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淑奇，李　涛

(1.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辽宁 朝阳 122000；2.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 辽宁 朝阳 122000)



“狂人”之于拜伦
——论鲁迅启蒙叙事中的“忧患”意识

孙淑奇1，李涛2

(1.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辽宁 朝阳 122000；2.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 辽宁 朝阳 122000)

摘要：“启蒙”是鲁迅进行文艺创作的主要目的。《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现代启蒙叙事的“开始”，塑造了一个具有中国“五四”时代特征的“摩罗”形象。继而鲁迅笔下出现了若干已经觉醒的“民元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形象蕴含着鲁迅对人生、社会、时代、革命的理性思考，表达了鲁迅启蒙思想中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摩罗；零余人；猛士；战士；革命者；启蒙；悖谬

鲁迅“弃医从文”，抱着救治国民精神疾患的理想，在躬行于文艺创作之前，曾经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文学活动，以此作为启蒙的最初途径。第一，自办杂志，结果不了了之。第二，译介19世纪在欧洲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摩罗诗力说》写于1907年，着重介绍欧洲具有“摩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他们笔下摩罗式的人物，尤以拜伦及作品为重。这篇作品距鲁迅创作《狂人日记》10年之久，期间中国社会经历着各式革命和运动，但就鲁迅而言，认为这些变革和运动(包括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是鲁迅一贯坚持启蒙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沉寂10年，新旧更迭，鲁迅“冷眼”于世，摩罗的激情早已消耗殆尽，但是摩罗精神却始终蕴藉于其精神品格中。终在1917年，他把自己积累10年之久的思考，通过狂人宣泄而出。狂人形象受拜伦影响，已经成为鲁迅研究的定论。然而，狂人却不是再一个拜伦笔下的“摩罗”，他在鲁迅笔下已变成了一个个饱受时代、社会、文化所浸淫的“民元”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狂人、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等。

一、“摩罗”的灵魂和“零余人”的影绰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用很长的篇幅介绍英国19世纪革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对他传奇的一生，影响显著的诗作，尤其是拜伦精神进行详细地描述评说，呈现了一个不畏强暴，追求自由、忠于理想，富于反抗的“摩罗”形象。他盛赞拜伦：“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这种不懈的战斗精神、狂热的革命激情、及对真理的无畏追求，无疑是“精神堕落”、“旧染既深”的中国所需要的“摩罗”基质。这是鲁迅先生有意识地针对近代以来饱受外族入侵、国势日渐衰退的中华民族所开除的第一份救治国人精神“病痛”的药方。所以，自1906年起，他除翻译介绍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外，着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威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谢昭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希翼自己的民族像欧洲其他民族一样通过这些人的思想和精神，能够唤醒和改变国人麻木的精神状态。“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轗轲流落，终以夭亡。而裴伦修黎继起，转战反抗，具如前陈。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世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因而，他热忱地呼唤“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的“精神界伟人”出现。然而，经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后，中国社会的现实令鲁迅一度陷入“沉寂”之中，在抄古碑中打发时日，“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可以说，鲁迅想通过精神界战士“振臂一呼”而救治国民精神“疾患”的理想破灭，“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鲁迅自省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即一个拜伦式的人物在中国现实面前也只能是“惟沉思而已夫”罢了。

但是，拜伦精神中的“至诚”“叛逆”“哀”与“怒”等情结却根固于鲁迅的启蒙思想，又并之其客观冷静的思考，透辟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现实”，交构于他所塑造的近现代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成就了其启蒙叙事的一大特色。

鲁迅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在“须听将令的了”的《呐喊》创作中，首先塑造了第一个内蕴着拜伦气质的现代知识分子——“狂人”。张定簧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谈其读《狂人日记》的感受时写到：“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谢昭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第90页。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说到：“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页。尽管鲁迅更多以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写下的是“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塑造了众多“老中国儿女”的艺术形象，但“狂人”却独异于众多“老中国儿女”，他是鲁迅先生在“沉寂”若干年后，重新燃起启蒙主义理想的第一个艺术形象，蕴含着鲁迅一直秉持的“立人”思想和改造国民精神的社会变革意识。“《狂人日记》等现代小说以反封建的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的改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第59页。“狂人”在鲁迅小说中不仅表征鲁迅的现代意识，“狂人”本身也被赋予了在当时中国现实面前的“现代人”特征。这个“现代人”有拜伦的“精魂”， 但是，同时也体现出鲁迅对当时社会、变革、人的思考，使狂人形象更具有“复调”般的特征。

拜伦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鲁迅的“冷”都缘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不同哲学思考。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创作的时代风格大相径庭。一个电闪雷鸣，刀光剑影般的“侠客”气魄，一个沉郁顿挫、重症难医般的独者之幽冥。思想的同契，仅是鲁迅推崇拜伦的原因之一。而拜伦的“至诚”，由此所体现出的诗人持之以恒，于孤愤中不甘屈服庸众的精神，更令一直绝望于“铁屋子”桎梏的鲁迅，在“独有叫喊于生人中”， 却能够以“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了》，《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而进行创作。所以，拜伦之于鲁迅，人格的孤标于世，是鲁迅一直强调的为“人”而不是“奴”的尺度。拜伦之于狂人，勇士的精魂，是鲁迅为清醒且挣扎于“铁屋子”的近现代知识分子所能够寄予的一种战士品格。但是，鲁迅却深深洞悉一切于拜伦可能的，比如支援希腊，战场杀敌等不同于口诛笔伐的革命实践，无论成败，都进而发生深远的影响，引起后来者的前仆后继，但在中国却有不可能的悲哀，像秋瑾、徐锡麟等革命者被屠戮后徒留一片“凄凉”和“冷漠”的“光景”。再反观以启蒙为己任的1910年代后的知识分子，除却“呐喊”之外，也惟其可做。所以，“呐喊”既是鲁迅为“使不惮于前驱”的“猛士”助威，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自己前期“拜伦梦”“尼采梦”的反思，和自觉意识到作为文化战士所能负起的责任，即“老老实实”地做文，剖去黑暗现实的假面，做铲除一切陈腐、落后文化陋习的“写实派”操刀手。张定簧这样评价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转引自谢昭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第90页。这是除却“浪漫”后的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狂人”就是鲁迅“痛定思痛”后沉淀而积的第一个创作成果。狂人身上有拜伦的影子，也蕴蓄着鲁迅的思考，他有“摩罗”的叛逆，却少了拜伦般火热的激情；有拜伦的智识，却少有拜伦的果敢勇毅。他与拜伦一样敏感多疑，忧虑善思，但却懦于行动，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四”时期“零余者”的性格特征。这是一个结结实实地烙印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觉醒者。

二、 狂人是猛士？战士？革命者？

鲁迅“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却从未自称是“精神界伟人”的立场来“俯视”他笔下的人物。在1917年后的前期创作中，称反抗社会黑暗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是“战士”或者“猛士”，几乎不用革命者加以称谓。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应该是指当时启蒙主义者包括鲁迅自己。另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有两处关于猛士的文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可见，“猛士”不仅有“独觉”于世的智识，还要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仍然不改初衷的决心和勇气，会有“更奋然而前行”的意志。所以，“狂人”不是猛士，因为狂人在病愈后已“赴某地候补矣”，又回到“庸众”的世界，奉守“常人”的规矩。关于“战士”，鲁迅在《野草》的《这样的战士》一文中说：“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在面对各种假象时，“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二卷《野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不被其迷惑，并勇敢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能勇毅地掷出“投枪”。《野草》是鲁迅“五四”落潮后的创作。曾经历过希望—绝望的他，没有使自己再一次陷入抄古碑打发时日的沉寂状态中，而是以“荷戟独彷徨”的战士姿态奋战于已经凄凉的“文艺旧战场上”。但这一时期确实是其思想、人生最为彷徨的阶段，在文本中，鲁迅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剖析”，这种剖析不是自省，而是自警自励，是鲁迅在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周围人事变化，经过冷静思考后所做出的知识分子的本位选择，即守住“真”和“善”的精神品格。鲁迅的这种选择没有相对意义，因为他“看得深，看得远”，他所秉持的选择是基于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总规律”基础上的，他的选择正是在任何时代有良知知识分子应该做出的正确抉择。面对已经分裂的文化阵营，知识分子的形形色色，使鲁迅的坚守显得寂寞和孤立无援。所以，“孤独战士”应该是抵抗“庸众”的鲁迅象征。这样的“孤独战士”如秋夜的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和“动手就砸那泥墙”的傻子般。因而狂人也非“战士”，狂人有枣树般直视“黑暗”的勇气但却悲思犹疑难免会消沉不振，又缺乏傻子般的破旧立新的精神。

鲁迅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认知有不同于常人的客观与理智。关于革命运动，鲁迅在1927年前很少提及，即使提到“革命”也充满讽刺意味。尤其是对辛亥革命，他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认为辛亥革命并未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这在《阿Q正传》等文本中已经含蓄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当时的鲁迅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可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革命问题，所以，对辛亥革命后社会现实所呈现出的“光景”颇感失望。鲁迅时代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熟知欧洲社会变革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命运动而发生，所以，在鲁迅眼中，辛亥革命与法国等国家的变革运动相比，革命的意义不大。他在1927年所写的一篇杂文中拿法国革命与“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相比，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而胡适之所主张的文学革命充其量称为“革新”运动。因为，胡适主张的白话文运动仅仅实现了文字革新即变古文为白话，却没有完全实现思想革新，也没有引发进一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革命运动，可见，鲁迅思维中衡量革命的标准，“思想革新”是重要的题旨之一。由此，在鲁迅那代知识分子眼中，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并没有实现鲁迅等现代知识启蒙者的社会文化愿景，因而鲁迅对之革命性是抱着怀疑态度的。所以，鲁迅理想中的革命是就中国现实而言，更注重精神的进化，从而引发革命斗争，不是因为比如“文字”等变化，“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的。

鲁迅对由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初也并不抱着太多的希望，才有与钱玄同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然而正如鲁迅自己所言：“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可见，最初鲁迅加入新文化阵营是抱着悲观的态度，忧虑甚多。新文化运动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革命”，鲁迅应该持观望的态度，并进行过冷静思考的。那么，“狂人”作为现代启蒙主义文艺开端的第一形象，鲁迅对其定位或者承担的功能，就不仅仅是叙事层面，应该更着重其社会功能，但是却局限于鲁迅的思考。首先，“狂人”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破“旧”的靶子即封建礼教文化；其次，狂人作为鲁迅思考的代言人，也指明了要想实现建立新文化的社会革命，想凭借既背负着旧枷锁的桎梏，又接受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有其不可能的寂寞。所以，狂人绝非是一个完全脱离其生存现状的智识者，他仅仅是一个觉醒了的人，而非能够承担社会变革的革命者。

三、 鲁迅启蒙之“忧患”意识

鲁迅怀着绝望之悲行希望之路，进入新文化运动阵营。以“立人”为启蒙要务的他，倍感希望的渺茫：“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40页。

“立人”是要立具有现代思想精神的人，以现代意识做“真人”、“善人”、“好人”。而中国不乏“善人”、“好人”、“真人”，比如狂人的大哥、邻居、长辈，但是，却受封建精神枷锁的束缚。这些人“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大部分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众，然而对“狂人”(代表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却如仇人般的敌视，“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46页。鲁迅对这类既是封建礼教文化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帮凶”的被启蒙对象认识较为深刻。说他们是“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鲁迅：《灯下漫笔(二)》，《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29页。做为“吃人者”，他们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49页。他们首先“吃掉”比自己还要悲惨的弱小者，“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灯下漫笔(二)》，《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29页。于是就有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的悲剧，有被阿Q欺软怕硬般欺凌的尼姑。因为他们沉醉于“古老的文明”，“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鲁迅：《灯下漫笔(二)》，《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29页。再次，他们要“吃掉”异于自己想掀掉罩在他们身上“铁屋子”的人。因为这些人踹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想革除他们“做稳了奴隶”的习俗和常规，所以，他们有有意挖了革命者的心，有无意吃了蘸革命者血的馒头治病的，有的成为无聊的看客，“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170页。这样的启蒙对象，已经是沉疴深重，能否治愈鲁迅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更让鲁迅忧虑和担心的是启蒙者自身。启蒙者是否能够秉持自己的立场？因为被启蒙者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友人、师长、邻居等，“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49页。启蒙者像“鸡鸭”一样被亲情、有情、师生情、乡情“宰割”成为“人肉筵宴”的一道美味。所以，魏连殳、吕纬甫之辈从开始的锐意革新，后而消沉进而沉沦终至死亡。启蒙者在这样“非人”所驻守的日常生存环境中，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和清醒的启蒙意识。但是，正如《狂人日记》中所言：“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54页。启蒙者的启蒙彻底性令人怀疑。这一点，鲁迅感同身受，比如他与朱安女士的父母之命，胡适与江冬秀的媒妁之言等，作为那个时代的逆子贰臣同样接受过传统封建文化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践行方面会有悖于启蒙精神的地方。所以，鲁迅自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54页。

可见，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都具有“吃”与“被吃”的双重身份，但是在“救赎”与“被救赎”的过程中，救赎者却成为“人民公敌”。所以，狂人受到赵贵翁和其他帮手的冷漠，他愈是劝阻人们停止吃人以免被吃，愈是成为众人逼迫就范的对象，逼迫不成，就被沦为“疯子”，就像《长明灯》里的“他”，“疯子”可以成为堂而皇之被众人圈压的借口。这是何等的悲哀与不幸。而启蒙者以战士或猛士的身份与无声之阵(封建文化)即虚无的战场为敌，却被被启蒙者看作真实的敌人而存在，用他们的“无声之阵”围剿“启蒙者”，“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崇。”*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49页。“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第449页。他们有看客的冷漠和健忘：“北京的羊肉串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用“瞒和骗”的伎俩：“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54页。所以，狂人被大哥“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还有“奴才式的破坏”本领，“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04页。擅做“暴君的臣民”：“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鲁迅深以为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想彻底改变他们，实现救治国民精神的启蒙目的是否能达到，鲁迅并不能肯定。

启蒙是“艰难而伟大的工作”。如何走过这条路，鲁迅似乎给出了途径，却又一次陷入启蒙的悖谬中。置身“五四”爱国运动中，笃信进化论思想的鲁迅看到了青年们的实践力量，所以，指引青年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走正确的“路”，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这恰恰符合鲁迅所主张的从思想革命演变为社会革命的道路。而文艺当是首要之务。这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坚守，“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54页。

但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54页。文艺是启蒙的“第一要著”，鲁迅一直以此为初衷。然而，“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国民性，如何使文艺焕发出“健康”国民精神的火光。“灯火”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火光”却与此背道而驰。“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就显得暗淡无光。由此文艺与启蒙所形成的因果关系更见其脆弱，鲁迅所设想的“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254-255页。来实现改变国民精神的做法，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急遽变换的社会现实，日显鲁迅作为一位有良知知识分子的主观理想化和其韧性的战斗精神。

中国近现代社会，由开始的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双向运动，到20世纪中后期演变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的双向运动，鲁迅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社会变革立场，即“实现改变中国落后国民性的革命”才会具有真正的社会革命意义。而启蒙工作就是这场被等待到来革命的关键所在。因此，鲁迅的文学叙事，从1917年代直到其去世，“启蒙”一直是其文学创作的题旨，且而言之为启蒙叙事。从他的启蒙叙事中可以看到，直到其人生的最后，他的等待始终都是等待，那么，在他内心深处，中国国民性未得到彻底改变，就会成为这个民族崛起振兴的“绊脚石”，这成为鲁迅一生无法释怀的“忧患”情结。

(责任编辑：毕光明)

On the “Hardship” Consciousness in Lu Xun’s Enlightenment Narrative

SUN Shu-qi1, LI Tao2

(1.DepartmentofChinese,ChaoyangTeachersCollege,Chaoyang122000,China; 2.DepartmentofForeignLanguages,ChaoyangTeachersCollege,Chaoyang122000,China)

Abstract:“Enlightenment” is the major aim of Lu Xun’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 Madman’s Dairy—the initiation of Lu Xun’s modern enlightenment narrative—has witnessed the portrayal of a “Mara” imag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ra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China. Later on, there has emerged in Lu Xun’s works the image of some awakened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images involve Lu Xun’s rational reflection on life, society, the era and revolution, thus expressing the hardship consciousness in his enlightenment thought.

Key words:Mara; useless persons; brave warriors; soldiers; revolutionaries; enlightenment; absurdity

中图分类号：I2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27-05

作者简介：孙淑奇(1971- )，女,辽宁朝阳人， 文学博士，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李涛(1970- )，女，辽宁朝阳人，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教学和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