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明

[摘要]为厘清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源流关系的模糊认识，有必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予以详细梳理。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理想目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广泛吸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华，还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原则，广泛吸纳人类文明的其他优秀成果，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先进价值理念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克服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局限性，是当代中国最进步的价值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3-0027-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范畴吸纳进自身体系之中，又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先进价值理念作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它融含有时代的创新精神”[1]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理想的继承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中，富强、文明、和谐价值观念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社会理想。富强、文明、和谐是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大多数思想家、政治家都怀有的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凸显着中国政治治理的人文主义精神。我国春秋时期，儒家、法家、墨家、农家思想派别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就社会目标而言都殊途同归。自春秋以后，富强、文明、和谐不仅是构建理想社会的价值依据，而且是中国王权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特质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三者并重的发展理念，它们所反映的应当是社会各阶级、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理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地把它们继续作为自己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体现了对人民意愿的尊重，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肯定。具体而言，富强、文明、和谐这三个范畴又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首先，社会主义的富强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现实关怀精神。富强是传统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追求，是爱国主义、以人为本的集中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富强价值理念的认识成果有：一是认识到富强是国家独立的基础。《管子·形势解》：“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二是认识到富强是改善民生的基本。《周书·无逸》说：“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三是辩证地认识到国家的富强与道德礼义、社会和谐的关系。《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指出国家富裕可以增加人们的道德行为、培养人们的道德心理。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也是看到了经济基础对社会道德的决定作用。古代政治思想家在对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基本上都是以发展农业为本，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却反映了政治家以民生为本的人道精神。国家的富强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古代政治家以民生为本的人道精神，更深刻地认识到富强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康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把富强价值理念作为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其次，社会主义的文明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的一个词汇，是一个国家追求进步与否的标志。《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夏桀、商纣的暴虐而导致夏、商覆亡的史实，为西周文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反面教材。传统社会的政治文明包括：第一，明德慎罚。西周初期统治者以殷纣滥施酷刑为鉴，提倡敬德，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第二，以礼明人伦之别。《左传·隐公十一年》指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孟子最早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教育目的——明人伦。《孟子·滕文公篇》：“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通过礼的践履，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良好效果。第三，仁爱。仁者，爱人，是对生命的爱护。在道德教化上，通过“爱亲”而扩充“泛爱众”，注重“恻隐之心”的道德情感培养。在政治上，思想家提出“仁政”的主张。仁与礼犹如文明之两轮，仁是心之理，礼是实现文明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礼，充分发挥其仁之本性。以文明作为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要求统治者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为社会政治提供了深层的精神定位，制约了统治者的权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已经融入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的时代内涵，人们通过各种文明的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文明是导引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最后，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美好生态秩序和美好人伦秩序的追求。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没有西方那种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成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身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谐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和谐是中国传统社会导引社会以德治国的基本价值指向。首先，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次，传统文化讲究人际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目的是维护人际和谐。传统文化把人的不同人际机遇的基本行为规范都纳入到一个周密细致的礼的体系中，既规定了日常家庭生活中人们应当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基本道德准则，也规定了一般交际关系中朋实、友信的行为规范，还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主臣属提供了君仁、臣忠等角色规范。再次，传统文化重视身心平衡。《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此外，传统文化重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如《尚书·尧典》中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再如《周易·乾卦》提出了“万国咸宁”的和平愿望。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更是在提倡王道仁政的基础上，提出“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反对不义之战。传统社会以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安宁的渴望，缓解了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矛盾。对于个人利益凸显的当代社会、贫富悬殊存在动荡风险的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谐是富强、文明社会的基本表征，是传统至近当代中国人民的一贯诉求。但是传统的和谐观强调道德自律，因而缺乏法律、民主、公平和正义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既有强调自律、克制的一面，又建立在社会公平和正义基础之上的。长久和平、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的两大命题，和谐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农业社会产生的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伦理本位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并内化于主体头脑中的对客体对象的评价结构”[2]（P51） 。富强、文明、和谐等价值理念客观上把握了人民的基本需求，符合人民的根本愿望，在推动传统社会发展、弘扬社会正义、维系社会人伦关系，缓解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齐勇先生认为，“多维厚重的中华人文精神超越了单维度、平面化的西方启蒙理性与功利主义，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深长久远的价值，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缺失有补偏救弊之功”[3]。不过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限制，传统社会的富强、文明、和谐追求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因此它无法跳出“君为民主”“以吏为师”的历史藩篱。传统社会富强、文明、和谐思想的人本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知民之急顺乎民意为民造福的精神是一致的。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这些价值范畴，流传至今成为民族智慧结晶，经过历史长期考验和当今时代理性审视仍然具有沿袭下来的价值，它们既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理想的继承

传统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儒家提倡的人格理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文化特征，它们在习俗中沿袭下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其实际奉行的传统道德的合理成分，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宝贵的道德资源。它们是人类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的历史基础和历史渊源。

爱国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对国家的基本承诺，它既是一种伦理要求也是一种政治要求。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侵略者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强烈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爱国精神在维护祖国统一、抗侮外辱、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爱国主义；有军事将领、普通战士的奋不顾身，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爱国故事千古流传；有埋头苦干的爱国主义，如黄道婆发明新纺织技术德泽乡邻。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人民百姓生存境况的改善、华夏民族的统一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爱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也是政治义务—“忠君”的扩展。而在当代，社会主义的“爱国”内涵更丰富，不仅包括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的内容，而且包括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爱祖国的灿烂文化等内容。

敬业是传统价值观中一个人道德人格发展的动力。对于从政者来说，敬业是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勇于谏言、秉公执法、勤政爱民。对于普通人来说，吃苦耐劳是敬业的体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要为事业尽心尽力，提出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观点。荀子在《议兵篇》里，他指出：“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大禹为治洪涝水灾，“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4]（P38）。周公为了完成周武王的遗命，“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尽心尽力辅助周成王。包拯办案明察秋毫，两袖清风。李时珍“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写出《本草纲目》等等。“敬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一个敬业的民族，才能促进经济的旺盛增长，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传统敬业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诚信在中国传统价值观里是个体道德人格的基点。诚信包括不自欺和信守承诺。在儒家那里就谈到了诚信的四个方面：诚信态度、诚信学风、诚信经商、诚信政务。首先是诚信态度，诚信首先指主体不自欺，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身心就会扭曲，品格就会发生异化或变形。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其次，诚信学风。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再次，诚信致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靠欺诈等不正当邪道谋利。最后，诚信政务，“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古代思想家对“诚信”非常重视。《管子·枢言》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立人之本。《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明理学早期代表周敦颐把“诚”作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礼记·大学》指出：“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庭不讲诚信，家庭就不会和睦。荀子说：“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荀子·强国》）。儒家看到了诚信在商业发展中的作用。管子学派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管子·乘子》），意指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以商谋利。诚信是建设一个互相信任社会的道德基础。诚信关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取信于民，国家政权就会稳定、就会发展，否则就会衰败以至灭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一方面保留传统诚信的内容，另一方面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需求的契约精神。而政务诚信的最高境界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友善是传统价值观中个体道德人格的心理基础。我国历史上的儒家、道家、墨家都阐发过友善的思想，儒家的“仁爱说”即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友善说”的来源。传统价值观里的友善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它既可以小到处理个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可以扩展到上与下、国家与国家、个人与环境间的关系。《论语》有“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宋代张载主张对环境抱持一种友善态度。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孔子看到了仁爱之心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价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提出了友善的行动标准，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善是促进人们人格完善的基本力量，既是个体慎独的定向系统，又是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的道德约束力量。孔子认为“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友善是建设文明社会的心理基础，是维护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的纽带，是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友善价值观不仅可以调适频次繁多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而且具有悦人悦己的精神功能，“会使人们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关爱中感受做人的价值和尊严”[5]。现代社会的“友善”是平实而简易的行为，可以去除当下某些“人心冷漠”现象，将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的关系，促进人们齐心协力地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友善”不但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更是社会的基础，是联系社会的重要纽带。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其成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儒家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之道的来源。儒家强调个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如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到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切社会理想皆是由具体的成员及其阶级去努力实现的，所以，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品格修养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儒家文化中，对个人修养提出了很多道德义务，道德义务的践履主要靠主体的道德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具有超越功利的道义性，使注重道德自觉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当然，有些道德义务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中应该否定的一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立身之本，是社会富强、文明、和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6]。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强调了价值观的规范功能，虽然是以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地位为归宿，忽视了人民的个性发展，但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强调继承传统价值观的自律特质，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理想人格，把“臣民人格”改造为“公民人格”，达到了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超越

“在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现实与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7]（P20）在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继承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注重从价值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8]（P1）。

从内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除了汲取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精髓，还吸取中国传统道家价值观中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学说中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 以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中的民族复兴为视野，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先进性、时代性、开放性、广泛性、民族性等特征” [9]。当代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最终的落脚点绝不仅仅止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是将之扩展到人的政治权利、人生幸福等诸多方面。不只是以控制、规范为社会治理手段，对于社会进步的追求更为重视人的发展需求的满足。社会核心价值观又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变迁中，社会的某些核心价值被解构了，而另一些核心价值却逐渐被建构起来。这一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核心价值的解构和建构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客观过程”[10]（P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抛弃传统价值观中以维护君权为目的保守过时的成份和浓厚的封建等级制色彩，弘扬其在不同时代皆有价值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诸如民主、自由等更为先进的价值范畴，更具有科学性。

从关注的重心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的重心较之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传统文化崇道尚德的精神，保留了社会对道德自律的追求，从而可以避免重蹈西方个人主义的覆辙。但随着经济政治的显著变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权利诉求。其价值观功能由稳定秩序为主向满足权利要求为主转变，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指向。如果从人性尊重的角度而言，个体在生活幸福上、政治参与上、社会尊严上都得到完全的实现，已经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时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制度设计不仅是衡量现代理想社会的客观要件，同时依据当代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也是实现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途径。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是人们实际生活中争取个人权利的依据，是使政治生活中的弊端得以矫正的重要手段，必然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如果自由、平等的理念要落实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就必须采取合理的政治构架和适宜的政治措施。同时，民主、公正、法治为自由、平等理想的实现提供切实的保障。社会核心价值观重心发生重大变迁的原因是人们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认同和肯定，中国共产党强调了理想社会实现过程中个体自主性的绝对意义，民主法治途径被视为个体合理需求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把国家的富强文明幸福看作是个体与制度共同创建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自由、平等作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并未因此将爱国、敬业、诚信、富强、文明、和谐等排除出核心价值观，这显然更符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同时也更符合各个阶层不同层次的理想需求，因此更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推广核心价值观。

从理想与实践的联系程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理想与实践的紧密性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传统社会价值观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的理想，有从实际出发的理想，也有不从实际出发的理想，道家从宇宙论方面表述的自由、平等，儒家性本善的仁爱都具有抽象性。社会实践与美好的社会理想差距太远，一般民众并不熟知，美好的社会理想无法成为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们就会批评统治阶级提出的价值观，其价值理念也不会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如中国先秦的道家就产生出自由、平等观念，但其自由、平等观念并未成为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当下的自由民主政治实践比较接近，人们则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想采取维护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时代达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通过其价值理想实现手段的比较也可以发现，传统政治以德治思维为主、人治方式、自给自足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治理以法治思维为主，德法并重，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保障。中国共产党庄严承诺：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历史，也是在辩证继承传统价值观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先进价值观中国化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参考文献：

[1]阎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J].党政研究，2014，（3）.

[2]袁银传.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3]郭齐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N].光明日报，2014 -04-02.

[4]司马迁.史记·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王翠华.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J].湖北社会科学，2014，（5）.

[6]殷忠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9）.

[7]冯颜利，廖小明.问题·旨趣·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探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黄进.论核心价值观[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 程林辉.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N].广西日报，2014-03-13.

[10]廖小平.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