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作家结缘于某个地域、某条河流、某座山脉，这也许就意味着他走进了灵魂的殿堂，他获得了创作中真正的源泉。说到这里，让我们想起了创作出《创业史》的柳青，同渭河流域的感情；想起了创作出《林海雪原》的曲波，同东北大森林的融入；更想起了创作出《红高粱》的著名作家莫言，同胶东大地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现代的许多著名作家都青睐于自己所植根于生存过的那片土地，从那里他们汲取着天地、河流、山脉赐于作家的不竭的营养，催生着他们的作品展现着永远的魅力。如今，我们从著名作家王雄的文章里，又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片迷人的汉水流域所给予作家的丰厚的馈赠，正是由于王雄虔诚而艰难地耕耘在这片积淀着深厚文化的土壤上，他才有了今天这令人感动的收获。奔流不息的汉江水，一去不复返地波涌在历史的河床中，深深热爱着这片江域的作家，我们期待着他更扎实的收获。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我在长江边的乌林山寨当农民。我是作为下乡知识青年，从洪湖县城来到这里的。

这是一片延绵环结的丘陵地带，每个山丘，都隐藏着许多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借东风，火烧乌林，曹军大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大汉政权皇帝陈友谅也是出生于此。他死后，就埋葬在故里的山丘上。

公元1351年，徐寿辉起兵，建立天完政权。1359年9月，陈友谅杀害了在反元战争中功劳卓著的天完将领赵普胜。三个月后，陈友谅挟持徐寿辉，登基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1363年，陈友谅率60万水军与朱元璋交战，在鄱阳湖大败。突围时，陈友谅中流箭而死。

房东告诉我，陈友谅被箭射死后，头被朱元璋的手下砍下请功去了。陈友谅的亲信只得给他做了一个金头陪葬。为防盗墓，下葬时，在乌林、黄蓬山一带的山丘上同时垒起了99座一模一样的坟头。当然，只有其中之一埋有陈友谅的金头。多少年过去了，乌林这一带仍然经常看到有人拿着铲子，东挖挖西挖挖，那是在寻找陈友谅的金头呢。

陈友谅金头的故事，让我们一帮下乡知青夜不能寐，想到真的若有那么一天，挖出了陈友谅的金头，或者挖出个曹操的什么宝贝，那可就发财了。说来也巧，这天终于来到了。

这天，我们知青点的活路是架桥。知青点在山坡上，山下是一条灌溉农田人工渠，水渠上的便桥，是我们下山的唯一通道。一连下了两天暴雨后，渠水猛涨，冲走了便桥，山上成了一座孤岛。天刚放晴，大队就派来了工匠，带领我们架桥。工匠的设计方案是仿赵州桥式样，用石块垒起一个拱形，上面走人，下面流水。我们在上下游各垒起了一个坝，排干坝内的水后，便开始挖基脚。

先清掉稀泥巴，然后开始挖硬土。我们干得很兴奋。突然，手中的锹“咯吱”了一下，挖出了好几块破瓷片。我擦了擦瓷片，上面写着“福、禄、寿、典”等字样。我惊喜地喊道：“我挖到宝贝啦！”工匠叫道：“赶快停下，别伤到了古物。”

乌林人见多识广，开山挖渠碰上古墓古物是很常见的事。工匠立即扔下手里的锹，带着我们躬身用手掏了起来。果真是一个古墓葬，我们一口气掏出了2000多个碗。古墓惊了县文化馆，他们立刻派人下来进行了考古，确定为明末古墓，陪葬的碗大都是民窑品类，价值不大。最后，文化馆专家带走了几个碗，剩下的全留给了我们。

2000多个古碗，一下子让我们知青点的日子富裕起来。我们将它锁在仓库里，钥匙由我这个知青队长掌握。每天由我批准拿出一个或几个碗，与山下的农民换回青菜、鸡蛋、鸡鸭等食物改善生活。一天，一个老银匠手拿摇铃，挑着担子来到了我们山上。老银匠想讨要几个瓷碗。他说：“你们的碗用不完，能不能给我几个？”大伙哈哈一笑：“你拿袁大头来换。”老银匠摇了摇头：“我没有。”大伙问：“你有什么？”老银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会讲故事。”同伴们哈哈一笑：“听故事能听饱肚子？”

事后，我悄悄塞给了老银匠几只碗。老银匠每晚如约而至，坐在草堆上，给我讲汉江边上银楼里的故事。老银匠祖祖辈辈生活在襄阳汉水边，以开银楼为生。解放前夕，银楼破败，父亲带着他流落到了乌林山寨，做起了走乡串寨的土银匠。

老银匠告诉我，银楼里不仅仅有黄金、白银，有辛酸、屈辱，还有阴谋和罪恶。老银匠的故事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自小就十分羡慕写文章出书的人。

我幻想着，一定要把银楼里的故事写出来。

二

1977年元月，我招工来到了武汉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紫荆岭机务段，当上了一名司炉工，也就是给蒸汽机车填煤，给火车烧汽。蒸汽机车的工作原理是，将水变成蒸汽，蒸汽推动勾贝，勾贝带动车轮运转。

紫荆岭机务段地处焦枝铁路南端，是按毛主席三线建设思路兴建的，穿山打洞，远离城市。离最近的城市宜昌，也有近百公里。这时，宜昌正在兴建长江葛洲坝，经常有许多外国人坐着我们牵引的列车进宜昌。列车到站后，这些外国人围着我们的前进型机车看不够，指指点点，不停拍照，兴奋无比。作为一名机车乘务员，我感到很自豪。事后得知，外国已经看不到蒸汽机车了，人家是将中国的蒸汽机车作为老古董来欣赏的。我心里很堵。

投煤是个体力活，挺苦的，甚至比农村的活还累。站在晃荡晃荡的司机室里，一个班还投进五六吨煤，工作不分昼夜，叫班就得去，下班就想睡觉。这种生活与我的梦想相差很远，我不甘心这种不分昼夜的日子。我喜欢写作，我想当作家。在知青点里，我每晚坚持在柴油灯下写日记，早上起床，两个鼻孔里全是黑的。这就样，两年时间我写下了四大本厚厚的《集体户日记》。我把《集体户日记》寄给湖北人民出版社，想编成书出版。编辑回信说：“一堆流水账啊。”然而，我心不死，仍然想写文章。写不了大文章，就给报纸写豆腐块。

每次退乘后，顾不上休息，我赶紧将机车上发生的事、列车上看到的事，写成新闻稿，寄给武汉铁路局的《武铁工人》报和原铁道部的《人民铁道》报。不管是否刊登，我都坚持写。终于有一天，我的处女作《张军普当即立断保安全》见报了，刊在《武铁工人》第四版的报屁股上。这篇300多字的消息，写的是我们司机长张军普防止事故的事儿。稿件发表后，张军普成了名人，他十分兴奋，我也得意了好长一段日子。那投煤的苦活，好像顿时轻松了许多。我精神抖擞，写稿劲头十足，乐此不疲。若干年后，张军普因偷盗运输物资被拘留，请求与我见面。这时，我已是襄樊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与铁路公安处的领导挺熟。公安处长问我：“你见他吗？”我说：“当然见，他是我师傅呢。”在拘留所里，张军普提到了当年我写的那篇新闻稿，他说：“是我自己把自己给毁了。”我说：“回头是岸啊！”他泪流满面。

1981年初，我当上了段党委宣传干事。至此，我已经在车上当了5年的司炉。当年，我创造了发稿83篇的武汉铁路局通讯员最高纪录。

1982年3月，我调入襄樊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工作。我抱着厚厚的报刊剪贴本走进了襄阳城。

三

襄樊，为襄阳与樊城的合称。

一条汉水，将两城分开。解放初期定地名时，两城都不相让，只得一城取一字，名曰：襄樊。没想到若干年后，为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国内许多地方都兴起了改名潮。我也是恢复“襄阳”地名的积极倡导者，与许多文化人一起，大声疾呼，终于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汉水之北为樊城，古时为邓国，建城于西周，曾是先人们的最佳栖息地。传统京剧《战樊城》可见证，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军事重镇。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汉水之南为襄阳，古属荆楚，筑城于汉初。战国时，楚置北津戍，始为军政重邑。汉时置县，三国时置郡，此后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汉唐两代，襄阳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三国时，襄阳是一座历史大舞台，诸多英雄人物活跃于此，演绎了中国历史最悲壮的一页，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和文化遗迹。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就有三十一回写发生在襄阳的故事。

襄阳东依大别山，西靠大巴山，驿道北通京洛，汉水南抵江湖，乃沟通南北之要冲。古时，南人到北方去，要在襄阳弃船上马；北人到南方去，要在襄阳下马登舟，故有“南船北马”之说。杜甫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和白居易诗句“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都生动地描述了襄阳交通便利的繁荣景象。可以想见，车马辐辏之地，水陆换乘之时，悲欢离合之际，这些都是生长华丽诗章的沃土。

汉水沿岸无数的码头，既是装卸货物、流动人群的港口，又是绵延历史、传承文化的载体。码头在为襄阳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洗礼和融合。

来襄阳的第一天，下班后，我就急不可耐地登上了襄阳小北门的古城墙。夕阳西下，汉水从脚下匆匆而过，浩浩荡荡，舟楫密集；远处的隆中山依稀可见，层层叠叠，隐隐约约；小北门码头，人流涌动，身后是车水马龙的闹市。

汉江，护城河，城门城墙，以及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和人物，此时此刻，他们都在我的眼前活动起来。在这静与动、新与旧中，一股子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包围了我，我不禁感慨万端。河流孕育了生命，生命演绎着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里，渺小的个人，短暂的生命，如同烟云散尽，留下的是什么呢？

小北门码头，建造于清道光二十五年，是襄阳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码头。小北门码头，乃襄阳之咽喉，北聚川北、陕南、豫西南之舟，南汇江湖、湘沅之船，商埠码头，水陆联运，自古就有“一口锁方城”之说。汉水流经万山脚下时，在小北门以上形成一段河湾，水流平缓，便于船舶避风停靠。登上码头，走进小北门，就是北街，襄阳主要的商业区。襄阳万山至小北门，长约五公里，古时沿岸就有20余座水运码头。唐代诗人李白、刘禹锡、王维、孟浩然曾经都是小北门码头的常客，他们的名篇《大堤曲》《堤上行》《汉江临眺》都是以小北门码头为背景，抒发汉水之幽情……

这天，我租用了一条小船，凭借儿时在洪湖水乡练就的划船功夫，独行在汉江上。一江远去的碧水，缓缓流淌在天地之间，远离了都市的喧嚣。没有长江的拍岸惊涛，没有黄河的翻天浊浪，温和而安静。我默默地吟诵王维《汉江临眺》中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的美好佳句。幻想着，诗人沉醉汉水美景的时空轮换。

其后的日子里，我一直放不下小北门，放不下静静流动的汉水，是什么东西将这新与旧、动与静连为一体呢？我得出的答案：是汉水码头将汉水与沿岸、昨天与今天连在了一起。汉水自古就有“流水的码头，铁打的古镇”之说。意思是，汉水沿岸的码头可以随水涨水落而上下移动，而汉水边的古镇如铁打一样的牢固和富裕。浩浩三千里汉水，沿岸最多的是码头，最神秘的是码头，最具文化特征的也是码头。码头与小镇，成就了汉水的文明与富裕，积淀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影响了整个汉水流域的文化气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对古城的美好向往之中。一有空闲，我就骑上自行车在襄阳、樊城穿街走巷，寻寻觅觅……

汉水，发源于陕西宁强县的汉王山，穿越崇山峻岭，一路奔流不息，直至汉口汇入长江。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秦岭耸立于此，巴山绵亘于南，汉水横贯其中，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樊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

古中国时，汉水是一条大水。人们将其比喻为天河，有“云汉”“天汉”之说。《诗·小雅·大东》曰：“维天有汉。”意为天上有大水。“汉”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汉水。《诗经》里写道：“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即汉水；江，为长江。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江淮河汉”四大水并提，充分肯定了汉水在南北文化交汇、转换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汉水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我国自然地理南北差异的过渡带，既是我国南北两大文化版块的结合部，又是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千百年来，南方文化的“浪漫、秀媚、清新”阴柔之美与北方文化的“刚健、凝重、典实”阳刚之气，在汉水流域交融汇合，形成了阴阳兼并、南北兼容的汉水文化特征，正所谓“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流传下来太多的故事和传说。

三千里汉水，正是一个因为传说太多而显得有些缥缈和迷幻的地方，显得有些深沉和神奇的地方。

于是，一种凝重的汉水文化情结无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我产生了要给我钟情的汉水和我所在的这座古城写点东西的强烈愿望。

四

我想写东西，我渴望读更多的书。

1984年8月，我考取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众所周知，我们50后这代人，是新中国历经风雨最多的一代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伴随着一路的磕磕碰碰，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想上大学，却要上山下乡；参加工作了，还要为文凭忙碌。我的前半辈子，一直都在做大学梦。散文《我的大学我的梦》，记述了我的这一段经历。

大学毕业前，我在《湖北日报》实习，牢记《红楼梦》里的“处处留心皆学问”，当好有心人，采访过大桥旁的算命先生、保康大山里的痴呆兄弟、商店里的金牌售货员……几乎天天发稿，表现出了较高的记者素养和写作天赋。报社总编辑让人事处长找我谈话，希望我毕业后留在湖北日报社工作，我婉言谢绝了。朋友们都不明白，你干嘛迷恋襄樊？我说：“就是想回襄樊。”对襄樊，我真的是魂牵梦萦吗？其实，我也说不清。

1986年夏天，我回到了襄樊。我说服单位领导，创办了一张小报，名曰《鄂西铁道》报。我有位朋友曾经在北京军事科学院工作过，与著名书法家舒同是同事，而且关系很好。他很热心，专程跑了一趟北京，让舒同写了一个报头。那个时期，铜臭味还不浓，许多现在看来很难办或者说要花很多钱办的事，当时却很好办。

这年秋天，襄樊记者协会在襄阳轴承厂召开年会。我以《鄂西铁道》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我们是张小报，又是刚创刊不久，根本就没有话语权。会上，各位就新闻评奖的事吵得不可开交。争吵中，《襄樊日报》总编室主任发言说：“桌上推荐的这些好新闻，都是一个腔调，都是些大路货，好新闻应该有特色有特点，记者要善于种自留地，种点特色菜，肯定有销路。”我耳目一新，不由鼓起掌来。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写作要有特色，无论是新闻采写还是文学创作，都应该讲究特色和特点。

我想，我应该选择一块什么样的自留地呢？我想到了小北门，想到了流动的汉水和不动的码头，想到了刘禹锡的《堤上行》：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这该是多么有动感的古码头景象和图画啊：大堤、连樯、行人、桨声……我不由激动起来。于是，我趴在会议桌上画了起来：先画了一条江，江心有一块沙洲子，江上百舸争流；再画沿岸的大堤，大堤下是码头，码头上人头涌动，码头尽头是一条小巷，小巷通向襄阳古城小北门……

草图画完好，正好会议结束。我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坐在会议室里自我陶醉了好久。

正是这幅草图，构筑了我的文学创作自留地的框架。这块自留地就是“汉水文化”。也正是这幅草图搭起了我的汉水小说舞台：一条汉江，一座古城，一座古码头，一条古巷。在以后的日子，我在这座舞台上，尽情地讲述着汉水文化的故事。我给它取名为“我的汉水文化创作图”。

至今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在创作之初的选择。那么坚定无悔地选择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路径，划定了一块属于自己耕耘的土地。虽然起初，我在表现汉水文化方面的意识还不很浓烈，但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这种创作意图越来越明晰地融入我的作品中。我知道，对于每个作家而言，心中都有一片创作的朦胧地带，这片地带，随着创作的深入，它会越来越清晰；这片地带，正是作家无拘无束地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五

我选择从汉水码头切入，开始我的写作。具体怎么写？我茫然不知所措。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我也不清楚，我开始用心寻找突破口。

也就在这个时候，襄阳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我找到了写作的由头和兴趣。

第一件事是：襄阳与南阳为争夺诸葛亮吵架。

事由要追溯到1988年，那年国家邮电部发行的《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一组，被全国邮迷捧为圣品，被推举为当年全国最佳邮票的“宝座”。一部《三国演义》开创了我国章回小说之先河，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用邮票画面展示在世人面前，令众人欣喜和惊叹，这无疑是中外集邮界的一件盛事。《三国演义》邮票最初有五组选题计划，是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在湖北襄樊召开的“全国《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定下的。自1988年开始，每隔一年，发行一组。

眼下，时间老人就要翻过80年代的横杆，到了《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问世的期限。这组邮票以“三顾茅庐”为背景，包括一枚令无数集邮迷梦寐以求《隆中对》小型张邮票。依照惯例，每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邮票问世，有关方面都要选择地点举行隆重的首发式。《隆中对》的首发式，理应是襄阳。众所周知，《隆中对》是诸葛亮在襄阳隆中山躬耕十年的巨大收获。

对此，南阳不干了。南阳人说，诸葛亮自己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是南阳人，这首发式应该在南阳举行。

殊不知，早在三国系列邮票首张问世时，南阳方面的舆论就捷足先登。1988年11月，《三国演义》第一组邮票在河南许昌举行首发式。南阳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反复讲述“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西郊卧龙岗的故事。理直气壮地声称：诸葛亮的《隆中对》出自于南阳。

襄阳人反驳道：当时襄阳属南阳郡管辖，“躬耕于南阳”是就当时的郡名之说。就好比北京市某辖区的人到了广州，对人只说“我是北京人”，而不会说北京某区人一样。

由此，襄阳与南阳争吵愈演愈烈，一篇篇充满火药味的檄文，相继出现在报刊上。最终，邮电部不得不取消了《隆中对》小型张的发行。

我很好奇。我决定跟踪采访这场论战，弄清来龙去脉，写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利用公余时间，利用坐火车不花钱的优势，前后花了半年时间，往返于湖北、河南、山东和北京等地，翻阅和考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襄阳的史料，基本弄清了事件的真相。1992年2月，《记者写天下》杂志刊发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争夺诸葛亮》。一时间，许多报刊纷纷进行转载或发表评论，抨击这种所谓“地灵人杰”拙劣争论。

这篇报告文学的完成，让我了解和认知了襄阳厚重的文化历史。采访中，我认真翻阅襄阳历史，悉心发掘汉水文化遗物，搜集整理汉水民风民俗，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一种凝重的汉水文化情结就这样无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也许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地走进了这座城市。

第二件事是：一位癌症患者因为收藏古钱币而康复。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襄樊电务段的宋师傅。他是一位癌症患者，胃被切去了三分之二，可仍然坚持工作。见面时，宋师傅很精神，声音豁亮。他告诉我，他刚从医院拿检查结果了，癌细胞基本查不到了。我好奇地向宋师傅请教抗癌秘诀，他哈哈大笑，伸出四个指头：“四个字，收藏古币。”

宋师傅告诉我，襄樊汉江大桥下游大约1000米处，是一个古渡口，战国时就有了。从宋师傅家到樊城江边的古渡口，约有两三公里，他每天都要跑步往返多次。原来，城市建设需要江底的沙石，挖沙船每天都要从这个古渡口挖出许多古钱币，宋师傅每天都要赶去向挖沙的民工搜集古钱币。

古人过渡，为求平安，乘船时都要向江水里抛掷钱币，名曰：过渡钱。猛然间，民工发现在出水的沙石中夹有好多“窟眼钱”，如获至宝。收工后，民工们纷纷向路人兜售古钱。古钱爱好者们蜂拥而至，或拎着襄阳烧酒，或拿些生活用品，与民工以物易“钱”。宋师傅说：“襄阳古渡口的江底是一个水下古钱博物馆呢，历朝历代的古钱都有啊。”

原来，不是古币治好了宋师傅的癌症，而是每天跑古渡口增强了他的体质。

采访中，宋师傅讲了许多有关古币的故事，让我如醉如痴。一部中国古钱币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中国古钱币种类繁多，论形状，有方孔钱，还有裤币、刀币、铲币等。论质地，有金、银、铜、铁、锡，还有贝质、骨质的。我兴奋极了，激动地跟着宋先生跑起了古渡口。

很快，我也爱上了搜集古钱币，而且几天就单独作业了。找民工收购古钱，每个两毛钱、五毛钱不等。民工们挺聪明，学会了认钱币上的字，常见的字，如“康熙”“乾隆”，就很便宜，不常见的字，就叫高价。其实，也谈不上高价，最高也就一元钱。

我的古钱收藏进展挺快，一周时间，就收齐了清朝十个皇帝的钱币。为了分清古钱的品质和好坏，我被逼着仔细研读史书。于是，我知道了中国古钱币的许多故事，以及其中的历史文化知识。边学边用，进步很快。就这样，我怀着莫大的兴趣投身于收藏古币的行列，一发不可收。

这天下班晚了，我赶到古渡口时，民工们早已兜售完了当天得到的铜钱，高兴地喝着烧酒。正当我失望时，一位慈祥的老婆婆拽了我一下，小声问道：“这是俺家祖传的，你要么？”我接过一看，是块银元，正面是袁世凯的头像，俗称“袁大头”。我问：“多少钱？”她说：“我也不知道价格，你看着给吧。”我想，老婆婆很和善，不应该有什么猫腻吧？我递给她20元钱。回来后，我高兴地递给宋师傅看。宋师傅说：“你上当了，这是块假银元。”我说怎么会呢，那可是一位老婆婆啊。宋师傅掏出一把铜钥匙，在银元上划了划，直打滑，划不动。他告诉我：“用铜钥匙能划出痕迹的是银元，否则就是假的。”

吃一堑长一智，我慢慢地变得聪明起来。

古币收藏给了我两点认识：其一，古钱是历史传承的载体，印证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其二，古钱是有灵性的，它记载着许多故事。

我从古钱文化中，真正认识了襄阳的博大精深。举例说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朝廷下令各地所铸钱币均在背面增添地名，统称会昌开元。当时全国有23个地方设铸币局，襄阳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当年襄阳城的繁荣。“开元通宝”背面有“襄”字，就是史证。

几年后，我竟然成为一个很富有的古钱收藏者。泉友相聚，喝茶品钱，不亦乐乎。

六

1989年春天，老朋友楚良路过襄阳看我。他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小说家，《抢劫即将发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一发不可收。他被杭州文联作为人才引进，从湖北乡村走进了天堂杭州。从一名乡村老师，变成了一名著名作家。人生就是这么任性。

闲谈中，我讲起了收藏古钱币的趣事。楚良听得津津有味，他向我建议：“将这些故事写成小说，肯定很好看的。”我吓了一跳，说道：“老兄，你别开玩笑了，我是写小说的料么？”楚良说：“我感觉你行。”楚良回到杭州后，很快打来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想好了，写成一个中篇，专讲古钱的故事，一定很有价值。难得楚良一片好心，就这样，我硬着头皮写起了小说。

我是学新闻的，一直以为写小说是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幸亏还有些写作基础，也读过很多小说。在此前的人生中，我曾经有两次阅读小说的黄金期。一次是十六岁那年，我刚高中毕业，不幸摔断了腿，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不用学功课了，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母亲给我借来了许多小说，如浩然的《金光大道》、柳青的《创业史》等。就这样，近一年的时间，当时能读到的小说几乎都读了；另一次是在苏州读书时恶补外国小说，一个学期最多读了32部外国小说。我特喜欢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和俄罗斯小说。多看小说，提升了我的鉴赏力。譬如左拉的《娜娜》，许多评论家认为，作品泛滥的肉欲，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好色之徒和烟花女子，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透着卑俗、虚伪、放纵和堕落，简直没有一个正面形象。但是，我认为作品的语言很美好，表述很美感，意义也很重大。我很喜欢，以至能完整地大段大段地讲述故事的情节。

楚良告诉我，写小说就是讲故事。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小说是信息容量最大、表现方式最灵活、故事性最强的文体。小说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形式。在他的启发下，我认真梳理收藏过程中的故事，设计了两个主要人物，即襄阳马背巷古玩铺的掌柜和小巷茶馆的老板娘，通过一枚王莽时期的古钱将两人联系起来。让这枚民间俗称“男钱”的古钱作为小说道具，牵连出这对恋人几十年的凄婉悲情的爱情故事。我一气写了三万多字，竟然没有题目。

小说寄给楚良后，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同时寄来的还有两封推荐信。楚良在来信中写道：“小说很有味，就取名《男钱》吧。我分别给《十月》和《长江》的主编写了推荐信，你拿着作品去找他们。”我很激动，揣着小说就上了北京，找到了《十月》的一位副主编。这位副主编问我：“你发表过哪些作品啊？”我老实地答道：“我是第一次写小说。”副主编说：“多写写，以后再说吧。”他看也没看，就将小说稿退给了我。我很沮丧。

半年后，湖北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长江》重点推出了我的这部处女作，在湖北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我很得意。楚良得知后说：“你钻了一个大空子，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不懂古钱，懂古钱的人又不会写小说。”若干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十月》当年的那位副主编，他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他现在的头衔是著名散文家。

《男钱》的创作成功，让我信心大增。我决定，充分发挥玩古钱的优势，借助中国古钱“外圆内方”形象，深化我的古钱小说表现意象。中国古钱币的内方是一口井，象征着财富的泉源；外圆是一座城，象征着家园的安宁。这是一种十分完美的文化意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古钱形态就是一座美好的精神家园。

记得，当年我下放的乌林山寨，当地农民就习惯于将古钱挂在房梁上或佩戴在身上，意在招财进宝和自身平安。他们最喜爱的是“五帝古钱”，即清朝五个最兴旺的皇帝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我曾在山西乔家大院的屋脊上看到一幅彩绘“蝙蝠与古钱图”，将动物图形与古钱图形结合于一体。蝠、福同音，钱、前同音，古钱有眼，寓意“福在眼前”，这正是中国汉字文化的巧妙与神奇。

我越琢磨就越感到有意思。许多往日的有关见闻，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走过。

既然《男钱》有了一些影响，就应该借力“配对”写下去。与《男钱》配对的是什么？我联想到襄樊的市树“女贞”，一男一女，不就是配对么？于是，我选定了《女贞》作为小说名，开始谋划第二部中篇小说的创作。

有了篇名，写什么呢？一天我翻阅《襄阳志》，读到了一段史料：解放初期，襄阳人民政府抓获了封建把头贺州子。解放军战士将贺州子从樊城监狱押往襄阳西门外执行枪决时，渡口码头两边竟然跪满了密密麻麻求情的民众，呼喊着：“放了贺善人吧！”贺州子盘踞襄阳各大码头，欺压百姓，敲诈勒索，老百姓竟然叫他“贺善人”，可见他的两面性。我决定写贺洲子，写人性的两面性。

“贺州子”与“女贞”怎样联系起来？我设计了一个小说框架：女贞为襄阳马背巷小饭铺的三丫头，十三岁时，被小巷鞭炮铺的老板诱奸了，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几年后，走进鞭炮铺给权府当奶妈的女贞，含垢忍辱，暗暗实施复仇计划，让鞭炮作坊起火爆炸，让权家孙子小六子的小鸡鸡被狗咬掉……后来，浪迹天涯的小六子成为了“汉江丐王”的六爷。正是这个六爷，一面救济四方，一面却欺压百姓，白天惩恶扬善，夜里却骄奢淫逸，一个地道的两面人生。

实际上，这个中篇写的是一个码头王的故事，内容凶悍险恶，但我却取了一个很柔和的名字。《女贞》很快在创刊不久的《中国铁路文学》头条刊发。

毫无疑问，这一男一女两个中篇，为我日后的长篇小说“汉水文化三部曲”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

写完两个中篇，我一时找不到好素材再创作小说。于是，我打算暂时换换思路，写写我驾轻就熟的纪实文学。这样读者关注，报刊也愿意刊发。眼下有什么热点呢？我自然又想到了古钱币收藏，想到了襄阳古渡口收藏古币的人流。因为我十分熟悉这个行当，写起来十分顺手痛快。很快，两万余字的纪实文学《古币收藏：方与圆的诱惑》脱稿。我很有信心，将稿件寄给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新世纪》杂志。《新世纪》是海南特区的产物，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关注社会热点，红极一时，很受读者追捧。一个月后，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被《新世纪》在1992年第2期刊发。

一些日子，我们小区经常有农民拿鸡蛋换旧衣服，开始我并没在意。一个星期天，老婆将一位提着鸡蛋筐的大婶带到家里来，忙着找旧衣服换鸡蛋。我与大婶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农村养的鸡多，鸡蛋也多，城里人穿衣换得快，旧衣服多，鸡蛋换旧衣服，双方都划算啊。她说：“村子里的人都在这样干呢，说是叫‘倒蛋部队。”我心一动，多好的题材啊。断断续续采访了几天，熬了几个夜，完成了《中国“倒蛋部队”揭秘》，很快也被《新世纪》刊用。就这样，一发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接连采写了“不育文化”“厨房革命”“协议离婚”“厕所问题”“都市地摊”“电话陷阱”等多个社会热点，写出了二十多篇纪实文学作品，在全国十多家有影响的刊物发表。后来，漓江出版社将这些纪实作品结集出版，书名为《20世纪末的挑战》。

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审美疲劳，我动用了我的新闻学理论功底，写新闻论文，两次变换写作口味。新闻学的主干分为两大类，采访与写作。我想，谈写作不易说清，千人千法，更是大手笔的专利。谈采访，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活，容易借鉴和论述。我决定围绕新闻采访这个大题目，分侧面、分层次进行探讨，到时出一本新闻学专著。我想，既然是写论文，必须要发表，而且要在省级以上的新闻理论刊物发表。我的新闻论文处女作刊发在陕西日报社主办的《新闻知识》1990年第8期上，题目是《学会用眼睛采访——论新闻采访的观察艺术》。1992年，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在“记者思考录”这个品牌栏目，接连刊发了我的两篇论文，在新闻界产生很大影响。该刊物的栏目编辑特地写信到我单位询问，打听王雄这位“老学究”的背景。这年，我35岁。

就这样，我以每年发表五六篇新闻论文的节奏，三年中，我的新闻论文几乎发遍了全国省级以上新闻理论刊物，达20多家。1999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将我的新闻学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采访艺术论》。时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兼秘书长罗开富作序。这位曾经以重走长征路而闻名于世的铁脚板记者在序中深情地写道：“读《采访艺术论》，我发现王雄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都较为特别，他的文章不仅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挺深的理性思考，而且他还能将一些一般人看来不足挂齿的东西，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使之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八

襄阳文坛有个作家叫陈文道，专门从事民间故事的整理，擅长民间故事写作，而且故事写得很好看。他读了我的《男钱》《女贞》后，很兴奋地找到我说：“你的小说很好看的，倒不如将这个两个中篇串起来，整成一个长篇，取一个打眼的书名，出单行本。”

我心一动。是啊，出一本长篇小说多长脸啊。这时，有人要介绍我加入湖北作家协会，但是一打听，加入省作协光两个中篇显然不够，要有长篇才行。我想，如果采纳陈文道的建议，整个长篇出来，这加入省作协的事就成了。

说干就干。可动手时发现，《男钱》与《女贞》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各有各的主线和人物，强行揉到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冥思苦想，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还是各自成篇，干脆同时写两个长篇。具体架构是，按照我的“汉水文化创作图”，两部长篇小说的不同故事，使用同一群人物，放在同一个舞台上演，相互串场，互为补充。

《女贞》扩展后，成为了《阴阳碑》，主题为“码头文化”；《男钱》扩展后，成为了《传世古》，主题为“钱币文化”。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我的小说写作有一些成就的话，开始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我很得意。1996年，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阴阳碑》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湖北文坛引起一定反响。当年，《阴阳碑》荣获了襄阳市首届“五个一工程奖”。至今，许多汉水文化学者都以《阴阳碑》为体例，引用故事中的风情风俗表现，分析和展示汉水文化的博大精深。

《阴阳碑》是一部以汉江码头为中心意象的小说。在《女贞》故事的基础上，强化了六爷仗义疏财和复仇情节，揭露了人性的阴暗和虚伪。六爷杠子铺里怪事迭出，大太太被人砍头，二太太抛尸汉江，三太太遭强奸染性病烂死，管家相继身亡。解放后，清匪反霸中，六爷以“封建把头”之罪，被处以极刑。失踪十多年的瞎眼婆女贞竟然还活着，她一直被关在六爷杠子铺后院的地窑里，耳聋眼瞎，形如枯槁。有人说，这个故事就是中国版的《王子复仇记》。

在这部小说里，读者可以看到襄阳马背巷袅袅的炊烟，观赏古襄阳独具一格的民居市井，惊叹汉水鞭炮名匠的奇思妙技，品尝别有风味的民间小吃如大头菜、窝子面、糊辣汤的鲜美滋味，探知丐帮复杂的内幕和神秘的掌故。小说中对汉水风俗民情和趣闻轶事的描写，实际上是不仅把它作为一种“背景”存在，更是作为地域文化的物质遗存、历史成因来处理的。正是这种特定文化所构成的凝固与流动，产生了独到的特征表现，表达出浓郁的文化气味，成为作品内容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民俗文化绝不只是具备一种文物价值，作为一个民族或区域的传统与习惯，它早已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意识地让历史的文化生命留住。

1998年12月初，襄樊市委宣传部、湖北省作协和襄阳学院联合召开了“王雄长篇小说《阴阳碑》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名作家和评论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评论家认为，《阴阳碑》体现了作者对汉水流域风俗世态、民性人情的深谙与了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著名作家李叔德说：“《阴阳碑》对襄阳风俗表现得很地道，水夫魏肥的神态描写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水夫样子，不知道王雄是怎么挖掘出来的。”同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以《王雄小说<阴阳碑>研讨会在襄樊举行》为题，刊发消息。

风俗文化是汉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座文化富矿。按常理，人们对畏惧的东西在行动上往往是采取逃避和祈求方式，而汉水流域的民众则不然，他们的应对方式是多样的。或是对抗，或是亲合。害怕洪水，就舞龙治水。畏惧老虎，就做虎鞋、虎帽，与孩子身影不离。害怕贫穷，却尊崇乞丐。小说中的六爷，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很富裕，却忘不了当乞丐，逢年过节，他都要当三天乞丐。而恰恰正是这些浸润着秦楚文化交融色彩的风俗和人物性格，让汉水文化小说变得光亮鲜活起来。我认为，生存环境孕育了人物性格，滋养和铸就了汉水人物独特的秉性。我小说里的几个家族，都具有着十分鲜明的家族文化内核，无论家业的兴衰与子孙的存亡，而家族灵魂不死。作品在表现中国家族原生态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地域文化对社会存在的极大张力和影响力。

《传世古》是一部以中国古钱为中心意象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的精神追求。光绪年间，钱学昌盛。杭州祥符镇大户人家祥符必魁玩古成瘾，弃官为民，致力钱学。岂知江湖险恶，遭人算计，被人用一枚赝品“国宝金匮直万”钱骗走了半条街的房产。临终前叮嘱儿孙：定要觅得“国宝金匮直万”钱，以雪家耻。祥符后人秉承遗志，颠沛流离，苦苦追寻。后人祥符得坤落脚襄阳，历练成“襄阳钱王”，誉满汉水流域。他看重名节，却误入花船；他暗恋沈氏，却不提婚配；他宽容仇家，却屡遭陷害……虽命运多舛却矢志不渝，执意要找到魂牵梦萦的“国宝金匮直万”钱。经专家考证，“国宝金匮直万”乃王莽时“金银入库凭证，非钱也”。祥符家族几代人寻觅与追求，原来是一个美丽的梦幻。

我手拿着敲门砖，在历史的门槛上这儿敲敲，那儿叩叩，忠实地寻觅在祥符家族的极乐世界里。由此，我醒悟了许多东西：人不能贪图享受而丧失精神家园。这个家园里，也许很清贫，但一定很快乐。许多人也许不能包容现实，却不能不承认历史。很多在现实中解不开的困惑，便走进历史去寻求答案。

在《传世古》的创作中，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让“我”在新旧两个时空中穿越，从而让“我的感受”能自由表达。这一手法与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灵山》很相似。当然，从时间上看，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只能是不谋而和。

我在创作《传世古》时，一直感觉良好，以为这是部很好看的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吴方泽通电话：“我手头的这部长篇很好看的。”吴方泽说：“好啊，我期待着。”吴方泽是位大家，曾荣获过鲁迅文学奖编辑奖。他在《青年文学》当编辑时，编发过我的几个中篇小说，很看重我的创作实力。《传世古》完稿后，我立即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星期后，吴方泽打来电话：“这小说不是你说的那么好看呢……”我一听急了：“怎么不好看？”对方说：“看得我直想打瞌睡。”就在我蔫着头等待出版社退稿时，突然有一天，吴方泽又打来电话：“你的小说已经通过了，被列为重点图书出版，祝贺你！”我说：“你不是说一点也不好看么？”他哈哈一笑：“不好看，不等于就不是好小说嘛。”

事后得知，正当吴方泽准备退稿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李师东来办公室串门，偶然发现了《传世古》。他说：“这名字有点意思，让我看看。”这天是周五，周一上班时，李师东给吴方泽打来电话：“差点让你放跑了一条大鱼。《传世古》终审通过，尽快出版。”

《传世古》出版后，李师东带领责任编辑吴方泽沿京广铁路到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开展推销活动。各地反响强烈，当地报纸相继刊发评论推荐。北京王府井书店将《传世古》摆放在大门口的精品柜，大力进行推介。京城多家报纸刊发新闻：刮起了一场“古币”风。

我在《传世古》的代后记中，给“汉水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即：汉水两岸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汉水两岸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显然，这个研究对象包括整个汉水流域的地理、历史、文化、民俗、宗教等。这是一个厚重博大的研究对象，是一部上下几千年的“河流百科全书”，它值得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一些读者给我来信写道：读《传世古》让人感觉作者的口袋里装满了古钱与古钱故事，信手拈来就是一段发人深省的佳话，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趣事，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古钱文化的无穷魅力。有位细心读者，对《传世古》用数字进行了统计分析。这部30余万字的小说，展示了235种古物古品，其中古钱54种，古青铜器52种，古字画21种，古书刊68种，古戏曲10种，古玩店26家，古寺庙4座。这些知识和素材，应该归功于我的古钱收藏经历。

也有读者说，《传世古》尽管写得有点意思，但书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古钱古玩，读者对此太陌生，影响了阅读效果。他们建议，能否对书中提及的古钱以笔记的形式进行评点，这样不仅可以引导读者把握书中精华，也可以帮助读者增长一些古钱知识。

我很感谢读者的建议。于是，我将自己的古钱收藏心得整理出来。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古钱收藏笔记》出版发行，计20万字。这本谈论古钱收藏的书，竟然十分畅销。我的古钱文化，是一种收藏快乐与文化浸透的繁衍。体验的是一种过程，追求的是一种享受。当回望这个过程时，我立即会拥有一种无比舒坦的感觉。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爱读小说的古钱爱好者，充分认可了我的古钱收藏成果，将我推荐为当年的“全国十佳古钱收藏家”。许多民间古钱收藏的小报小刊，不惜版面对我进行宣传推介。一时间，信件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有求教古钱知识的，有要求鉴别古钱的，有请教文学创作的，更多的是向我推销古钱。我害怕耽误了别人，急忙请《襄樊晚报》的记者朋友帮忙。记者朋友很够意思，整整用了一个版，以专访的形式让我与古钱爱好者对话。我说，古钱小说与古钱收藏毕竟是两个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小说可以想象，可以虚构，而收藏可是实打实的，弄得不好，就会鸡飞蛋打。尽管如此，可仍然阻拦不住大量的来信。1999年2月，我离开襄樊调任郑州工作时，有整整五个大箱子的来信寄放在原单位的仓库里。

九

也许是《传世古》形成了一些影响，2000年12月，湖北省作协组织一些著名作家及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学者，在武汉白玫瑰宾馆举行了“王雄汉水文化小说专题研讨会”。湖北省当时十分活跃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几乎全都到场。

湖北省作协主席、华中师大博导、著名评论家王先霈认为，王雄认真挖掘汉水流域历史积淀下来的人文底蕴，深入用心地开采汉水流域的文化宝藏。王雄的汉水文化小说，留住了历史，留住了文化。

武汉大学博导、著名评论家樊星评价道，王雄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把握和挖掘引人入胜。特别是对襄阳古城地域文化的渲染，对汉水民俗的挖掘，并不局限于某一时代的静态描摹，而是通过对民俗一种动态的描绘，从而给民俗从文化意义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从清朝至今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斗转星移，许多地域的东西随着社会的演进销声匿迹了，有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有的则名存实亡，王雄的汉水文化小说给我们留住了许多东西。王雄的汉水文化系列小说填补了湖北地域文学的空白，开拓了湖北地域文学的版图，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作家涉足这一创作领域，不断繁荣汉水文化小说的创作。

武汉大学博导、著名评论家於可训认为：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是王雄小说的一大成就。有意识地开发地域文化和风俗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王雄的作品很注重讲故事，其实小说就是讲故事。要让故事讲出思想性来，是小说家追求的本分。王雄没有让故事淹没人物，而是人随事走，通过人物烘托故事，通过各种文化因素的交织，呈现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小说特征。

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醒龙认为：王雄的小说能把古典韵味浓郁的故事讲得很有意味，以带有说书色彩的笔调去讲故事，并且能让其环环相扣，巧妙地淡化了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显示出鲜明的古典韵味和传奇色彩。

我记得，於可训教授在研讨会上说：“我曾告诉我的研究生，只要你写王雄的汉水文化小说的论文，我就准许你通过。”这是对我多么大的鼓励和鞭策啊，我很感激。会上得知，武汉大学的一些地域文化方向的研究生，将我的汉水文化系列小说作为重要的论据资料。

事后，《长江文艺》整理刊发了这次研讨会纪要。《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作家》等报刊都刊发了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十

2005年夏天，我沿着汉水上游进行踏访，先后到了白河、旬阳和蜀河等几个汉水古镇。

蜀河自古就是汉水名码头，汉江上下的船只都要在蜀河过夜停留。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期以后，蜀河成为水路运输的重要交汇点，四方客商纷纷在此定居经商、建商房、开当铺，设钱庄百余家，建起了让人惊讶羡慕的众多会馆，客商可在会馆、戏楼歌舞升平中一览千门万店，在人头攒动中端详繁忙交易的发达景象。于是，蜀河镇上留下了许多商号、当铺、钱庄、会馆和妓院的遗迹。千百年来，一直传唱着许多浪漫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南方的布匹、粮食从汉口沿汉江逆流而上，经襄阳、白河、安康、旬阳到达蜀河后，然后通过骡马队运抵长安，乃至西北其他地区。骡马队再将西北的茶叶、木料等运回蜀河，然后转走水道下汉口。可见，蜀河是汉水上游一个十分重要的水陆联运枢纽。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中游南船北马的襄阳位置可比。

为了方便这次出行，我请朋友谭宗林作为同行者。谭先生最大的优势就是熟悉和钟情于陕西地域文化，而且善于将自己所挖掘到的民间传说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贾平凹到陕南采风时，曾与他结伴多日，两人相见恨晚，留下了许多传说和喜好。譬如，谭先生画画，一般都由贾先生题字题诗；贾先生出行，一般都是谭先生跟随左右。谭先生说：“我与平凹的交往就是源自我肚子里有故事。”谭先生不敢说，贾平凹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是出自他的口，但贾平凹书中的许多故事事先谭先生就知道，这是事实。

谭宗林将我带到他的老朋友、著名民俗专家、旬阳县文化馆馆长陈章波家里，让我尽情提问。我请教道：“您认为汉水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老馆长伸出三个指头说道：“包容性。”他告诉我，汉水流域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十分富裕，历史上来汉水逃荒的人是最多的，汉水接纳了他们，留住了他们。当然，汉水在接受外来人流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由此表现出多元文化特征。

老馆长说：“要了解汉水，蜀河不得不去。”

蜀河古镇据说有千年历史，至今仍保存着不少明清建筑。此前，我曾筹划过一次蜀河行，因故未能成行。眼前的蜀河，钢筋水泥小楼挤满了街面，国道横穿小镇，来往不断的汽车卷起浓浓的尘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我后悔，兴许早些年来不会是这样。

行走在蜀河的老街上，尽管许多老房摇摇欲坠，但那些长满蒿草的屋檐、光亮的青石板，完全能够让你强烈地感受过去的繁荣和热闹。据说明末清初，这里家家户户都做生意，汉江便利的交通带来了商贸业的发展，蜀河自古就有“小汉口”之称。

蜀河遗留下来的一些会馆，如今成了当地人存放棺材的地方。会馆虽然衰败破落，但却并没有太多人为破坏的痕迹，兴许是这棺材让那些想拿会馆的物资发财的人有所收敛。看着会馆里破损的砖瓦、雕梁、画柱，很容易让人想象往日古镇的繁华与会馆的喧嚣。

古镇有许多鹅卵石路和石板房。鹅卵石取之于汉江，经过汉水千百年的冲刷，表面本已圆润光滑，铺设在这街巷小道，经过千百万人无数次的踩踏、摩擦，露在地面的鹅卵石竟然光彩照人。诚然，这些都成为我今后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历史印迹。

黄州会馆南靠汉江，面对蜀河，整个建筑翼角重迭，檐角飞翘，似重檐楼阁，既有着传统的宫殿建筑格局，又富有浓厚的南方砖木结构建筑风格。高大的门楼前，上面有砖面模印阴文楷书“护国宫”三字，两侧一边立着一个圆鼓型门墩，镌刻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走进馆内，环顾于乐楼、拜殿和正殿，尽管破败不堪，抹去历史的尘埃，仍可谓用“精巧大气”四字来形容。戏楼是双层四飞檐，顶端为歇山式，为鎏金彩瓷的圆型装饰，不仅具有较好的回音功效，还有避雷之作用。

我久久地伫立在这些古建筑前，那些砖砌的中柱、边柱和次楼，砖面上模印的楷书“黄州馆”字样，格外打眼。这饱含沧桑岁月的历史印迹，毫不掩饰地显示着黄州会馆曾经拥有的霸气与辉煌。透过墙体的斑痕，遥想当年，风来时也好，雨下时也好，它总是那么从从容容，从容得你不得不佩服它，佩服它的镇定与豁达。

显然，是汉水的包容性，成就了蜀河容纳百川的气概和胆量。这些黄州人与来自各地的其他蜀河人一道，和睦相处，各显其能，以智慧和汗水，在这块通达四方的沃土上，创立家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蜀河镇文化站的庹站长是谭先生的朋友，一位文化情结浓厚的地方干部。他告诉我：“听我爷爷讲，码头最为繁华时，停船上百艘，绵延数公里。一些大货船的后面都跟着一只小船，名曰‘花船。从蜀河到汉口，下水得二十多天，上水得一个多月，船老板怕船上的商人、水手、纤夫熬不住寂寞，便在后面挂上一条花船，捎上一姑娘，白天做饭，夜里陪睡。”

谭先生笑了：“这个花船故事与《传世古》里的花船一样呢。”我说：“都是汉水里的花船，当然一样啊。”

我们与庹站长谈了很久，他脑子里装着许多汉水故事。

这次蜀河之行，我收获多多。

十一

去蜀河时，我的《金匮银楼》正在紧张的创作之中。古镇的老街、青石板、飞檐会馆，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历史印象和联想。创作中，我时时被发生在这些汉水古镇上的故事所震惊，被汉水流域人民巨大的包容性、亲和力所感动。

按我的写作惯例，在创作长篇小说《金匮银楼》之前，先拿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形式的故事梗概，近四万字。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先把故事描绘清楚，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写作起来省事；二是可以先试探一下读者的反应，如果读者认可，必将极大地鼓舞我的创作热情。

我构思着，这部小说以银楼文化为中心意象。我从王莽的“国宝金匮直万”钱中借用了“金匮”两字，与银楼搭配，取名“金匮银楼”，流金淌银，很具有银楼的特征，也很富庶吉祥。襄阳金匮银楼的贾家与同巷米店的皮家，原本为莫逆之交，后因一把长命锁反目成仇，由此拉开了绵延几代人的恩仇故事。美丽聪慧的丫头彩凤走进银楼，面对世道的黑暗和家族内外的尔虞我诈，以其睿智和干练，盘活经营，借王司令之手，杀掉了皮二爷，重现金匮银楼的辉煌。然而，在一个夕阳秀美的黄昏，已是东家太太的彩凤却被前夫贾二少爷砍杀于银楼之中……银楼贾老爷、烟馆皮二爷、烟鬼贾大少爷、花痴贾二少爷，还有众多的卖艺人、花船女、老板商人、军政要人、地痞江匪，在银楼内外上演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悲怆故事。

《长江文艺》在1999年第3期头条刊发了中篇小说《金匮银楼》，同时刊发了我的创作谈《银楼外的话》。很快，《作家文摘》以《从丫头到掌柜》为题，进行了连载，读者反响强烈，纷纷来信与我探讨丫头彩凤特殊环境下的成长历程、花痴二少爷性格的合理性，以及中国家族式复仇的特征等等。

当时北京红极一时的李家文化影视公司的老总李峰，带人专程来郑州找到我，洽谈将《金匮银楼》改编电视剧的事宜。由此，拉开了长达十多年的《金匮银楼》影视改编的漫长岁月……

我性子急，写长篇小说是对我性格的极大磨砺和考验。这个时候，尽管我已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但那急就成章的性格并没有多少改变。我性急到什么程度，形象地讲，晚上写的文字，希望第二天就变成铅字。朋友说，我有着明显的新闻性格。

我设想，将中篇小说《金匮银楼》分解为十个章节，每个章节写三万字，这样十个章节就是三十万字，一个长篇小说就成了。我还想，这每个章节都要能独立成篇，而且要能成为中篇小说发表。这样，不断地写，不断地发，我的创作劲头就能持续下来了。细一想，这种写法的难度在于，一个章节一个中篇，每个中篇都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有铺垫，有过程，最后形成高潮。用这样的模式创作长篇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这样，我先后写出了《祖母绿》《花痴》《丫头彩凤》《贾大少爷》《王莽钱范》《长命锁》等七个中篇，相继在《长江文艺》《鸭绿江》《中国铁路文学》刊发，其中有四篇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另外还写了三篇，也是按中篇小说写的，由于不能写出单独完整的故事，最终还是拆开了，串长篇时，分散用在了各个章节里。我相信读者在读这一系列的小说时，看到的都是相对独立又相互贯通的全新故事。

若干年后，香港著名编剧薛家华在将《金匮银楼》改编为电视剧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很惊讶，这部小说的容量特别的大，语言特别的干净，全是故事，没有废话，如果按照长篇小说的惯例来写，这些容量可以扩展为好几部长篇小说。”

是啊，如果一部中篇小说扩充为一部长篇小说，那不就是好几部么。

十二

2006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汉水文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金匮银楼》。在2月8日开幕的“2006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金匮银楼》好评如潮，刮起一股“银楼文化”旋风，首版10000册即告售罄。《光明日报》以《三千里汉水，何处是归程》为题，评价《金匮银楼》：“弥漫着强烈的地域文化气息，区别于一些只是讲故事的小说。有凝重的历史感，在历史与文化的大融合中，实现了小说的独特价值。”

百度读书贴吧上，《金匮银楼》引发了广大网民极大的兴趣，成为当月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月8日至15日一周时间，读书吧对《金匮银楼》的评论发贴1100余条，点击率高达12000人次。广大网友围绕“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原始落后是民族文化吗”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评论主题从书的内容逐步上升到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先进文化等问题的争论，网友们各抒己见、据理力争，各种精彩言论层出不穷。许多网友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财富，绝对不能随意丢弃。

有网友提出“到底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是原始、封闭和落后的东西，还是时尚、先进、精华的东西？”这一问题，立即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网友“汉水河畔”说：“在一些人的眼里，所谓民族的东西，就是出中国人的丑，出中国人的洋相。”网友“佛兰”认为：“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优秀的东西，能够让外国人望洋兴叹。譬如说，王雄写到的古钱文化、银饰文化、河运文化等等，都走了世界文化的前列，这些才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所在。”网友“tgxm”也认为：“不论中外，在一定的时期走在世界文化前列的东西，或者说，能够引领一个时期文化走向的东西就是时尚的。所以，如果只看到传统文化陈腐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当时先进的一面，一定是片面的。”网友“穿越无人之境”提出了文化创作的民族化问题，他很认可我对汉水文化的追寻，认为这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对此，网友“盗版伪钞”也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应当算作‘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财富，绝对不能随意丢弃。”

网友们对我的创作风格、创作手法及汉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此同时，“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也开始了连载并着重推荐《金匮银楼》。

2006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消息：我国第一套系统反映汉水流域文化的系列长篇小说《阴阳碑》《传世古》《金匮银楼》（简称“汉水文化三部曲”），近日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工人出版社对“汉水文化三部曲”进行了整体包装，闪亮登场。

这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光明日报》记者邵文杰、《工人日报》记者陈晓燕相继找到会场，对我进行采访。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三千里汉水蕴藏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我想用文字去追寻逝去的历史和人文景观，还原汉水流域文化的景致和景象，向读者展示自然的崇高与伟大，文化的古老与雄浑。我的“汉水文化三部曲”在着力诠释一个观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品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试图以此来探索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邵文杰问道：“鲁迅先生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你是怎样理解的？”

我回答道：“这应该就是小说的民族特色。对民族文化应该本着继承精华、摒弃糟粕的态度。有人十分热衷于表现一些土得掉渣的落后东西，让外国人笑话，据说这样可以拿大奖。我不能理解。不论中外，在一定的时期走在世界文化前列的东西，或者说，能够引领一个时期文化走向的东西就是时尚的，就是先进的。譬如，我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河运文化、古钱文化、银饰文化等，乃中华民族的精华所在，也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

很快，《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分别以《汉水汤汤，有容乃大——第七次作代会代表王雄谈文化小说》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品属于先进文化——访汉水文化小说代表作家王雄》为题，刊发了本报记者对我的专访。

十三

家族文化是永恒的文学主题，因为家族是扩大了的人的生存单元，与人、与社会紧密相连。我认为，在大多数的时候，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民族的内心活动只有到文学作品里去找，它比任何东西都真实而深刻。家族文化，集中表现了一个家族的荣辱、尊严和梦想。

我的“汉水文化三部曲”属于家族文化的范畴。

《阴阳碑》是码头文化，通过讲述汉水码头和丐王两面人生的故事，展示了家族仇恨繁衍后的疯狂和人性的沦落；《传世古》是钱币文化，通过讲述祥符家族玩赏古钱的故事，描绘了祥符家族几代人前赴后继追求精神享受的快乐与艰辛；《金匮银楼》则是银楼文化，通过讲述贾氏家族银楼里的故事，揭示了中国民众的忠厚与朴实以及世道的黑暗。我试图借助汉水文化的特有魅力，沿着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行走轨迹和精神脉络，向读者展现一幅汉水流域民众生存史、发展史的美丽画卷。

我选择了汉水文化作为小说的叙事背景，这是我的创作自留地，也是我的小说特色。在这块自留地里，我又选择了种植家族文化。我一直以为，小说光讲故事，似乎单纯了一些，我想让人读完故事后，能够收获更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文化。我的“汉水文化三部曲”的故事，是用家族线条架构起来的，故事依附之上，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我借助汉水文化这个舞台，以家族脉络作为结构，以浓郁的汉水文化风情和楚风楚韵为背景，组合成一个立体的审美空间，力求在肯定人的尊严的同时，揭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所经受的苦难，以及人们支撑和承受这种苦难所拥有的精神动力。

我选择的“家族故事”是近年来十分热门的小说主题。一个家族的灵魂到底能走多远？我以为，一个家族，其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精神存在。我试图通过对一个个古老家族的兴衰发展轨迹的追记和寻访，揭示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精神发展脉络和与之生存环境相对应的精神生活。我通过对汉水文化的认识与考察发现，地域民俗文化对家族文化的影响巨大。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民俗文化绝不仅仅有着一种文物价值，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早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与今日、与未来息息相通。它是一种让人既感到熟悉、亲切，又感到诧异、陌生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生命。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意识地让历史的文化生命留住。

塑造好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艺术使命。有学者统计，汉水文化三部曲中共有各种人物572位，其中历史人物260位、小说人物312位。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除了常用的肖像、语言、行为、心理等传统的描写等手法外，我还十分注重用故事起伏表现人物的复杂多变，注重用内心追求展示人物的精神气质，注重用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注重用方言俚语来体现人物的地域特色，让这些汉水流域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着浓郁的汉水文化气息。

这些汉水人物，在表现较多的南方弱纤的气质中，融进了北方的刚健与粗犷，使人格结构既有南方人温文秀美、机智开朗的品性，又有北方人不畏艰险、豪放刚强的气质，形成了汉水人勤劳朴实、淳厚善良、崇尚礼义、热情好客的流域性格。他们像山一样的坚硬、水一样的坦荡，成为汉水流域的文化意象和汉水文化的基因密码。

《阴阳碑》中的鞭炮铺老板权国思、奶妈女贞、丐帮六爷，《传世古》中的古钱家祥符先生、沈氏茶娘，《金匮银楼》中的银楼老板贾哲义、丫头彩凤，以及众多的码头杠子、商行掌柜、贩夫走卒，文人墨客、军人湖匪、船工伙计、花船妓女等。他们的性格表象，既有正直、善良、勇敢的美德，也常常流露出自私、落后、狡黠的弱点。既充满着智慧与质朴，也有失去理性的丑陋与残酷，弥漫着流域性格的多变与传奇。

我曾经在一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汉水以其甘甜的乳汁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农人、匠人、商人和官人。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让我爱不释手，既恨之，又爱之。他们让我激动万分，又让我潸然泪下，引得我着魔般地与他们密切交往。”

我以为，要留住历史有两条途径，一是物质遗存，如文物古迹等；二是精神传承，如民风民俗等。在汉水文化小说创作中，我十分注重民族品性的书写和民族文化基因传承，认真挖掘汉水流域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宝藏，包括物质遗存和精神传承，然后用人物和故事串连起来，让小说留住历史，留住文化。

这也是我与其他小说创作不同的根本所在。

十四

2013年夏天，我应邀去襄阳讲学。襄阳电视台“天下襄阳人”栏目组主编王成得知后，对我说：“我们的主持人就跟着你吧。”我哈哈一笑：“这规格也太高了吧？”

这些年来，我在行走汉水的日子里，不断结识新朋友。“拾穗者”就是其中之一。“拾穗者”是襄阳的一个草根团队。2005年，襄阳背包客李秀桦、摄影爱好者张玉涛和大学教师邵爱民，三个彼此并不熟悉的年轻人，因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他们以捡拾和传播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碎片为己任，开始了汉水上下的艰难行走。几年来，他们利用公余时间，坚定地行走着，步履越来越清晰，成果越来越丰厚。如今这个团队已发展到了17人。

他们不辞辛苦，寻访古山寨、古民居，踏访汉水古镇、码头，对非文化物质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拍摄了万余张图片，做了数万字的采访笔记，形成了《南漳古山寨》《南漳古山寨探源》《保安寨：从嘉庆到同治》《南召楚长城与南漳古山寨》等一大批寻访成果。这些成果源源不断地发表在报刊媒体上，甚至上了权威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向社会报告和展示汉水文化的精彩，呼吁抢救历史文化遗存的紧迫。我的理论专著《汉水文化探源》中的照片几乎全部出自他们的手。他们的每一个新发现，都第一个向我通报。

然而，我与这帮拾穗者哥们不曾谋面。我与他们在博客上交流，在电话中沟通，我的思绪常常跟着他们寻觅的足迹远行，为他们的安危担忧，更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执着追求而加油喝彩……

我与他们有个约定，一同游历一次襄阳汉江。自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汉水上游兴建丹江口大坝后，汉江的水变少了，河道变窄了。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后，将丹江口大坝升高了10米，要将更多的水调入北京。2010年，襄阳政府在下游筑了坝，把城区的水位抬了起来，让江面几乎扩大了一倍，于是出现了襄阳“城中平湖”的胜景。

2013年7月29日早晨，是一个爽朗的晴天。虽然天气有点闷，但汉江边却微风阵阵，很是凉爽。按照约定，我们在樊城汉水边的公馆门码头见面。一条机动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铁壳，支着顶，四周通风，载客量为30人。公馆门码头原为土码头，清道光八年，襄阳知府勤政于民，在码头西北侧建郑公祠，并在码头平台驳岸正中镶嵌阴刻“民不能忘”石碑一方。

“拾穗者”的联络员邓粮，早早地守候在码头上迎候我。这个壮实的汉子，嗓门高，乡音重，特热情。他一一向我介绍他的队友：刘浪、李秀桦、艾子、阳光、襄江水、西风瘦马、嫁与东风、楚留香，还有一位特邀的绿色汉江成员耿文杰，总共11人。

我自豪地向随行的襄阳电视台美女主持人纪晶介绍：“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汉水文化辛勤的‘拾穗者，他们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这条江和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忠诚。”

面对平静清澈的汉江水，纪晶问我：“你生长于洪湖水乡，你感觉汉江的水与洪湖水有什么不同么？”我笑了笑：“洪湖水浪打浪，汉江水凝重啊。”纪晶追问道：“怎么理解？”我说：“这种凝重感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水历史的沧桑感，二是汉水文化的穿透力。”

“谈及汉水的沧桑感，我带来了证物呢。”李秀桦接过话题，说着从手中的纸袋里拿出了纤绳、鱼钩、网坠子等物品。李秀桦是位瘦削的汉子，风霜几乎耗尽了他的头发，活脱脱的一位智者形象。他告诉我，这些都是他在寻访过程中收集到。我一一仔细端详着，纤绳是篾编的，网坠子是鹅卵石穿孔制作的。那枚大鱼钩约半尺长，锈迹斑斑，沉甸甸的。我不由感慨道：“可见过去汉江上的鱼是多么的大哟。”

机动船逆水而行，两侧波浪滚滚。我坐在船舷旁，与刘浪聊着。不一会儿，就看见了江心中的桃花洲，洲上芳草萋萋，郁郁葱葱，一片绿色生态的自然美景。突然，刘浪示意船工停机。他赶紧弯腰用手在水面上拨动着，原来不远处有只小烟头飘着。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烟头打捞上来。他将烟头装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垃圾袋里。这时，我才发现，大家随身都带有一个垃圾袋。由于天气很热，加之为了招待我这位客人，上船前，大伙都带了一些西瓜、香蕉、葡萄等水果。吃完后，瓜皮、瓜子壳都装进了各自的垃圾袋里。

应我的要求，船在桃花洲停了下来。相传，周朝人郑交甫在万山脚下的桃花洲与汉水女神相会，以佩珠相赠，留下一段人神爱情的千古佳话。于是，这里又称佩珠洲。洲子边的水草很茂盛，船工担心水草缠住了螺旋桨，只得将机器停了下来。我拿起撑杆，熟练地将船靠近了洲子边。船工说：“你是渔家出身吧？”我笑了笑。

洲子不大，四周长着茂密杂草，约半人多高，中间种植着玉米，绿油油的一片。船工告诉我，洲子上的庄稼是望天收。若小水年，能收上一季。若大水年，就全淹了。我伫立洲头，遥想着当年人神相会的神秘和浪漫。猛然，邓粮指着对面的山坡问我：“你看见什么了吗？”顺着指向望去，只见那山坡已被削掉了一角，便急切地问道：“这里还能开山啊？”邓粮说：“是啊，幸亏被刘浪发现了，拍了一张照片，在襄阳晚报上曝了光，工地立即被查封了。为此，刘浪还惹上了官司呢。那开山的主儿有后台，不依不饶地让刘浪赔偿损失呢。”这时，刘浪走了过来，问道：“你们是在学习我的事迹吗？”我说：“你们真不容易，大自然的守护神。”刘浪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

刘浪告诉我，这几年，他们这个团队执着地行走汉水，抢救与保护并举，的确很辛苦，但很有成就感。他们失去了许多与家人的天伦之乐，失去了大量的休闲时间，购置设备、包租车辆、吃饭住宿，花费远远高过了微薄的稿酬，甚至有成员在汉水文化探访中意外受伤，但依然情有独钟、无怨无悔。

我问道：“你们觉得这些付出值不值啊？”“当然值啊！”大家异口同声。是啊，惊喜的发现，探索的乐趣，充实的生活，让他们很快忘记了那些沉甸甸的代价，感受到了收获者的快乐和持久的力量。刘浪真诚地说：“这些年，我们在寻找文化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如今，我们都是有专著的文化人了。我们受益这条汉水，受益这座古城，我们都很幸运。”

半天的游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言犹未尽，依依不舍。是啊，一群人与一条江，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不久，襄阳电视台在“天下襄阳人”栏目中，推出了电视专题片《王雄的汉水文化情结》。很快，这部电视专题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十五

从襄阳回来后，我发现“汉水文化”博客上，突然出现一个名为“牛津才子”的跟帖。跟帖的内容是一段英文，紧接着是一段中文。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段《传世古》的英译文。我点击过去，原来“牛津才子”是一个专门从事中英文翻译的博客。博主敢以“牛津才子”自居，想必是很牛的。这个博客里，大多是唐诗宋词的英译文，有《传世古》的英译文段落，还有《阴阳碑》的英译文段落。

我感到十分奇怪，如今著名作家都是雇员翻译著作，竟然还有免费的午餐？我向朋友咨询，这算怎么回事。朋友说，这是翻译公司的营销手段，先给你免费译几段，然后与你谈交易。我不懂英语，让有英语八级证书的女儿看了看，她说：“不错，翻译水准挺高的。”

我想，你不是“牛津才子”么，你爱译就译吧，反正我没钱，也没请你。我没有搭理他，但惦记着每天去他的博客看看。牛津才子也似乎与我较劲，也不理我，每天都要推出几段《传世古》的新译文，很快“序”译完，接着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每一段都是中英文对照。每天都有很多网友跟帖，点赞他的译文。我有点不明白了，这家伙究竟为了什么？

《传世古》是三部曲中我最得意的一本。写作方式上采取了第一人称，即让“我”在小说里自由活动，打破了读者习惯了的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模式，写作角度不断变换，时空转换也很快。另外，这部小说里有着大量的玩古专业词语。这些都给译文带来了许多难度。

终于有一天，“牛津才子”在汉水文化博客上留言，要求与我讨论问题。我想，你还是憋不住了吧？我赶紧回帖：“读了你的译文，我很感动，我们认识吗？你为什么翻译《传世古》啊？是纯粹的喜欢，还是有什么说法？”我打字很快，一口气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对方立刻打出一行字来：“我们是老相识啊，您不记得了？您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呢。”我愣住了：“是吗？”对方说：“我叫杨永东，襄阳人，您在襄阳工作时，我听过您的课，读您的散文和小说，从您的书里认识了襄阳马背巷、大头菜。”我惊愕了，反复想，真记不得杨永东这个名字。我搪塞道：“好、好、好，我们原来是老乡啊。”

就这样，我与杨永东有了联系。他说：“我没什么使命感，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动笔翻译《传世古》的，二十年前我读您的小说，就梦想有朝一日也去当一个作家。”

后来得知，我在襄樊铁路分局《鄂西铁道》报当总编时，他是基层单位的通讯员。他经常来报社送稿，参加过我们报社的通讯员学习班。他告诉我，高考时，唯一及格的是英语，语文只考了36分。但他对文学痴情不改，参加铁路工作后，报名参加大专自学考试，学习新闻学，一连通过了报纸编辑、新闻写作两门课程。

我得知，杨永东的英语成就完全得益于自学。

上世纪90年代初，杨永东招工到十堰山区的一个铁路单位当养路工，夜里寂寞，就抄写张道真教授的实用英语语法，一连抄了三遍。他说，这种学习方法是从某本书上看到的。抄完了英语语法，他觉得心里很有底气，尤其是抄第三遍时，觉得自己也是语法高手了。这时，他突然患上了一种慢性病，只得病休在家。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不能上班了，干脆去武汉大学英语专业当旁听生。病休两年，他就当了两年的旁听生。两年后，通过了武汉大学英语专业考试。

杨永东自以为得到了张道真的真传，又有了武汉大学的文凭，便学着马云开翻译社。他狐假虎威地将翻译社开到了武汉大学的大门对面。他的第一张名片，递给了徘徊在武汉大学门前的一个美国人，名叫Robert White。这位美国人只有中专文凭，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来中国求外教饭碗。他与杨永东相见恨晚。他让杨介绍中国的情况，杨向他学习操练口语，对着电脑上的雅虎美国网页提问，两人不亦乐乎。

杨永东将收入的百分之九十用来购置英语书，而且多半是英语工具书。购买李阳的处女作《英语发音突破掌上宝》，就花了整整一百元。翻译社倒闭了，他便来到深圳打工，白天干活，晚上跑到深圳书城看书或抄书。当然，依然是清一色的英语书。书看多了，他惊讶地发现大多数都是雷同的、相互抄袭的，他绝望了。他不由发问：“正确的英语在哪里？”

新概念英语，是中国最佳英语学习课本。然而，很多英语学习者，靠背新概念，误入歧途。杨永东坚决反对靠背书学英语。多年后，新概念英语之父在临终前写了另一套《直接使用英语》教材，其实是对风行多年的新概念的一种忏悔。

网络上热闹，许多英语者挑战权威，与英语教授论战，其中受挑战的权威就有著名的《三字经》英译者赵彦春教授，英伦博士。一些网友挑出了赵教授的语法错误，但给不出正确的解答。杨永东做到了，他在与权威的争论中，找到了正确英语的方向。他大胆修改国内英语专业教材《高级英语》，得到了编撰者北外教授王立礼老师的认可。

杨永东旗帜鲜明地反对“翻译”，倡导直接使用现成的语言表达，在具体语境里说话。他认为，任何语言的本质是“声音”，视觉文字只是一种“记录性”表达。如果脑袋里没有“现成语言”形成的声音在流动，也就只能靠拼凑文字来翻译。杨永东认为，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最本质的不同于“形”，其相同处在于“义”，所以在表达的时候，尽量甩开原文的“形”，抓住原文的“义”。英语是世界上最为精雕细刻的语言，汉语是最为模糊的语言。如果按原文的“形”出牌，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回头望一望都觉得狗屁不通。

正是凭着这种不畏权威、敢于发问、勇于创新的大无畏精神，让杨永东的英语水平急剧提升。

杨永东的“牛津才子”博客，每天贴出的《传世古》译文，吸引了众多的英语爱好者。一些英语翻译高手也加盟进来，包括著名美国作家，《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疯狂英语教母李金（KimLee）。于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阵地里的自由译者团体”，主要进行文学著作的汉译英工作。自2014年初开始，这个团队全力打造《传世古》英译本。一年多来，该团体吸引了上百万的阅读者，上千学者的推崇与数百优秀译者的追随。

杨永东告诉我，这些跟随者中有一位名叫石永浩的翻译朋友，每日到博客上签到。按对方的请求，杨永东给了他一些章节翻译。杨永东幽默地说：“翻译还不错，几乎接近于我。”每一次石永浩发来译文，杨都要与之探讨，认真修改。直到译文完成后，杨让对方写自我简介时才知道，他是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博士学位。

2015年8月，杨永东团队终于完成了《传世古》的英文翻译，托我将书稿送到了外文出版社。该社英文编辑范淑娟审读后，予以很高的评价。2015年12月24日，外文出版社召开年度选题会，一致通过将《传世古》列为2016年一季度出版计划。这是多年来，该社第一次出资为出版社以外的译者出版英文版长篇小说。

疯狂英语教母李金（KimLee）在评价该译著时写道：“王雄的《传世古》英译本将向西方读者开启一直以来闭关自赏的中国文学大门。”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曾呕心沥血编著《疯狂英语》系列教材，孩子们的父亲是著名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定居美国的李金，不辞辛劳地修改润色《传世古》全书译文。她说：“一枚古币，一种文化，其铜绿乃时光之荣耀，经久不衰为传世古也。”

杨永东说：“是王雄先生的汉水文化小说三部曲燃起了我二十年前的文学梦。”据悉，杨永东团队已经开始了《阴阳碑》和《金匮银楼》的汉译英工作。

十六

我曾在一次文化讲座时，给听众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哪个民族？二是世界上人口使用最多的语言是哪种语言？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在哪个朝代完成？这三个问题的依次答案是：汉族、汉语、汉朝。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就源于汉水。

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起源于河流。埃及文明发生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文明发生在恒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发生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人类文明不仅依据河流而产生，同时也顺着河流而扩散，加之河流在古代交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河流当之无愧地成为联系不同地域和社会的纽带。

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殊不知，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位于我国南北之间的汉水流域是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汉水文化是汉文化的发展源头。在地质界和考古界有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汉水形成于地球早期的造山运动之始，早于长江、黄河7亿年。汉水流域是我国自然地理南北差异的过渡带。这里既是我国南北两大文化版块的结合部，又是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中国又称华夏，就因华山夏水得名。据《周礼》和《国语》记载，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

在古代巴人眼中，三峡长江，远不如襄阳以上的汉水河床开阔，气势恢宏。

从襄阳沿着汉水溯水而上，在陕西秦岭峰下，有一座城市叫“汉中”。始皇帝三十四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诸侯盟主的身份，将刘邦分封在这座边远城市当王，名曰“汉中王”。据史书记载：当年刘邦被贬到汉中当汉中王，初不欲就国，一门心思谋攻项羽。丞相萧何向他出点子：“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意思说，地上的汉水是与天上的银河相通的，充满了神灵。汉中地势重要，可攻可守，必得天下。刘邦认可了萧何的思想，屈就汉王封号。他借汉水之灵光，以汉中为基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击败项羽，一统天下，建立西汉，最终如愿以偿。

刘邦建立“汉朝”，称帝汉中，国号称“汉”。汉高祖定国号为汉，显然有取纪念汉王发迹汉中之意，于是有了“汉中开汉业”之说。从此，一个“汉”字改变了中国。汉水、汉朝、汉人、汉语、汉族、汉文化……一个“汉”字，几乎可以概括整个中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汉”字的发展轨迹，成就了中国文化乃至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汉族的称谓因“汉朝”而来，汉朝的称谓因“汉中王”而来，汉中王的称谓因“汉中”这座城市而来，汉中这座城市因“汉水”这条江而来。汉朝的臣民自然是汉人，汉人使用的语言自然是汉语。无疑，这一系列“汉”之根就扎在汉水文化之中。这种历史的发展渊源，让人们顺理成章地将汉水誉为汉民族的母亲河。

汉江以一水之力，沟通了中国东南西北，使得华夏文明在其文明孕育的童年，就已经开始文化和民族融合，并且这种包容性也成为中华文明不断绵延永续的根本动力之一。大韩民族在自己的国境内，克隆整条汉江的城市命名和文化样式，就是汉水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明证。

殊不知，南海丝绸之路也源于汉水。西汉时，大陆与南海的通道，从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及伊洛平原南下，大都由南襄盆地乘木船从汉江起航，经长江干流进入洞庭湖，然后入湘江，再由湘江支流潇水过灵渠转入贺江，再入西江到番禺。从而，自然形成了番禺—徐闻—合浦—交趾一九真—日南的南海丝绸之路航线。

汉水起源陕西的宁强县，穿过河南的广袤大地，在湖北的汉口汇入长江。我出生于汉水流域下游的洪湖，参加工作后来到汉水中游的襄阳，调郑州工作后，郑州铁路局的管辖区域陕西、河南、湖北三省，正是三千里汉水一线牵。尔后，我来到北京，紧接着“南水北调”的汉水就接踵而至，流到了北京。可见，我与汉水是一辈子的缘分。

在写汉水文化小说的同时，我曾一度十分勤奋地写汉水文化博客，几乎一天一篇。我将流行的博客写作手法运用于文学随笔写作，从挖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采取与网友互动的形式，对汉水之源、汉民族之源、汉文化之源进行了深入溯寻；对汉水文化的源流性、多元性、包容性和传承性特征，进行了深刻阐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我的汉水文化博客进行了梳理，取名《汉水文化探源》，编辑出版。书中不仅收录了我的博文，还收集了网友的跟帖，形成了一定的互动效应。这本书是我多年来汉水文化研究的理论总结。

我十分欣赏我的朋友、著名文艺批评家鲁枢元老兄的一句话：“真正的艺术家，不只是向人们提供一批作品，还应当向人们彰示一种生存方式。”我以为，写作既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表现和精神意义上的追求。

想写作，能找出许多理由；不想写作，也能找出许多理由。我的写作是业余的，只能在晚上写，只能是夜里少睡一点。我有个写作技巧，就是写到高潮时，戛然而止。我称为：留有念想，明日继续。

毫无疑问，作为一名文学者，我的汉水文化情结，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扎根于我的生活；我的汉水文化成果，记录了我行走的体验，留下了我思考的痕迹，展示了汉水文化的万千姿态，也给予了我最佳的生活方式。

我很庆幸我的选择。

作者简介：王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铁路作协副主席、《人民铁道》报社长，是中国第一位倡导和实践汉水文化小说创作的作家。先后出版了汉水文化长篇小说《阴阳碑》《传世古》和《金匮银楼》，形成了“汉水文化三部曲”。还出版汉水文化中篇小说集《南钱》《丫头彩凤》等。小说《八宝印泥》在《中国铁路文艺》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