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昌标 刘 伟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钟昌标 刘 伟

摘 要：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存在复杂的内在机理，所以它们之间的函数形式和影响方向并不稳健和唯一。由于不仅缺乏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理论支撑和情境依赖分析，还忽略了国际化过程对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影响，现有文献存在诸多不足。这就需要我们从国际化新企业理论视角，探讨在缺乏所有权优势和吸收能力相对低下的中国企业以加速或超负荷的方式实现国际化的情境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绩效关系。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绩效；权变；吸收能力

一、引言

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量为1.2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对外投资总量位居全球第三位，接近1,200亿美元。为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挑战，中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把“走出去”战略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到目前为此，推动企业“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国际产业链优化聚合、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企业国际化商业并购风险大、收益低。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走得并不平坦。一些企业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市场的尊重。如通信设备与解决方案产品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海外业务收入占比2/3的华为公司；汽车制造行业的吉利公司收购沃尔沃公司两年后扭亏为赢，销售额和利润率增长均快于行业平均水平。也有一部分企业在国际化浪潮中损失惨重。如联想公司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和摩托罗拉移动公司后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核心技术，经营业绩下滑厉害。海尔公司付出高额违约成本后被迫退出竞购美泰克公司。TCL公司并购施奈德公司、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以及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后整合效果未及预期，连续3年净亏40亿元。上海汽车公司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5年后亏损30多亿元，最后被迫向韩国法院申请双龙汽车破产保护。据麦肯锡的统计显示，过去20年里，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以上这些案例促使我们深入反思：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征程中，为什么有些企业收获国外资源、技术，迈入发展新阶段，而另外一些企业则磕磕碰碰，甚至可能被市场淘汰？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缺乏所有权优势的中国企业国际过程与经典理论相比有何不同，国际化吸收能力是否不够？传统理论认为，国际化只是大型企业和老企业的专利。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所有权优势、政府支持与参与、国际化扩张速度、国际扩张路径、市场进入模式以及学习能力与吸收能力等方面与传统跨国公司有很大差异，研究其国际化对其绩效的影响成为发现新知识和探索企业国际化战略新理论的前沿领域之一（Prashantham et al，2011）。而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全面厘清市场情境完全不同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内在机理

企业国际化研究始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在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用资源禀赋差异理论解释，但跨国企业不存在长期生存的土壤。所以，Hymer认为应该放弃不符合实际的完全竞争假设，坚持企业跨国经营必须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按照他的观点，在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跨国经营可以使企业在规模和专业知识方面具有垄断优势，从而取得垄断利润（Hymer，1976）。同时，由于国内发展空间的限制，跨国公司必然把利润较低的、生命周期处于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产品扩张到国外，以便继续保持高额利润（Vernon，1966），甚至一些跨国公司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就已经提前在海外进行市场拓展。此外，跨国经营子公司之间可以相互进行商品与劳务的交易，使各子公司取得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尤其是跨国经营子公司之间可以建立知识和技术中间品交易市场，使得知识和技术交易的低效的外部市场内部化，从而解决知识和技术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Buckley and Casson，1976；Hamel and Prahalad，1989）。国际化可以使企业分散风险、取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产品结构以及流程合理化。国际化使企业扩大客户群体并使其在市场营销和研发方面的投资获得额外的收益(Kobrin，1991)。国际化还可以使企业利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要素价格和制度等方面的区位差异，在海外市场寻找更优质、低廉和互补的生产要素，或在更大的范围内学习新的技术、管理经验知识，积累对顾客需求的认识，由此打造出更强的核心竞争力(Dunning，1988；Hitt et al，1997)。然而，企业国际化的负面因素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关注。这主要包括企业国际化的风险（Mitchell et al，1992)、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预算外管理成本或监督成本（Siddharthan and Lall，1982）、交易成本和管理信息流程的需求（Hitt et al，2006)等。正因为如此，目前学者们对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二）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函数形式和方向

早期学者们分析国际化与非国际化企业在绩效上的差异(Vernon，1971），后来的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化程度对绩效影响的函数形式和影响方向。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大部分文献通过分析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比较两者间的销售回报率和资产净利润等指标，发现跨国企业的绩效明显优于非跨国企业，所以，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具有线性正向关系（Grant，1987；Tallman and Li，1996）。传统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较少关注企业国际经营会产生额外的成本。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完全有可能降低或部分抵消国际化正向收益，所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有些时候也具有负向关系（Kumar，1984；Michel and Shaked，1986）。

然而，随着实证分析工具和方法的日臻成熟，近年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非总是线性的和单调不变的。这主要是因为跨国营运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协调成本和管理成本，为跨国公司的利润增加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国际化的特定阶段，国际化经营带来的收益足以抵消其成本；而在另外一些阶段，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额外成本又可能大于收益。所以，其关系呈现曲线关系，可能为U型（Ruigrok and Wagner，2003）、倒U型（Hitt et al，2006）和S型（Thomas and Eden，2004）等形式。坚持倒U型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国际化初期，企业会选择与母国近似的市场环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化经营成本；在国际化中后期，企业国际化经营将跨越拐点，逐渐进入与母国市场环境差异较大的市场，此时的国际化经营成本肯定快速提高。在企业国际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扩张等原因导致企业绩效随国际化程度推进而上升。但在企业国际化越过一定门槛之后，由于各子公司之间的协调成本上升等负面因素，有可能导致企业绩效随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推进而下降。坚持U型关系的学者认为，倒U型观点的拐点既定论忽视了跨国企业个性和各自战略的差别，他们指出，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国际化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绩效下滑。但是，随着企业对国际环境的适应，企业绩效逐步上升。针对以上这些看法，一些学者试图提出一个一般化和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S型关系理论。坚持S型观点的学者总结出了企业绩效与国际化的“三阶段关系”，即企业绩效在企业国际化第一阶段下降，第二阶段上升，第三阶段再下降。Ruigrok和Wagner（2005）用Meta元分析技术分析了1975年以来100多篇经验研究论文，发现学术界并没有在“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研究方面形成稳健和一致的结论。

（三）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权变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

已有实证研究结论之所以无法达成一致，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与所研究现象的特定情境密切相关。借鉴在战略管理研究中的思维逻辑，如果我们在测量一个战略行为与绩效的关系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说明上述关系受到了权变要素的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方向和强度具有情境依赖的特征，提出把企业规模（Dragun，2002）、研发能力（Kotabe et al，2002）、战略执行（Brock and Yaffe，2008）、组织学习能力（Hsu and Pereira，2008）、组织架构配置（Ramaswamy，1993）和企业内文化多样性（Thomas，2005）等作为影响国际化与绩效的调节变量。

企业组织与不确定的国际化环境会衍生出不同的企业绩效。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必须辅以合适的战略以匹配变化的国际化环境，并形成合适的组织结构才能获得良好的绩效。然而，几乎所有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企业国际化过程这个不可或缺的权变要素。基于行为学视角的企业国际化探索不再将企业国际化看作追求超额利润的经济机制，特别强调企业知识储备越充足，与国际情境嵌入度越深，则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遵循快速国际化的范式，对国际市场的承诺能力也越强。基于行为学视角的研究者强调在海外拓展的复杂性，认为国际化需要企业将其在母国生成的头脑地图和植根于头脑地图中的架构、系统和过程适应于新的国际环境（Nohria and Ghoshal，1994），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海外子公司以及将其整合进入母公司的体系中等必经阶段，常常具有高度复杂性，需要时间来实现。然而，任何企业都受吸收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的约束，所以短期内的超负荷国际化会带给企业不适当的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正如Eisenhardt 和 Martin（2000）所言：“来得过快的经历可以淹没管理者，使他们无法把经历转化为有意义的学习过程。”虽然国际化带来的好处如避税、共同采购、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等容易在短期内实现，但是那些需要通过与本地企业在社会层面的互动才能带来的好处通常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除此之外，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高低取决于该能力被利用的程度，所以一定时期内超负荷国际化还会减少该企业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国际化的能力。所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超负荷国际化可能导致国际化对绩效的正向影响下降，甚至产生负向影响。

（四）中国企业国际化绩效与风险分析的“新企业理论”视野

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警示企业在其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就进行国际化所带来的种种负效果（Johanson and Vahlne，1977）。然而，国际化新企业理论认为，国际化阶段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国际化，之后以加速的方式进一步国际化（Oviatt and McDougall，1994）。Zahra等（2000)认为，早期国际化可以成为企业后期增长的催化剂。Autio等（2000）则认为，由于“新来者学习优势”，国际化新企业比那些在生命晚期阶段才进入国际化阶段的企业发展速度更快。

然而，一些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企业过早国际化不利于提升绩效”的观点。组织学研究者们分析了企业年龄与死亡率风险的关系，提出所谓的“新手的代价”（Stinchcombe，1965）的观点认为，由于新企业还没有发展有效介入社会和经济交换的各种规范、程序、关系和地位，所以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在国际化初级阶段，新进入的企业由于实力较弱等竞争劣势，面临国内市场上建立的企业文化、规制、流程和社会关系如何推广到国际市场的巨大挑战。与此相一致，Ruigrok等（2003）也发现，在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支持“新手的代价”观点。

由此可以推论，新企业容易死亡，国际化新企业面临的死亡风险可能更高。中国国际化企业的历史通常都很短，像海尔、联想、TCL、华为、格兰仕这样的企业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历史，所以，它们大体上可以归入国际化新企业的范畴。由于中国企业属于在生命早期阶段以加速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承担格外高的“新手的代价”风险。如果相关研究能够为一些中国企业国际化为什么失败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并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国际化新企业理论和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将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五）国内关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相关研究

总的来说，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和数据缺乏，大多数还停留在现象描述和政策建议层面上的规范研究。大多数学者关心的话题从最初的“要不要走出去”到最近的“如何走出去”，而关于企业“走出去”以后绩效表现的相关研究仍然不多。国内学者对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于投资决定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何兴强和王利霞，2008；祝树金和付晓燕，2008；徐康宁和陈健，2009）；二是母国宏观、行业与制度层面因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力，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市场拓展型、技术搜寻型和资源获得型（钟昌标，2006；包群等，2006；李长英，2006；刑斐和张建华，2009；潘镇等，2011；傅元海，2011）；三是国际化进入模式和战略。一些学者认为应以渐进式战略为主，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对中国跨国公司也有一定适用性（刘恩专，1998；易靖韬，2009；许和连和胡晓华，2011）。这些研究成果尽管没有分析国际化对于绩效的影响，但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一些国内学者运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黄嫚丽和蓝林海（2006）发现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并未出现显著的统计关系，而鲁彗玲（2008）则发现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呈U型关系。杨一尘和余颖（2008）发现，在国际化初期，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魏娟（2007）以电子信息行业3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存在正相关。杨忠和张骁（2009）的论文是目前国内不多见的基于非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是，该研究仅仅是基于江苏省5个城市的142家企业。此外，估计模型也缺乏行业、地区和其他企业等控制变量。这导致文章的结论有可能并非国际化因素导致，而是受到缺失变量的影响。李梅（2010）则着重考察跨国并购带来的绩效。由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并购，其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也有限。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外关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理论支撑。同时，我们认为，已有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或有待改进之处。

（一）缺乏中国情境下的多维度视角的依托

从研究的积累和深度上看，大部分已有研究着眼于国际化本身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聚焦于两者直接关系的数学呈现形式，如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由于缺乏多维度的观察，特别是关于国际化情境依赖的研究，限制了对两者之间关系影响机制和路径的深刻认识。虽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重研究影响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权变因素，但迄今尚未发现分析国际化过程，特别是速度、节奏、产品范围和地理范围等对于国际化效果影响的重要理论和实证工作。

无论是引进性理论创新还是探索性理论创新，其突破口都在于把握中国情境的关键特征，全面细致地反映中国企业战略行为与其所嵌入情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情境理论化。因此，笼统的统计和测量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在中国情境下似乎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除了Wan和Hoskisson（2003）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外，很少有其他文献分析企业水平以外如行业和地区层面的权变因素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

（二）理论依托与研究现象契合性的不足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的情况，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东道国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落后国家和地区；企业国际化模式既有遵循价值链顺序和地理位置距离远近等的渐进式，也有不走常规的跨越式。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绩效的现有文献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理论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现实，把已有研究的逻辑和方法照搬到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情境之下，由于缺乏新的理论支撑和对新兴经济体企业所有权优势、国际化过程和国内制度环境的深刻分析，理论与研究对象不匹配，导致无法透彻理解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对绩效影响的独特机制。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研究的结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市场条件与经营环境不尽相同，所处的发展阶段迥异，跨国公司所处的行业也千差万别，这些因素都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格外注意。

（三）忽略了国际化过程对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影响

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国际化带来的绩效取决于国际化过程。众所周知，Uppsala模型将企业国际化战略建构在企业成长理论和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国际化就像水中的涟漪：就进入国际市场的序列、模式、地理范围和产品策略方面而言，是缓慢和渐进的方式（Johanson and Vahlne，1977）。具体而言，进入方式是沿着价值链上增值的序列不断向前延伸，即按照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先合资、后独资）的顺序进行；市场拓展是沿着距离递增的序列进行，即按地理远近，先拓展那些与母国距离较近的国家，然后逐渐再拓展距离较远的国家。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使用传统的Uppsala模型已经无法解释企业的国际化机制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后发国家企业的国际化机制（Johanson and Vahlne，2009）。就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而言，古典的、渐进的模式并不是中国企业唯一的国际化机制；就国际化拓展顺序而言，许多中国企业也不一定遵循距离递增规律向外拓展。Mathews（2006）发现，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跨国公司，并将此描述为“加速的国际化”。

（四）数据与分析技术有待改进

从数据来看，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化绩效前期研究通常样本的代表性有待提高，目前较少有利用全国性大样本企业微观数据的企业国际化研究成果。已有研究局限于上市公司数据、部分省份或某种对外投资形式如并购，所以都无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从实证技术来说，很多已有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即两者互为影响导致的估计结果的偏差；只单向分析企业国际化对绩效的影响，而没考察在不存在企业国际化假设前提下企业绩效的变化方向；只分析了国际化与绩效之间的一般关系，没有分析国际化的门槛效应；只分析了国际化与绩效之间的数学呈现形式和简单的权变因素，没有结合学习能力与吸收能力，动态地分析国际化过程影响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路径。

四、结语

由于企业国际化的背景、目的和战略不同，企业资源掌控和经营能力差异大，以及企业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阶段也各不相同，中外研究者得出的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似乎表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但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又是最为关键的，所以必须结合中国企业发展的市场情境和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给出一个清晰的判断。

大多数关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数据资料，研究结论难以推广到市场情境完全不同的中国跨国企业。由于中国企业历史短，国际化运作经验欠缺，在海外建立和管理企业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对于中国企业尤为强烈。而很多中国企业又是在缺乏所有权优势和吸收能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以加速或超负荷的方式实现国际化，这将导致中国企业无法有效消化和吸收国际化经历，最终影响国际化的绩效。

考虑到许多中国企业都是以加速或超负荷的方式实现国际化，把国际化过程作为重要的权变因素将使我们有能力解释为什么国际化程度相同的企业绩效却不同，由此进一步丰富关于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权变理论和推动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理论体系的形成。

由于中国企业通常是在尚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化的，形成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所有权优势悖论。中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某些特点可能为至今仍然难以解释的一些企业战略行为提供合理的情境动因。所以，科学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悖论不仅能够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给予全面的理论回答，还能够积极推动在中国情境下对传统理论的修正和理论发展，并为尝试创建关于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的理论打开突破口。同时，分析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还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企业竞争优势、国际化过程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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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丽华)

A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 Literature Review

ZHONG Chang-biao LIU Wei

Abstract:A complex internal mechanism exists between a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which does not lead to the sound and unique functions and forms between the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many deficiencies, as there is not only lack of emerging economies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y and context -dependent analysis, but it also ignor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We should explor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at are lack of ownership advantages and relatively low absorption capacity, which accelerate or overload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a view of international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contingent factors; absorptive capacity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6）03-0087-10

作者简介：钟昌标，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刘伟，云南财经大学西南边疆山地区域开发开放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3087）、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3AJK011）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RK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