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摘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普鲁东主义改革资本主义交换体系的方案，同时也意识到了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即货币通过对商品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机制，使自身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抽象观念，并凭借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第一重抽象即对商品的抽象中，货币在颠倒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使自身成为主体的同时，也暴露了货币关系的实质，即货币不仅是一种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在后一维度上，货币又展开了第二重抽象，即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在等价交换的假象中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并以劳动价格即工资的形式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有通过历史性的方法才能破除货币抽象化机制所遮蔽的现象。

[关键词]货币；抽象化；马克思；普鲁东主义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3-0042-09

在许多现代思想家看来，货币是一种具有魔力的符号。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货币对于现代人的心理作用，使得货币批判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跃升到了形而上学批判的高度，充分揭示了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如果说《货币哲学》是在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中描绘和演绎货币是如何上升为“哲学”的话，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货币何以具有形而上学性？又何以从经济领域中的工具演变成了现代社会中具有魔力的符号？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有必要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首要的便是重温《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当然，这种“激活”并不是用齐美尔的理论重新构建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而是在充分尊重马克思原有文本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以思想提炼，进而获得理论启发。马克思在写作“货币章”之前，有一个重要的规定情境，即他批判的对象是普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等人的银行改革方案。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主义者虽然紧紧扭住货币批判，并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罪恶根源，试图打破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但正是这种货币批判蒙蔽了普鲁东主义者，使他们无法在货币和交换体系背后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生产领域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实际是在不摧毁交换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诸如劳动小时券之类的交换体系，但这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而只是从一种形式的奴役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且不论对普鲁东主义的批判是否合理，马克思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以货币为代表的交换体系为何会遮蔽普鲁东主义的批判视域，是怎样遮蔽资本主义的深层机制的？又当如何解蔽？如果联系到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即物的形式何以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货币是一种物，但物何以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魔力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呢？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在“货币章”的写作中始终在与普鲁东主义展开对话。在这种对话中，马克思必须要揭示普鲁东主义者的批判目光何以被货币所蒙蔽，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势必要深入分析货币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性以及货币何以具有形而上学性等问题①。

此外，还要注意到马克思写作“货币章”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即马克思试图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演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和矛盾发展过程。正是在借鉴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货币之所以具有形而上学性，其关键环节在于货币的抽象化机制。正是货币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抽象出来，才使得这种内在关系被遮蔽起来。换言之，货币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抽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关系的抽象，正是在这种抽象的基础上，货币成为凌驾于商品、个体乃至社会关系之上的具有普遍性效力的存在，从而在这种抽象中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实进程和深层机制，这就是货币的抽象化机制。如果没有黑格尔的逻辑学，那么，马克思便无法揭示货币的抽象化机制；同样，如果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无法破除货币的抽象化机制，从而也就无法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一、货币对商品的抽象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产生的，因此，货币的第一重抽象必然是对商品的抽象。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在讨论矛盾时，一方面，矛盾和对立来自于实体内部不同属性之间的差别，是差别产生出了矛盾；另一方面，矛盾意味着发展，因此矛盾也成了把握和理解具体发展过程的核心线索。货币与商品自然是一种矛盾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商品本身内在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两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关系，而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根植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货币对商品的抽象化机制自然也是在这种矛盾关系之中运演展开的。

（一）商品交换的前提——使用价值的抽象

商品是产生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在商品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即商品内在的自然属性与经济属性之间的差别、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别。“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相互转换的可能性。”[1]（P96）

商品两种属性之间的差别，意味着商品要直接表达自身会存在困难，至少会出现“质”上的混乱，基于这种“质”的混乱，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直接比较和交换也就存在困难。这种差别所构成的矛盾，势必推动着由商品细胞所组成的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商品之所以为商品，之所以能够完成交换，首先就在于商品中能够分裂出“交换价值”这一维度。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交换价值”意识的突显是随着原初固定的人类关系链条被打破而展开的。在早期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或者说，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劳动产品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转换，要么是基于不同使用价值需求之间的互补而实现（主要是剩余物品之间的调剂），要么是受制于某些固有关系（家长制、主奴制等）约束之下的“给予”“赐予”“上贡”等动作而完成的。即使存在一些成规模的交换活动，也是在有限的地域或亲缘关系内完成的。因此，在这种狭隘范围内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商品之间的交换或者真正意义上的商品，都是十分偶然的存在。

只有当那些狭窄的关系团体被打破，产品的私有性被提上议程之时，才会有以最大程度的积累、再造和复制为目的的资本逻辑的扩张意图，商品的交换才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需要，从而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商品的外化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社会关系”，人也就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社会性的存在：“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自然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即家长制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的力量就必定越大。”[1]（P107）

随着商品交换的这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商品内部两种属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激烈。有交换就要有交换的比例，有比例就要有商品之间的比较，有比较就要求有一个同质的、可比的要素。很显然，这种要素不可能是商品中的自然特性部分的客观规定性（即使用价值），因为不同商品之间的自然差别，既不可比、也不可分。这样，一旦商品进入交换的视野（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视野），就必然要求将其自然存在属性逐步抽象掉，取而代之为“交换价值”。

（二）交换价值的进一步抽象——货币是交换价值脱离于商品的独立存在形式

交换价值是与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同的社会属性，会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与商品本身相分离。“任何时候，在计算、记账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象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单纯的抽象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1]（P91）

交换价值首先需要具有商品之间一种同质的属性时才能进行比较，它表明的是这个商品可以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抽象了的劳动时间，即人类无差别的同质性劳动时间。具体商品的交换价值，象征的是其劳动时间的“一个可除部分”，“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同时，“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1]（P93）。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在无数次交换活动的积累下提炼出的一种社会普遍范围内的公共约定。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分析和批判思路，首先是把通常被当作历史前提的东西还原为历史的结果，这与他用历史性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思路是一致的。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既有的前提一样，交换价值这一概念也不是天然设定的，而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被沉淀下来、被普遍化了的关系结构。因此，交换价值也不仅仅是一种物的规定性，而是生产关系在现实交换过程中的衍生关系，它体现的是个体劳动与社会总体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交换价值等于“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货币等于“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1]（P109）。换言之，货币的出现顺应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急需脱离商品而获得独立存在的发展趋势。因为，如果交换价值没有获得纯粹的存在形式，没有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对象化的客观标尺，那么，交换活动的便利性就会大打折扣。一方面，这是因为，如果总是两个具体商品进行比较和交换，商品中自然属性的那部分就会在比较过程中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客观中介，两个商品之间在多大比例上可以进行交换便达不成共识。随着交换的不断扩大，一个统一的、普遍认可的交换媒介的出现已是大势所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实质上是将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抽象、进而脱离了商品实体而存在的物质载体。

（三）货币与商品的关系——货币与商品的颠倒

从货币产生的过程来看，货币首先必须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是它得以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前提。同时，货币是承担了衡量商品价值功能的一般等价物，成了同一切具体商品相交换的固定的一般商品。

于是，货币与商品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从概念本身来看，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具有特殊性。但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首先是通过对象化为一定额度的货币（或者货币符号）而存在的，实则是货币具有普遍性，而具体的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存在形式。

当然，货币的这种普遍性，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货币在作为价值尺度时，只需要在观念中体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属性，但在实际流通中，商品必须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表现为货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商品的需求，而是那种由货币体现的需求。因此，如果商品的价格不能实现，如果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那么商品就会丧失价值，丧失价格。一旦这种变为货币的特有的转化成为必要，就不得不牺牲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交换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从商业的奴仆变成商业的暴君”[1]（P149-150）。因而，货币的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是商品与货币关系颠倒了的表现。货币本应是商品的特殊形式，是商品在特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代表；然而在现实的经济事实中，商品却变为货币的代表。正是在这种颠倒关系的基础上，在重商主义者的眼里，特殊商品被认为是只在观念中对应一堆数量的货币，而唯一真实的就只有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具体的商品只是财富的特殊形式，而货币代表的则是财富本身。

与这种拜物教观点在同一思维逻辑的基础上走向反面的观点，则是将货币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货币是购买一切商品的凭证。这种观点的错误同样在于，将货币看作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存在，而没有看到真正需要批判的是从商品递进到货币这种关系结构本身其背后真正根源性的逻辑构成：“这种在同货币的交换中表现出来的情况，即货币不再代表商品，而是商品代表货币，这在价格规定中已经自在地存在了”[1]（P150）。

将货币看成实物存在的观点没有看到，在实际交换中，货币首先是作为一种观念化的中介，在交换者的头脑中完成了对商品价值的计算，而真正的金、银或纸币都只是这种抽象的价值概念的物质承担者。要考察货币的真正内涵，首先要追问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货币是如何完成商品间的价值比较的，这自然就要深入到商品背后的生产逻辑中，以及受这种生产逻辑所规定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

二、货币对社会关系的抽象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对商品的抽象时已经洞察到，货币并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所具有的第二重抽象，即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抽象。这种全面抽象的首要环节便是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颠倒，工人的劳动过程被抽象掉了，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也随着货币的抽象而被遮蔽。这就是普鲁东主义者之所以会受到货币关系蒙蔽的根源所在。

（一）生产与交换的颠倒——货币成为目的

货币原本是经济活动的中介工具，在现实社会中反而成了主体性的存在，成为生产、交换活动的真正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正因如此，一切活动的具体内涵自然也就被抽象化了。

货币在缓解商品交换困境的同时，将其矛盾推广出去。当它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获得了足够独立的外在于商品的存在形式时，也就为商品的普遍交换打通了道路。换言之，生产一件商品，能否实现交换、获得货币，也完全取决于脱离了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的物化形式。“商品是否能够转化为货币，是否能够同货币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本来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1]（P97）

在交换日愈发达的时代，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目的和依据，愈发外在于商品、愈发与商品本身无关。这似乎是将商品抽象为获得货币的中介，显然完全颠倒了商品与货币的真实关系，同时也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从生产决定交换变为交换决定生产，从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变为追求交换价值的生产：“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分工越发达，直接产品就越不再是交换手段。必须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不依赖于每一个人的特定生产的交换手段。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开。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1]（P99）

货币由原来的中介身份获得了如今的主体化地位，成为抽象统治的力量，这就衍生了以专门谋取货币而不生产新的价值为目的的商业，而商业的出现进一步造成了生产和消费、买和卖之间的脱节。同时，商业的本质是一种“以交换为目的的交换”，而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交换，它的出现凭空增加了交换的频率和次数，却没有增加实际的需求量，这就造成了供求关系更加严重的颠倒。“因为生产是直接为了商业，只是间接为了消费，所以生产既造成了商业同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的影响。”[1]（P98）

这种生产与交换关系的颠倒，从一定层面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的隐忧。因为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看到的只有商品在观念中可以实现的交换价值。他们会计算的是，多生产一百箱肥皂能多换来多少货币。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价值是被隐去的，不会有人去考虑会有多少人需要我的这些肥皂。使用价值被隐去就意味着，生产者面对的是一群隐形的客户群体，市场的需求是隐形的，是待定的，是有待创造的。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有个很重要的维度，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程，便是“刺激需求”。这激发了一连串的产业，如广告、中介、信贷、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等等。这样一番装饰演绎之后，挤出了无数需求的泡沫。而刺激需求的另一个方式，为了实现交换，把商品换成货币，生产者有时候不得不降低价格，“降价”就意味着相对压缩了利润空间。利润空间受到压缩，而再生产又不能停滞，也就带来了对信贷行业的深度依赖，由此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

总之，生产与交换的颠倒，最终表现为生产对交换的严重依赖，也就意味着交换与生产的对立。但是，这种颠倒，一方面是由资本自身的逻辑即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所要求的；另一方面，这种以追求交换价值为前提的生产的扩张欲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二）劳动过程的抽象化——货币价格（工资）的问题

货币本身代表了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一旦货币成为抽象统治，一旦生产以交换为目的、以收集抽象为目的，自然就形成了劳动过程的抽象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劳动与其自然属性、进而与劳动主体相分离。前文已提到，商品交换的前提在于抽离出其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而交换价值又具体表现为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但劳动时间如果要被一定数量的货币表现出来，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一定份额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相兑换的那种特殊产品上。”[1]（P117-118）也就是说，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只能代表同质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额度，而与劳动的具体内容和性质无关。

这就是劳动本身的一般化和抽象化，对于劳动主体而言，“劳动者的特殊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同任何其他特殊劳动时间相交换……需要通过中介而取得，它必须采取与本身不同的、对象的形式，才能获得这种一般交换能力”[1]（P121）。当特殊劳动时间必须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对象化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又不相符合时，就出现了劳动与劳动主体之间的矛盾、个体劳动与社会总体劳动之间的矛盾。个体劳动只能作为社会一般劳动的代表、而不是作为主体本身而存在。

逐渐地，原本的主体身份会淡出，劳动只需要也必须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在劳动者被雇佣的时候，雇主只看重劳动者机器意义上的能力，即在单位时间能生产出符合标准的交换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生产逻辑之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同样作为一种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投入使用的商品，脱离于劳动者本身而存在。

另一方面，当抽象了的劳动本身成为了商品，也就成为了剥削的来源。在雇佣劳动中，劳动以商品的形式转让给资本，并获得相应的货币价格形式的交换价值（问题是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的交换价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劳动在单位时间内，不仅制造出了自己实际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制造出了剩余价值。如果像普鲁东主义说的那样，不以货币的形式而以小时券的方式支付对劳动的补偿，那么问题就在于，一个小时的劳动能够换到多少价值回报？这个公式要怎么得来？如果单位时间内的劳动，都能得到与其创造出的价值相等的回报，而资本家本身不是劳动的参与者，又怎么可能获得劳动创造出的交换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公式显然是不可能划上等号的。货币价格的隐蔽性就在于，它制造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的假象。所谓的等价交换是一个幻象，而最为根本的不等价交换，表现为劳动力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与其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等价。而这种不等价往往通过货币价格（工资）的形式被掩盖掉了，但货币本身不是造成这种不等价交换的根源。马克思归纳了货币作为抽象主体成为统治的具体表现：“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些困难；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1]（P100-101）

在这些特点背后，马克思告诉我们，如果要从货币出发去批判社会的弊端，首先就要看到货币不只是经济范畴的概念，它所完成的对商品价值的承担，是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相联系的历史过程的演绎，是人类在生产和交换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凝结在特定物质形式上的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总结道：“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1]（P69-70）

三、历史性对抗抽象性

货币作为抽象统治的力量，只是客观历史逻辑展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表象，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颠倒了的客观，不仅是交换领域中的问题，更是生产领域中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本身被过分妖魔化，被当作道德批判的对象，反而将根源性、本质性的客观本质掩盖掉了。货币本质上是人通过劳动和交换而发生的社会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行为普遍化的结果是，交换行为（货币关系）成了在人与人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形式。

全面抽象指的是全面的依赖性，这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粉饰太平的自由、平等诸种提法的全面反思。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享受市场法规保护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处在平等交易的位置上，但这种平等的前提是，每个人仅仅通过与货币发生关系，进而与其他人保持联系。除去货币这个因素，他们就只是被抽离了人格等所有特质的原子式的个人而彼此独立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P106）。

可见，这种社会联系和活动，是依某种外在于个人、不受个人控制，同时又反过来控制个人的物——生产出交换价值以换取货币的逻辑——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活动的具体形式、活动主体即个人的特性、产品的具体内容等等因素，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抽象出一个一般意义的交换关系模型，也就是马克思在多处提及的市民社会中异化了的交往方式，是一种“异己的”[1]（P107）社会联系。

这里所谓的抽象的交往方式，虽然是观念和理论中的表现，但其内在本质仍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脉络而展开的，绝不仅仅是观念领域的产物。就像货币虽然成为一切社会活动最终的抽象目的，但它仍然是物质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结果，而不是观念中创造出来的形而上的欲望和目标。因此，表面上看来是货币掌握了抽象统治的绝对主导，但这种视角又恰恰掩盖了真实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货币被推至风口浪尖，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不可能指望通过取消人们观念中对货币的狂热追逐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一方面，这是因为对货币、金钱的欲望并不是本质上存在的人性特质，而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对象化过程。因而，与其说人追求的是货币，不如说人是在追求一种对现存社会关系中一定位置的维持，而这种身份和地位的维系，这些关系和地位的维护，除了通过货币这种表象化的手段之外，是完全不由人本身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些社会关系所揭示出来的矛盾和尴尬，其根源还在于生产结构中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资本的逻辑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呈现出物化的形态。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物化的关系形态将劳动生产出的社会关系所遮蔽。

另一方面，由于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和倒退就可以完成的转换，这种普遍的物化关系、这种交往的普遍展开，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在普遍交往（尽管是以异化的方式）过程中获得了全面发展的个人，已经不可能也不需要退回到原初的自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是认可这种抽象关系的，“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1]（P111）。

从最自然原初的人类共同体到如今的市民社会，这是历史真实过程，而不是经由概念的倒推演绎出来的图表。“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P112）

立足于这样一个认识，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一定阶段的结果，不是古典经济学家眼中的天然永恒的事实前提，这个阶段体现的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发达的关系体系，当然它不是最合理的阶段，必须留有提供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余地。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考证研究之上，证实了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一方面体现为对于之前生产结构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蕴含了对于其之后可能的生产形式（共产主义）的不合理性。

通过在“货币章”中的分析，马克思用历史性的方法对货币做了新的高度的阐释。货币的普遍化和主体化，从其内在逻辑上说，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复杂化的结果；从其表象演变来说，是商品交换模式逐渐稳定化与扩大化的历史过程。

四、结语

在“货币章”中，马克思以普鲁东主义为对话的对象，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参照，在具体论述中隐含着对货币的抽象化机制的分析。正是在这种分析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真正联结点。一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将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批判融为一体，但问题在于，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批判如何内在统一？换言之，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批判相互交融的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货币章”中的货币批判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个案。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受赫斯影响的马克思已经进行过一次货币批判，即将货币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达，人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交往异化和货币批判。但这只是用哲学话语外在嫁接于经济关系之上，也就是说，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是外在嫁接的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则不同，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抽象化机制中发现了货币发展的逻辑与黑格尔式理念的逻辑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如对特殊和普遍的关系的颠倒等），即在货币对商品和交换关系的抽象中发现了货币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性，因此，马克思才会在“货币章”中写道：“抽象成为统治。”换言之，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时代，是受观念支配的时代，这种观念既可以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也可以是活生生的货币符号（马克思在“货币章”中曾明确提出过“作为观念的货币”这个概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真正实现了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批判）的内在统一。

注释：

①在此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固然没有在“货币章”的原文中明确提出过“货币的抽象化”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隐含在他对普鲁东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就一直对普鲁东及普鲁东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在“货币章”中，马克思对普鲁东的批判不同于以往的批判，而是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普鲁东主义者的批判视野是如何受限于货币交换关系的假象而受到蒙蔽。这事实上就牵涉到了货币的形而上学性问题。如果货币不具备这种形而上学性，是无法遮蔽人们对资本主义内在关系的认识的。因此，本文试图把隐含在马克思文本中的相关思考加以勾勒，从而呈现出马克思对货币的抽象化机制问题的思考的大致思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