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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2016-03-16周红民

甘肃理论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困境对策

周红民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广西 桂林 541003)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周红民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广西桂林541003)

[摘要]生态消费是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当前,由于“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等原因,使我国的生态消费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促进生态消费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在强化生态消费观教育、加强理性消费宣传、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规约和激励机制、大力建设生态消费文化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态消费;困境;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一方面高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提升以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企业文化等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增长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建设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深入人心,全国上下都充分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不管从政府方面来讲,还是从民众方面来讲,大家关注得更多的是生产领域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对城乡两个系统生活造成的污染尤其是生态消费问题则关注甚少。因此,在当前状况下,重视城乡居民消费中的种种“非生态”问题,积极倡导“生态消费”理念,实现生态消费大众化,形成全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生活方式, 这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来说不无裨益。

一、生态消费: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

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人们通过消费既能够使自己身体舒适、心情愉悦,又能够使自身生存质量得以提高。然而,人们消费不当或过度消费又可能导致生存质量难以提高,还将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蒙受灾难。由此而论,我们从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到关注城乡生态经济发展,再到关注城乡生态消费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必然。生态消费是生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1]在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消费强调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既要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又要不损毁资源和环境,还要充分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需要,这必然要求从自然人意义上要注重绿色消费、安全消费、适度消费,从法人意义上要注重节约型消费、可持续型消费、可再利用型消费。当前,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大力倡导生态消费这一全新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

其一,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消费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即生态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人们来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能够使人逐渐放弃落后的消费观念,改变不良的消费行为,以利于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城市生态环境既有人造的,也有天然的,是自然和人类共同的杰作。农村生态环境绝大多数是天然形成的,即便是人类种植的农作物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而言,要改变自然环境相对容易,但要改变不良社会环境则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方能奏效。因此,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情况下亟需大力倡导生态消费的全新理念。

其二,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促使民众进行理性消费。首先,促使民众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就是消费者(民众)从满足生态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有益人类健康出发,进行生态的、理性的消费活动。无污染消费是绿色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要求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随意乱扔废弃物、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等文明习惯。无污染消费的主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在发达国家,无论是对个人或家庭消费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旧电器等的分类投放和收集处理,还是对企业或单位的生产垃圾、废旧办公用品等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早已实行了法治化、无害化、资源化。但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加上技术条件的不成熟和民众生态意识的欠缺,要达到如此先进程度尚需时日。因此,要想使生态消费成为全社会的惯习,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正确引导民众进行绿色消费迫在眉睫。其次,促使民众安全消费。安全消费是针对日常消费中出现的不安全事件或事故而言的。近年来,在食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等生产领域频繁出现由于不合格、不达标而造成对消费者的不安全事件或事故。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安全检查和监督,对不法企业要停产整顿或关闭,对不法企业主要严惩不贷;另一方面,要求民众提高安全消费意识,在日常消费中要购买合法正规厂家生产的商品,不要怀有“捡便宜”的心态去购买不法厂家的不合格产品。再次,促使民众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相对于民众的奢侈消费、过度消费而言的。我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消费,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因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当前还有数以亿计的低收入人群和数以千百万计的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增收。

其三,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促使法人单位进行消费理念的更新。当前状况下,对单个消费者而言,更新消费理念首要的问题是消费必须适度;而对于法人单位而言,更新消费理念最重要的是进行节约型消费,这也是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之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变革,如在生产领域里的各法人厂家必须注重节约生产消费,在服务领域里的各法人机构(例如医院、学校等)必须注重节约服务消费。此外,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环境里,法人生产单位进行消费理念更新的另一种形式是“可再利用型消费”,这一消费形式要求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地利用资源和能源,这也是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消费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化路径。

其四,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不断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生态消费力即消费者对生态产品(含劳务)的消费能力。生态消费力随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生态消费力是生态消费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一国民众对生态产品需求、支付和选择能力高低的显著标志。首先,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需求力。生态需求力就是民众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识和欲望。倡导生态消费的理念,向民众宣传生态文明意识,有助于激发他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欲望。一般而言,民众对生态消费的需求力越大,国家的生态消费基础就越扎实;相反,民众对生态消费的需求力越小,国家的生态消费基础就越薄弱。其次,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支付力。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过剩不是因为缺乏需求,而是因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2]303生态消费支付力就是民众现有的或可预期的收入能够支付生态消费品的能力。生态消费不仅要有民众持续高涨的需求提升,更要有民众不断增强的支付力来支撑,如果仅有需求力,而没有支付力,生态消费也难以成行。再次,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选择力。生态消费选择力就是民众依据自身的文化素养、消费经验和生态知识等,对生态消费产品进行取舍、对生态消费形式进行选择、对生态消费环境进行辨别的能力。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大力宣传生态消费理念,能够帮助民众提高对生态消费品的甄别、选择能力,使他们在进行生态消费时更高效、更科学。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现实困境

当前,从整体而言,我国民众收入水平仍然不高,使得他们的消费支付力偏低,这是导致我国消费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也直接影响到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发展。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通过制定政策、资金支持、精准扶贫等形式增加民众收入,以便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各级政府更是采取积极措施,在提高民众生态消费支付力上下功夫。正是基于此,笔者在下文中不再就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支付力作赘述,仅就生态消费需求力、生态消费选择力、生态消费内化力进行探讨。

(一)“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日渐觉醒,对生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甚至有些民众将“非生态不消费”作为基本的消费原则。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生态消费还是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民众在日常的生态消费过程中,因宣传动员而参与的多,出于自觉自主而参与的少,这使得生态消费需求力明显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偏向使民众缺乏生态消费意识。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民众在消费过程中崇尚“物质至上”理念,缺乏生态精神,这直接导致生态消费市场的需求力严重不足。客观而言,当前部分民众对“生态”二字仍然处于“无知”状态,这导致他们对生态消费毫无需求,从而影响国家整体的生态消费需求力的提高。二是部分民众过分追逐物质利益,缺乏对生态需求的科学选择。部分民众在生态消费中,毫不顾忌对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好坏,总是根据个人偏好,只选择眼前对自身有利的生态消费,而不选择对自身当前利益不明显或无利的生态消费,个别民众甚至偏好有利可图的“非生态消费”,对生态消费有抵触情绪。三是由于民众在生态消费问题上更多侧重于物质消费,对精神消费欲望不高,使生态消费需求力层次明显偏低。当前,我国民众的生态消费需求大多停留在生存层面,还很少过问发展层面,这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多反映在物质消费领域,而在如生态类图书、广播影视、宣传网站等生态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致使需求层次难以提高。

(二)“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广大民众作为生态消费的主体,对各类生态消费品有权利进行选择,但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民众要想实现对生态消费品的科学选择,必须有一定的选择能力,方能克服盲从、不理性的消费心态。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态消费环境复杂多变,生态消费品市场竞争激烈,相关商品异常多样且品质良莠不齐,部分非生态消费品企业粘贴“生态”标签,热炒“生态”理念,但从事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不法勾当,这需要广大民众提高对生态消费品的辨别和选择能力,避免消费过程中由于跟风盲从、缺乏理性给自己造成损失或损害。近些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民众生态意识逐步提高,消费知识日渐丰富,具有一定的生态消费选择能力,但从整体来讲,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仍有广大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对生态消费知识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生态消费品的科学选择。一方面,部分人对国家认定的生态标识一无所知,从而盲目地选择消费品。一些民众不认识权威部门认定的绿色食品、无公害产品、节能产品、绿色材料等生态标志,更不会从商品的说明、品质去辨别是不是生态消费品,于是在选择消费品时,仅仅从外观上凭“貌”定“质”或从价格上凭“高价”定“优质”,甚至过分迷信各种广告宣传和导购员进行产品介绍,以及有严重的从众心理,这难免在生态消费品的选择上出现偏差;另一方面,部分人在选择生态消费品时,缺乏理性思考,盲目亲“土”崇“洋”。亲“土”就是对乡村“土货”更加青睐,认为凡属于来自乡村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态环保的。崇“洋”就是对进口商品百般推崇,认为凡是进口的东西都是高品质的、高档次的、绿色环保的。而对我们国内经过现代先进工艺加工的生态产品则不足为信,总是将其与“假冒伪劣”商品联系到一块。这种消费认识是多盲从、少理性的突出表现。事实上,实践已经证明,“洋”货来路广,品质未必生态健康,盲从“洋”货难免误判;同样,部分“土”货未经国家权威部门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生态健康指标也难以保证。显然,这种在生态消费品选择上偏激的亲“土”崇“洋”心态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格格不入的。

(三)“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生态消费原动力有别于生态消费需求力,它更强调生态消费的自觉性、自主性,是一种内化力。生态消费原动力既包含生物意义上的原动力,又包含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原动力,前者来自于“自我”的生理机能需求,后者来自于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使命,二者的有机融合达到生态消费原动力平衡,从而催生出积极的、健康的生态消费行为。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我国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生态爱护有加,逐渐将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当做自身日常生态消费的责任自觉。但是,仍然有部分民众由于生态意识缺乏,消费知识浅薄,存在“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偏差,满足自身需求的原动力在“增强”,维护自然生态理念的原动力在“减弱”,使生态消费原动力严重失衡,这很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一方面,部分民众只考虑自身对消费品的生态健康需求,不注重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绿色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换句话说,就是部分消费者以“自我”为中心,把生态消费仅仅看成个体满足需求的简单过程,只要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利的生态消费品,就肆意消费、无度消费,不管是否做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否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是否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在亲近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无度地消费自然生态,不注重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生态消费的节约性。当下,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严重,民众消费更倾向于纯天然的、原生态的绿色产品。因此,一些人在亲近自然的时候,忽视了保护自然,对自然生态进行浪费性、掠夺性、毁损性消费,这是与经济发展新常态难以吻合的。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将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3]39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条件下,要贯彻党的十八大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破解当前我国生态消费与经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种种问题,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促进生态消费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生态消费观教育,激发民众生态消费动力

对普通民众来讲,教育是催生其消费自觉、激发其消费潜能和动力的有效手段。消费虽然有时可以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应该理解为通过教育而激发出来的自觉和潜能。一般而言,无论是激发民众生态消费动力,还是提高民众生态消费支付力、培育民众生态消费选择力、催生民众生态消费原动力,都需要强化对他们的生态消费观教育。从教育内容来讲,一方面,要加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教育。党的十八大要求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意识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尊重自然”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加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教育,才能使民众在生态消费的过程中自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并激发民众生态消费的动力和潜能,从而科学有效地规避“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进行理性适度的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强生态消费的相关知识教育。不但要教育民众如何识别生态标识和选择生态产品,而且要教会民众生态消费的基本常识,还要对民众进行生态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使民众真正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态消费心理中走出来,参与和谐包容的公共消费环境建设。从教育形式来讲,要想激发民众的生态消费动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在各级各类学校加强生态消费教育,力推生态消费知识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使生态消费知识对学生来说入心入脑;其次,必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介,通过评论、新闻、动画、漫画等形式,向广大民众普及生态消费知识,传递科学的生态消费理念;再次,必须创新教育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体进行生态消费教育,如通过新媒体平台,利用“微电影”短而精、传播广泛、点击率高等特点,能够便捷高效地传播生态消费知识。

(二)加强理性消费宣传,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环境

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使生态消费市场积极健康、科学高效地运行,必须改善生态消费环境。而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对民众的理性消费宣传。其一,进行可持续型消费宣传,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消费环境。消费环境既影响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又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以人为中心”的消费环境容易造成对自然生态的无度消费甚至破坏;“以自然为中心”的消费环境容易导致无为的人类生存状态。由此而论,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消费环境,必须既合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又有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这就要求对民众进行可持续型的生态消费宣传。一方面,大力宣传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以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可持续型生态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大力宣传生态消费的强制性法律法规,使可持续型生态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其二,进行节约型消费宣传,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文化环境。民众在生态消费时有选择权,但消费档次和消费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个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提倡适度消费、节约型消费,反对奢侈消费。而要控制奢侈消费,必须从民众的理性自律着手,加强节约型生态消费宣传,提高民众自身的生态消费素养,在全社会弘扬“节约光荣,奢侈可耻”的生态消费理念,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文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消费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

(三)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规约和激励机制,积极引导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

对广大民众而言,要自觉养成积极健康、科学合理的生态消费习惯,需要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这不但要通过教育去激发他们内在的消费动力和潜能,而且要通过各种法规制度去约束、激励和引导民众日常的生态消费行为。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消费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生态消费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其实在我国关于生态消费的立法早已开始。如2002 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单位和个人要节约用水,实行用水“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2008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单位和个人要依法履行节能义务。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对浪费”。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公民要“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这些法律对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都作出了相应的约束性规定。要进一步推动民众生态消费法治化,引导民众积极健康的消费行为,在立法和执法方面仍需加强。一方面,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立法,对民众生态消费的权利和义务用专门的法律条款作出更加系统明确的规定,尤其要对生态消费方面的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惩罚性规定;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生态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反对浪费”为例,当前对民众在生态消费中的浪费行为大多采取罚款等柔性处罚形式来解决,使法律的执行力和惩戒性大打折扣。其二,要在全社会弘扬诚信守法、积极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美德,用道德标准鞭策民众摒弃不良消费习惯、选择健康的生态消费方式。用道德帮助民众从内心深处克制无度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消费欲求,消停破坏自然生态的恶行,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善举。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二者相得益彰,全面规范和约束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其三,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奖励健康守法的“生态消费行为”,惩戒不合理或不法的“非生态消费行为”。如近些年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生活垃圾成为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奖励办法,杭州下城区在部分下辖社区建立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平台,鼓励民众通过垃圾分类获取积分,并用积分兑换现金或日常生活用品,这些措施使垃圾分类回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消费理念的传递,也有利于民众日渐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习惯。当然,要推动民众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行为,除了奖励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法依规对不合理或不法的“非生态消费行为”进行惩治,使不守法律和规矩的消费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四)大力建设生态消费文化,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态消费品位

文化能够化育人的心灵,健康的消费文化能够催生民众的良好消费心理,更能提升民众的消费品位。用生态消费文化引领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就是要倡导民众在满足自身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需求,自觉选择生态消费文化产品,使自己成为文化型生态消费者。就目前来讲,我国民众在生态消费需求中严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的不良现象,如果不解决这种偏执的消费倾向,就很难激发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的健康消费潜能,也势必引致拜物主义消费狂热,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这是对我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运行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必须用生态消费文化去引领生态消费行为,使民众在文化型生态消费中既使自然得到尊重和保护,又使自身得到放松和享受,从而达到两全其美。由此而论,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应该鼓励和倡导民众在生态消费中多消费生态文化产品,不要过度消费生态物质产品。因为,生态物质产品一般来自于自然,过多甚至过度消费,都或多或少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甚至破坏,而生态文化产品虽然源于自然,也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来体现,但一般加工对象很少用及自然材料,对自然环境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民众的生态消费应侧重于文化消费,避免过度的物质消费。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456积极倡导文化型生态消费,以优秀、精美的生态文化丰富和充实民众的精神生活,提升民众的生态消费品位,有利于民众摆脱物欲横流的困扰,在生态文化的感染下既自由地放飞心情,又给自然环境减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据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视域下,民众在生态消费过程中文化消费应该常态化,形成全民积极向上、科学健康的生态消费惯习,进而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大力弘扬生态精神、激发生态智慧、建设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尹世杰.关于生态消费的几个问题[J].求索,200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支建强]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152-05

[作者简介]周红民(1957-),广西鹿寨人,中共桂林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消费经济学与生态文明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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