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乡村治理研究应处理好六大关系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100028）

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成效显著，但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解决，这严重影响乡村治理走向深入。未来乡村治理研究必须处理好如下关系：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创新与继承。只有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乡村治理研究才能避免误区和盲目，走向开阔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乡村治理；六大关系；辩证思维；价值选择

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治理被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第一，广大乡村是基础，是整个国家的底座与基石，基础不牢一定会地动山摇；第二，中国更广大的地区和人口仍在乡村，乡村不实现现代化，城市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三，整体而言，广大乡村基础差、底子薄，村民的文化素质偏低、观念落后，治理难度大。这也是为什么党和国家将农村7 000多万人口脱贫，作为2020年战略目标的重点提出来的原因［1］。不过，就乡村治理的研究而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误区，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西方与中国

近现代以来，西方因素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整体格局，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实施“拿来主义”使中国步入了世界化洪流。今天，中国不仅摆脱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而且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今年的G20杭州峰会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当下情势下，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而言，已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可以简单忽略甚至否定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体化”和“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发生着内在的有机关系。具体到理论和观念层面，“西方”之于“中国”已不是一个可以分割的“他者”，而是具有融入性的客观存在。然而，在不少基层治理研究者中，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即简单否定“西方”之于“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觉得西方理论对于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失去了指导和启迪价值，有的还产生了“去西方化”的研究倾向。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也有悖于“西方与中国”的现实发展关系，因为作为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重要来源地，“西方”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个可资借鉴的维度。因此，我国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要避免“去西方化”的倾向与做法。

另一方面，基层治理也要警惕“惟西方是从”“盲目崇拜西方”，甚至将“西方”视为范本和价值追求目标的做法。比如，在村民自治及其研究中，有人试图用西方的价值观、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实践，甚至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基层民主化的发展，由此得出中国村民自治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结论。近年来，用西方的“宪政”理论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也是一股逆流，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如果说，一百多年来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一直以“西方”为目标，以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理论为重要引擎和动力，缩小了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的话，那么，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目标，我们必须摆正“西方”的位置，重新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校正我们的航向。从乡村治理角度说，就是将“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但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确立自己的观念形态和文化自信，确立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以“民主”和“人权”为例，有学者将“西方”价值观作为绝对标准，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但若从中国实际来看，能使千百年来贫穷落后的乡村在短短几十年间焕发生机与活力，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得到极大提高，则凸显了我国基层社会在“民主”和“人权”上所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这是不容忽视的。还有，不少学者往往用“政府”干预来衡量和否定“村民自治”的水平，这也是以“西方”为标准，脱离中国实际的误区。试想，在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广大而分散、人口素质不高的广大乡村实现现代化，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力，要获得今天的发展进步是不可能的。总之，要将“村民自治”放在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和现实中进行研究，而不能用西方的价值观进行简单的剪裁。总之，乡村治理及其研究进入复杂的深化期，处理好“西方”与“中国”这一根本关系是关键，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针，否则就会陷入歧途甚至泥淖之中。

二、现代与传统

如果说中国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现代化”。远一点讲是“五四”文化传统，近一点讲是“改革开放”，“现代化”一直是个不可忽略尤其是不能否定的法宝。因此，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现代”“现代性”“现代化”都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它们是乡村治理的要义所在。最为突出的是，至今的乡村治理仍缺乏“现代性”维度，至少对此的重视远远不够，而在乡村治理研究中也有所忽视。比如，在乡村治理及其研究中，民主得到了高度重视，但对平等意识的重视却远远不够，最突出的表现是“官本位”思想导致的特权与等级观念，对平等权利的破坏与践踏。许多乡村干部官气十足、家长作风严重、霸气甚至匪气弥漫，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反感甚至厌恶。久而久之，乡村干部脱离农村实际，不愿也不会与农民打交道，甚至不知道农民要什么和想什么。还有，现代文化在不少农村扎根不牢，封建文化糟粕有抬头之势，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乡村治理及其研究的路向。另外，现代管理理念在乡村治理及其研究中“缺位”，不少地方农村治理方式落后，“家长制”盛行，平等参与、协同治理水平较低。不少学者用现代的“制度”甚至“技术”来评估乡村治理，但缺乏现代文化内蕴，于是走向“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应该说，乡村治理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现代文化的建设，是管理、生活方式、观念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乡村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乡村文化建设为例，不少地方停留在重视设施、队伍、技术等较低层面，像合唱队、书画协会、广场舞的筹建等，其“现代性”也远远不够，有的甚至充满封建迷信和色情内容，致使农村文化建设难见成效，有的还有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当然，在乡村治理研究中，还要摆脱对“现代”的机械的僵化的理解。换言之，“现代”是个复杂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比如个性解放、恋爱婚姻自由，这是一种“现代”观念，但是，不赡养父母甚至对父母拳脚相加的“不孝”行为，以及农村性关系的混乱和性行为的随意与泛滥，就不是现代意识了，是一种反现代的逆流。又如，农民工外出打工与在乡创业，到底哪个更“现代”？这也是个复杂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农民从乡村走向都市，他们接受了不少现代思想和观念，改变了封闭落后的言行，有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现代性的；但如果农民工被“都市病”感染，变得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那就根本谈不上现代性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也有现代性，也是现代性建构不能缺少的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村社会的纯朴自然、真诚友善、父慈母爱子孝，尤其是有一颗“和合”“敬畏”之心，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发掘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再造我们的现代文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色理念”，即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亲近自然山水的现代性再造。

三、都市与乡村

乡村治理研究虽然其重点是乡村，但它离不开都市，离不开这一参照物。因此，要避免乡村治理研究只见乡村不见都市的认识误区。城乡统筹发展理念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关于都市与乡村辩证关系的最好诠释。因此，如果乡村治理研究目光如豆，乡村治理是不可能获得长足发展的。

目前，对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存在的最大误区是对“城镇化”的理解。不少人一提“城镇化”，就陷入“去乡村化”的误区中，因此，对于乡村缺乏规划，随意拆建，基本上将之视为“明日黄花”，在“城中村”治理、农村社区建设、让农民上楼等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事实上，不加选择和毫无计划地对乡村实行“拆、改、建”，不是以“乡村”而是以“都市”的方式治理乡村，不从农民和乡村角度而是以城市需求进行所谓的“反哺”，是当下乡村治理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又一误区。长此以往，只会贻害无穷，甚至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应具有前瞻性眼光和辩证思维。

一是以人类整体的健全发展观念为引导。是城市多一点还是乡村多一点，都不是目的，也不是绝对的衡量标准，应将人类的健康与幸福作为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此，不论是城乡统筹还是城镇化，都要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都是为了人们更健康幸福的生活，要避免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死胡同里打转。二是现代化并不等于城镇化，现代化离不开“乡村”这一维度。城市公园、湿地是城市的肺，已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同理，村庄是否也应该成为城市的“肺”？果真如此，不仅“城中村”不应在清除之列，其价值似不可低估；还有，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也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在城乡关系结构中可作为缓冲地带，应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纽带性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治理必须考虑“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而不是只对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进行治理。三是乡村治理还应大胆吸收城市治理的经验，强化其现代化进程。以农村社区为例，目前对它的理解和实践主要局限于乡村，即从农村的角度来建设农村社区。其实，应将城市社区的理念、做法大胆引入农村社区，这对改变农村社区的制度、文化生态，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换言之，农村社区的重点应该在“社区”上，而不是在“农村”上，即用“城市社区”中引入的“社区”概念来治理“农村”。这样，“农村社区”就会成为城乡治理的纽带，也会成为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四是从乡村发掘出适合现代化发展的元素，以纠正都市化的弊端，尤其要克服不断加重的“都市病”。就目前来说，就是要克服如下错误认识：乡村治理就是将乡村的弊端克服掉，即将“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农村。其实，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始，这一理路就已开始。最典型的是晏阳初等人将中国农村和农民看成愚、穷、弱、私的典型［2］，于是要用知识与理性加以改造，但其成效甚微。应该说，乡村建设运动自有其价值，但其问题在于，过低地看待农村和农民，过高地估价知识分子的优势。其实，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是非常勤劳、质朴、诚恳、善良、智慧的，这是城市市民所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村和农民，并重视“大众化”的发展之道路的缘故。因此，乡村治理的正确命题应该是：改变和清除乡村那些落后的糟粕，坚守和继承其优秀的文化精华。站在城市的角度看，乡村中有很多内容值得肯定和褒扬，它们不仅是乡村治理的根本，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资源。

四、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建设

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是个硬指标，在有些地方已变成绝对标准。换言之就是，不少地方的乡村治理走上了“惟经济是从”的路子，甚至将经济能力作为村干部选举的首要条件，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候选人不能参选。至于候选人的思想道德、环保意识、政治觉悟、文化素养、人格素质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乡村治理的不平衡性和偏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道德滑坡与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在乡村治理中固然具有重要地位，但忽略了其他方面，不要说经济发展不能持续，即使经济搞上去了，其成果也不会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作用。因此，相对来说，乡村治理更需要重视和提升村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最早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关于政治的文化，包括信仰、价值、态度、心理与趣味，这既可以是一个团体的，又可以是一个人的。如果将政治团体、制度等看成“硬件”，那么，政治文化就是“软件”，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内在地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就目前情况看，比较受重视的是乡村的“硬件”建设，而乡村政治文化这一“软件”却不受重视，这就导致了乡村治理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甚至充满各种风险和危机。以村民自治选举贿选和农村群体性事件为例，我们不缺乏具体的规定，对党和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的宣传力度也不小，但农村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现代政治文化氛围，广大农村村民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和文化认同意识不强，结果使宗教文化和一些极端思想趁虚而入，影响了农村稳定。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我们没有处理好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有关。我们的某些乡村干部的眼睛只一味地盯住经济增长指标，忽视农村良好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也与学界研究偏重政治制度“硬件”的倡导，忽略政治文化“软件”建设有关。可以说，在乡村治理中，如果基层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陷入“经济至上”的怪圈，只在制度规章层面下功夫，不将政治文化建设放在应有的位置，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可能有三：一是经济搞不好，即使经济有了发展也不会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二是制度条文越细、越繁琐，越会影响其效率的提升，甚至成为限制乡村治理走向深入的障碍；三是乡村社会缺乏活力，村民缺乏政治意识和认同感，他们甚至会变得政治麻木，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阻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甚至使农村变成各种迷信和暴力的温床。

欲解决当下乡村治理中的困局，必须从现代政治文化建设切入，尤其要探讨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寻找符合中国基层实际的现代政治文化建构的路径与方法。在这方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文化的建构经验值得借鉴，那是一种迅速将全国农民聚集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文化实践。今天，我们的乡村治理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作为研究者应该推动这一进程。

五、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广大乡村在内的全国性改革基本上遵循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法则，因为要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业，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只能边试验、边总结经验、边推广。但是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零敲碎打地进行改革和建设就远远不能适应改革深化和攻艰的新情况了，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强调要“顶层设计”，要从制度上一揽子解决。对乡村治理来说也应如此，要加强“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3］由此可见，“顶层设计”也成为乡村治理的全新理念。但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乡村治理中学术层面的顶层设计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是乡村基层如何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哪些方面在不违背国家政策大局的情况下进行创新性探索，哪些方面可以继续进行更加大胆的实验，都有待于进一步研讨。此外，到底应该怎样规范包括村支两委在内的乡村组织，才会更有利于乡村治理，还缺乏有深度的研究。二是中国乡村的特殊性要求出台更具体、切实、有效的制度规定，但目前此方面尚付阙如。如村干部的罢免、村干部腐败边界的确定、乡村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大学生村官的升迁等，笼统的规定有之，具体的细则尤其是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还不多见，这就导致不出问题则已，一旦遇到问题就慌不择路，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从学理层面对广大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进行“顶层设计”势在必行。三是广大乡村基层应该有自己的“顶层设计”。我们一般将“顶层设计”理解为国家行为，其实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因为基层也分为多个层面，至少有下、中、上三层；在这三个层次中，县级是基层的“顶层”。从“上承下达”和“更理解村镇基层”这一角度说，县级政府这一层不可忽略。

当然，在“顶层设计”中，也要注意不走极端，即忽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愿望。因为没有“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既不可能也不可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31日，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基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事实上，我们的不少乡村顶层制度建设就有这样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征求过村民意见的，但实际上只是走走过场，是乡村领导干部闭门造车的产物，没有群众基础和信任，这样的“顶层设计”路径不对，也靠不住。

“顶层设计”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既包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包括各省市地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阐释党和国家的政策，还包括基层组织的统筹安排。同理，“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如此，从最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的实践开始，都注重其探索性和创新性，为“顶层设计”提供重要依据和支撑。而且，还需要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辩证统一起来，这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

六、创新与继承

一方面，“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的关键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而“创新”位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4］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又提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5］

基于此，乡村基层治理创新无论怎么重视都不过分。不过，现实的情况是，乡村治理创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滞后于国家创新。不是创新力度不够，就是在重复阐释国家相关政策，缺乏符合实际的创新之举，严重制约了乡村治理新局面的展开。未来乡村治理创新研究应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依法创新，让创新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要于法有据；第二，使基层治理创新与国家治理创新协同发展、相得益彰，从而使基层治理获得更大动力源，避免脱离国家治理创新的低层次性和盲目性；第三，注重创新的探索性和前瞻性，尤其要凸显乡村基层创新的独特价值，为国家治理创新提供实践支撑。

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研究也不要陷入“创新”一元论的误区，即不讲条件、不分场合、不要前提的“创新”。以乡村治理中信息化创新为例，一方面它确实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使基层治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变革；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为采用了新的信息化工具和手段，忽视了传统信息工具和载体的价值，把原有的档案资料抛弃掉，这是基层信息化建设中应该避免的，因为新媒介也有局限性，过去的纸质资料及其信息管理传播方式也有其长处。试想，一旦电脑信息失误，原有纸质档案被弃，其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在这方面，山东寿光市东斟灌村的做法值得借鉴，它一方面重视信息化建设，“村村乐”网站作用很大，一方面又注意保存传统档案资料［6］。因此，在强调创新的同时，不能忽略继承，因为没有继承的创新既难以实现，又是不稳固的。

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正处于十字路口上：我们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观念误区或模糊地带。乡村治理要深化下去，获得更加健全的发展，上述六大关系不可不慎重处理，否则难免发生盲目性错误。这既是观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更是与基层治理实践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

［1］聂振邦，元利兴.决胜“十三五”脱贫攻坚［J］.当代山西，2016（2）：15.

［2］吴相湘.晏阳初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150.

［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2013-09-30］.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315/c385475-28199107.html？s_uaz0v.html.

［4］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2）.

［5］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3-01（9）.

［6］东斟灌村联合调研组.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潍坊市寿光东斟灌村调研报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8-29.

（责任编辑：张群喜）

Six Relations in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es

ZHAO Xiul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At present，there ar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es，but there are also relation problems to be solved，which will be a barrier to deeper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es.In the future，we should deal properly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in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es：western and Chinese，modern and traditional，urban and rur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ulture，top-level design and grass-root exploration，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Only in this way，can we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blindness and enjoy a wi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es.

village governance；six relations；dialectical thinking；value choice

D638

A

1674-9014（2016）05-0031-05

2016-08-12

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YZD2011-16）。

赵秀玲，女，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