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振国

《百年孤独》对于我们的意义

□邵振国

30年过去了，我们回首拉丁美洲那场所谓“文学爆炸”，咀嚼它之所以冲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伊比利亚”藩篱，而获得世界声誉，我们对这个启示意义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那个根本的“启示”，即作为创作思想上的方法论，也就是它“魔幻”的内在动因，却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加西亚·马尔克斯文本究竟想说什么？那些离奇的生命状态、情结心结，含着怎样的艺术鹄的？对于我们产生了多少个体“独立”与社会、历史的宿命之追问，而命运地诉诸文学“虚构”？

马尔克斯想说什么

《百年孤独》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人之每一个个体，沉沦在社会、历史的宿命中。那个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哥伦比亚缩影——马孔多，既有着原始田园的宁静美丽，又有着愚昧落后和种种怪异，诸如它的创始人阿·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夫妇，所生后代都长着一条猪尾巴。这“猪尾巴”在漫长的“百年”中始终无改。马孔多该不该存在及怎样存在，就摆在了历史、社会面前，需要人们认识它的存在状态。我们不能不记起“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的细节，这可能是作者的一种愿望，也是主人公奥雷里亚诺上校所希望的吧。奥雷里亚诺发动过32次起义，都失败了，他也躲过了14次暗杀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后来当上了革命军总司令，并成为政府最恐惧的人物，最终还是在内战中死去。我相信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的“死因”，就像他不明白他跟17个女人生了17个儿子，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杀了。我们当然很容易会意主人公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对抗关系，但是我们容易忽视的是那个“个体”的存在状态，它却是社会、历史宿命的深层根源。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既开篇写到“多少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着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又在全书结尾，叙述马孔多被一场飓风卷走，天方夜谭般地消逝。这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是什么让他在行刑前会想到“去见识冰块”？

我不知道这种书写是不是指向了那个作为宿命根源的“个体”。窃以为那行刑前的回眸顾盼，不仅是在看他一家人的凄惨历史，而是将目光觅向那更深层的渊薮。我们知道，哥伦比亚于16世纪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于1819年独立。独立并非就是它的福祉。马孔多的人们仍生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对此没觉出什么不适。殖民者会带来西方文明，也会掠走人们的财富，一块磁铁和一只望远镜能换走布恩迪亚的一头骡子和一群山羊。但这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因素，关键取决于这个“个体”对自身存在处于怎样的认知状态。

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人，把家中的小便盆也统统打上家徽，以为那是不能丢弃的“传统”。村民们普遍地得了一种传染性的不眠症，甚或失去记忆，记不住自己的历史，乃至给牛挤奶也要贴上标签，以提醒记忆。如是人们对自己的存在状态都模糊不清，你还能希图他们存有改变自己的希冀吗？人们在无所事事中备受孤独，无以打发漫长的时光。人们寻找各种得以“体面”的事由：阿玛兰妲天天在家制作她的裹尸布（也就是葬衣），但她白天织好晚上又拆掉；蕾梅黛丝则每天都把自己泡在浴盆里，等等。人们无暇思考这种状态的由来，更莫说时局和政治了。奥雷里亚诺背井离乡去参加那场战争，其实他也不明白在为谁卖命。战争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利益或荣耀，相反他却得到人们的冷漠和唾弃。战败归来，他也给自己找了个“事由”：炼金，制作小鱼，也是做了又化掉，化了又重做……这些，都呈现出一个又一个无存在意义的“非个体”。

我想，这是否就是《百年孤独》的主旨意蕴呢？

拉美作家取材的政治指向

这一节我想在一个更大的文本范围，来看《百年孤独》的创作思想。

应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有着清晰创作想法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拉美著名作家莫不如是。魔幻为现实所使然，所谓“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这个“真”，窃以为就是真实的历史叙述。马尔克斯在他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说，这本书写了18年，可谓苦心经营；作家的职责就在于提醒公众牢牢地记住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

由此看出，他的种种创作想法是由那个“真”制约着、选择着。《百年孤独》把目光更深重地凝注于人的个体心灵的罹难，用神秘的、幻想的民族色彩——那是加勒比海自身海潮翻涌所泛起的颜色——在民族独立之后，似乎更加凸显了人的心灵一片荒芜、无物的貌态。作家们不可能不对反专制独裁、要求民主和改革的那片心灵有所担当。虽然他们多采用神秘曲折的、隐喻寓言的文学叙述，却都是拉美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折映。

马尔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用多人称独白，讲述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之死。此前总统已经“死”过一次，让替身阿拉贡内斯躺入棺材，他在暗处观看人们得悉他去世后的反应。人们欢喜若狂，冲进总统府，拖出尸体，暴弃街头，朝着尸体唾唾沫、泼屎尿。他在窥视之后，施以残酷的报复，造成尸横遍野，引起瘟疫。尼卡诺尔有一亲信——国防部长德阿吉拉尔，为他出生入死。但他怀疑这位亲信会暗算他。一次总统遇刺，他便怀疑是国防部长指使。三天之后，他宴请他的私人卫队的时候，端上来一盘菜，即是德阿吉拉尔将军——他已被烹饪为菜了。这种情节，在专制独裁国家不为鲜有，却给予我们这位有担当的作家以取材视野。文学绝不是什么可以脱离政治制度的东西，因为是这种政治把人导入了“人生的迷宫”。

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所著第一部长篇小说《危地马拉传说》，即是广泛关注、涉猎该民族历史、社会和玛雅-印第安神话及民间传说之作，他因此成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并于196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同样塑造了一个独裁者。他通过幻觉，叙述出印第安-基切人同意了托依尔神说的“建立在人猎捕人的基础之上”的统治。在这里，阿斯图里亚斯也把取材视野投向了人的命运的由来。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写了一个庄园主发迹的过程。佩德罗·巴拉莫剥削工人，偷移地界，通过与女债主结婚等等手段扩大他的地盘，逐渐把科马拉地区的土地全部占有。他随意蹂躏妇女，专横跋扈，但内心空虚。被他百般追逐的女人苏珊娜后来神经错乱，抑郁死去，而他却被私生子阿文迪奥杀了，科马拉庄园也神秘消失。作者叙述笔法惊人，从巴拉莫与女债主多洛雷斯的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遵照母亲的遗嘱，到科马拉寻找生身父亲开始入笔；而此时，胡安·普雷西亚多已经去世，是他的魂灵在讲述自己寻父的经历。母亲多洛雷斯，是与巴拉莫结婚后又被遗弃而死的。当胡安·普雷西亚多的魂灵长途跋涉寻到科马拉庄园的时候，生父巴拉莫早已不在人世了。

是的，这一拉美魔幻范本《佩德罗·巴拉莫》，的确在叙述技巧上给予我们极大的美学借鉴，从过去时到现在时，从现实到梦幻，富有悬念地融为一体。但是这里要谈的，仍是这一情节给予我们的思想启示，也就是它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魔幻的原因。

胡安·普雷西亚多是在母亲遭遇不幸之后才诞生的，所以，他的寻找也就是对于母亲命运的追问。其次，作品之所以在胡安·普雷西亚多死后来讲述那漫长的经历，是要表达人的命运是漫长持续的——这与《百年孤独》所表述的是一个意思。在作者眼里，这个科马拉庄园主与“总统先生”所建立的“以人猎捕人的”统治秩序是具有同一性的。在西方价值观里，个体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个体的存在状态和性质是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存在状态和性质的前提，个人是否拥有自由本质，是否是一个自在的、自为的存在，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本质和存在。因而，我们可以说，《佩德罗·巴拉莫》是对人的应然命运的呼唤。

把握人的应然命运

我们在众多文本及其现实中看到，拉美的民族独立并没有带来个体的独立。那么，什么才是民族主义的真正出路？国家、社会的进步性质靠什么来确立？在这里，我们说，文学虚构不是为了魔幻技巧，而是担负着探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重任。

虚构是文学的生命。这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现实中不存在人的应然命运的对应，它只存在于作家的使命中。

戈达尔在《小说使用说明》中，论述了文学史上多种小说写法，强调了其中之一的“虚构”。20世纪的法国小说试图反虚构，在中国当下也有“非虚构”文学的聚讼纷纭，这反而让我看到了虚构所具有的难以抵御的力量。人的应然本质的建构远未完成。而虚构恰似拉美的魔幻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依然崇高地存在着。针对法国当代另类小说，戈达尔评论道：

最不起眼的虚构也会触及我们的本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盲目地活着，在等待、恐惧和短暂的任务中消耗生命，受困于无所事事的时间和无足轻重的事件，屈服于偶然性的统治。我们最终失去了对某种目标明确的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打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而且不管怎样都不会彻底消失，因为虚构会按照它所设想的生活的模子，令渴望重新点燃。一边是逝去的时间，其中的每一刻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另一边是对这时间的整体意图和意义的确信，虚构通过在想象中实现这两者的几乎不可能的联结，在我们身上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条件。

这段话说得太精彩、确切了！尤其那“在等待、恐惧和短暂的任务中消耗生命，受困于无所事事的时间”，不正是《百年孤独》的主旨表述吗？我们说，虚构永远不会在我们人生的地平线上消失，不正是因为“虚构会按照它所设想的生活的模子，令渴望重新点燃”吗？在中国当下，人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文学如何创造有益于人的应然本质的建构，难道拉美魔幻文学没有给予我们启示吗？

康德认为，人的本质和人性，在其完全完成的意义上，不是现实中既有的，而是我们的理性直悟到的那个“应当”。黑格尔把个体的本质与现实视为对立的，他说：“由于个体具有这种自由，现实世界就有可能具有这双重意义”，“现实对个体的影响就有绝对相反的两种情况，个体既可以听任现实的影响之流对自己冲击，也可以截住它，颠倒它或改变它。”

黑格尔所言，正是拉美文学的内在动因；这也是它之所以魔幻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