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灿温（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近十年来国内赛典赤・赡思丁研究综述

合灿温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关于赛典赤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以来备受学界关注，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不断，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也此起彼伏。以往学界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其身世、历史功绩、后裔谱牒、与郑和关系等问题上。近年来因受史料和家谱资料的局限，研究稍显冷淡。综述学界近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企望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赛典赤·赡思丁；近十年来；综述

关于赛典赤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以来备受学界关注，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不断，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也此起彼伏。以往学界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其身世、历史功绩、后裔谱牒、与郑和关系等问题上。但是因受史料和家谱资料的局限，近年来关于赛典赤的研究稍显冷淡，有鉴于此，本文试对国内近十年来赛典赤的相关研究成果按问题分类加以概述，既是求教于方家，更以期唤醒学界对该课题的重新重视，对该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鉴于笔者个人学识和收集资料的局限，难免有所遗漏，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元代著名的中亚波斯籍穆斯林政治家、改革家，一名乌马尔，回回人，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第31世圣裔，成吉思汗西征时归附，先后任职于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对治理这些地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赛典赤在元任职历经五朝，特别在其出任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之后，治理云南6年，“立州县、均赋役、兴水利、置屯田”，“秉政六年，民情丕变，旧政一新”［1］。

一、政治影响、历史功绩

关于赛典赤的历史功绩问题，一直都是赛典赤研究的热点，近十年来的成果也多围绕这一方面。下面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1. 政治

周芳《元代在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与中央和地方互动关系研究》［2］一文，作者论及赛典赤之所以治行省于中庆，一方面是由于中庆的自然地理条件较好，交通较为便利，但更多则是从加强中央对地方统治的角度考虑。这对推动中庆地区进而推动整个云南行省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方铁《蒙元统治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影响》［3］一文叙述了蒙元统治者对云南的经营和影响，其中在发展农业生产、设立儒学、行土官制度等方面肯定了赛典赤的历史功绩。方先生另外一篇文章《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4］指出，赛典赤入滇建云南行省，置路府州县取代万户和千户，并以宋朝对广西蛮夷的治策为基础创立了土官制度。以蛮夷首领为土官的治策进而在湖广行省等地推广，并发展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明清两朝皆有延续。

王振刚、崔志敏的《元代行政中心重返滇池地区之考察》［5］一文提到，至元十三年（1276 年），赛典赤迁省治于中庆城（今昆明市），滇池地区在时隔千年之后又重新成为云南地区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的转变，对云南地区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

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建立的丰功伟绩》［6］一文，李先生从政治、经济、文教、民族团结、对外关系五个方面高度概括了赛典赤治理云南期间取得的光辉业绩，为进一步研究赛典赤・赡思丁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历史依据。该文为“纪念赛典赤・赡思丁诞辰800周年座谈会”与会论文。同为该会与会论文的还有郭大烈的《纪念云南首任省长赛典赤诞辰800周年》［7］，该文从“临危受命，万里赴任”“和合为重，稳定云南”“建立行省，迁府昆明”“以民为本，发展经济”“兴办庙学，振兴文教”等几个方面对赛典赤做了介绍。还有赛公后裔马颖生先生的《弘扬先辈忠国爱民精神 促进云南和谐快速发展》［8］一文，作者介绍了“《赛典赤家谱》”“历代赛氏后裔中的部分杰出人物”“光大民族英杰，建设西南边疆”等三个方面。

周峰越《再议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的政治改革》［9］，该文是对赛典赤主滇后推行政治改革的探讨。文章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赛典赤首先进行的，赛典赤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以勤政廉政深入推进政治改革。作者还强调，元朝是云南地方政权与中原接轨走向大一统的最后阶段，赛典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政治改革，对确保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对今后云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吕文利《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10］一文提出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这一概念，而赛典赤入滇后因地制宜进行治理，其行省及流官的设置为元朝在云南的创新性举措，这些创新性政策使得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加快，为后世的治理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相关的研究还有王世丽的《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11］，李守华的《蒙元时代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等。

2. 经济

王子华、王剑《云南回商的特点和经营理念》［13］指出，赛典赤入滇之后在云南大力发展交通，在交通要道设置“站赤”，其中设马站74处、水站4处，形成纵横交错的滇省站赤道路网络，形成了以昆明为交通枢纽向周边省区和周边国家拓展的格局。“站赤”虽然用于服务军事，但客观上为云南商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阳正伟《论元明清时期治理滇池水患的方法》［14］一文指出，历史上真正对滇池进行全方位治理始于赛典赤主滇时期。赛典赤治理滇池的主要方法是：上游筑坝分流；中游多开干流，挖深河床，加固河堤；下游疏通海口，尤重上游和下游，这一方法也为明清两代所继承。

郝素娟《元代西南经济发展原因探析》［15］一文，探讨了元代西南经济，尤其是云南地区的经济能从宋元兵火中得以恢复的原因。作者指出一大原因是“地方仕宦积极施政”，其中论及赛典赤初到云南因地制宜制定赋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将赛典赤这样的移民中的仕宦群体称之为“西南经济发展中的助推力量”，肯定了赛典赤在云南经济恢复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3. 文化

王风雷、张敏杰《元代云南教育考》［16］一文，作者就蒙古统治者进入云南之后对云南的教育教化展开论述，论及赛典赤经营云南时对云南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并称赛典赤是“元代云南教育的开发者和奠基者”。同时，作者认为，“赛典赤的办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朝政府治理云南的政策导向或执政方针，为当地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廖国强《文庙与云南文化》［17］指出，赛典赤入滇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对云南政策由“霸道”改为“王道”之际，赛典赤是带着施行德治的治滇方略踏上云南土地的。文章指出，在赛典赤看来，欲行“王道”必先建儒学（文庙），所以赛典赤到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于中庆路创建文庙，文庙承担起了推行王道的重任。

何光文《古代回回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18］一文，从古代回回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角度出发，概括描述了作为元朝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伟大功绩。

马宁《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回回人与伊斯兰教的传入》［19］一文，论及蒙元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大规模传人中国的新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伊斯兰教也进入普传时期，而赛典赤曾在呼和浩特境内及毗邻地区任职，是对该区伊斯兰教普传产生重要影响的典型例证。

由罗沙比撰，马娟翻译的《元初的回回人》［20］一文指出，忽必烈任命一个中亚的回回人赛典赤去治理刚刚征服的云南地区，这一任命动机是令人费解的。作者认为，也许是朝廷将云南看作是与缅甸、印度贸易的重要通道，并且由于回回人是蒙古帝国内最重要的商人，因此一个回回人任云南长官是符合逻辑的。作者在文中还强调，尽管赛典赤是穆斯林出身，但治滇期间，他试图使云南汉化而不是伊斯兰化，他没有将伊斯兰教强加给云南。所以，作者进一步指出，赛典赤的定居以及其成为云南官员的儿子们促进了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发展。

虎利平《云南清真寺建筑风格嬗变及其原因探析》［21］一文指出，赛典赤治滇时期，进入云南的回回人处于社会上层，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较强，所以该时期赛典赤所建清真寺已呈现中国传统殿堂式风格。

二、后裔谱牒

围绕着赛典赤后裔家谱的整理与考辨等展开的研究也是赛典赤研究中的一项重点。近年来，由于没有新的谱牒资料的发现，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入，不过，相关的研究也有一些。

马颖生《郑和是赛典赤后裔考说》［22］一文，作者根据史料的记载，以及金石、木刻的佐证等，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郑和确是赛典赤后裔无疑。杨怀中《走进郑和》［23］一文持同样观点。

金少萍《滇东、滇东北马姓回族名称来由浅析》［24］一文指出，滇东、滇东北马姓回族中“开化马”“赛家马”均为赛典赤后裔。

姚继德在《穆斯林航海家郑和的家世与功绩》［25］一文中指出，据云南省玉溪市东营村郑和后裔《郑和家谱》和云南回族民间珍藏的《赛典赤家谱》记载，郑和祖先确系赛典赤。同时作者对伊斯兰世系史进行核勘后，对学界关于“赛典赤为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次子侯赛因支系嫡传后代，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第31世孙”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肯定。

李兴华《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26］一文，介绍了赛典赤后裔的聚居地——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纳古镇，引用纳古镇之《皇明敕封世袭锦衣卫纳永阶墓志铭》及《清真寺公项碑》，对纳古镇赛典赤家族来龙去脉做了介绍，指出该地纳姓穆斯林始祖为赛典赤的四世后裔纳数鲁。

刘玉钊《马注的家世及生平》［27］指出，《郑和家世资料》中收录有关于马注家世的《赛典赤家谱》和《马氏家乘》两份家谱，根据这两份家谱，可以确定马注为赛典赤的十五世孙无疑。

马经在《关于赛典赤・赡思丁身世事迹的碑志谱牒》［28］一文中指出，赛典赤的身世事迹，在谱牒和史志记载中存在着一些差异甚至悖误，疑点主要集中在其世祖所非尔入华至赛典赤附元这一段。作者结合家谱、史传资料以及时人研究，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郑金洪《福建回族丁渡台》［29］一文指出福建回族丁姓源于晋江陈埭丁氏社区，并根据史料指出，陈埭丁氏一世祖丁节斋（丁谨）为赛典赤裔孙，陈埭丁氏远祖确系赛典赤。另外，作者举证《八闽通志》《泉州府志》等资料，指出赛典赤之子纳速拉丁曾任元代泉州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其孙乌马儿亦任职泉州。并根据1962年泉州通淮门发现的赛典赤曾孙杜安沙墓碑的证据指出，赛典赤家族中确有一支在泉州繁衍。

高发元《影印孤本〈咸阳家乘〉序》［30］强调指出，赛典赤家谱《咸阳家乘》早在明代汉族文献中就有记载，这本谱牒是真实可靠的。

张晓燕《历史、空间与文化调适——云南东莲花村回族古民居研究》［31］一文以赛典赤后裔所居地云南大理巍山东莲花村为研究对象。作者指出，之所以东莲花村回族古民居中儒家思想元素占主导，与赛典赤主张推行儒教密切相关。作者还强调，随着儒学的传播，大理地区建筑也呈现出汉化的特点，这实际上是云南本土建筑模式与中原传统建筑模式相互嫁接相互融合的过程。

谢梅英《关于郑和为咸阳王赛典赤后裔的研究》［32］一文，作者依据《回族典藏全书》收录的《赛典赤家谱》《郑和家谱考释》对郑和先祖后裔及家族谱系、姓氏来历等进行了考证性研究，并概要叙述了赛典赤及其族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

纳巨峰《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33］一文，考证了赛典赤家族的第一部家谱《赛氏家传》，指出其纂修人应为赛典赤・赡思丁之孙江浙平章乌马儿。该文在研究《赛氏家传》《咸阳家乘》南滇《赛氏族谱》、青郡《赵氏宗谱》及益都《杨氏世谱》等赛典赤家族五部家谱的基础上，认为赛典赤的圣裔世系可能不是此前源于《咸阳家乘》的公认的31世说，而可能是有《赛氏家传》支持的20或21世说。

杨晓春《元代回回人分布补考》［34］一文，根据元代清真寺建立的比较可靠的资料，补充了杨志玖先生《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一文考证所得之外的6个元代回回人的分布地点：怀庆路（今沁阳市）、济南路（今济南市）、益都路（今青州市）、平江路（今苏州市）、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福州路（今福州市）。其中平江路有《庆元路治中亦列失奉议舍田牒》，牒文所涉之庆元路治中亦列失为赛典赤的曾孙，牒文所涉史事，略可补充已有赛典赤家谱的记载。

马保全《山东博物馆藏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考》［35］一文，作者根据山东省博物馆藏赛典赤后裔济南赛氏的家谱《咸阳族谱》考证，认为其《咸阳族谱》中的外文部分成书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到明初。另外作者指出，根据《咸阳族谱》外文部分中详细记载什叶派信仰的材料，可确认赛典赤及其后代在元代是什叶派信仰者，这为赛典赤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有一篇特殊的文章需要着重提出，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博士生王传超、王凌翔等的文章《Y染色体揭示赛典赤・赡思丁和郑和的波斯祖源》［36］，依据谱牒材料对赛典赤和郑和后裔，云南纳姓、马姓回族人进行了父系Y染色体分型，发现他们属于单倍群L1a-M76，这一类型集中分布在南亚西部，得出“赛典赤・赡思丁和郑和的祖源可能在南亚西部”的结论。从遗传学的角度支持了赛典赤和郑和的波斯祖源这一主张。文章发表之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0日第A01版发表《郑和的波斯祖源或有遗传学证据支持》一文对此进行了报道。

除此之外，相关的研究还有王淑宁的《元代回回人赛典赤・伯颜事迹探析》［37］，高发元的《巍山回族传奇》［38］，杨占武的《纳家户访古（纪实）》［39］，马尚林、罗凉昭的《四川回族源流再探》［40］，刘迎胜的《丁鹤年及其家族》［41］，吴跃农的《郑和后代之谜及南京家世揭秘》［42］，张訸的《回族家谱研究文献概况》［43］等。

三、其他

海正忠《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疏证》［44］一文，作者对西安化觉巷寺《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进行了疏证，对赛典赤曾督工修缮过化觉巷清真寺这一说法进行了辨析并否定了这一说法，同时指出赛典赤督工修寺后奏请敕赐“清真寺”之说属于子虚乌有。

常小军《赛典赤研究述评（1900-2007）》［45］，是1900-2007年赛典赤研究的述评。文章介绍了20世纪早期的赛典赤研究，对赛典赤研究的三部专著进行了述评，还从身世、功绩、宗教、后裔等方面介绍了赛典赤研究的论文，总结和回顾了关于赛典赤的研究。随后，作者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赛典赤研究综述》［46］一文，从身世、政绩、后裔、宗教、与郑和的关系、评序、会议等几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1980-2007年的国内外赛典赤研究。

刘金德、刘荣《新中国成立以来赛典赤・赡思丁研究概述》［47］一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2004年的赛典赤研究综述。主要围绕着赛典赤身世及其何时“附元”问题，赛典赤历史功绩问题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做了综述。

刘成群、乌丽亚・米吉提的《从牙剌瓦赤到阿合马——元初回回政治集团间的冲突与权力转化》［48］一文，论述了牙剌瓦赤、赛典赤、匿赞马丁等蒙哥朝燕京行省回回官员，他们的势力在忽必烈朝阿合马当政期间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或排挤，赛典赤则是被排挤出权力中枢。其中，论述到阿合马打击排挤前辈回回大臣的原因时，作者指出，阿合马对赛典赤的相对温和，除了忽必烈的庇护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赛典赤的圣裔身份。作者由此推论，赛典赤为什叶派穆斯林，因此，同系什叶派的阿合马对赛典赤就可能带有一种出于什叶派本能的崇敬或畏惧。

马经《〈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揆释》［49］一文，作者对安南王所书《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做了补充解读，对这一时期的中越关系做了相关论述。作者指出，赛典赤祭典上出现安南致祭使团“号泣震野”场面的历史记载属实无疑。这既是赛典赤治滇伟大历史功绩的体现，也是行省政府妥善处理邻边关系的有力佐证。

四、著作

近十年来，相关著作中也多有涉及赛典赤的论述，大多属于通史类的介绍，限于文章篇幅，此处不再详细介绍，仅列出如下：

姚继德等所著《云南伊斯兰教史》［50］；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编《昆明伊斯兰教史》［51］；周文林等编著《郑和史诗》［52］；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53］；马颖生所著“人物传记”《赛典赤・赡思丁》［54］；余音《赛典赤与盘龙江》［55］；顾浩《赛典赤・瞻思丁与滇池水利》［56］；喇敏智主编《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57］；刘光曙《大理文物考古》［58］；李友仁主编《历代宦滇督抚生平概略》［59］；马经《云南行政制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赛典赤・赡思丁》［60］；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61］；中国回族学学会编《回族学研究文集（下）》［62］；王锋主编《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63］；郭家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云南民族关系调查研究》［64］；何高济，陆峻岭《元代回教人物牙老赤和赛典赤》［65］。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介绍赛典赤的通俗读物，此不赘述。

综上，纵观近十年，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国内赛典赤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应该指出，赛典赤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史料和家谱资料的发掘，而前辈学者在这一方面已有所深入，加之近年来没有新的资料被发掘，故近十年来的研究创新不多，大多属于梳理史实和附带提及。笔者认为，今后赛典赤的研究需要转换研究视角，应多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结合，比如从遗传学视角进一步研究赛典赤的身世、后裔，从文化产业方面探讨赛典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等问题。另外，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资料应该多加关注，特别是伊朗方面，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总之，笔者相信，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深入，加上学者的不懈努力，今后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将赛典赤研究推入更深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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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永福）

The Review of Research about the Sayyid Omer Shams al-Din in the Past Decade in China

HE Can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Research about Sayyid Omer since the thirties last century has been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level of monographs and papers,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are growing. The academic circles focus mostly on the origin, history, genealogy and the descendants, relations with Zheng He and other issues.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limited historical data and genealogy data, research as is not active. Review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will be helpful to further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ayyid Omer Shams al-Din; past decade; literature review

作者简介：合灿温，男，回族，云南玉溪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 - 06 - 26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16）02 - 0008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