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巧欢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女性空间的重构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生存空间解读

张巧欢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列斐伏尔等人认为，空间具有意识形态性。在种族语境中，空间体现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父权制语境中，空间又体现了性别主义意识形态。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在空间里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压迫，从而失去自我意识和身份，处于边缘化和他者的状态。但是黑人女性同样可以利用空间的力量破坏等级空间和特权空间，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空间，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对此，莫里森在小说中进行充分的尝试，试图为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中寻找一条出路。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女性空间；重构

1993年10月7日，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时年62岁的托尼·莫里森收获了她创作生涯中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奖近百年来首次授予美国黑人女性作家。颁奖词肯定了莫里森的文学成就，赞美莫里森打破了黑人和女性双重桎梏，“以其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小说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1页。。她的10部长篇小说除了《所罗门之歌》和《家园》以外，几乎都是以黑人女性为主人公。由此可见，种族因素与性别因素是莫里森作品主题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近年来，受到人文学科中“空间转向”的影响，莫里森小说中的空间问题也开始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已有部分研究关注到《宠儿》、《所罗门之歌》和《爱》等小说中的空间政治结构以及空间叙事技巧。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特别关注女性在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中的位置。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审视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生存状况，揭示黑人女性在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所受到的种族歧视、性别压迫，并从中窥探作者对黑人女性身份重构和空间重建的探索和反思。

一、种族主义语境下的黑人女性生存空间

自从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运到美国，便开启了美洲黑人奴隶制度的历史。奴隶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统治的需要，构建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法]亨利·列伏斐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页。在种族主义语境中，社会空间体现了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关系。白人处于权力空间的绝对统治地位，黑人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黑人被白人主人当作生产工具或者牲畜，不但被剥夺了话语权、姓名权、婚配权，而且还被随意买卖、被用私刑折磨或者杀死，生活惨不忍睹。在莫里森的《宠儿》中，黑奴们失去自由，每天被管理者用尺子丈量身体尺寸，清点牙齿数量。而怀孕中的女主人公塞丝更被奴隶主们残忍地强暴。当奴隶主追捕而来时，塞丝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她的孩子重蹈她的覆辙。于是塞丝用手锯杀死了刚学会爬行的女儿“宠儿”。这样的“杀婴”之举使塞丝痛苦，也使女儿的鬼魂满怀怨气。

莫里森小说中描写更多的是奴隶制被废除后，种族主义以另外的形式对黑人和黑人女性进行的迫害。

(一)种族隔离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南方的蓄奴制被废除。获得解放的黑人虽然成了自由人，却不得不面临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和迫害。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的“隔离但平等”的裁决确立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美国社会机构通过各种形式的隔离来达到对黑人的压制。而空间隔离就是其中之一。城市空间被分割成白人居住的白人区和黑人聚居的黑人区。白人区在城市的中心，黑人区则蜷缩在城市的边缘。两个区域之间界限分明，白人拒绝接纳黑人，黑人被迫生活在黑人居住区，对于种族隔离线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此贝尔·胡克斯有这样的表述：“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火车的铁轨每天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当女佣、门房、妓女……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但不能在那里居住。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回到铁路的那一边，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9页。

在《最蓝的眼睛》中，故事发生的空间为俄亥俄州的洛兰镇。在这个小镇里，城市空间被分割成黑白对立的两个区域，两者泾渭分明，风景截然不同。黑人居住区的浅灰色房子歪歪斜斜地站立在道路两旁，因附近铁厂的污染，天空总是橘红色；白人区的房子则是坚固结实、带有院子和花园的白色砖房，后院连着沙滩和湖泊，天空永远是碧蓝的。伴随着种族隔离的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故事的主人公小女孩佩科拉在果品店白人老板的眼中清晰地看到了由黑皮肤引起的厌恶。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年轻时和丈夫从南方农村来到这个北方城镇。她不仅遭到邻居们的嘲笑，在医院生孩子时更是被白人医生当作不会疼痛的母马，受到与白人妇女不同的对待。

《所罗门之歌》中，故事的前半部分发生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在这座城市里同样呈现了“南北”和“黑白”双重二元对立。南区肮脏简陋的平房里住的是贫苦低贱的底层黑人，白人则住在北区的高档社区。坐落在在贯穿城市南北的主干道上最北头的“慈善医院”，从未医治过黑人，而被黑人们称为“不慈医院”；偌大的城市只有一个饭店和一个公司的厕所准许黑人进入；丽巴作为黑人女性即便得了奖，也无法登上报纸。

在《爵士乐》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南方黑人从农村来到纽约的移民潮。白人应对黑人移民潮的措施是“严格的职业障碍、居住障碍以及社会障碍纷纷建立起来”*[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带着种种梦想、通过各种渠道来到纽约的黑人们最终只能栖身在条件恶劣的黑人聚居区，“租住的房间比小母牛的牛棚还要小、比早晨的厕所还要暗”*[美]托妮·莫里森：《爵士乐》，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第33页。。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与肮脏拥挤的哈莱姆贫民窟形成鲜明的空间对比。种族隔离的结果是导致1917年的种族暴动。在这场骚乱中，黑人女孩多卡丝的父母亲惨死。这给童年时期的多卡丝留下难以消除的心理创伤和空虚感，并导致她后来的畸形恋爱和惨死。

(二)种族主义的内在化

如果说北方城市空间的白黑二元对立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的显性体现，那么随着阶级的分化和白人主流文化的强势入侵，黑人内部出现了种族主义的内在化倾向。杜波依斯认为美国黑人身上存有双重意识，“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在一个黑色身躯里有两种互相较量的理想”*Du 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96，p.5.，换句话说，美国黑人有两个在不断调和与相互较量的自我，一个是作为黑人的自我，一个是受白人文化影响的自我。当黑人自我得不到主流文化的肯定时，白人自我便会驱使黑人接受白人的价值标准，给自己塑造一些白人特征，以此来求得社会的认同。种族主义内在化让黑人失去黑人性，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莫里森的小说揭示了种族主义内在化对黑人女性的精神摧残。

《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在小镇上过着受人歧视的生活，只能靠看电影排解寂寞。波莉在电影院中接受了藉由大众传媒所宣扬的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之后，觉得黑人丑陋无比，竭力效仿白人的衣着打扮和发型，让她的孩子们喊她“布里德洛夫太太”。她努力清洁白人雇主家宽敞整洁的厨房，从主人的赞扬中得到虚荣心的满足，而对自己家里的肮脏混乱却听之任之。当又丑又黑的佩科拉打翻厨房滚烫的果酱时，波莉关心的是主人家金发蓝眼的小姐，却对自己的女儿严厉呵斥。波莉本人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内在化种族歧视的迫害者。黑人性的丧失最后换来的是家庭惨剧的发生。在白人的种族歧视和浅肤色黑人的内在化种族歧视以及母亲波莉的厌恶之下，十三岁的佩科拉产生了想要“蓝眼睛”的强烈渴望。“蓝眼睛”是白人的特征，是主流社会的审美标准。但是通过白人的眼光和尺度来认同自我的做法只会导致自我的分裂。佩科拉在经历了父亲的强暴、早产和孩子夭折之后最终精神崩溃。

在《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生活空间里，除贫民窟之外，还有相对比较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社会空间。住在非医生街的麦肯·戴德一家有房有车。经济上的成功让麦肯急切地摆脱黑人的身份，努力向白人文化靠近，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远离城南的黑人社区，还拒绝与贫困的下层黑人有任何交流。每逢星期日，麦肯带着穿着光鲜整齐的妻儿，坐上漂亮的汽车，在众人艳羡嫉妒的目光中超低速地穿过黑人贫民窟，驶向白人区。麦肯的妻子露丝是黑白混血儿，褐色的皮肤时刻提醒她与其他黑人的不同。在她眼中白人性意味着高贵的地位、优雅的生活、体面的职业，而黑人性则代表着贫穷、肮脏、落后。她在生活中仿照白人竭力地维持体面、优雅，提高生活质量。露丝的女儿科林西安丝去巴黎留过学，受过高等教育，一心想嫁有高贵身份和体面职业的男人。但是科林西安丝的条件在一般的黑人眼中只是好看而不实用，白人阶层又不愿接纳混血黑人。到了四十多岁，科林西安丝还是待字闺中。所幸最后她意识到如果一味地追求白人性、摒弃黑人性，只会像母亲一样在体面而空洞的生活中枯萎，于是她接受了来自城南的亨利·波特，获得崭新的生活。

在《天堂》中，种族主义相对要复杂得多。《天堂》的地理空间是一个叫“鲁比镇”的封闭、孤绝的纯黑人社区。小镇的祖先在寻找定居地时曾遭到了“双重拒绝”：白人和浅肤色黑人都不许他们在各自的城镇上定居。后来这些被拒绝的人在远离白人的西部进行空间实践，开辟专属于黑人的空间。为保持社区的种族纯洁性，鲁比镇居民不欢迎任何外人进入社区，更不允许镇上的人与浅肤色的女子通婚，或者对他们提供帮助。这种深黑黑人与浅黑黑人二元对立的空间秩序，其实是对白人构建的白黑二元空间秩序的模仿。“他们自以为他们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他们在保护他们的妻儿，但他们在伤害他们。”*[美]托妮·莫瑞森：《天堂》，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鲁比镇的黑人原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是种族主义的内化使得他们成为了种族主义的实施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

二、性别主义语境下的黑人女性生存空间

如前所述，在种族语境中，社会空间体现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借助空间的划分确立了白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和黑人的被统治地位。同样的，在父权制语境中，空间又体现了性别主义意识形态。性别主义通过空间的分割来实现男尊女卑的空间等级秩序。

男女虽然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但是“性别角色把家庭服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分配给女性，其余那些有关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的事情分配给男性”*[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性别分工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女性空间二元对立的出现。男性是社会空间的核心，占据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发表言论，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女性处于社会空间的边缘，居于私人空间，她们在这个家庭空间里哺育子女，做饭洗衣，照顾家人。显然，这种空间位置二元区分的背后隐含的是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但是，即使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空间，家庭对于女性来讲也不是最舒服、最安全和最自然的地方。胡克斯曾说：“权力斗争，强迫性的权威统治和对统治的残酷的维持形成了家庭生活，因此家庭常常是产生极度的灾难和痛苦的地方。”*[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第43页。在莫里森的小说中黑人女性受到的性别压迫正是发生在家庭空间。对于美国黑人女性而言，家庭通常并不是避风港，家庭存在压迫、歧视和暴力。

《最蓝的眼睛》中导致十三岁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精神崩溃的原因除了种族歧视之外，还有亲生父亲乔利对她的强暴。乔利的行为无论从法律还是伦常角度看都是罪恶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整个施暴的过程中，莫里森详细地描绘了乔利这个穷困潦倒的、失意的黑人对自己女儿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这种情感的混乱事出有因，这个“坏黑人”的背后是黑人被歧视、被侮辱的辛酸历史。乔利出生四天即被母亲抛弃；长大后被父亲拒认；在两个白人的旁观下完成第一次与情人的性体验。在经历了这些遗弃和屈辱之后，乔利变成一个缺乏责任感、自由散漫的流浪汉。与波莉的家庭生活曾让他恢复正常，但是当他被白人以种族歧视剥夺了工作，妻子又因“白化”对他不屑一顾后，乔利思维错乱了，对女儿做出了暴行。“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第19页。在严格的社会控制下，黑人男性的生存体验无法通过社会性的行为来表现，转而选择家庭作为宣泄口。他们常常把面对种族歧视的无能为力和怨恨以及对自我身份的强烈渴求，转化为对更加弱势的妻儿的残暴和戕害。因此乔利既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性别主义的施害者。佩科拉由此成为了种族和性别话语系统的双重牺牲品。

“社会空间无论其特征何等多重，始终是力量的、暴力的和权力的空间。它常常象征性地表现为男性化和父权化。且往往被抽象为或假定为’父亲’对土地、财产、孩子、仆人和奴隶以及女人的统治。”*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alden·Oxford·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98.《所罗门之歌》中麦肯的家庭充分体现了这种父权化空间对女性的摧残。作为一家之主，麦肯在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力，支配和控制妻儿的生活。露丝和女儿被父权制禁锢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中。童年时期的露丝在丧母之后，便被父亲以过分的关心和爱束缚在豪华的大房子里。禁锢的生活把露丝变成了一个说话轻柔、性情温顺、对父亲极为依赖的小女人。麦肯娶露丝并非为了爱情，而是为了露丝作为本市最重要的黑人医生的女儿这样的身份。麦肯同样把露丝关在自己的大房子里，要她操持家务、做菜做饭和养育孩子。但露丝在家务上的无能以及与父亲的暧昧关系又让麦肯对她生出抱怨和不满，甚至是仇视和鄙薄。婚姻对于露丝来说，只是从父亲家搬进了丈夫家，从一所监狱走进另一所监狱。华丽宽敞的大房子对于男性而言是建构自己身份和彰显自己成功地位的象征物，对于女性而言却是失去自己身份和扭曲自己本性的令人窒息的囚笼。正如女性主义地理学家道林·玛西所说，“限制妇女在身份和空间中的移动性是维持她们隶属地位的关键”*Massey，Doreen，Space，Place and Gend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p.179.，男性通过空间的禁锢把女性异化成了“他者”和自己的所有物。

三、黑人女性身份的重塑与生存空间的重构

相对于白人女性而言，黑人女性具有双重身份。在美国主流社会，她们是non-white(非白人)，受种族主义的迫害；在家里，她们是non-male(非男性)，受父权制的压制。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黑人女性经历的歧视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经历的歧视既类似又不同，她们经历的是来自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白人社会和父权制社会利用空间的分割与隔离实现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和摧残。但是，在莫里森看来，女性也可以利用空间的力量破坏等级空间和特权空间，重塑自己的身份，重构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创建社会空间

黑人女性被种族主义拒斥在社会空间之外，被白人统治者剥夺了其社会身份，成为类似动物的物理存在。就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系而言，黑人女性要实现身份的建构必须要创建空间。所谓创建，就是在浓郁的种族主义氛围里，从无到有地开辟属于自己的空间并进行个体身份的重塑。创建空间的过程即是黑人女性建构个体身份的过程。《宠儿》中的“林间空地”、《天堂》中的妇女空间的出现，都是黑人女性通过创建社会空间实现身份重塑的尝试。

《宠儿》中的萨格斯在小镇外围的密林深处创建了一个用来布道的空间——“林间空地”。萨格斯让黑人们在那里哭泣、跳舞、宣泄、狂欢，号召人们要热爱自己的肉体，这样才能真正拥有自我，找回自我。塞丝从南方种植园“甜蜜之家”逃离后，正是在124号农舍和“林间空地”一点一点地赢得了自我。但是遗憾的是种族主义已经深入到黑人的内心。内在化的种族主义间接导致塞丝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宠儿。塞丝的杀婴惨剧宣告了萨格斯空间实践的失败。萨格斯最终在失望中离开人世。

《天堂》一书正如其名，探寻的是关于天堂的建构问题。饱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建造了一个鲁比镇，但是这个被居民视为“天堂”的小镇因极端的排他主义和保守政策变成了不快乐的“孤镇”。而距小镇17英里之遥的修道院则是由女性建构的另一个“天堂”。康瑟蕾塔个性独特，有着黑人背景的她与修女玛丽被分配到这个荒野中的修道院。康瑟蕾塔没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观念，尽力去关爱和帮助所有的人。面对修道院住着的四个在外面社会中受各类暴力伤害的女人，康瑟蕾塔用诸如非洲美食、非洲音乐、布鲁斯式的讲故事方式等传统的非洲文化艺术为她们疗伤，给了她们外界不能给予的安全感。但是这个空间在鲁比镇的那些父权制统治者眼中却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狱，是一个女巫聚会所。因此后来当小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到达顶点的时候，修道院成为了他们宣泄情绪的替罪羊。修道院的屠杀暗示妇女主义社会空间的乌托邦性质。小说最后是康瑟蕾塔曾描述过的天堂场景的再现，这当中也寄托着作者无限的希望和憧憬。

(二)改造住宅空间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家宅中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束缚与压力。女性往往被局限在厨房这样狭小、孤立的空间，而明亮宽敞的客厅等空间则属于男性所有。女性无法掌控、甚至可以说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不论是个人或群体，当我们无法有效地控制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时，我们的幸福感、认同感、归属感、自尊以及行为能力都会降低。”*韩贺南、张健主编：《新编女性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女性要重塑自己的身份就必须从控制住宅空间开始。如果说创建空间是空间从无到有的过程，改造空间则是在既有的空间基础上实施空间实践，从而控制空间。《秀拉》中的夏娃、《宠儿》中的萨格斯都曾通过改造生活于其中的家宅空间来实现对空间的控制。

夏娃住在“木匠路七号”。 结婚五年后遭丈夫抛弃。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她外出一年半，以失去一条腿的代价带回了巨款。被丈夫遗弃和独自养家的经历将她从受害者变成了创造者。夏娃用五年时间不停地改造、扩大自己的房子。她坐在轮椅上指挥家人和朋友，决定房客的生活，管制收养的小孩，通过统一命名的方式抹杀他们的个性。夏娃的空间实践拓展了生活空间，并使她成功地控制了住宅空间，成为空间的主宰，从而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萨格斯在蓄奴制时期被儿子用周末打工的钱赎身，幸运地离开种植园，来到俄亥俄州，租住在废奴主义者提供的124号农舍。萨格斯来到124号农舍后，对之前的住宅空间进行了大改造。第一步是封上房子的后门，改由正门进出。后门一般是建筑物的出入口，但是在种族主义语境中后门却被意识形态赋予了种族色彩，与正门形成黑白二元对立。白人走正门，低贱的黑人只能由后门出入。萨格斯的行为表达的是她对黑白二元对立的颠覆，对黑人社会地位的重新构建。萨格斯空间改造的第二步是把厨房从室外移到室内，并将厨房对外开放，使厨房成为社区黑人们聚会聊天的场所。如前所述，性别角色分工使厨房成为女性活动的专属天地，而厨房在住宅设计中又总是隅于一角或置于室外。于是厨房在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眼中成为了女性空间边缘化的象征。萨格斯对厨房的空间位置和功能的改造体现的是她对女性空间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期许。萨格斯的一系列空间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将白人空间演变成属于自己的空间。

结语

在莫里森迄今发表的小说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占绝大部分。由此可见，莫里森作为一个黑人女性作家，她的关注点毫无疑问地落在此前不被人重视的黑人女性身上。莫里森以女性为载体，在她的作品中探索了黑人女性追求自我价值、追求解放的艰辛历程，表达了莫里森对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和命运的思索。从空间的视角切入进去，我们发现种族和性别意识形态通过等级空间和特权空间等社会空间的分割与划分来实现统治阶级对黑人及女性的绝对统治。白人区和黑人区的严格区分、男/公共空间与女/私人空间的二元对立，无不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构建的空间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具体体现。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女性，大多挣扎在两种主义、两种性别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跨越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樊篱。而创建社会和家庭空间，是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摆脱生存困境、重构自我身份最常见的方式，尽管她们的失败多于成功。

(责任编辑：王学振)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ving Space for Black Wome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ZHANG Qiao-huan

(SchoolofChineseLarguageandLiterature，JiayingUniversity,Meizhou514015,China)

Abstract:In the view of Henry Lefebvre et al, space has an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race, space reflects the racist ideology; while in the context of patriarchy, space also embodies the ideology of sexism.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black women are oppressed by the ideology of racism and sexism in space, thus having lost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identity as well as been in the state of marginalization and otherness. However, black women can also utilize the power of space to undermine the space of hierarchy and privilege so as to rebuild their own space and to reshape their own identity. As such, Toni Morrison has fully tried this method in her novels so as to find a way for black women amid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oppression.

Key words:Toni Morrison; female space; 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73-05

作者简介：张巧欢(1976-)，女，广东梅州人，嘉应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1

基金项目：嘉应学院人文社科科研项目“当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空间研究”(编号：2015SKY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