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



“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学术综述

高淮生

摘要：2016年4月15日至17日，由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办。会议主题为红楼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重建。会议从六个方面展开红楼文献研讨：(1)红楼文献研究的历史反思；(2)红楼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3)《红楼梦》版本文献研究；(4)传播学视阈中的红楼文献研究；(5)现当代红学学术文献的搜集与整理；(6)红楼文献数据库建设。回顾红学研究历程，红学每个重要时期都离不开文献，红学研究每一次突破都由新文献的发现所推动，文献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献推动了红学研究的发展。参会学者一致认为：重新整理《红楼梦》文献并建构红楼文献学已经成为红学发展刻不容缓的一项学术工程。

关键词：红楼文献；高端论坛；红楼文献学；学术工程

一、引言

2016年4月15日至17日，由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办。来自辽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直辖市)以及韩国高丽大学的专家学者近三十人欢聚一堂，纵论《红楼梦》文献研究之得失以及“红楼文献学”建构之途径和方法。部分专家学者欣然赋诗以纪其盛。纪健生在《贺红学文献学研讨会》中道：“徐海集名儒，中州聚彦群。征文穷史海，考献探学林。汉宋明途轨，中西会渡津。牡丹三月发，好景在阳春。”纪健生先生贺诗中的“征文穷史海，考献探学林”两句，关合2015年3月在徐州召开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实乃红学发展转型期关于红学学科建设的“姊妹篇”。梁归智在《无题》中道：“猎猎红坛各有豪，云空千幻雁鹰翱。徐州淮涌郑州浪，花落谁家王母桃？”梁归智先生诗中“徐州淮涌郑州浪”同样关合了2015年3月的徐州会议。

二、《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的筹划与召开

2015年3月在徐州召开“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研讨会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就已经商量2016年会议的筹划问题，并达成了一个共识：红学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高端论坛应以三次会议构成一个整体，以“红学学术史”“红楼文献学”“红学学科建设”分别作为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研讨百年红学的得与失，思考红学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即“纵论红坛兴废”。

2015年11月14—15日，研讨会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相聚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以“《百年红学》栏目建设暨《红楼梦》文献学建构”为题座谈。座谈会主要成果即确定了2016年红学“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高端论坛的举办时间、具体地点和主要议题。拟定会议主题为红楼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重建，并拟定了会议论题：(1)红楼文献研究的历史反思；(2)红楼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3)《红楼梦》版本文献研究；(4)传播学视阈中的红楼文献研究；(5)现当代红学学术文献的搜集与整理；(6)红楼文献数据库建设。此后，会议通知发布于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创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网”，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

《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开幕前夕，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范富安以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李金齐分别主持汇编了《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论文集》以及《红学研究论文选编》。《红学研究论文选编·前言》道：红学，作为一门显学，从学科发展意义上说，非一人之功可以成其事，非一刊之功可以全其业，非一民间社团之功可以造其盛。是故，集其合力而携手以共图之，则庶几可望红学之事业薪火相传。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2016年4月16日上午8时30分，河南教育学院校长李金铭教授、副校长王建生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记得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也是由两家学报共同举办了“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在致辞的时候说那是2015年举办的第一个重要的红学活动。今天我们这个学术论坛，则是2016年第一个重要的红学活动。连续两年，都是由河南教育学院、中国矿业大学两个学报编辑部举办当年的第一个重要的红学学术研讨会，这是很值得称赞和敬佩的。去年，徐州的学术研讨会以“红学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为核心议题。今年，郑州的学术研讨会也是“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不过侧重于“《红楼梦》文献学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课题，是红学中的大题目。

本次研讨会分三场，以下是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议题。

第一场主持人崔溶澈教授，评议人高淮生教授。

1.梁归智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出版介绍》；

2.崔溶澈教授(韩国高丽大学)：《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3.苗怀明教授(南京大学)：《对红学文献研究的几点思考》；

4.董志新前总编(沈阳军区政治部)：《毛泽东红学现状分析》；

5.高淮生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红楼梦〉现当代学术文献整理的若干思考》；

6.胡文彬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当代红学文献研究的断想》。

第二场主持人赵建忠教授，评议人乔福锦教授。

1.张庆善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求真、求博、求通——关于〈红楼梦〉文献研究的思考》；

2.赵建忠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红楼梦〉文献学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

3.张云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文献学论纲》；

4.乔福锦教授(邢台师范学院)：《“旧时真本”辑考》；

5.周文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对〈红楼梦〉版本研究的一些看法》。

第三场主持人孙伟科研究员，评议人苗怀明教授。

1.刘泽权教授(河南大学)：《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汉英文化大辞典〉编纂研究》；

2.李晶副研究馆员(中国国家图书馆)：《〈红楼梦〉译介研究应重视外语文献的中译——从早期〈红楼梦〉英译的一则稀见资料说起》；

3.胡晴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馆藏〈红楼梦〉研究资料——以中英文〈红楼梦〉研究书籍为主》；

4.王丽耘副教授(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红楼梦〉英语世界传播功臣——大卫·霍克思(1923—2009)汉学年谱述要》；

5.孙伟科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中的“悟证”问题》；

6.吴佩林教授(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红学史料辨伪——周汝昌先生与甲戌本〈石头记〉》。

纪健生先生提交了《作为文献的〈红楼梦〉》发言提纲，李奎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提交了《报刊文献在“红学”研究中的作用》论文提纲。

胡文彬研究员、范富安主编、高淮生教授代表李金齐主编分别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简短的致辞，总结了本次《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的特点，并展望了2017年举办第三次研讨会即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的前景。

三、《红楼梦》文献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未来方向

胡文彬研究员在发言中谈道：回顾百年红学历程，每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都要谈到文献。1921年胡适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就让顾颉刚和俞平伯搜集相关文献资料100多种，其中顾颉刚提供的许多诗词材料，明显被周汝昌先生照常引用，因为胡先生错了的地方，周先生也是照抄。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继承这些资料之后又增添了很多新资料，特别是故宫档案的一些资料，由此得出了一些结论。每当红学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前进的转折时期，都能看到版本的发现，作者家世相关文献的发现起到了作用。无论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实践角度，红学研究现在提出文献学观点，作为研究课题，已经到时候了。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必须以材料说话。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从事《红楼梦》研究或文献学研究的学者，能不能静下心来，多读书。我们现在都在利用现成的文献资料，这种现象值得反思。这之前我们做过几大工程，第一大工程是《红楼梦新校本》，第二大工程是《红楼梦大辞典》，第三大工程是《红楼梦稀见资料》，还有一项大家不知道的《红楼梦汇校本》，第五项是红学研究的目录。我们当年建立《红楼梦》研究资料室，一直重视文献搜集，包括相当一部分影印资料。回顾红学研究历程，红学每个重要时期都离不开文献，红学研究每一次突破都由新文献的发现所推动，文献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献推动了红学研究的发展。

张庆善研究员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红学史的反思与未来的展望，比较起来，从文献学的角度反思总结比较少。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文献资料都是最重要的基础，对红学来说，就更重要了。因为新红学就是建立在文献资料考证的基础之上，胡适正是依据对作者与本子的考证，建立了新红学，打败了索隐派。但新红学的核心观念是“自传说”，而现有的文献资料又实在不能支撑“自传说”，因而，恰恰是支撑新红学的“文献”又成了新红学的瓶颈，新红学因此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问题是，新红学的危机仅仅是因为“材料不足”造成的吗？我们到底该如何总结评估20世纪以来红学文献研究的成就？红学文献研究对红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所谓的危机，是新红学的危机还是红学的危机？今天在红学文献的发掘上还有多大的空间？对已有的文献研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诸如作者问题、版本问题、续书问题，我们是否做到了“科学研究”？张庆善先生在提出问题的同时，明确指出：以文献研究为支撑新红学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危机，造成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文献发掘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治学态度不够严谨。从文献学的角度着眼于红学的发展，应把握三点：一是开拓红学文献发现的新领域；二是摆脱自传说的影响，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三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研究已发现的文献。对当下的文献研究，最缺少的不是方法和理论，而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我们要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张庆善先生充分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性，不仅因为欣赏这高端大气很学术的议题，更是出于对红学走出困境的期待。

苗怀明教授认为：21世纪前十多年间的红学文献研究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不少收获，这可以从重要红学文献的新发现、相关目录索引的编制、《红楼梦》作品的整理出版、红学资料的整理与汇编、相关辞书的编纂及相关论著的出版等五个方面体现出来。目前，红学文献研究中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没有认识到红学文献是中国小说文献的一部分，其产生、形态、分布和流传与中国小说拥有共性，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历史沿革和学术框架中解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文献。好多研究红学的人，总是强调红学自身的特殊性，而忽略了《红楼梦》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共性。所以，要想在文献方面取得进展，如果放在整个小说史上来观照《红楼梦》的文献，也许我们的结论会更有说服力，或者我们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更能够把《红楼梦》跟其他小说连接起来。二是如果把红学文献放在整个小说文献上，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先天不足。《红楼梦》文献在中国小说文献里面数量是最大的，但是文献的分布不均衡。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搁置，寄希望于新的发现。红学界对现存文献的解读存在巨大的反差，没有形成基本共识，缺乏探讨和对话的基础。因为红学文献的先天不足，在《红楼梦》的作者、成书及点评等方面存在死结。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采取悬搁的办法，警惕不切实际和毫无成效的争论。苗怀明教授的发言引起参会学者们的兴趣，胡文彬先生回应道：“听了苗怀明的发言，我很有感触。有一条，《红楼梦》研究确实有特殊性，但是不能脱离中国小说史总的这条发展脉络，不能特殊性太过，把自己孤立。红学现在是出了不少问题，我们自身要自省，要有自省的能力，要通过自省改变现状，要有自我批评精神。现在跟红学研究有点关系的，动不动就扔原子弹，闹得社会反感，学界内部反感。”苗怀明教授同时谈了自己的另外两个感想：一是现存的红学文献有一个解读的问题。如果把《红楼梦》文献放在整个小说史上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对《红楼梦》的解读经常存在巨大的反差。往往是这个说真的，那个说骗子。有的人研究是为了寻求真理，有人研究就是为了置别人于死地，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根本就不存在共识！我们的对话是要有一个基础的，比如对红学文献基本文字的解读，对内容的解读，我们应该有共识。二是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年轻学者跟老辈先生比，知识结构欠缺很多。应该说，相当多的人没有受过文献学的训练，不知道版本问题应该怎么样，有的人连叙述版本都不会。文献学是个专门的学科，相当多的人根本就没有受过文献的训练，他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就可想而知了！苗怀明教授这两方面的感想，直接关涉到《红楼梦》文献研究的成败，关涉到红楼文献学建构的学术基础。

高淮生教授指出：今后红学的发展应以文献研究和文献学建构为基准厘清红学的学科性质、划定学科范畴、建构学科框架。同时，在研究中秉承客观理性、严谨审慎的学术态度，提真问题、做真学术，为红学研究开辟新的格局。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文献学，是接续去年3月的徐州会议，徐州会议是做历史反思，历史反思必然要涉及学术史的话题。那么，反思以后就要清理以往的文献，以往到底有多少文献？哪些对红学这门学科的建构有积极意义？哪些不具有积极意义？文献学的建构只是第二步骤，或者说是第二部曲，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红学学科的建构问题。没有文献清理，讨论红学学科建构就容易悬空。

参会学者认为：重新整理《红楼梦》文献并建构红楼文献学已经成为红学发展刻不容缓的一项学术工程。

四、《红楼梦》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

张云编审提交的《红楼文献学论纲》一文是对《红楼梦》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全面论述，引起参会学者的积极关注。该文提纲挈领地指出：红学若从脂砚斋评点《石头记》算起，于今已有260余年的历史——若追寻其起始文献(曹雪芹《石头记》的最初文本)，历史还当更长一些。《红楼梦》版本众多，相关史料丰富，红学更是蔚为大国，其研究成果之丰硕，文献积累之丰厚，堪称文学研究之奇观。为整合文献资源，夯实基础，打通它与其他学科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渠道，作为《红楼梦》基础文献与研究成果的集中和学术总结的红学文献学，现在已经到了学科建设的时候了。论文涉及三方面内容：建立红学文献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红学文献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结构；红学文献学对红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意义。张云女士从这三个方面梳理了红楼文献学建设的设想。这一设想有待于深入全面地研讨，以期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

苗怀明教授认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衡量红学研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学术积累日益丰厚的当下，尽管这一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只要下功夫，做得更为全面、精细，还存在继续提升的学术空间。一部红学研究史就是一部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史。进入21世纪之后，红学文献研究有难度，但仍有空间。就红学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如下几点是要引起注意的：一是要拓展红学文献搜寻的渠道和范围。这种拓展应该是全方位的，既是指地域，也是指种类、形态和时段。就文献搜寻的地域而言，要将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就文献搜寻的种类而言，要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与红学相关的所有领域，除作者家世生平、版本等方面的资料，与作品相关的绘画、改编、翻译、传播、接受、研究等资料也都要予以重视。就文献搜寻的时段而言，要改变厚古薄今的做法，不仅要重视清代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而且也要注重近代乃至现当代相关的红学文献。二是红学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要力求完备、精细。三是要推动红学文献的数字化。苗怀明教授的三点意见和建议为以后的红楼文献整理和研究规划了可资参考的蓝图，并且指出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

高淮生教授从“学术文献来源与辑佚”与“学术文献考辨与笺注”两方面对《红楼梦》现当代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设想。(1)学术文献来源与辑佚：学术文献来源于日记、书信、年谱、随笔、札记、评传、访谈、口述史、回忆录、资料汇编、档案材料、学术论著、手稿等。辑佚的原则即“有存则必录”“保持公心，摈弃私见”。(2)学术文献考辨与笺注：考辨的原则即“可信度”“有主见”。笺注的内容包括“资料来源”“文字校勘”“史料价值”“内在旨趣”。以上设想是基于现代红学学人学案写作过程中的认识，既然学人的学术文献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以及红学的学术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也就有必要拿出一定的精力发掘检索这些大量散见于学人的日记、书信、年谱、随笔、札记、评传、访谈、口述史、回忆录、学术论著之中的谈红论红资料，并将这些零星资料做一番系统化的整理。这些资料很有可能会提供一些拓展《红楼梦》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当然，这项学术工作已经由吕启祥先生和林东海先生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开了个好头，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即对所汇编的“稀见资料”做一番考辨笺释的工作。这将给文献使用者带来很大方便。

梁归智教授认为红学文献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版本，一个是曹雪芹的家世，再就是一些背景材料，另外就是红学史。版本方面挖掘得差不多了，再有新的发现就比较困难了。曹学有很大的拓展性，可以挖掘得更多，但是，是不是能够使问题更深入，有时候也很难说。所以，现在关于文献的挖掘，就是红学史这方面，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在红学史这方面的余地更大一些。但是红学史涉及具体的红学家，涉及历史上的一些复杂的情况，因此整理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要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尤其是私人通信，涉及某些人和事，更要慎重。当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说明解释，尽量客观地、平和地把历史的本来面貌介绍出来，而不要产生一些副作用。当事者应采取一种非常宽容的、尊重事实的态度，这样才会更有意义。梁归智先生是基于即将出版的《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一书整理研究有感而发的，很有参考价值。高淮生教授对此回应道：“梁教授对于周先生的书信下了很大功夫去整理，这恰恰是我们会议倡导的一个工作，我们希望一些学者能够拿出精力坐冷板凳，去整理学人尤其是已故学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文献。书信是第一手资料，我在撰写学案过程中有一些感想，如果我们要把一件学人写活而不去引用他的第一手资料，就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当然第一手资料是否肯定为真实，这就需要我们的辨识力了。我们要有火眼金睛，要在使用资料时谨慎地使用我们认为真实的资料。我们很期待梁教授的《书信笺释》问世，至少对了解周先生的红学研究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刘泽权教授公布了一项红楼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即《红楼梦汉英文化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这项新成果引起参会学者的极大兴趣。这项基于语料库的辞典编纂给《红楼梦》文献整理研究者以新的启发，拓展了红楼文献研究的新思路。刘泽权教授的发言涉及以下方面：第一，为什么编？《辞典》编纂的意义或目的，主要建立在对当下“中国文化外译”、典籍尤其是《红楼梦》翻译研究以及基于语料库的辞典编纂的现实需要的考察基础之上。第二，编什么？问题涉及《辞典》内容的确立及其依据，这是《辞典》编纂的关键所在。在充分搜集、比较权威的《红楼梦》百科辞典的基础上，《辞典》参考《红楼梦大辞典》上编的分类方法，将《红楼梦》文化词语划分成八个一级类，即熟语、饮食/服饰/医药/器用、园林/建筑/植物、职官/典制、宗教/民俗、韵文/美术/游艺、人名/地名、称谓语。在此基础上，借鉴了有关中国文化词语和《红楼梦》文化词语研究的成果及分类，对涵盖内容较复杂的类别进行二级甚至三级细分。第三，怎么编？问题具体涉及本《辞典》编纂的理论、技术与实践三个层面。理论层面不仅包括文化词的界定、分类、词表构建、义项确立、示例选择等辞典编纂研究的本体问题，还包括翻译策略确定、释义归纳等译学问题。技术层面，需要解决词项及其示例的检索、抽取、入典、编排、校订、输出等关键问题。实践层面，则需要解决《辞典》的凡例、检词(索引)等通用问题。刘泽权教授此前已经出版了《〈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期望这项新成果对《红楼梦》其他语种语料库建设乃至其他典籍的翻译研究起到引导作用。

周文业教授长期致力于数字化研究，2015年出版了一本《红楼梦》的数字化研究著作。他在发言时集中谈了《红楼梦》版本问题，尤其是脂本和程本的关系问题。他通过数字化的比对，发现脂本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庚辰本的评价太高，尽管庚辰本不可否认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子。他认为庚辰本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庚辰本，第二个就是庚辰本的原本。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清楚，而现在往往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当然最早的庚辰本也看不到了，可是有很多铁证可以说明现在的庚辰本和原来的庚辰本相比改动非常多，如果把庚辰本抬得过高，绝对是误导。关于脂本和程本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欧阳健的“程前脂后”说。他持中间看法，“认为脂本在前”与“程本在前”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它们各自发现了问题，却走入了极端。之所以形成主流红学(“脂本在前”)对阵欧阳健(“程前脂后”)的局面且水火不相容，是人为造成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红楼梦》文献学的研究就会有很大的阻力。周文业教授认为，“红楼梦研究所”可以做一个普及本面向大众，另外整理一个本子给对版本有兴趣的读者看，要整理所有的脂本，每一个脂本要标明。周文业教授对《红楼梦》版本尤其出版《红楼梦》新校本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值得进一步研讨。

既然版本问题是红楼文献学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有必要集中精力研讨这一问题。乔福锦教授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他在《“旧时真本”辑考》一文中谈道：清末民初以来的笔记、序跋、诗文杂说中，保存着关于“旧时真本”的大量文献记载。其中有存前八十回情节且近于现存脂本者，有存前八十回材料且迥异于现存脂本者，更多的是存有脂本所“迷失”的后数十回情节的“全璧本”。最后一类抄本，即是严格意义上的“旧时真本”。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些被记载下来的“旧时真本”，大多存有现存脂本八十回后所“迷失”的故事情节内容。学术界对于“旧时真本”之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为第一种观点之代表，胡先生认为，“旧时真本”是前人的“补本”。第二种观点为欧阳健先生所坚持，欧阳健先生的“程前脂后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芹书原本——脂本存在的真实性，自然也否定了“旧时真本”的真实存在。第三种观点，以周汝昌、徐恭时两位先生为代表，“旧时真本”基本可定为“雪芹的佚稿”。三种观点之外，张爱玲女士的看法较特别。她一方面认为“旧时真本”中有“早本”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中大多数是后人的“续书”。全部《红楼梦》版本，实际存在“旧时真本”、八十回“脂本”、百廿回伪“全璧本”三大类别。其中“脂本”演变经历《石头记》—《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三个阶段。有朝一日，“旧时真本”时代的全璧本若能如明崇祯末年发现《大宋铁函经》那样，重现于人间，那不仅是雪芹之幸，红学之幸，亦乃中华文化之幸！尽管乔福锦教授与周文业教授研究《红楼梦》版本的路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话题则极具学术价值。

纪健生先生在题为《作为文献的〈红楼梦〉》发言提纲中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也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经典，又是一部重要的古典文学文献。从文献与文献学角度来看，会生发出一些问题意识。从传统文献学角度，可以研究《红楼梦》与口述性问题；从现代文献学角度，可以研究《红楼梦》与知识性问题；从文本发生学角度，可以研究《红楼梦》与不确定性问题；从古典文献角度，可以研究《红楼梦》的古典性问题；从文学文献角度，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文学性问题；从作者考证角度，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文本习性问题。显而易见，纪健生先生所谈到的这些问题意识与理解问题的角度，同样具有红楼文献学建构的学术参考价值。

董志新先生以“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主题谈了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毛泽东红学文献已经很丰富了，这些文献已经能够说清楚不少曾经迷惑不解的学术难题。然而，这类文献的披露有着独特方式及特殊历程：依赖于档案材料的解密和公开，依赖于专门机构人员的研究成果，依赖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的展示；它的出现呈波浪起伏状态，有一定周期性；一般人或一般研究者很难接触到高层领袖人物的第一手材料。这就必然存在着“文献不足”的问题，表现出文献来源不明、传闻异辞、披露缓慢和散佚难寻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制约、局限和迟延了现当代红学史中这一专门课题的研究进展。所以，要使毛泽东红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首要任务仍然是搜集、挖掘、考证和整合毛泽东红学文献史料。董志新先生一直坚持做“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在红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赵建忠教授从《红楼梦》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的关系谈了他的感想：进入21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红学以其前瞻性的思考一直走在学术前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门东方显学仍将起着古典文学风向标的引领作用。当然，红学表象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危机。同样是尝试运用文献与文本结合的方法去阐释《红楼梦》却出现了很多争议，如运用考证方法去质疑曹雪芹著作权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作者为如皋人冒辟疆。再有就是当代索隐家们也糅合了新发掘的史料企图印证《红楼梦》隐去的所谓历史真事，如著名作家刘心武。这固然与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表现出的学术浮躁有关，但同时也暴露出红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如何运用文献史料正确解读文本问题，而且还涉及红学方法论的反思和完善。有鉴于此，这次红学文献学高端论坛专题研讨《红楼梦》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应该说正是针对了当前红学研究现状，对于红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赵建忠教授的看法显然是有感而发，尽管这些看法有待于进一步研讨。

孙伟科研究员从学术反思的角度谈了他对红学文献研究的看法。他认为红学界确实存在很多严峻的问题，这些严峻的问题正好和文献考证有关。胡适在开辟红学考证时就一再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现在红学的考证已经变成什么了？变成没有证据。考据，没有根据，得出来的结论越来越匪夷所思。在这匪夷所思的结论上叠床架屋，衍生出来很多东西。韩非子说，这是愚妄之学。我们红学界的愚妄之学太多了。一个假设，本来是要等着验证的，没有验证，也不去研究，就在这个结论上搭建了很多学说，搭建了多本著作。红学的考证正在滑向悟证，考证本来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对自我的考证，我悟到了，你悟不到。你悟不到，是你层次不够。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在危害红学，走向了文献学和考证的反面，而这种说法流毒越来越深。刘再复先生为梁归智先生写的《周汝昌传》作序的时候，曾经梳理了悟证的源流。刘再复的悟证是完全脱离人物形象来贴标签，作为文学评论家，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既然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就要恢复考证的本来面目。

五、海外红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崔溶澈教授的《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文是本次会议的一个学术亮点，它启示红学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海外红学文献整理和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将大有可为。

崔溶澈教授之所以关注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因为韩国红学史研究虽然有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但是，还没有较为完整的文献整理工作，更没有这方面的整体性研究。基于这一考虑，崔溶澈教授便产生了对韩国红学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设想。他对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出了系统的构想和框架：(1)韩国红学文献的分类；(2)韩国红学文献的特征；(3)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计划；(4)韩国红学文献的研究方向。崔溶澈教授郑重承诺：正式启动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将来会更加努力，做出可观的成果。胡文彬先生对崔溶澈教授的构想和非常扎实的学术研究作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希望大家能够向崔溶澈先生学习，为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可以认为，2016年4月的郑州会议是韩国红学文献综合性整理研究这一学术工程启动的最佳契机，崔教授的构想和成果也将为更多国家的红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带来新的学术生机。

李晶副研究馆员做了《红楼梦译介研究应重视外语文献的中译》的会议发言，她认为：海外红学文献是红楼文献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视野下的《红楼梦》研究迫切需要外语中的《红楼梦》译介与研究文献。仅在英文世界里，《红楼梦》研究文献已经有了200年的积累。以汉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学人有权分享，也理当以开放的心态审视此类文献。《红楼梦》译介研究工作中外语文献中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术界理应重视此类文献的翻译与发表。当然，海外红学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应以求全、求精、求准为原则，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于红楼文献学的建构工作。200年来，英文文献积累了大量的翻译资料，有大量的英文文献还没有翻译。仅在一个数据库检索的文献，就有数十篇，我们可以编纂一部《红楼梦》英文稀见资料汇编。李晶女士的发言引起参会者的兴趣，尤其是编纂《红楼梦》英文稀见资料汇编的想法颇具学术启发性。

王丽耘副教授发表了关于《大卫·霍克思(1923—2009)汉学年谱》编纂的看法。王丽耘女士简要介绍了《大卫·霍克思(1923—2009)汉学年谱》的编写意义、成谱过程、编纂说明及年谱特色等。该《年谱》可谓海外学人尤其《红楼梦》翻译家年谱编写上的新尝试，由于年谱的考世知人功能，《大卫·霍克思(1923—2009)汉学年谱》将有助于英国汉学研究尤其是《红楼梦》英译研究。《大卫·霍克思(1923—2009)汉学年谱》这一具有拓新意义的成果即将出版，为海外红学文献整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无疑拓展了海外红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空间。

胡晴副研究员提交了题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红楼梦文献》的论文，她对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红楼梦》文献的种类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指出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关于《红楼梦》的中文藏书体现出了时代跨度和地域跨度，反映了《红楼梦》在海外传播的时代轨迹，以及红学研究在多地的不同发展。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红学专著在红学研究方面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大致可分为文本阐释类、社会文化解读类和考证类等。这些馆藏文献充分体现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即汉学家一方面用经典的西方理论框架来解读《红楼梦》，另一方面也借用《红楼梦》以开发和丰富西方的文艺理论。胡晴女士对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红楼梦》文献的详尽的介绍，有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加深大家对海外红学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认识。

总之，海外红学文献整理研究日趋成为红学研究的热点，它拓展了红楼文献研究的学术领域，对于红楼文献学的完整建构是不可或缺的。

六、几点启示

(一)如何理解“红学的门槛”

苗怀明教授在他的发言感想中十分痛心地谈及所谓的红学圈子里“拍砖”之风盛行的现象，并诚恳地希望红学研究者提高自身素质，为红学的健康发展担起一份责任。苗教授同时坚定地认为：红学是有门槛的！高淮生教授回应道：苗怀明所提到的问题，比如说素质问题、学术共识问题，其实这就是学术门槛问题，也是红学的门槛。一个学者不去认真求真地研究问题，老是“拍砖”，总不愿意促成或接受学术共识，那就不具有做一个学者的基本素质。徐州会议和郑州会议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期望红学研究者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做红学健康发展的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二)如何走出“红学的困境”

通过徐州会议和郑州会议的研讨，参会者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红学的愚妄之“学”太多，大胆假说却经不起推敲；红学深受非学术的绑架，动辄遭到兴师问罪，不能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红学虽有所谓的“泰斗”“大师”，却没有学术权威，缺乏认同感，易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红学需要自律，红学需要基本的学术共识，红学需要开放的学术空间，红学需要公认的学术权威。红学不需要造神，红学不需要宗派小团体。

(三)如何办好“高端论坛”

红学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的合力：学术成果、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其中，学术共同体召集的研讨会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以及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具有极大的作用。如何高水平地办好学术研讨会？或者说能不能将研讨会办成高端论坛？这取决于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是否具有高端性。首先，应该是真学术，大家都是在谈学术；其次，能谈出真问题，谈真问题需要学术勇气；再次，所谈的问题能够具有学术启发性，启发性来自学术见识力。

(四)如何处理文献和文本关系问题

有学者担心红学研究若偏重文献可能导致脱离文本，偏离受众接受，从而使红学远离大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存在这个“文献”与“文本”矛盾。其一，任何一门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是有学术分工的。其二，红楼文献整理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全面深入准确地认识、理解、鉴赏《红楼梦》。这种对于“文献”与“文本”矛盾的困惑涉及一个更深层的话题：什么是红学？可以肯定地说，红学不能与《红楼梦》文本鉴赏画等号。至于红学的文献学研究如何转化为大众鉴赏，同样是红学学科建设应当解决的问题，尽管目前尚没有标准答案。

(责任编辑范富安)

文章编号:1006-2920(2016)03-0003-09

doi: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3.002

作者简介：高淮生，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徐州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