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菊霞，刘桂桃

(1.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4；2.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众擎易举、各出所藏”：近代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合众机制探析

沈菊霞1，刘桂桃2

(1.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4；2.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近代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为叶揆初、张元济和顾廷龙合作组建，自1939年创办至1953年转交政府，短短十四年间已取得非常成就，在业内及公众间享有盛誉。其内在原因，在于图书馆自创办之初就形成良好之“合众”机制。这一机制不仅存在于发起时“众擎易举、各出所藏”的命名之义，更在于创设人以志向、专业与交谊为基础的合众基础，将图书馆专业管理、特色收藏与创设人影响力相结合的制度基础。虽为私立图书馆，却在创办及发展的过程中聚合众力，赢得学界及公众信任，担当起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角色。

上海合众图书馆；合众机制

近代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作为一家私立图书馆，它创办于抗日战争之沦陷上海。在时局动荡的不利形势下，历时十余年，从“空无一人、空无一物”[1]发展至拥有25万册藏书、15000种金石拓片的著名公共图书馆，以历史文献馆收藏知著于当时，且深受诸多学界知名人士的盛赞及公众之认可，不能不说是图书馆史上之一大奇迹。学界关于合众图书馆的创办过程及叶揆初、张元济及顾廷龙等三位创办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梳理了合众图书馆成立的历史脉络，也充分肯定了三位创办人的贡献。不过，其中也存有缺憾，在分述创办人贡献之时，对于合众图书馆的“合众”机制还缺乏深层认识。合众图书馆命名为“合众”，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合众的优势，这是其在战乱时世中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2]本文拟从合众图书馆的报刊史料及创办人之文集、回忆录等，对其合众机制作一探析。

一、合众之基：创设人的志业、交谊与分工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沦为孤岛。在日军肆虐的艰难时期，本不适合创办图书馆一类之文化事业，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反于1939年5月发起筹备，并于1941年正式成立。[3]图书馆有三位公认发起人，即李景葵、张元济、陈陶遗，其中李、张为实际发起人，陈陶遗在地方上享有盛誉。顾廷龙是李景葵、张元济后来聘请的图书馆专家，亦为创设人和实际管理人。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主要是由叶景葵、张元济和顾廷龙三位创设人在统筹组织。

合众图书馆能创建于非常之时，成非常之事，非依天时，而赖人力，三位创设人原各有本业，叶景葵为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顾廷龙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但为成立图书馆，三人逐步达成共识，各展所长，既为图书馆立基础，也为之订制度、谋远略。

在战乱之中创办图书馆，在于救中国文化，谋国故之保存，维民族之精神，是创设人共同的志业。首先提议创办图书馆的是叶景葵，叶为知名实业家、银行家，曾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浙路股款清算处主任等职。在1915年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后任董事长，在实业界及社会上富有盛名。李氏家富收藏，也爱好文史，与文化界人士张元济等诸人交厚，李氏藏书也是后来合众图书馆的最初收藏。在1937年11月，叶景葵致函张元济，提出欲创办一图书馆。到1939年春，他在写给顾廷龙的信函明确提出创办图书馆，“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叶诚意邀请顾南下主事，“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4]叶知顾之名是因阅读过其著述，对其在图书馆管理及编纂方面的专业才能极为信任，因而力邀加入合众，以开蓝缕。在4月致函中，明确提出：“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5]邀请极具诚意，总编纂一职，实为图书馆业务之主管，所有图书馆收藏整理编目出版诸事，一身以系之。换而言之，顾是否加入创设，也直接关系图书馆之成败，没有核心的业务主持者，诸多事务难以开展。

张元济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也积极为成立图书馆奔走费力。在上海沦陷后，叶离开上海，其家居及收藏托张元济代为管理，张极尽心力。对于叶景葵提出创办图书馆之议，深表赞同。商务本身曾办有东方图书馆，惜毁于战火。他也极为看重顾廷龙的专业能力。在1939年5月，张元济亦亲致函顾廷龙，对叶景葵创办图书馆的愿望及基础予以解释，“敝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当时上海受战火影响，多所图书馆被毁，无数珍藏书籍流失，令人扼腕。叶景葵筹建图书馆，非出私心，而为保存文化典籍。张元济也深解顾廷龙的心曲，因此以创办图书馆、维护民族文化之志业相邀，“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昨。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道师，便难措手。”燕馆为成局，规随就步，新馆为大任，筚路蓝缕。如以个人进退为依据，或视如畏途，但对嗜书成性、专业如命的人来说，担当开路者的挑战更能激发斗志。顾廷龙面对叶、张多次邀请，终谢绝燕京图书馆的挽留，南下上海，加入合众图书馆的创设团队。

顾廷龙对叶、张二人的器重和邀请极其感动，对创设合众图书馆的志业也极为认同。因此，在合众图书馆还空无一人、空无一物之时，就南下上海。在回复叶景葵的信函中，他说，“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动后，方得保存于将来。长者深谋远虑，创建伟业，风雨鸡鸣，钦佩奚似！龙自毕业之后，自顾空疏，力持孟子不戒，不为人好为之患，遂托迹傭书，浏览适性，劳形终日，浮沉六年，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顾廷龙作为文献学专家，对于历史典籍的文化功用有更深刻的认识。战火之中，典籍遭毁，于传统文化是一大摧残。由此出发，他对叶、张二人在战时发起合众图书馆的意愿极表钦佩。合众图书馆给他个人的专业生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信中所写“浮沉六年、茫茫前程”，难以为外人所知的困惑之中，正需要大展才学之所。对照来看，叶景葵、张元济可谓识人，张元济信中所书“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之句，更是打动顾廷龙的心声。顾更长记叶、张知遇之恩， “穷寐之中，得一知己，感何可言”。[6]

在共同志业之下，互相引为知己，三位创始人奠定良好的合作根基。在1946年报呈上海市教育局的立案申请中，对合众图书馆的办馆目的及合众之义有明确的解释。呈请中说，“窃(陶遗、景葵、元济)等当昔国军西移以后，每痛倭寇侵略之深，辄念典籍为文化所系，东南实荟萃之区，因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爰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发起筹设合众图书馆于上海，拾遗补阙，为后来之征。命名合众者，取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为创。”[7]“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合众图书馆在民族生存危机时刻诞生，其理念不仅是创设人所设，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此据，秉“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以创设人的良好合作为开端，集合社会众人之力，维系图书馆的发展。

三位创始人对创办图书馆的文化意义有着共同的理解，同时又各本所长，在图书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互补角色。叶景葵是发起人，也是主要的出资人和捐赠者。作为著名银行家，他家藏丰富，家资殷实。在1939年5月成立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后，他自捐财产10万元，加上募集财产10万元，共计20万元作为创办及常年经费。资金存入银行，动息不动本。他又将家藏之书捐入馆中，是图书馆最早的一批收藏。1949年7月，顾廷龙撰《叶公揆初行状》，“己卯倭寇肆虐，公感于江浙文物摧毁之烈，谋有以保存之，约张元济、陈陶遗创设私立图书馆，首出所藏为介，名曰合众”，肯定叶首创之功。[8]张元济为重要发起人，1941年担任图书馆董事，1946年担任图书馆董事长。他同样是图书馆的创办人和捐献者。张氏也是名门望族，收藏文献丰富。1941年，他将家藏的嘉郡先哲遗著、海盐先哲遗著、张氏先人著述及刊印之书共计935部3793册捐予图书馆。初为暂存，“冀异日敝邑或有图书馆之设，则仍以归诸故土，稍助乡邦文献之征。”[9]后改永久捐赠。叶、张二人不仅是奠基者，而且是合众图书馆遇到困难之时，不计得失，倾心支持。叶、张二人在金融业、文化界均属声望卓著之人，也是社会知名人士，交游广阔，德高望重，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图书馆经费困难时，争取工商界及社会捐款，使图书馆度过最为艰难的时刻。

正是基于创办合众图书馆以保存中国文化的共同志业，一位银行家，一位出版家，一位文献学家，得以联合成众，奠定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建馆及发展根基。叶、张二人为老友，而予顾廷龙以知遇，在立馆过程中，三人结下深厚友谊，使共同的合作毫无窒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叶、张二人尊重信任顾廷龙的专业能力，使之能充分发挥专业才能。由此，形成叶、张主外，顾主内的人事格局。内外相维，和衷共济。

在叶景葵于1949年去世之后，张、顾二人继续主持大局。虽然合众馆在1953年交给政府，张元济在1959年去世，但顾廷龙在新的图书馆里仍然延续着合众图书馆的传统精神。1980年，顾廷龙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1985年写《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1987年写《我与商务印书馆》，呼吁整理张元济遗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还写《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出版张元济书札、年谱，顾均为之作序。

二、专业与服务：私立图书馆公众信任的建立

作为私立图书馆，无论建馆、人员、经费，还是征集、整理、出版，及至检阅服务，全需自我筹集，自我设计，自我管理。但其资源，不依赖于国家财政，而是依赖于私人捐赠、公众支持。如果说创设人是图书馆的立馆之基，那么私人图书馆的公共信任如何，则是其发展之本。

首先，合众图书馆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创设过程中，图书馆设立了发起人会和董事会。发起人由李景葵、张元济、陈陶遗三人组成，李、张二人为实际发起人，陈陶遗在江苏声名素著，虽未实际参与事务，但可扩展合众图书馆之社会影响力。陈陶遗在清末曾参与《民报》、《醒狮周刊》的办刊，后担任过江苏同盟会分会长，追随孙、黄，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担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北京政府时期，曾担任过江苏省省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因病留上海，在沦陷时期拒绝日本人拉拢，在地方士绅中素孚声望。他作为发起人，与作为银行家的李景葵、出版家的张元济共襄此举，可以增进合众图书馆的公信力。董事会由发起人组成，拥有图书馆事务的最终决断权，并承担着为图书馆筹集经费的重任。首任董事长即由陈陶遗担任，在1946年陈去世之后，由张元济担任，均为图书馆发展尽心尽力。

作为图书馆的总干事、总编纂，顾廷龙扮演着专业管理人员的角色。他能深刻体察李、张二人的办馆意旨，结合自己对于历史文献的精深研究和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对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及专业定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刚刚南下受聘之时，他就拟写了《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意见书中对合众图书馆的使命、定位、功用有详细说明。意见书中说，“全国图书馆能照常进行者仅燕京大学图书馆一处，其他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英美各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这与叶、张二人担心战乱破坏中国文化的立馆宗旨是相同的，图书馆，为保存文化而设。初得收藏，主要是叶氏等世家的捐赠古籍，其本人所长也在于此，所以将图书馆定位为历史文献专门图书馆。[10]意见书还对分类编目、装订整理都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叶、张二人对顾极为信任，也将图书馆的业务管理大权交给他，至于筹集经费等事务，则由自己承担，使顾可以专心致志于图书馆内部事务。

其次，图书馆征集文献，得到社会响应。除李、张二人作为发起人有丰富捐赠外，不少学者士绅也向图书馆捐赠图书。在初创时，“是由叶揆初、张菊生、蒋挹卮、陈叔通、李拔可诸人合力举办，所有书籍各有捐赠，而主要乃叶氏“卷庵”及张氏“涉园”之书。这些人士的捐赠行动得到高度赞扬，曾任职“叶、张、蒋、陈、李诸先生皆一时达识之士，能将自己家传及苦心收储之书籍，献之于众，嘉惠士林，实非浅鲜。”[11]到1953年时，合众图书馆藏书已达25万册，金石拓片15000余种，收藏惊人，在当时已堪称奇迹。《图书季刊》发文记合众图书馆之创设，“军兴以来，江南藏书，大遭浩劫，沪滨仅获保其万一，良可痛惜，张菊生先生等有感于斯，乃邀聚士林同好，作合众图书馆之组织。征集文献，广收典籍，现已着手筹备，计划编藏，颇得各方之赞助。”[12]发起人既立制度，又以自己交游，扩展图书馆之文献来源。这些捐赠者都与李、张等交厚，多无偿捐赠所收藏，充实合众图书馆，以存文化薪火。在图书馆担任过董事、顾问等职的人还有，徐森玉、陈叔通、李拔可、陈朵如、谢仁冰、裴延九、胡慧春、陈次青、唐弢等，担任过名誉顾问有顾颉刚，钱钟书，潘承弼等人，均为文界翘楚。[13]

图书馆也很重视社会服务。图书馆不仅只事收藏，还要发挥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传播知识，服务学者及大众。在征集文献的同时，图书馆对于所收藏的旧本秘籍，还进行编纂整理刊刻，“编纂目的，专为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目。”[14]虽然经费极为紧张，但在张元济、顾廷龙的推动下，图书馆推出了“合众图书馆丛书”，分两辑共刊刻了十五种图书，均为珍藏秘本。兹列其书目如下：[15]

(清)罗以智撰，叶景葵辑：《恬养斋文钞》四卷补遗一卷，据馆藏稿本，民国29年2月出版，铅字排印，二册，合众图书馆出资。

(清)陈骥德篡、顾廷龙辑：《吉云居书画录》二卷补遗一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1年12月版，一册，张元济题跋，李英年捐资。

(清)潘志万辑：《潘氏三松堂书画记》一卷，潘承弼补遗一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2年1月出版，一册，潘承弼题跋，李英年捐资。

(清)陈骥德辑：《吉云居书画续录》二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2年2版，书前有礼髡龛主人题识，礼髡龛主人捐资。

(清)王乃昭辑《李江州遗墨题跋》一卷，据馆藏手稿本，民国32年3月出版，潘承厚题跋，礼髡龛主人捐资。

(清)叶昌炽辑《朱参军画像题词》一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2年3月出版，潘承弼题跋，礼髡龛主人捐资。以上后两种合订为一册。

(清)徐坚撰《余冬琐录》二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2年4月出版，一册，顾廷龙题跋，礼髡龛主人捐资。

(清)许兆熊撰《凫舟话柄》一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2年5月出版，一册，顾廷龙题跋，礼髡龛主人捐资。

(清)张鸣珂撰《寒松阁题跋》一卷，据本馆抄本，民国32年5月出版，一册，潘承弼题跋，礼髡龛主人捐资。

丛书从1941-1948年，历时8年，分初集和二集。初集出版于1941-1945年，共14种，二集一种。丛书之中，多为珍本稀见，系从捐赠之中选出，于学术研究大有裨益。从上文可见，各相应书册均由捐资出版，亦说明图书馆的出版计划得到社会支持。顾廷龙在丛书编辑序言中说，“本馆丛书之辑，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顾非一馆之藏之力所克胜任，缘商同志谋集腋成裘之举。所选蓍述以捐资者之意趣为指归，各彰所好，各阐所宗。学海无涯，造诣不一，要其专治所学，发抒心得，必有足贡献于后来者，勿偏持门户，勿执一绳百，采撷英华，视读者之去取何如耳。”[16]将私家珍藏进行出版，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学术的建设，图书馆在逐步实践其立馆之宗旨。

合众图书馆收藏古籍之丰，得到学者看重，“入藏中有清代名人秘稿甚多，如顾祖禹、张惠言、严可均等著述稿本，皆可订正通行本者，其他精槧之本，亦不少，嘉惠学者匪浅。”[17]图书馆以历史文献作为收藏特色，确定其专业定位，珍本秘稿对于文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图书馆还广刊目录，使为公众知晓检阅，便利运用。《国内学术界消息》发文称，图书馆已设立筹备处，以利进行，“拟一面编纂目录，分卡片书本两种，以资在馆内外检阅之便。一面校印前贤未刊之稿，嘉惠后学，并广其传，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也。”[18]对图书馆保存文献、传播文化之举，颇为认同。据载，郭绍虞、钱锺书、周谷城、蔡尚思、周予同、黄永年、顾颉刚、郑振铎、陈寅恪、陈垣、胡适等文史名家均曾前往阅看，胡适还利用收藏中的《水经注》版本进行研究。[19]作家冯其庸在1982年回忆，他在35年前在上海读书，除上课外，剩余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合众图书馆看书，“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当时我就是在撰写《蒋鹿潭年谱》的初稿。使我十分感谢的是我时时能得到顾老的指点和关照，我读的书，图书馆单给我存置一个书架，每天到后就取书阅读，不浪费一点时间。”[20]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环境之下，合众图书馆俨然成为一方难得的知识乐土，在为学者研究和普通读者服务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结语

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军事政治上的抗战至为关键。但战乱之时也是文化受创之时，创办图书馆，为保存中国文化、维护民族精神而立，也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壮举。在近代创立的众多私立图书馆，多秉持其文化信仰，作为立馆发展的宗旨与方向。合众图书馆以历史文献收藏为特色，以谋国故之保存为矢的，既是发起人与创设者的意旨，也是其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作为私立图书馆，合众馆从创设到早期发展，充分体现出“众擎易举、各出所藏”的宗旨，在馆内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机制，在社会上建立起专业服务的公众信任机制。叶揆初、张元济及顾廷龙三位创办人志业相投，交谊笃厚，是合众馆的立馆之基。难得的是，三人都完美扮演着出资人、捐助人、管理人的角色，相辅相成，内外相维。在三人合作的格局下，图书馆的基本收藏和社会捐助也得到保证。图书馆还建立起专业的图书管理制度和服务机制，将为学者服务和公众服务作为其重要的公共职能。因此，学者们在运用其秘本珍本时，也充分肯定合众图书馆的服务水准，这对于确立图书馆的公众信任极为重要，许多图书及经济上的捐赠均由此而来。图书馆的创办需要资源，需要依赖于“众擎易举、各出所藏”的协作方式，但只有在专业水平与公众信任的基础上，图书馆才能厚植发展的根基，真正确立其专业的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发展，较好诠释了资源筹集、专业服务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注释：

[1]顾廷龙.顾廷龙学述[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33.

[2]关于合众较早的研究可能是顾廷龙本人所写的《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概状》(《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发展史料二则》，《历史文献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后来顾陆续写过多篇回忆张元济、叶揆初的文章。关于创办人与合众图书馆之关系讨论最多，参见王京州、张永胜：《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3期；王世伟：《合众图书馆创始考略》，《历史文献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王世伟：《合众图书馆的三位主要创办人》，第247页；沈津：《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新世纪图书馆》2005年第4期；任雅君：《张元济与顾廷龙交谊述略》，《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7期；王世伟：《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6期；邓云乡：《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从整体上看，合众图书馆之如何合众，还缺乏系统讨论.

[3]历史文献论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67.

[4]历史文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30.

[5]历史文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31.

[6]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97.

[7]张元济.教育救国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5.

[8]顾廷龙.顾廷龙文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545.

[9]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1.

[10]顾廷龙.顾廷龙文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604.

[11]萧乾主编.文苑佳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2.

[12]上海合众图书馆之创设[J].图书季刊,1940，(2):269.

[13]王世伟.图书馆服务标准论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253.

[14]顾廷龙.顾廷龙文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002：604.

[15]白撞雨.翕居读书录[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698.

[16]顾廷龙.顾廷龙学述[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33.

[17]上海合众图书馆之创设[J].图书季刊,1940，(2):269.

[18]容 媛.上海合众图书馆筹备近况[J].国内学术界消息,1940，(26):265.

[19]王世伟.图书馆服务标准论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252.

[20]王世伟.图书馆服务标准论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252.

(责任编辑：胡乔)

Joint efforts makings things easier-a probe into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shanghai hezhong library in modern times

SHEN Ju-xia，lIU Gui-tao

(Library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Hezhong library was established by Kui -chu Ye, Yuan-ji Zhang and Ting-long Gu in modern China. From 1939 to 1953, the libra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become well known in the circle of library and in public. Based on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lready existed at the beginning, which included the founder’s ambition, profession and friendship. As a private library, Shanghai Hezhong library took on the role as a public library.

Shanghai Hezhong Library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2016—09—08

沈菊霞，女，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刘桂桃，女，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资料员。

G25

A

1009- 4733(2016)06- 0063- 05

10.3969/j.issn.1009-4733.2016.06.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