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引

[摘要]随着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人们投资的原动力从“经济理性”转向了“财富幻象”。财富幻象是一种片面的、扭曲的财富观，是对财富本质、结构、意义、方式和时空的片面反映和不合理夸大，是对“人的目的”和“物的手段”二者关系的颠倒。要把二者颠倒过来，跨越财富幻象的陷阱，就必须大力倡导“人本财富观”，以“全面生产的经济学”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以“人本财富观”扬弃“物本财富观”、以“人本价值观”扬弃“物本价值观”、以“人本世界观”扬弃“物本世界观”、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相统一的人生观扬弃“物本人生观”。

[关键词]投资原动力；经济理性；财富幻象；人本财富观；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3-0034-08

财富是人的劳动的结晶，是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现实化和关系性的确认。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发生，经济学从古典范式发展到现代范式。随着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换，人们的投资原动力也从原来的“经济理性”转向了“财富幻象”。财富幻象是一种片面的、扭曲的财富观，是对财富本质、结构、意义、方式和时空的片面反映和不合理夸大，是对“人的目的”和“物的手段”二者关系的颠倒，是短缺经济时代经济学的“传统智慧”[1]（P8）继续影响过剩经济时代人们思维和行为的结果，是一种片面的财富观、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导致现代社会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在人类社会已经总体步入过剩经济时代的今天，要跨越财富幻象的陷阱，就必须大力倡导“人本财富观”，以“全面生产的经济学”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以“人本财富观”扬弃“物本财富观”、以“人本价值观”扬弃“物本价值观”、以“人本世界观”扬弃“物本世界观”、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相统一的人生观扬弃“物本人生观”。

一、经济学转向与投资原动力转型：从“经济理性”到“财富幻象”

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边际革命”是经济学分析范式转型的标志，至此，经济学由古典范式转向了现代范式。随着这一转变，人们的投资原动力也从“经济理性”转向了“财富幻象”。

（一）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向：从古典范式到现代范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部分指出：“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53）既然如此，经济学在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这一逻辑就表现为经济学的范式与范式的转换。复旦大学马涛教授认为，依据经济分析范式的不同，可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前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三个历史时期[3]（P9）。从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向是一次重要的经济学革命，其核心是主观心理分析价值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分析的超越。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核心集中在其客观价值论上。重农学派认为，在一个经济中只有农业才会创造财富。亚当·斯密不满意重农学派的见解，用比“农业生产”宽泛得多的“劳动”概念来定义经济价值的形成，提出了财富是“劳动”的结果，得出了“劳动价值论”的结论。斯密之后，萨伊、李嘉图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价值论判断。

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是现代经济学开端的标志。“边际分析”的基本思想认为，“产品的价值是人对产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3]（P10）。这一分析范式把个人从历史和社会中抽象出来，以研究这种抽象的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即消费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同时，它将这一出发点建立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假设之上。这一理论强调心理分析，以“苦乐心理”（追求享乐和避免痛苦的心理）来寻求经济规律，把一切经济范畴都说成是人们心理上的反应和表现。

古典范式中的经济学价值实体在逻辑上不能逾越劳动或生产过程的物质属性，而“现代范式则认为经济物品的价值是由经济体系的系统因素形成的，这些因素不仅有物质属性的，也有精神属性的，因此现代价值概念的逻辑意蕴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3]（P11） 。人们将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中主观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过度夸大或者扭曲，财富幻象便是这种夸大和扭曲的结果。

（二）投资原动力转型：从“经济理性”到“财富幻象”

在古典经济学形成和常规发展时期，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经济理性”范畴一直是人们在理性经济活动中所固守的法则。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详细阐述了“经济理性”范畴所蕴含的核心思想。在斯密看来，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在“经济人”利己心的驱使下自然而然发生的，利己是人之本性，一切经济活动和行为都是由人的这一利己本性决定的。斯密指出：“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4]（P14）经济活动中的分工交换、劳动就业、储蓄投资等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在国际分工方面，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5]（P639），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创立了“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这一理论被看作是支配国际贸易的永恒定律。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生产费用，即商品的内在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这个定义表达了商品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且在劳动生产力不变时保持不变。”[6]（P83）之后的边际效用派和制度学派都对经济理性有过十分详细的描述，他们都以最小的投入和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和收益为理论预设。凯恩斯指出，资本边际效率是“以货币投资于新的资产所可取得的报酬率”[7]（P115）。简言之，资本边际效率就是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以取得的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这是诱导人们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可见，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经济理性成为人们理性经济活动的普遍法则。

与重农学派追求使用价值、重商主义追求交换价值不同，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无止境地追求抽象财富是资本的固有本性。伴随着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向，财富的形态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再向幻化形态转变。在幻化形态下，作为心中神物的“想象的财富”成为个人疯狂追逐的精神源泉，财富的社会形式越来越与其物质内容相背离。这种背离为意向性的财富创造提供了充足的运作空间，进而使得财富在本质、结构、意义、方式、时空等层面出现扭曲或被不合理夸大，最终导致人们对财富幻象的深深眷恋甚至在追求财富过程中迷失自我。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财富创造机制渐渐呈现出来，与这种财富创造机制相适应的投资动力机制即财富幻象便随之产生出来。“财富幻象是对财富本质、结构、作用等的片面扭曲反映与不合理夸大，是一种虽有生成原因、历史合理性却在本质上有深层问题的财富观、财富态度。”[8]这种财富观、财富态度的生成，主要是个人出于对其获取货币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自己总资产预期的过高期望，这是人们投机性金融妄想症发作的表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公理，从而使自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所坚守的经济理性原则轰然坍塌。对“财富梦”的美好憧憬和精神幻想成为人们投资动机开始的源头。

二、财富幻象的本质内涵和主要类型

从重商主义开始的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一开始就对财富的本质、来源和积累问题进行了探索。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不同，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来源于劳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是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4]（P2）黑格尔认为，财富不仅源于人的劳动和创造，而且是衡量人性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则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591）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用等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否则“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沉浮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P538）。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思想家对财富本性的共同关注说明，现代社会发展与财富密切相关，财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对财富本性的追问，是对现代社会生成、发展和转换规律的深度把握。财富作为现代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形式上看，财富可以划分为自然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等；从内容上看，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财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劳动创造物，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财富生成的根本源泉及度量财富的最终尺度。“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0]（P519）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了财富的生成和本质。他们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价值源于劳动，并分别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4]（P1）。“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11]（P1）唯物史观不满足于有关“劳动财富论”的阐释，认为人的劳动力、劳动能力、生产能力或创造能力才是劳动的核心内容，也才是财富或价值的最根本源泉。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劳动价值论，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价值论”，这是对财富的“劳动力本性”的揭示。另外，劳动能力、生产能力的生成和使用都必须受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制约，劳动能力和生产能力作为财富的本质，就自然而然地使财富具有了“社会关系本性”。所以，财富是人的“劳动力本性”和“社会关系本性”的有机统一，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劳动能力构成财富的最根本属性。纵观历史，反观现实，人们往往不是通过财富的物质实体构成、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财富的人本属性来理解财富，而是从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联想或想象路径而将财富理解成人的一种意向性存在，这种意向性存在便构成了财富幻象[12]。

从本质上讲，财富是内容和形式、内涵和外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和重商主义追求交换价值一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追求剩余价值，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只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财富观。从结构上讲，一个社会的财富应是自然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统一，若联系到我国现阶段“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那就是物质财富、政治财富、精神财富、社会财富和生态财富的统一。我们不应该将财富的这几个方面等同于财富创造的不同阶段，而应视为财富的几个方面或几个因素。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往往更多地追求物质财富，而相对地忽视对政治财富、精神财富、社会财富和生态财富的追求，这是现代社会发育过程中财富内容的重要结构性问题。这种片面的财富观是导致当今社会出现种种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问题的总根源。从意义上讲，尽管财富有着丰富的内容和不同的存在形式，有着人本性内涵和广阔外延，但财富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却永远只具有奠基意义。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化，但这种现实化并不能体现人的全部本质。财富的意义幻象就是将现实化的财富当成人的本性的核心内容。从方式上讲，财富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化、世俗化，是人的现实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展现。正是基于此，人们往往利用工具理性大肆追求对财富的占有或垄断。以宗教或信仰的方式为私有财富的占有或垄断提供合理性是这种私有财富观的最高形态，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新教伦理就是这种私有财富观的典型形态。这种财富观或者财富宗教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和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促进了当时人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但这种财富观也存在严重问题和弊端，比如，有的宗教机构或宗教人士通过主张虚无财富观，让别人轻视或鄙视物质财富，为自己控制社会基层、大肆聚敛财富制造舆论氛围，从而使自己富起来。批判私有财富观并不意味着要用共有财富观来取代私有财富观，探索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财富占有方式才是关键。从时空上讲，财富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或历史现象，其存在方式、作用或意义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树立重心不同的财富观。在对财富的具体认识上，人们往往受“传统智慧”的影响，将财富的本质或作用抽象化，形成财富的时空幻象。20世纪中叶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达到丰裕状态，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利润的驱使下无视这一现实，仍然疯狂地追求对物质财富的无穷积累。这是将短缺经济时代的财富观武断地迁移到过剩经济时代的结果，这是财富时空幻象的典型表现。

三、财富幻象的哲学反思和文化后果

“关于现实个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P519）而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研究中，“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0]（P531）。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591）“生产物质生活”只是全部人类生活的基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不应该把人类生活的这几个方面看作是几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几个方面或者几个“因素”[10]（P532）。个人发展的全面性，根源于社会生产的全面性。不是仅仅满足于个人的物质需要或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而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每一个个体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精神财富和个性财富的有机统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从“扬弃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到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再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为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的整个理论探索过程，都是为这一价值目标服务的。财富幻象作为对财富本质、结构、意义、方式和时空的曲解或不合理夸大，是对财富的内涵和外延的割裂，是对财富结构理解的以偏概全，是对财富的意义和人的本质关系的颠倒，是对财富占有方式的抽象和虚幻，是对财富作为历史范畴和历史现象的忽视，财富幻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只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其他方面财富追求的片面的财富观、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对财富，自然不应该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还应该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即把人与财富、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成对象性关系。财富幻象以一种财富中心主义世界观，将人的本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凝结成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狭隘性，将人与财富、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成只是主客体的关系。主客体关系对对象性关系的取代，导致了人的发展的“单向度”和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不可持续，这不可避免地宣告了人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终结以及自然环境良性发展的终结。这种终结是“人的终结”“自然的终结”。

财富幻象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理念之上的以私有化为本位的财富追求机制，这是现代社会私有化泛化的标志。私有化泛化是导致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私有化颠倒了人作为目的和财富作为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当成实现个人利益目的的手段。这种没有边界的泛化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片面化、简单化，导致“历史的终结”。

财富，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化、世俗化；另一方面，人性的完善、素质的提高又得益于财富的奠基意义。但在现代社会，财富幻象类似于一道“普照的光”，它使世界上一切人文精神、理性原则都改变了颜色，都变得片面化、功利化、世俗化。在财富幻象面前，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P35）。一个曾经令人向往的天堂般的财富社会将变成一个人类文明全面衰落的陷阱，这将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

四、财富幻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财富幻象是对“人的目的”和“财富的手段”的颠倒，是短缺经济时代经济学的“传统智慧”继续影响过剩经济时代人们思维的结果，是导致现代社会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在中国，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过剩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大力倡导“人本财富观”，以“全面生产的经济学”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以“人本财富观”扬弃“物本财富观”、以“人本价值观”扬弃“物本价值观”、以“人本世界观”扬弃“物本世界观”、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相统一的人生观扬弃“物本人生观”。

（一）以“全面生产的经济学”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其名著《富裕社会》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正在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丰裕社会”。与此相适应，以解决贫困问题为目标的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已经过时，人们应根据需要体系升级对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要求，建构私人生产和公共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平衡”的新制度经济学。如果抛开理论的立足点不考虑，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全面生产”的理论是具有相通之处的。

“中国以西方经济学家（其实也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所有资产阶级学者）所看不懂的方式，完成了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过渡。21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开始出现了加尔布雷思所说的‘丰裕社会的种种迹象。”[13]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从总体上看，这种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从具体状况看，这一表述需要具体分析。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虽然这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或结构性过剩。为此，中国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应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此处的“文化”不仅仅包括“精神文化”，还应包括政治、社会、生态等等在内的广义上的文化，也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全部内容。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在考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这符合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一般原理。中国社会应该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匡正人们的财富幻象，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私人生产和公共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平衡”的“全面生产”的中国经济学。

（二）以“人本财富观”扬弃“物本财富观”

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现代经济学，人们的财富观经历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观”、重农学派的“使用价值财富观”、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财富观”和边际学派的“效用财富观”等变化。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将资本作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财富观”是建立在其“人本财富观”的立场之上的。笔者将“货币财富观”“使用价值财富观”“资本财富观”“效用财富观”统称为“物本财富观”。“物本财富观”是与“人本财富观”相对立的财富观。财富幻象是对“物本财富观”的夸大和扭曲，要实现对财富幻象的历史超越，必须从根本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本财富观”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人本财富观”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不是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马克思还指出，人除了有物质需要以外，还有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精神需要直至个性自由的需要。与此相对应，财富的类型除了物质财富，还应包括社会财富、政治财富、精神财富甚至个性财富。人们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需要的结构，并通过新的需要体系的建立，不断为“自由个性”的实现创造条件。

（三）以“人本价值观”扬弃“物本价值观”

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和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需要层次不断升级。需要层次的升级不仅带来了财富观的变化，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变化。与财富观的变化相对应，价值观也经历了“货币价值观”“使用价值观”“资本价值观”和“效用价值观”即“物本价值观”的变化。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目前的重点是扬弃“物本价值观”，建立“人本价值观”。

“物本价值观”的特点是将所有需要转化为对“物”的需要，包括对货币、商品、资本等的需要。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只有能用“物”来衡量的才有价值，其中，物的价值在于它能交换到多少“物”，人的价值在于他（她）能赚到多少“物”。“人本价值观”并不否认“物本价值观”，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角度看来，“物”只有手段价值，“人”才具有目的价值，“物”只是达到“人”的目的的手段。货币、商品和资本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需要。财富幻象正是对“人”的目的和“物”的手段的颠倒，必须予以摒弃。

（四）以“人本世界观”扬弃“物本世界观”

“人本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世界观”不同，“科学世界观”中的“科学”主要是工具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0]（P526），主要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经验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世界观”则是价值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主要研究人的依靠劳动的诞生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谈论的“世界”总是指“人的世界”，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和社会”[10]（P1），人的世界也是一个对象性世界、人化世界，即人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人化的统一。“人化世界”是人把整个世界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不仅包括货币、商品和资本在内的“物”是财富，凡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包括未来社会中的“人”都是财富。到那时，财富幻象将被彻底消解，人类的财富将是一个包括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精神财富和个性财富在内的立体的财富世界[14] 。

（五）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相统一的人生观扬弃“物本人生观”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5] （P459）。这是马克思“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相统一的人生观的最初表达。人类幸福表现为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个性自由表现为建立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统一基础上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这与财富幻象疯狂追求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的人生观是截然相反的。

弗洛姆指出：“‘我（主体）有某物（客体）这一陈述是通过我对客体的占有来定义‘我这个主体。主体并不是我自身，主体是我所拥有的东西。”[16]（P65）这是典型的“财富幻象之光”照耀下的人和物的关系。在过剩经济时代的当下中国，人们应该将需要层次升级的自发性转化为追求人类终极关怀的自觉性，用“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相统一的人生观引领“物”的发展和“人”的完善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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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5.责任编辑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