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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救赎性价值

2016-03-17姬素青

文教资料 2016年2期
关键词:思想者功利天地

姬素青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新乡 453006)



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救赎性价值

姬素青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新乡453006)

摘要:“危及生命性”的“生态破坏”和“近乎整体性”的“道德沉沦”已成为当代人类的毁灭性灾难危及当代人类的生存。对人类命运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在努力寻求拯救当代人类的出路时,中华传统文化进入思想者的视野。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救赎性价值不仅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而且在实践领域得到了证实。

关键词:当代人类的危机中华传统文化救赎性价值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生存的双重危机,那就是自然环境危机和精神环境危机。自然环境危机很明显地体现为“危及生命性”的“生态破坏”,精神环境危机很明显地体现为“近乎整体性”的“道德沉沦”。这意味着当代人类必然要陷入难以逃避的毁灭性灾难之中,那些触目惊心的由于“生态破坏”和“道德沉沦”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有力地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于是,“人类的拯救”便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最重大的一个课题。在本质性地剖析当代人类的灾难形成原因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人类的救赎力量已成为很多对人类命运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的共识。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救赎性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今时代人类的救赎力量不仅在理论界成为高昂的唱响曲,而且在实践领域成为蓬勃的雨后春笋。更本质的是,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中华传统文化的高调亮相都被证明了其作为当今时代人类救赎力量的正确性。

在中国的理论界,无论是鼎鼎有名的大思想家们,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思想者,在他们公开的声音中,只要是谈到当今人类的救赎问题的,都显示出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关注到了人文。这不仅由于当代社会人文的缺失,而且由于当代社会在人文缺失后的损失,进而显示出人文对当代社会的救赎作用。那么,蕴含着高度人文价值的中华传统文化便自然而然地作为焦点进入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的视野。通过当代救世性论文或论著显示,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救赎性力量已经成为其中热点。

其实,西方的理论界,也显示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青睐。可以说,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家。而让海德格尔声名鹊起的就是他在审视时代悲剧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重新界定。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重新界定其实是在诠释万物的一种关系——在本性语言的召唤下,人的世界与以天、地、人、神为代表的万物达到相互映射对方的一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本身显现了出来,世界世界化、物物化。这种关系否定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对它者霸权”式的分裂型关系,肯定了万物之间“相互成全”式的和谐型关系。很明显,这种否定与肯定其实是对时代病症的把脉与开药。当然显示出了明显的时代救赎性。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本人对老子思想有极大兴趣,海德格尔与老庄思想存在某种交流被当今一些著名学者,如张祥龙和曹街京等肯定。老子认为,“道”内在于万物之中,道与万物之间是一种相互规定对方的生育关系。这不正是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吗?海氏由于“存在”这一哲学思想而声名鹊起,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家,以及海氏的“存在”与老子的“道”的契合,究其实质而言,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今时代的救赎力量已进入西方理论界的意识流中。

在实践领域,中华传统文化更是以论坛形式走进中国的大江南北,以夏冬令营的形式吸引了无以数计的莘莘学子,以演讲形式激发了许许多多中华儿女的热情,以举办各种礼节仪式的形式震撼了千千万万华夏子孙的心灵……更令人欣慰的是,举办方的角色既有官方又有民间,既有团体又有个人。而且,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团体还是个人都是出于自觉。由于自觉而尽心,由于尽心而成功。这种在实践领域所显现出来的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代救赎性的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当今时代得到如此强烈的回应,是因为当今时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当今时代的救赎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二、救赎性的本质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境界

中华传统文化何以能够作为当代人类的救赎力量,这是由当代人类的灾难形成原因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决定的。无论是当代人类的灾难形成原因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都是人性某个层面的体现,更具体地说,是人的存在境界的折射。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说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对其所做的事情有一种觉解,这种觉解使人所做的事情对于其具有了一定意义。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意义,各种各样的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人的人生境界。相同的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便会有不同觉解,从而具有了不同意义,便也构成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它们依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人做事,如果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风俗,而对他所做的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有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一个人做事,他的动机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事对于他有功利意义。这样,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一个人意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为社会的利益做事,他所做的事便具有了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就是道德境界;一个人意识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而且是宇宙的一员,从而使他为宇宙的利益做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非常明显,当代人类的人生境界在主流上表现为功利境界。正是这种功利境界使当代人类面临危机、陷入灾难。因为在功利境界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在做事时,是围绕自己的利益展开的。这必然导致人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外在的一切是自己支配、征服的对象。如此,人与其周遭的一切,自然、社会、他人的敌对分裂便也自然而然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被作为对象征服从而使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便也再正常不过了。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比较焦点的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对财富的狂热追逐和对效率的热烈推崇必然导致工具理性的主宰性地位,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理性的技术化、功利化、实用化。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冯友兰先生在思想上具有沟通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功利境界。

既然当代人类的功利境界导致了当代人类的危机,那么,拯救当代人类就需要把当代人类从功利境界中超拔出来。然而,超拔出来之后进入人的其他何种境界呢?自然境界,由于其是功利境界前的人的非觉解状态下的境界,显然不能够成为答案。道德境界——觉解到自己与社会的不可割裂而为社会的利益做事,天地境界——觉解到自己与宇宙的不可割裂而为宇宙的利益做事。显然,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和谐性,这与功利境界的自我性、敌对性是截然不同的,其导致的结果与功利境界所导致的结果必定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明确,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对功利境界的颠覆,也是对功利境界所导致人类灾难的拯救诉求。所以,把当代人类从功利境界中超拔出来使其进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拯救当代人类危机的当务之急。

观古今中外,最能体现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儒、道、释。儒家讲“仁”。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想,含蕴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的关系;道家曰“道”。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体现了无私大惠的精神,含蕴了人与万物之间融溶和谐的关系;释家言“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了无分别的平等普爱情怀,含蕴了整个宇宙的大和谐关系。十分了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是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极致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当代思想者的关注焦点,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正是对导致当代人类危机的功利境界的对治。于是,中华传统文化便也不可推卸地担当起当代人类的救赎之责。

三、情感作用下的理性内蕴与境界升华

在对当代人类的危机与拯救的探究中,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其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本质,作为救赎的力量已经被十分了然地凸显出来,关键是如何把当代人从功利境界中超拔出来,使其进入道德境界和功利境界。在实质上,这是个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

从人学的角度而言,人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体。当情感与理性的和合持久为一种稳定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时便达成了一种境界。其中,情感作为力量,理性作为智慧。而从经验的角度而言,情感较理性具有优先性。一旦对什么产生了情感,便会在情感力的促使下主动认知什么。所以,欲使当代人类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从而进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便需要首先激发当代人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进而在情感力的作用下主动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理性内蕴能够和合持久为一种稳定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时,当代人类便也进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颇多自觉者正是立足于人学,从情感到理性到境界,走出了一条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如陈大惠等举办的传统文化论坛、蔡礼旭等举办的传统文化讲座、寂静法师等举办的系列传统文化活动……

当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时,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们努力为人类寻求一条出路。在思索与探究下,出路显现出来,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从人学的角度出发,在实践中,一条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已经被成功地走出来,那就是情感作用下的理性内蕴和境界升华。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2]刘敬鲁.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德]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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