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超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136）

对《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孙 超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136）

长期以来，男权主义和男性作家写作在社会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进入20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以女性作家独特的感受和情感角度，对二战时期女性在战争处境下的命运和生活状况进行深刻揭示和观照，有异于传统的写作方式，有益于唤起社会关注和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解读，能丰富文本内涵，提供更加多样的理解方式。

命运和处境；女性主义；解读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她们身上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伟大爱情。这部小说与其他战争题材文学作品不同，作者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立场，通过细腻深刻的笔触，生动真实地展现了二战时期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统治下的生活状况，表现出对女性的不幸命运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极大的同情和关注。

一、对社会传统的反叛，追求女性地位的平等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作家根据500多位妇女的口述创作的作品，小说总体上看貌似凌乱无序，但认真细读就会发现，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她们的回忆给刻意打碎、肢解，分配到各个标题下的，用这些呈现出破碎化的记忆透视出一个完整的疼痛历史。“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相比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她们更加注重感觉和直观。因此，女性作家的语言只能也必然从感觉、情感和直觉的潜意识中去寻找源泉”。[1]语言在她手中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她娴熟地运用语言和匠心独运地对文章进行构思，从根本上打破了长久以来传统小说形成的固定化的内容和结构，“通过带有女性化的、散漫细致特征的情感描写方式代替男性化的、逻辑严密，客观叙述、线性发展的情节描写”，[2]文本变成了她抒发自我感情的载体，也变成了她表现女性独特情感体验和心理内质的工具。男性作家虽然在战争题材中也有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但是都是站在外部以一个男性的旁观的立场和意图去揣摩和猜想出人物当时应该具有的心理状态，其过程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作用，虽然感性发挥作用，但是理性是起支配作用的。因此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人物的心理时，是受到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规律的理性的统摄的。女性作家则不同于男性作家，他们是从自身的感受、认识、心理和意识出发，对人物对象进行内部的体验和展现。

西方长期以来是男权制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处于统治的中心地位，女性是第二性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存在，一直处于“缺失”、“缄默”的状态，父权制一直充斥在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战争、写作到家庭生活，女性都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是智慧和权谋的对抗，所以战争是属于男性的，战争从发动、开始到结束都具有强烈的残酷性和充斥着男性强力。男性是战争果实的享有者，但是女性又无法从战争中走开，正如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到，“我们的国家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都视女人为奴隶，剥夺她的选举权、教育权、继承权和财产分配权，且一直将女性排除在缔造战争的决定过程之外，但当战事爆发时，国家又以民族大义之名征召女性主体参与战争履行义务”。[3]苏德战争早期，德军以闪电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进攻，导致苏联劳动力资源和兵员严重短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法令，征召了大量的妇女加入到卫国战争的斗争中去。 国难当头，苏联妇女不怕牺牲毫无畏惧，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牺牲了一切。战争结束后，苏联作家在有关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为数众多的英勇斗争的女性形象，竭力歌颂这些“战火中的‘喀秋莎’”，这些形象的塑造，貌似是对女性形象的赞美，但是实际上是对女性的理想化拔高，是男性作家为了满足内心欲望创造的关于女性的幻象，脱离了女性的现实生活实质，这些幻象不过是男性欲望的象征，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男权主义思想。这些形象不仅是社会生活中两性不平等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是男性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对女性实行的进一步的控制与压迫。借助于文学作品，男性以话语的方式将自己内心个人欲望幻想的女性形象强加到现实生活中妇女身上，以此来继续维护男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统治霸主地位。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经验和感受，透过对男性叙事策略的解构与反叛，展现出女性写作的生动意图。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人物生活和命运的揭示，竭力展现作家和人物对实现社会两性平等的不懈追求和强烈渴望。

二、争取独立，对女性精神的深情讴歌

（一）为个体爱欲英勇抗争

在战争的强力作用下，个体是渺小的，易被摧毁的，但是在精神层面，人类是独立于自然而可以单独存在的，因此即便是面对富有浓厚男权色彩的残酷战争，作品中众多的女性人物没有屈服于强力而是选择了为了自身的信念努力的抗争。这种关系就使处于战争环境中既是战士又是女人的人物陷入了伦理困境。肩负着复杂身份关系的女人在战争中，她们特有的女性伦理情感和母亲角色时常陷入个人爱欲和民族主义的伦理困境之中，她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她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任何选择，都使她们陷入困境之中。而她们还是选择为个体伟大的情感而奋力抗争，如丈夫战死后，为了继续前进，部队决定就地掩埋，作为女兵的妻子，执意要把丈夫尸体带回去。“如果把他带回老家，至少还能留下一座坟墓，我在战后也好知道应该返回哪里啊”，[4]270“我不是在埋葬我的丈夫，我是在埋葬爱情”，[4]270“没有了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4]271在这里，展现出个体的伟大爱情对残酷战争的强烈对抗，作为渺小的个体为心中执着信念的坚守，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父权社会的黑暗。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获得精神上的独立，摆脱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由男性的附属物，转到男性的对立面，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去生活和写作。

（二）唤醒被战争撕裂的灵魂

战争和男性荷尔蒙具有密切的联系，战争的厮杀和孕育生命的关系使女性永远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女人加入战争就是要亲手屠杀生命，这个参与的过程必然使妇女深受灵魂分裂的苦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有超过100万妇女进入战场，与男人一起并肩战斗。这些妇女刚走上战场，就陷入了女性特有的伦理困境之中，正如狙击手克拉芙季娅描述的那样：“我怎么把一个活人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4]9这是和她们固有的善良慈爱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精神对抗，这种对抗让她们陷入深深的折磨与痛苦之中，但是这种困惑并没有维持多久，伟大的民族主义情感让她们不再犹豫，她们失去了原有的善良、温暖和慈爱的性情，开始变得麻木、残忍、心狠手辣不再有所顾忌和犹疑，许多年轻的女性主动申请到最前线去，她们要“亲自看到敌人死亡”。本是生命的抚育者，具有善良母性的女人，却残忍地杀害了一个个生命。她们的灵魂被战争撕裂，很快她们放弃了女性的特质，开始屈服于男性意志，为男性的战争欲望和社会统治服务。成为男性作家歌颂的所谓正面的英勇战斗的女英雄形象，而这只不过是男性作家通过塑造乖巧听话的形象强加在现实生活中的妇女身上的光辉，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继续维护男权制在社会中压迫与统治。作家通过对作品中众多人物的生动描写，展现了作家对二战时期父权制统治之下广大妇女悲惨命运和社会处境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对父权制真实本质的深刻揭示，以及对笼罩在父权制光辉下男性作家的欲望和写作方式的批判，为女性生活状况和要求独立写作的大声疾呼。

（三）为女性性别特征而顽强抗争

战争是强力的展示。在战争中，个体意识要服从于集体观念，个人要牺牲自己的个性特征甚至是生命以换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即使在残酷的战争中，众多的女性也没有屈服，她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抗争，以保留自己的女性特征。 战场上的姑娘尽可能地追求美丽，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她们把裹脚布改成围巾、内衣、裙子，在空闲时间里，把肥大的军大衣改的更合身，或者在衣服上绣花；白天她们穿长筒靴，到了晚上则偷偷地在镜子前穿高跟鞋、化妆或者带着耳环睡觉；但是，战争却不允许她们拥有追求美的权利，战争要求的是所有人在取得胜利的目标下，牺牲个体特征的表现服从全局意识，生活、休息、战斗等所有行动都要听从指挥，正如指挥官阿纳斯塔西娅说的：“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是在战争中活不下去的。”[4]221因为追求个性特征的表现不利于在战斗中的自我保存，即便在这样的要求下，妇女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女性气质，如令德国高级军官闻风丧胆的狙击手萨莎牺牲的原因，竟然是在雪地单独执行任务时戴着她最喜欢的红围巾因此暴露了自己。即便牺牲自己的生命，妇女也在为追求美的权利进行斗争，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具有个体独特气质，变为同质无差别的生命体。在充满男性特征的战争中，众多妇女尽自己所能地与男性强权进行抗争，不再是沉默和忍受，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屈服。即使是在战争结束后她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父权制社会依然希望继续维持原有的统治地位，国家没有兑现原有的承诺。此时，广大的女性同胞应该彻底醒悟了，战争和胜利是属于男人的，男性社会依然想维持对他们的压迫与统治，只有所有女性联起手来，通过斗争，不怕困难，甚至是牺牲，才能换来真正的平等和得到应有的地位。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以其敏感细腻的情感和女性作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方式，对男权制社会发出了猛烈的控诉和攻击。她以一个作家应有的对人类命运的怜悯和同情，对当时生活在男女性别不对等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为女性争求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摆脱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控制，实现在生活、写作和精神上的真正平等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世界文学的丰富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远 扬）

[1] 张娜,王文.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性写作——从《一间自己的房子说起》[J].外语教学,2003(3):88-91.

[2] 陈瑜,杨欧阳.女性的呼声——《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解读[J].文史哲，2009(9):125.

[3] 毕媛媛,林丹娅.无处安放的女性身体∶解读抗战叙事掩盖下的性别表述[J].包头职工大学学报,2014(2):1-2.

[6] 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M].吕宁思,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I106.4

A

1671-5454（2016）06-0075-03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6.021

2016-11-03

孙超（1990-），男，山东菏泽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