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鹏（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镇宁官寨《白骨塔序》碑跋记

赵兴鹏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清咸同年间，贵州爆发了长达二十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这场起义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大，对贵州影响深远。镇宁官寨同治十二年的《白骨塔序》碑，内容丰富，恰好生动反映了这场起义对地方所带来的影响。该文以该碑文为线索，对碑文进行考释，理清碑文来龙去脉，以期再现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关键词：官寨；《白骨塔序》碑；跋记

一、镇宁官寨白骨塔与《白骨塔序》碑

笔者于2015年“五一”假期到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丁旗镇官寨村就白骨塔与《白骨塔序》碑进行了考察。官寨位于镇宁西北面，丁旗镇南面，南接镇宁县扁担山乡，西面与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落别乡接壤，再往西有郎岱镇，西南面为安顺市关岭县。官寨村现有三百多户人家，均为汉族，杂姓，以温姓为多，周边的村寨分布有布依族和苗族。

白骨塔为方石筑造，为塔状，塔基座为八边形，底边宽170厘米左右，塔有两层，每层边角有拱起菱角，有塔帽呈尖状。塔通高约500厘米，塔后上方有一个边长为一米左右的正方形天口，是塔建成后用于放入尸骸的通口。塔的正前方有一通石碑，碑高170厘米，宽84厘米，厚10厘米，碑正中间阴刻楷书“白骨塔”三个大字，碑右面（面对碑）镌刻“同治十二年岁在癸酉润六月吉立”，碑的左面落款“委员周鸣和监造”。现白骨塔周边地面已为水泥铺平，清明时节仍有本村或外地人来祭拜。

《白骨塔序》碑离白骨塔十米远左右，镶嵌于路边，看不出底座和碑帽，碑宽约80厘米，高约160厘米，有裂纹，个别地方缺落，碑文风化不严重，字迹清晰，阴刻楷书，分为16行，共有249字，现抄录并断句如下：

白骨塔序

维大清同治十又二年，岁在癸酉，前任甘肃提督军门陶公茂林，奉命南征，统师入黔，克復新城，移师上游，剿抚兼行。公至官寨，目击凋残，尸骸遍野。公乃问曰：“此何地也？白骨成山。”野叟称之曰：“其名官寨，生灵万余，昔覆此也！”公闻之，不禁仰天嗟叹，曰：“天乎，天乎，时耶，命耶？林虽不才，早不当任，以慰冤魂。”于是兴师灭丑，除暴安良，恩施善类，泽及枯骨，建修宝塔，以妥亡魂，永垂不朽，千古长存。公曰：“有塔巍巍，精魂有依，犹所怜者，未录姓名，无贵无贱，同为枯骨，男妇不分，长幼难卜，昊天不吊，生民荼毒。呜呼！白骨黄沙，此时瞑目，青燐碧血，到处伤心。”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从戎投笔江苏缪崇德撰并书。

岱山工师赖有锡、钟继祥（原碑上这两个名字是并列的）刊刻。

二、《白骨塔序》碑考释

“大清同治十又二年，岁在癸酉”即为1873年，这一年是贵州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贵州爆发了长达二十年的各族人民起义，学术界将其称之为“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1］。这次起义几乎席卷了整个贵州，对贵州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镇宁、关岭诸县的各族人民也以扁担山为中心，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咸丰四年（1854年）冬，遵义桐梓的杨龙喜带领汉族起义武装力量过镇宁，寻往郎洞、马场、打帮方向去。受其影响，镇宁各族人民开始武装起义，从此事多。先后有镇宁孔旗堡武生曾毓华（人称曾三浪）、朱大黄瓜等带领布依族人起义，后又有水城方向的黄金印带领数万苗族人民先后克水城、郎岱、永宁，并辗转于落别、扁担山一带开展斗争，此间多次攻陷官寨，以做据点。扁担山地区人民的起义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多次从云南、湖南、四川等地调集军队，并结合地方地主武装力量进行镇压。同治十二年（1873年），各地起义基本失败，长达二十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结束。官寨的白骨塔和《白骨塔序》碑即在这次大起义基本结束的时代背景下修建。

“前任甘肃提督军门陶公茂林”，据考证，其为湖南长沙人，初以武童入湘军，后转战于湖北、江西，积功至游击。同治三年（1864年），凤翔被围久，陶茂林带三千人往援，连战解围，以功提升为甘肃提督。同治四年（1865年），陶茂林带兵进攻会宁，其所部因为军饷之事哗变，敌人乘机出兵，陷于包围之中，后陶茂林带领少部分士兵突围，退驻安定。因为此事，时任甘肃巡抚刘蓉上奏弹劾陶茂林，陶茂林也以兵溃自劾，遂罢职，回到湖南。［2］ 9433故有“前任甘肃提督军门陶公茂林”之称。军门为清代对提督或总兵加提督衔者之尊称。［3］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十四日，多营围攻新城，记名简放提督文德盛督军攻城，不幸中地雷身亡。为了保持对新城的攻势，贵州巡抚曾璧光“复以前奏调已革甘肃提督陶茂林率千人往，助攻。”［4］ 538。于是陶茂林“奉命南征，统师入黔”。但对于陶茂林入黔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略有不同，如《清史稿》所记入黔时间是同治十年（1871年），［2］ 9433而《平黔纪略》所述入黔时间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底至八月初这段时间，［4］ 537-538这里当以后者较为符合史实。

“克复新城”的“新城”即为今之兴仁县。同治元年（1861年），起义回民军攻陷新城，据为战略要点，清军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才收复。新城地势险要，三面环山，独缺南面，城外还有石碉，互为犄角，碉外修筑有壕堑，往来可以躲避枪炮。此即“以碉卫城，以濠护碉”，可谓易守难攻。正因如此，前述记名简放提督文德盛督军攻城时就战死于此，这时才会调遣已经革职的陶茂林入黔相攻。清军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调集数十营围攻新城，死伤惨重，久攻不下。因新城围久，义军迫于压力，意欲投降。清军也苦于伤亡重大，便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下旬，诱降回民军首领之一张定中，许诺不处死他，但要求他劝降城中各部，将功赎罪。同年冬十月初一日，张定中劝说城中义军首领金万照出城投降，旋招降其众。［4］ 539-540至此“克复新城”。

新城收复后，镇宁扁担山一带复有民众继续活动，贵州提督以陶茂林率四营前往肃清地方。陶茂林率部于同年十一月抵达镇宁后，分兵驻扎镇宁周边各地，并晓谕诸寨缉拿起义者，招抚降众，“剿抚兼行”。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陶茂林询得客田吴白莲藏身之处，密遣副将周鸣和及团首生员叶沛霖至白岩山洞，抓获吴白莲及吴凤鸣等人。同年三月，陶茂林檄知县叶松涛赶往丁旗弹压余众。［4］ 547大概此时，陶茂林来到官寨。

官寨地形险要，四面环山，筑有厚一米左右的石墙屯守之，开有三个大门，一扇小门。其在清时为郎岱厅属西堡副长官温氏土司故居，温氏土司先祖温伯寿于明朝洪武十二年平苗有功授西堡副长官，清顺治十五年准袭前职，并一直传至清末。［5］官寨的石墙或许为温土司修筑，后义军占领官寨后进行了扩建。据民国《镇宁县志》载，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八日，布依族义军首领卢阿代乘古州镇总兵赵德光自永宁州归还之机，乘势攻陷官寨并据守之，后离去。同年二月从水城起义的苗族首领黄金印带义军先后克水城、郎岱、永宁等县厅，辗转于落别一带，并进击官寨。时永宁州知州尹树棠率兵驻扎于白云屯，与黄金印部相持数月，最终败于黄金印部。镇宁州知州毕大锡亦带兵沿途堵截。同年三月十八日，官寨失守，男女死亡万余人。温氏土司在这一役中被打倒，毕大锡全军覆没。从此官寨至镇宁一带各族民众气势高涨，黄金印乘势进围镇宁州。此时官寨为义军占领，并加强守备，防备清军侵袭。此后两年左右时间，黄金印的活动范围就在扁担山一带，官寨恰在扁担山地区周边。同治六年（1867年）下半年，黄金印部长期在外作战，思乡心切，士气动摇，镇宁州知州毕大锡与水城厅同知袁开第乘势捕获黄金印。但扁担山地区的布依族人民继续坚持斗争活动，此起彼伏。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知县叶松涛袭取镇宁马简、大湾之竹子屯，威宁镇总兵钟开兰亦率军破泥麻园、上下落溪、瓦窑诸寨，至此扁担山附近起义皆平。官寨自同治五年（1866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期间，一直处在义军与清军的交锋之中，死伤在所难免，难怪陶茂林到了官寨会“目击凋残，尸骸遍野”。

陶茂林来到官寨，见此惨状，问之“此何地也？白骨成山”，村民回应称“其名官寨，生灵万余，昔覆此也！”对于其发出这样的疑问，不免嘘唏。作为一名带兵打仗的将领，自然不会不知战略地形，更何况官寨是一个战略要地。或许陶茂林是故作惊讶以显示其善德。“白骨成山”带有夸张成分，但满山遍野肯定有不少尸骸，但何来这么多尸体？有人认为是为陶茂林所屠杀，［6］然后寻求一种心理安慰，或掩埋罪证而修建这座白骨塔？还是在多年的战乱冲突中所死去的？关于官寨具体情况，史料并没有过多的记载。综合各方面考略，笔者认为后者较为符合历史。首先，陶茂林早年就参加湘军，随军转战湖南、湖北、甘肃、贵州等地，镇压各地人民起义，死伤无数。多年的军旅生涯，也许早已使其变得冷漠无情，自然不可能为屠杀之人修建塔墓，以寻求心灵上的安慰或掩埋罪证；其次，官寨一带临近扁担山，而扁担山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二年，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经常发生战事，死伤无数。即使如野叟所言“生灵万余”，在经过近二十年的战乱后，人口早已四散，土地荒芜，何来如此之多的人可屠杀呢？其实村民所说的“生灵万余”也有夸张成分。现在官寨也就有三百多户人家，两千人不到，清朝咸同时期也相差无几，固无“万余”之说。当然官寨附件的白骨除了本地人外，也应有外地人，如外来起义队伍转战到官寨时被镇压死去，或是战乱中死于饥寒或兵燹的流民，等等。最后，同治十二年（1873年），贵州各地起义基本被镇压，时清朝中央政府下令要求各地重建地方社会秩序，安抚流民，疏浚交通道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清朝下令要求贵州巡抚曾璧光“务须遴选廉能明干之员，认真办理，以期地方日有起色”［4］ 527，同年六月，贵州提督周达武就贵州善后事宜提出“章程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派勇开通道路，以检尸骨，以利遄行”［4］ 533。陶茂林来此自有责任按照相关要求收捡官寨附件尸骸统一进行安置，便于地方开展各项活动，恢复社会秩序。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本地大部分人已死亡或离去，无人认领尸骸，于是“未录姓名”，“男女不分”，把所有尸骸集中安置在白骨塔。需要注意的是，白骨塔落成具体时间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但陶茂林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时已经“以扁担山事竣，请回省”［4］ 550-551，时贵州巡抚曾璧光答应其请求，准其回省，并命四川侯补道刘岳曙兼领其军。可见在白骨塔建成之时，陶茂林已经回省，建筑之事由其副将周鸣和监督。陶茂林回省不久便又调往古州、丹仁，平定地方苗民起义，官复原职。光绪二年（1876年），收复下江、永从各城，加头品顶戴，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光绪十六年（1890年），任古州镇总兵，卒于任上。［2］ 9433-9434

《白骨塔序》碑文的撰写者为缪崇德，江苏人，或为陶茂林幕僚。刻碑工匠为赖有锡、钟继祥，郎岱人。因史料记载有限，无法对这几位人物做进一步考证。

三、结语

前后历时二十年的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规模空前，几乎全省各地都爆发了起义，席卷贵州各地，正如贵州巡抚张亮基在上奏中所言的“黔省环境皆贼”，“陷府厅州县早已十有七处”。［4］ 222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起义，贵州的三万余官军根本无力应付，清王朝不得不多次从邻省调集兵力入黔“会剿”，其中，滇军万余人、川军三万余人，湘军六万余人、桂军一万五千人，共计十五万余官兵。［7］镇宁官寨《白骨塔序》碑中所反映的陶茂林于同治十一年从湖南带领湘军入黔相攻，正是贵州邻省官军入黔“会剿”的一个缩影。大量贵州邻省官兵入黔对贵州起义各族人民展开了“会剿”，长期的军事冲突必然带来大量人口的伤亡。镇宁官寨白骨塔的修建就从侧面反映了咸同时期贵州战乱所致的破坏程度，人口的大量死亡，“所存者俱叠遭兵燹，十室九空”。［4］ 222难怪丁宝桢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请假回黔时，就自己所见在奏折中发出“目睹村落为墟，人民逃散，蹂躏实深”这样的感叹。［8］

事实上，陶茂林所修建的白骨塔并不只官寨一座。据民国《镇宁县志》记载，白骨塔有二，一在官寨，为陶军门所建，有记。此即为笔者上述之白骨塔也；一在镇宁城南面的黄泥井，亦为陶茂林军门所建。陶茂林所修建的类似建筑还有镇宁玉京山的千人坟、城北面岗子头的万人坟等。这些都是清军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之后，为了恢复地方社会秩序、疏浚交通而做的善后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即用来警示后人不要进行起义，接受清朝的统治。

参考文献：

［1］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清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88.

［2］ （民国）赵尔巽，等.撰.许凯，等.标点.清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 蒋建中.古今官职诠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222.

［4］ （清）罗文彬，王秉恩.编撰.贵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点校.平黔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5］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843.

［6］ 杨有耕.咸同布依族农民起义［J］.贵州民族研究，1982（3）：69-73.

［7］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04.

［8］ （清）丁宝桢.撰.黄万机，等.点校.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三缉：丁文诚公奏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1152.

（责任编辑 杨永福）

A Study of Baigutaxu Inscription in Guanzhai Village of Zhenning County

ZHAO Xingpe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revolutions hold by all kinds of national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being as long as 20 years from the fouth year of Xianfeng to the twelfth year of Tongzhi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evolution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spread to a wide range,caused great damage,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 uence o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is was refl ected vividly and detailedly in the Baigutaxu inscription in Guanzhai village of Zhenning County in the twelfth year of Tongzhi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inscription, and reproduces history by the inscription.

Key words:Guanzhai;the monument of Baigutaxu; postscript note

作者简介：赵兴鹏，男，瑶族，湖南江华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 - 06 - 19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16）02 - 0021 -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