国图志》的书评文章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首次将《海国图志》译介到英语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无人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尝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简要研究《海国图志》首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重点关注译介中的误读现象。

一、《中国丛报》及郭实腊简介

《中国丛报》又称《中华丛刊》《中国文库》《澳门月报》，1832年5月创刊，1851年12月停刊，20年刊出20卷，共计232期，发表各类文章共1 378篇。从该报目录可知，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郭实腊等欧美传教士撰稿最多，其中涉及中国的文章占90%。《中国丛报》是中国当时“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以介绍、研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英文报刊，《丛报》二十年间从语言、文化、政治、宗教、地理、商贸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作了详细介绍，被学术界视为‘有关中国学术的宝藏’”［1］。

郭实腊1803年出身于普鲁士，1827年到东南亚传教，1831—1833年间，三次沿中国海岸考察。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实腊是一个面目复杂、备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令中国人极度鄙视。比如，他担任翻译，帮助英国人在中国进行鸦片交易；他利用传教士的身份作掩护，为英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搜集情报；英国侵略军侵犯南京时，他作为英方翻译，参与《南京条约》的谈判、协助起草和签订全过程。而另一方面，郭实腊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最早就是通过他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英文书评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他极具语言天赋，在中国的20多年间，用中文和外文撰写大约60余种著述，向中国介绍西方，让西方知晓中国；他创办中文期刊，为中英文期刊撰写文章。这些著述、期刊、文章搭建并拓宽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二、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内容简介

郭实腊于1847年发表在《中国丛报》第16卷第9期第421至428页的文章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共26段，主要采用介绍加评论的方式首次将《海国图志》总体情况译介到英语世界。

第一段概述了林则徐的施政作为和一生遭遇，以及广州禁烟的高压态势，认为林则徐是忠君爱民的好官，却又是战争的导火索；第二段讲述郭实腊最初发现《海国图志》的过程，他还怀疑该书的真实性，希望能尽快得到这本书认真阅读以便发表评论；第三段采用先扬后抑的方法对林则徐进行了正面和负面的评价；第四段介绍了《海国图志》编撰过程中使用到的素材和对当时政府官员的作用；第五段郭实腊告诉读者《海国图志》的作者是林则徐，并评价该书为“一本大杂烩”［2］423；第六段郭实腊写下了他对《海国图志》一书前言和第一章的总体印象；第七段介绍了书中第一卷第二章对于国防的建议、第三章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战争和第四章的贸易平衡、鸦片、茶、大黄等情况、以及在广州如何设立商行等问题；第八段批评了书中地图，称其是“对西方已有地图的拙劣复制，看起来就像是一千年前绘制的”［2］424；第九段至第二十一段郭实腊分别介绍了如下的国家和地区：安南、缅甸、马尼拉、爪哇、日本、印度、利米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瑞典和挪威、丹麦、瑞士和普鲁士、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俄国、弥利坚国、墨西哥、秘鲁、南极；第二十二段介绍了第四十三卷、第四十四卷的内容，即世界宗教和古代地理；第二十三段介绍了第四十五卷至第五十卷的内容，即数学、自然地理学、政治理论、报纸、炮术；第二十四段肯定林则徐《海国图志》对国家进步所做的贡献，却曲解了该书对老百姓的教育是“仇视先进制度，非常荒谬”［2］428；第二十五段称赞林则徐是清朝官员和同僚效仿的榜样；第二十六段郭实腊表明愿意拜读林则徐的下一本著作，并臆测该书内容将是“如何使土耳其、阿富汗向中国称臣”［2］。

三、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中的误读

“误读”通常是指错误的或不恰当的阅读和理解。乐黛云先生曾指出，“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人们总是按照自身传统、思维模式去认识世界，他原有的‘视阙’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解释，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3］。一般而言，翻译或译介中的误读可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

无意识误读指由于译者源语语言文化水平有限或粗心大意而导致的误读。例如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在翻译陶渊明的诗《责子》时，将原诗中的“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翻译为“A-shuan does his best，but really loathes the Fine Arts”。原文中的“行志学”指15岁，这是一个典型的无意识误读。再如，阿连壁翻译《聊斋志异》时，将“小子初学涂鸦”译为“he prefers to draw pictures of crows on his paper rather than write his exercises”，其中将“涂鸦”翻译为“draw pictures of crows”，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无意识误读。有意识误读主要是指译者为了达到特定翻译目的，而有意偏离原文。例如，晚清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面临列强入侵和外族统治，民族危机日深。处于民族存亡之际的翻译家林纾曾将哈葛德的作品Montezuma’s Daughter的标题误读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中的“孝”，来激发国人为国雪耻的壮志：“盖愿世士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抱亲仇者，则吾中国人为有志矣。”［4］

由于郭实腊中国语言文化水平有限、历史史料挖掘欠缺深度，以及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在译介《海国图志》时误读了该书的作者，书中的一些内容，也误读了林则徐的性格品质与历史地位。

1.郭实腊将《海国图志》的作者误读为林则徐。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一文中，前6段大篇幅评述了林则徐，并且文章第一句这样写道：“作为前言，在评论《海国图志》之前，恳请耽误读者一些时间看看我们就该书及其作者的相关介绍。”［2］接下来一直到第六段都在评介林则徐。除此之外，文章第5段的内容也可以印证郭实腊的这一误读：“在对这本了不起的大作发表我们的一点拙见之前，我们简要为读者介绍一下它的内容，以向大家证明，只有这样一位钦差大臣才能写得出来，它确实是本大杂烩的书。”据史料记载当时林则徐的确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海防和禁烟事务：“道光皇帝接连8次召见林则徐，商议禁烟大计。随后，道光皇帝下诏：‘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着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5］而实际上，林则徐并非该书出版时的最终作者。郭实腊应该是根据《海国图志》原序中第一句话做出的错误判断，即：“《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6］而根据史料，《海国图志》作者应该是魏源，不过其中确实凝聚了林则徐的心血，确切地说它是魏源遵照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增补其他材料编撰而成［7］。这个误读很可能是郭实腊受当时阅读材料有限和自身史料分析能力欠缺的影响所致。

2.郭实腊误读了《海国图志》中的一些内容。比如，他将葡萄牙（佛朗机）误读为西班牙。文章第10段前两句说“下面几卷讲的是马尼拉，以及由荷兰和英国占领的那些岛屿，即印度群岛。在概述这些岛屿时，林竟然大谈特谈夷人。一个王侯允许外国客人以一张牛皮为限割让土地的故事，被硬栽到西班牙人头上，并且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叫‘佛朗机’”［2］。从上面的两句话可以得知郭实腊把葡萄牙（佛朗机）误读成了西班牙。实际上，“佛朗机”是明代中国对葡萄牙人的称呼，即Franks的音译。此处郭实腊的误读，应该是地名知识不足或缺少详细考证的结果。再如，郭实腊误读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含义。文章第6段，郭实腊指出，通过细读《海国图志》前言和第一卷，他认为林则徐编写《海国图志》的主要目的是“首先拜夷人为师，然后仇恨他们，消灭他们，以此作为通过学习夷人而发展自己的回报”［2］。实际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像前面郭实腊所解读的那样，因为当时半封建的中国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自保尚来不及，更不可能怀有侵略甚至消灭其他国家的意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原意应该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制造技术，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因此，这是郭实腊的有意误读，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找寻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一文中最明显的误读是郭实腊对林则徐个人品质和历史地位的误读：

首先，郭实腊将林则徐贬低为战争的祸害者。比如，文章第1段最后两句话：“出于对皇帝和黎民百姓的挚爱，林不得不自责是上次鸦片战争及其一切恶果的直接祸害者。（不过，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庇佑下，这些恶果却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恩惠）上帝将惩罚那些赞扬林则徐的人，以儆众生。”［2］从上面的表述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郭实腊希望利用林则徐对皇上的“忠”和对人民的“爱”，将战争罪责“合乎情理”地嫁祸给林则徐，以掩盖英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实质，这一点明显与历史史实不符。第二，传教士郭实腊认为有了上帝的庇护，战争可能带来恩惠，只能证明郭实腊是在用宗教美化战争，为战争寻求思想支撑；第三，上帝将惩罚那些赞扬林则徐的人，郭实腊说这句话旨在警告西方一些支持林则徐禁烟斗争的开明人士和中国士大夫，切勿做阻挠鸦片贸易的事。

其次，污蔑林则徐卑鄙、残酷等。文中多次出现了对林则徐的负面的评价，如：“但这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又常常表现出他的粗野、卑鄙、残酷、无情、可恶、固执和对外交基本原则的无知。他把他的国家驱赶进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之中”［2］“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利米亚的部分，林则徐用利米亚来称呼非洲。总的说来，林则徐对非洲的情况说得有点颠三倒四，连小学生也比他知道得多。”［2］上面的评价明显带有主观偏见，一方面说明郭实腊无知，另一方面也透露出郭实腊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也符合当时西方书写中国的方式。19世纪，为了传教和殖民的需要，西方在书写中国时不再像18世纪那样正面书写中国，而是采取负面书写的方式。“把中国描绘成怪物：文化封闭、人性卑鄙、唯利是图，诡诈而无良知。中国人缺乏诚信，无革新能力，服从权威，俯首贴耳，是天生的奴隶。”［8］。

再次，林则徐又是否懂得外交基本原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要考察林则徐禁烟斗争的主要做法与策略就行了。比如，1840年初，林则徐在得到清道光皇帝批准的情况下，发出给英国女王的照会。照会指出英国商人欲图长久贸易，必须遵守中国法度，“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需遵守英国法度”一样。要求英国政府约束商人“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9］。这封照会对中国禁烟政策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做了有力的阐明，林则徐针对鸦片贩子的后台，直接向英国政府发出呼吁以争取和平解决的重大外交行动是有力有利的，英国政府拒不作答，是心虚理亏和侵略方针已定的表现。这个典型事例足以证明林则徐在解决涉外问题时，能够积极有效运用外交原则和策略。

四、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的影响

自郭实腊首次译介《海国图志》以来，威妥玛、庄延龄和美国人黎奥娜德受其影响，分别对《海国图志》进行了节译和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首先，英国汉学家威妥玛在阅读完郭实腊对《海国图志》的评论后，节译了《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中的日本部分，分两次刊载在《中国丛报》第19卷上。其次，受其影响，1888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庄延龄在其《中国人论鸦片战争》一书中节译了《海国图志》中的部分内容。具体为“筹海篇”中的部分内容，如“议守上”第4段中关于“浙江舟山”的描述、第9段中讨论“以守为战”和“议守下”中的第4段使用良民问题，“议款”中第2段关于鸦片输入数量等的描写，此外还引用了《海国图志》中的其它主要观点和思想。《中国人论鸦片战争》一书自首次出版以来，先后于2009年5月、2014年2月、2014年11月、2015年2月由BiblioLife，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War College Series，和Scholar’s Choice四家出版社再版，足以证明《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广受关注且有相当的社会需求。1984年，美国清史学家黎奥娜德撰写了《魏源与中国对海洋世界的再发现》一书，该书全面研究了《海国图志》。西方学者①认为该书是研究19世纪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其特点是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理解中国历史，角度新颖，具有很大价值。

但同时《海国图志》在译介中的误读也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后果。第一，郭实腊首次译介《海国图志》的书评中对林则徐性格、历史地位的误读使英语世界读者对林则徐产生负面的印象，也间接地导致国内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在与英国反禁烟官员接触后，常常散布对林则徐的不利言论，将他革职查办并流放边疆。第二，郭实腊首次译介《海国图志》的书评中对地名、语句的误读让读者特别是学术研究者对《海国图志》的内容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进而得出与事实不符的错误结论。

结语

晚清来华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郭实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都卓有成就。不过，由于自身中国语言文字水平有限以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郭实腊译介中国作品时的误读现象频繁发生，例如，在译介《海国图志》过程中，他对《海国图志》的作者、《海国图志》中的部分内容以及林则徐的性格品质和历史地位都有明显的误读。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抹杀他向英语世界译介《海国图志》的首创功绩，正是他的译介文章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提供了材料，进而促进了中西方在历史、地理等领域的沟通与交流。有意识和无意识误读原文是当时来华西方传教士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C.R.Boxer.Leonard，Jane Kate.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d．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1986（20）：98-99；Edwin Pak-wah Leung.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d.By Leonard，Jane Kate．In The China Quarterly，1986（108）：736-737.

［1］尹文涓《中国丛报》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03：1-2.

［2］Gutzlaff，K.F.A.Review of theHai Kowh Tu chi［J］.Chinese Repository，1847（9）：421-428.

［3］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J］.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1994（1）：17-20.

［4］袁荻涌.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J］.中国翻译，1994（3）：42-44.

［5］汤文曙.十大民族英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4.

［6］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67.

［7］林永俣.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M］//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30.

［8］王海龙.对汉学流变的回顾与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2）：58-72.

［9］胡代聪.晚清时期的外交人物与外交思想［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3-4.

（责任编辑：刘英玲）

H315.9

A

1674-9014（2016）05-0120-04

2016-06-30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丛报》对中国典籍的译介研究”（15A133）；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与创新性学习项目“《中国丛报》对中国历史典籍的译介研究”（湘教通〔2016〕283号）。

满丹南，男，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李海军，男，湖南邵阳人，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赵碧，女，重庆人，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2013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张洁薇，女，湖南永州人，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2013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