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颖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论贵州省域形象的重构

樊颖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追述贵州形象史，用社会心理学及社会记忆理论，对其被描写的原因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贵州形象亦非历史的复制，而是被建构和记忆。近五年贵州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全面开放的进程不断加速，展现了精彩华章，催生了贵州重塑形象的强烈诉求。重构贵州形象，迫在眉睫。

贵州；形象史；形象建构

一、被描写的贵州形象史

贵州形象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司马迁《史记》记载了夜郎侯骄傲无知、肤浅自负的“夜郎自大”形象；1200多年前柳宗元《黔之驴》问世后，贵州被描写为才疏学浅、虚有其名的“黔驴技穷”形象；再后是宋朝敕书中“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的“蛮荒偏远”形象；明代贵州开省以后，则以“天下最苦之地，靠外省协济度日”示人。如《贵州通志·财赋》：“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贵州为最后，故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一大部，诸所应用大半仰给于川湖。”郭子章《黔记·止榷》：“贵州崎岖……国家以滇南门户而郡县之，兵倚协川、湖征解，愆期动欲脱中；商苦贱盗，却往来稀少，天下最为苦之地，不宜惊扰。”“贫穷”“落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靠协济度日”等标签，不断强化着外界对贵州形象的具象性认识。其后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如20世纪30年代的“抗战”、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三线建设”等，亦未能彻底改变贵州留给人们的偏远蛮荒、愚昧落后、山穷水恶、贫瘠无望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