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卫红

（上海电力学院社科部，上海　200090）

曾国藩家训思想与教化路径新探

戚卫红

（上海电力学院社科部，上海200090）

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在其家训方面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其教育家人的思想和方法通过笔记及家书等形式流传下来，形成曾国藩家训思想。对曾国藩家训的宗旨、曾国藩家训的基本指向和曾国藩家训的教化路径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此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于形成当前恰合时宜的家庭教育新模式和优良家风有一定借鉴意义。

曾国藩家训；勤俭耕读；进德修业；自立自强

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在其家训方面毫无争议地获得了人们的认同，钱穆先生称他“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教育家”。考察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对家庭教育极其重视，本着“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1］1270的认知和重视，曾国藩无论在京为官还是领兵作战，均致力于教育兄弟子侄；无论宦海浮沉还是人际沧桑，均不松懈对子弟的教诲。其教育的内容、见解、方法和理念等散见于他个人的笔记、著作和家书中，形成曾国藩的家训思想。

一、家道长久：曾国藩家训的宗旨

曾国藩虽位列三公，封侯拜相，但他毕竟是出身于农家的贫寒子弟，数十年间的苦读寒窗，十数载的军旅风霜，同僚间的世态炎凉以及清朝末期的世事混乱、风雨仓皇，使曾国藩对国运、家运产生怀疑和担忧。他一方面忧虑家族的兴衰沉浮，一方面又怀有儒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他看来，齐家是治国、平天下二者的结合点，社会现实使齐家问题首先落实在如何维持家道长久方面。曾国藩多次向亲人们提到家运转换、盛衰无常的问题，劝告他们“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2］873。为了避免家族的衰落，他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认为：“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3］1238“长远之家规”和众志成城即能维持家道长久，那么什么样的家规和家风才能起到这个功效呢？官宦之家显然不行，曾国藩认识到仕宦之途只能维持曾氏家族一时的鼎盛，并不能保持家道的长久：“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当不失为兴旺景象。”［1］1552他告诫妻子、儿女“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1］1552。就维持家道长久而言，曾国藩概括出“天下四类家庭”可兴旺长久，即：“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4］294四类家庭有着四种不同的家风。曾氏家族要想实现家道长久，最好能成为耕读孝友之家。“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4］294认为勤俭耕读及品德的培养才能保持家道的兴旺与久长。

为巩固和发扬耕读家风，维持家道长久，曾国藩致力于家规、家训建设，注重培养曾氏子弟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作风。他要求长子纪泽要生活俭朴，因为“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1］1431。生活中的奢俭程度看似是个人品行的小事，却因为关系到家道的兴衰与长短而成为家族的大事，尤其在世道混乱，国势衰微之际，官职与钱财都不能确保家道长久，唯有子孙个人良好的品行才能成为家族的坚实支撑。他多次告诫儿子：“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1］1415“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1］1389基于这种认知，曾国藩不强求子侄们做官，也不留财于子侄，而是敦促他们砥砺良好的品德。及至曾国藩弥留之际，依然注重子侄品德的修养，以维持曾家家道的长久。他在遗嘱中劝诫道：“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1］1559

家道长久是中国宗法制社会中每个家族的愿望，但一般家族都以“学而优则仕”光耀门楣，轻视田耕农作。与此不同，曾国藩则认为：“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做此官……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1］1304把躬亲农耕与高雅的读书结合在一起，“耕”是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下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是家族生存的经济基础；“读”即读书，“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3］1196。这既是曾国藩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观的继承，也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反映；既是其对家族传统价值观的原则性坚守，也是其乱世中求生存发展的人生智慧。

二、立身与和家：曾国藩家训思想的基本指向

（一）读书的指向：进德修业

对于耕读家风而言，家族成员勤于读书，养成书香氛围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曾国藩反复要求、劝告兄弟子侄要勤于读书。而为什么读书，怎样读书的道理则必须给子侄们讲明白。“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是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5］7很显然，在他看来，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形成良好的品德，因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1］1427。否则，“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6］6。当然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借此而成功走上这条道路的曾国藩对兄弟子侄的科举道路也是支持的。他积极指导两个儿子进入科场考试：“尔既作秀才，凡岁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1］1462“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1］1519高中科名更是士子的追求，“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6］144。可见，在曾国藩看来进德与科举做官并不冲突，甚至科举本身就是成就进德的一部分，二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但长期浸淫官场、深谙仕宦之习气的曾国藩却深深地忧虑于官场的腐败和世家子弟骄奢淫逸的颓废之气，担心曾氏子弟志于利禄，而忘记了读书的初衷，甚至走上为了科名不择手段、做官求财的损德之路。所以在进德与科举的轻重关系上，曾国藩有明确的指向：“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1］1345并告诫儿子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1］1470

其次，读书的目的还在于修业。修业以图自卫其身，“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5］7。所以曾国藩提倡子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治生”与“致用”方面下功夫。鼓励儿子学习天文算学和地理之学，要求儿子“每夜认明恒星正二、三座，不过数月，可异毕识矣”［1］1352，从而以雪自己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的耻辱。在曾国藩这种学以致用的读书思想指导下，其长子纪泽涉猎西学中的科学技术知识，精通洋文，在对外事务上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次子纪鸿也工于算术。

读书的目的既然在于进德修业，那么曾氏子弟的读书题材也就不必拘泥于八股时艺，曾国藩建议长子：“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适今者，莫如作赋……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尔性与之相近否？”［1］1355而对于读书的态度，则要做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5］14。有识才知学问无尽，有志方可确立进德修业之目标，有恒才能坚持不懈。由此可见，曾氏家训中的读书内涵已然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皓首穷经、惟八股为尊的仕宦之途，而是怡情养性、砥砺品行及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

（二）立身处世之道：自立自强

“修业”奠定了曾氏子弟在社会上的生存之基，但要立身处世，曾国藩认为还必须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的精神。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6］17

“立”指立志。“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5］35不仅要立志，而且还要立大志，要志存高远，“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6］6，惟有如此，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才没功夫去忧虑伤神了。“强”指“强毅之气”。时运有盛衰，人生有起伏，无论处于坎坷之途，还是康庄大道，曾氏子弟当自强不息。曾国藩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6］12。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6］18。他希望自家兄弟“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6］18；为培养儿子自立自强，他甚至鼓动长子纪泽“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1］1347。弟弟兵败失地，曾国藩要求他“惟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3］1274。

但这种咬紧牙根的倔强并不意味着刚愎自用，为避免曾氏子弟过刚易折，曾国藩特意强调“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明即明晰、清楚知道，即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方面、什么时候求强，在哪些方面、哪些时候不要求强，之后才百折不挠，锐意进取。否则，一味强硬就会流于刚愎自用，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同时，他还说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6］12，即在提升自我的内心修养、道德品质方面自强不息，而在与人争长斗短方面则不必争一时之气，否则即使胜过别人，也不过是蛮横罢了，实非君子所为。在砥砺君子品行方面，“立”与“强”统一在一起。为此，曾国藩在对子侄品质提出要求时，往往把强、刚与明、柔结合在一起，刚柔相济、可方可圆，才能进退得宜，才是处事之最高境界。

为了培养子弟们自立自强的精神，曾国藩提倡“仕宦之家，不私蓄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4］447。曾氏子弟生活无所恃，从而图谋自立自强，正所谓“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6］12，故而曾氏子侄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成就了不凡的事业。

（三）和家兴家之方：孝友为本、睦友亲邻

家和万事兴，和家方能兴家。作为仕宦之家的曾氏家族成员间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微妙，为了处理好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持家族成员间的亲厚与团结，曾国藩视孝友为和家兴家之方。曾国藩在“三致祥”中首先提出的就是“孝致祥”，“孝”是处理代际间关系的合理方式，它强调对长辈的物质奉养、情感关怀和由此达到的愉悦与满足。“友”则是以兄友弟恭为基准的同辈间关系调整的准绳，“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族必败”［6］133。所以曾国藩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1］1555

曾氏子弟以孝友为准则处理家庭关系，对于长辈要长存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不能因亲疏而有别。曾国藩特意写信交代儿子“于叔祖各叔父母面前尽此爱敬之心，常存休戚一体之念，无怀彼此歧视之见”［1］1362。一旦长辈有疾，最好能够亲自服侍汤药，若不能亲奉汤药，也要时常挂念。祖父生病时，曾国藩虽在京为官，不能亲至床前，却也努力为之延医问药，即使如此，曾国藩仍认为自己“未能效半点孙子之职”，“每一念及，不觉汗下”［4］294。此外，孝还包括用心祭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长久”［1］1383。这表现为对已故长辈的追思，此种形式也可以有效拉近家族成员间的距离，营造家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曾国藩待兄弟亦十分友爱，“澄叔待兄与嫂极诚极敬，我夫妇宜以诚敬待之，大小事丝毫不可瞒他，自然愈久愈亲”［1］1544，从而形成了“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的友爱团结、休戚与共的和睦家风［1］1554，给曾氏子弟做出了榜样。曾国藩交待儿子：“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1］1355当然这种兄弟间友爱而带来的家族兴旺在于“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4］287。友爱要有尺度，要用勤劳节俭教导他们，用习劳守朴规劝他们，如果爱兄弟以姑息，使他们傲气、懒惰，丧失德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4］287。在这里，对兄弟爱之以德和身为长子的责任感俨然成为对父母之孝的一部分，孝友成为凝聚家族成员的向心力。

孝友是家和的内部原因，家和还离不开友邻的外部环境。曾国藩对于睦友亲邻同样十分重视。他继承祖父的“人待人无价之宝”的思想，教导兄弟子侄妥善处理邻里关系。首先对邻居要恭敬友爱：“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1］1542其次，邻里相处以和为贵。为了调节曾家因盖房与隔壁邻居产生的地界纠纷，曾国藩专门修书一封，劝告家人“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成功化解了纠纷。

三、教化路径：家风熏陶与以诚立教

勤俭耕读家风的形成与传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家族成员必须齐心协力，言行举止遵循一定的尺度和规范。为此，曾国藩刻意强调家风的悠久传统，“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1］1381，进而树立家风的权威，这个权威即是其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开创的。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强调，祖父一生勤苦，十分节俭，在祖父的带动下，全家形成了勤俭耕读的良好家风，他强调家风的传承要“一切以星冈公为法”［7］663，并在其祖父家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方便家人实践的“八宝”“三不信”，“八宝”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三不信”即“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后来曾国藩在其基础上又整理出“八本”和“三致祥”。

“早扫考宝”乃治家之法，“早”即早起，“扫”即勤于打扫，“考”即诚修祭祀，“宝”即善待亲族邻里。以这些日常行为准则不断砥砺品行，长期坚持方能达到治家之目的，这是一人之生气所在。“书蔬鱼猪”乃居家之事，“书”即家中要有藏书，氏族子弟要读书。“蔬鱼猪”即家中要种植蔬菜，要养鱼喂猪，这是中国传统农耕模式下耕读传家的基本内容，是一家之生气所在。“八宝”作为基本家法成为恪守祖训的曾氏成员活动的基本准则，为增强其实践性，曾国藩进一步把这些基本准则变成日常可操作的具体规范，事无巨细，对子侄殷殷叮嘱。对于早起，他要求儿子“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1］1381。对于祭祀，他提醒儿子：“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1］1383对于种植蔬菜，他教导儿子：“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1］1404对于读书，他更是为子侄规定了读书的进程、读书的方法和读书的内容等等；对于善待亲族邻里，也是从每一件小事中告诉子侄应该把握的尺度：“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1］1383从而使家风的传承不落于空泛，而是于人伦日用、读书耕作间行为有度、举止有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砥砺子侄们的品行。

在家庭教育中，曾国藩不仅注重对兄弟子侄进行“诚”的品质培养，而且自己在家训中亦秉持“诚”的态度。“诚”即诚实、无欺，为人表里一致，人前人后相同，即不欺于自身，亦无遮于他人。所以诚是个体自我的人生修炼，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自己的言行、思想进行检查、反思甚或批评，就是为了诚于心。诚于心才能不欺于人，如湘乡县推举其长子纪泽编修县志时，曾国藩就告诫儿子：“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指出儿子虽“学未成就，文甚迟钝”的真实状况，但“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1］1522。一个“逼”字道出了不欺于他人所做的诸多努力，其中包括建议长子多看志书，确定体例并经自己审核之后才能动手编写。“诚”亦是与他人交往的态度，曾国藩苦口婆心地劝其兄弟以诚待人：“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7］506

在家庭教育实践中，曾国藩对子侄、兄弟更是以诚相待，多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育他们。其中有已成之事亦有未竟之业，有经验的集结亦有教训的反省，有勇敢的自我剖析亦有睿智的人生见解，有真挚的忏悔亦有殷切的期盼，其情也真，其意也诚，其理亦明。如曾国藩多次给长子写信省察自己的不足：“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1］1381以自身之短去激励儿子努力，使之产生弥补父辈缺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事真、情真、意诚、理明，其兄弟子侄在受教中，很自然地形成情感共鸣和规范认同，从而潜移默化地受到家风熏陶，养成良好品行。不仅如此，在教育兄弟子侄的过程中，曾国藩本人亦身体力行家训规范，不断修炼、完善自己的品行。如曾国藩倡导勤俭家风，自己则一生生活俭朴，常年布衣布袜，他曾经缝制过一件缎马褂，但只是遇到喜事或新年才偶尔穿着，30多年后此衣还是新的。他提倡男子读书“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1］1347，自己则常年读书写作不断。这种率先垂范、言行一致的真诚也使其教育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正是基于诚挚的教育态度，才能产生收放自如、灵活多变的教育技巧和方法。首先，曾国藩能够“爱子有道”，不耽于溺爱，在殷殷关怀之际能够行循循善诱之法，他一方面体恤着长子“尔在家中，比余在营更忙”，一方面又指出：“然古今文人学人，莫不有家常琐事之劳其身……虽奔走烦劳，犹远胜于寒士困苦之境也。”［1］1423以此鞭策儿子担起家庭责任，应对世态炎凉。其次，曾国藩无论事务有多繁忙亦不放松对后辈的教育，谆谆叮咛、严格监督。曾国藩为了督促儿子读书写作，要求“嗣后尔每月作三课，一赋、一古文、一时文，皆交长夫带至营中”［1］1385。曾国藩亦为女眷们规定功课：“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8］再次，曾国藩爱而有威，实行严爱殷责之法。曾国藩沿袭“治家贵严”的传统，对兄弟子侄严格要求，一旦触犯则严厉责备，正所谓爱之深，望之殷，责之愈切。四弟曾国潢在家乡祖屋做道场，被曾国藩责备“已失家风矣”，而在其与长子纪泽的往来信件中，也多次对长子字质轻、墨色不光润以及举止行为不厚重提出批评，并谆谆叮咛其改正。当然，教育方法和技巧只有发端于“诚”，才能起到抒情而不媚俗、说理而不僵化、教训而不呆板、力行而不流于作秀的效果，才能真正具有教育的效用，否则，难免流于形式，有沽名钓誉之嫌。

家庭教育在人格素质的养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代代家庭长辈的言传身教和家风传承铸就了我们民族的优良品德，积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然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使当代家庭的结构趋于简化和小型化，使家庭功能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与方式发生改变，在家庭教育方面出现了家长教育的缺少甚至教育失位等问题，因此，营造一种新的恰合时宜的家庭教育氛围和家风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曾国藩家训思想进行梳理与分析，力求客观公允的研究与评价，以期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助推社会主义优良家风的形成和传承。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六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四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873.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五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二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5］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一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三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8］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M］.长沙：岳麓书院，1986：15.

（责任编辑：张群喜）

Zeng Guofan’s Family Instruction Thoughts and Methods

QI Weih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Shanghai 200090，China）

As a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personage，Zeng Guofan’s family instruction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His family instruction thoughts and methods are mainly recorded on his notes and letters.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tudy of and objective comment on His family instruction thoughts and methods，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for forming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model and family tradition suitable for contemporary time.

Zeng Guofan’s family instruction；diligence，economy，farming and reading；improving one’s morality and capability；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B823.1

A

1674-9014（2016）05-0013-05

2016-07-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

戚卫红，女，江苏沛县人，上海电力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基础理论和传统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