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红，张广勋

(湖南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理想城市

黄美红，张广勋

(湖南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西方文化中最早的理想城市形象，他笔下的城邦既是一个正义的理想之邦，也是一个“不正义”的极权之城。柏拉图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是西方乌托邦文学和城市乌托邦规划对理想城市构想的思想之源。

柏拉图；《理想国》；理想城市；正义

一、引言

城市与乌托邦有着久远而密切的关系。城市不仅构建了乌托邦理想社会所青睐的空间背景和场景设置，也是乌托邦得以实现的工具。理想城市代表了乌托邦，乌托邦造就了理想城市。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是西方“第一个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1](P8)同样也是西方理想城市想象的源头。

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想象是以理想城邦作为物质载体，他面对雅典城邦的危机，社会的极端两级分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设想了理想的城邦和理想社会。他将正义的原则看作是理想城邦得以建立的伦理基础，由正义原则构建了一个和谐统一、分工明确、等级严整的理想国。而与此同时，理想城邦中却也存在着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压制的可能，“在柏拉图看来，完整性和均衡性不可能存在于个人，而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他甚至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甚至也可以牺牲人生与生俱来的天性”。[2](P11)这种以正义和智慧的名义构建起来的理想之邦，同样有蜕变为绝对统治与高压政治相结合的极权之邦的可能。

二、正义的理想城邦

有关正义问题的讨论贯穿《理想国》的始终。柏拉图将正义的范围加以扩展，将原本作为个人道德范畴的正义扩展深化为一种更为开阔、更具内涵的体制伦理范畴。他将正义分为大小两种，即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大的正义是城邦赖以建立的根据和原则，小的正义则是个人的心灵美德和道德行为，而这两者又是相通的。个人的正义在于对自制的遵从，即个人品质中激情和欲望对理性的服从，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对邪恶一面的驾驭。

城邦的正义在于各个阶层各司其职而不僭越，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在柏拉图看来，各人性格不同，适合干不同的工作。“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必须承担一项最适合他天性的社会工作。”[3]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精力，精益求精，“那么他生产的东西就会更多，更好，也更容易”。[3]这样，种田者专职于耕种，做工者思考做工，经商者经商，护国者护国，统治者掌权。互不干扰，互不代替，分工协作，井然有序，就能达到整个城邦的和谐统一。柏拉图认为，只要城邦中每个部门都能清楚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社会的正义就是不同阶级的和谐关系，个人的正义也是指个性中不同部分的和谐融洽。这里，柏拉图在为理性控制的健康的灵魂和公正的灵魂间建立了联系。

在天赋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柏拉图把社会分为三个阶层。首先是从事农、工、商等的生产劳动者和服务人员。他们先天禀赋较低，只从事物质生产，可以拥有财富，但不能参与政治生活。其次是护卫者阶层。他们的先天禀赋比较高，擅长作战技艺。他们不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其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了防止护卫者内部出现贫富分化，理想国中的护卫者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他们必须生活在集体之中，同吃同住，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而是一个实行妻子公有、儿童公育原则的大家庭。柏拉图认为这样可以消除护卫者的私有观念，从而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祸福同当。最后是统治者阶层。统治者是广义护卫者中居最高地位的国家统治人员。他们掌管城邦中的大政方针，负责城邦内外的全局性政务。柏拉图对他们的要求最为严格，统治者必须真正关心国家利益，“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3]此外，他们还要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具有治国的雄才伟略，还要经历贫穷或富贵环境的考验，能面对任何欺骗而慧眼洞察真相，保持心灵与品德的和谐。这样，经过严格的社会分工之后，形成了城邦的三个阶层，由此构成了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城邦的社会结构。除了社会分工以外，城邦还通过“高贵的谎言”使得三个阶层之间和谐相处。“如果商人、辅助者和卫士在国家中都做他自己的事，发挥其特定的功能，那么这就是正义，就能使整个城邦正义。”[3]在柏拉图看来，只要理想国中的三个阶层能够各司其职，恪尽职守，国家正义就得以实现，整个社会也就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

不过，要使各个阶层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就必须实现个人的正义。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是相通相关的。城邦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城邦的缩小。国家和人一样，也有三种品格，即智慧、勇敢和自制，正义就是这三者的正确结合。智慧是指善于谋划、治理国家的知识，它只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这种治政的知识是人数最少的统治者，即哲学王才具有的。勇敢是战士的品质，并非无知的鲁莽或凶猛，而是一种坚持，“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那些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害怕什么，害怕什么样的事物”。[3]理想城邦中的勇敢主要体现在军人护卫者之中。柏拉图提出勇敢作为一种理智的信念，需要靠教育来培养，所以他很重视对军人护卫者的教育。自制的品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具有三重含义：一是指理智健全而有自知之明；二是指谦和、仁慈和人道；三是指对欲望的自我约束和控制。[4](P50)自制首先指的是农工商等第三阶层的生产劳动者对自己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但是，对自制美德的要求并不仅限于第三阶层，而是属于城邦国家全体，指城邦全体成员都要以理智约束欲望，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调一致。因为每一个个体灵魂之中都有理智、激情和非理智的欲望三部分，理智是控制欲望的主导力量，激情则接近理智，当欲望不服从理智时，它往往会表示愤怒而站在理智一边。理智作为智慧起领导作用，激情服从它而成为它的助手；欲望占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贪得无厌，必须受理智和激情的控制。通过理性和自制，个人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和谐相处，使自身秩序井然，心灵健康，个人正义得以彰显，参与适合自己本分的工作，进而实现城邦的正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既是要将雅典的政治生活从城邦暴政中解救出来的一种寄托，也是对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城以及远古雅典的一种追思，更是柏拉图思想的综合和系统化。他通过对理想正义之邦的描述，表达了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渴望。虽然其所构建的理想城邦存在种种弊端，但是其对正义的追求却成为西方乌托邦文学和城市乌托邦规划发展壮大的思想之源。

三、极权恶托邦之城

柏拉图用他雄辩的论著和宏伟的想象为我们展示了他所构想的正义的理想城邦。但有时候论证的强大说服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又非常脆弱和苍白无力。在这个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国”中，以城市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并非一切都是正义和完美的。

首先，柏拉图试图使用理性手段将尺度和秩序强加给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以此构建一个理想的城邦。柏拉图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认为完全可以将城市本身当作一件艺术品那样任意设计和建造。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无非就是立体几何的一种新的应用，它设想所有的理性的人都愿意作这样的社会几何学家。”[5](P183)但是这种过分强调秩序的城市理念、突出技术主导的城市几何形特征，却往往“忽略了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的紧密联系和深层影响”。[6](P19)

其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做的劳动分工和社会阶层的划分极为固执和僵化，缺乏变通。“丢弃了人类自身那些能以超越种族和阶级并克服职业局限性的潜在能力，……他没有办法把人类相互分裂的自我统一起来，除非把他们凝聚在城邦那许许多多固定的、分等级、分门类的组成部分之中。”[5](P187)他对理想城市中各阶级的严格拣选使得他所想象的社会又回到亿万年保持不变的昆虫社会的生物结构之中。芒福德认为，“人类发展须有自我管理的自由，尽管它包含着罪恶、错误、犯罪、缺点和失败的可能性，这却是生存者为冲破使他们完全不发展、安然就范的文明羁绊所须付出的代价。”柏拉图将善恶视为永恒，认为善恶是一成不变而且互不相通的，他没有意识到善恶在道德指南针上虽是固定的方位，但生活的激流却常常颠倒这对立的两极。正如爱默生所言，“恶能赐福，而冰会燃烧。”他忽视了善与恶的辩证关系，没有注意到两者相互转化的可能，“柏拉图像一个用模具浇铸纽扣的人，他努力地把生活倒入准备好的模子当中：金子的倒入第一个，铜的倒入第二个，铝的倒入第三个”。[5](P189)他没有意识到人性的潜能和进步的动力，低估了对发展的重大刺激和各种挑战：变化、混乱、冲突、紧张、衰减、以及暂时性的失败。这些东西如果尚未僵化形成固定的形式，那么每一种都可能比任何形式的一致性更能产生出更理想的社区，由于忽视了辩证法在城邦中的地位，柏拉图由此忽视了城市的主要功能。

此外，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城邦中人的理想国，对于外邦人，对于更多的终日辛苦劳作的奴隶来说，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绝不是他们的理想之地。“无论是亚里斯多德还是柏拉图，甚至是希波达姆斯，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从未超出过城市的边界。”[5](P277)即便是以城市为中心，他们也不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多民族或者多文化的社会。对柏拉图来说，废除婚姻关系和私有财产要比废除奴隶制、阶级压迫和战争容易的多。同样，“柏拉图理想城邦的社会结构以及日常训练都是出于备战的考虑”。[7](P274)城邦之内，护卫者终日演练，枕戈待旦，无家庭的幸福与欢乐。对于生产者来说，生活于弥漫的“高贵谎言”之下，注定终老于一种固定的职业，默默地绝对服从于统治者的命令而无一份自由言说或选择的权利自由，更遑论参与决策的可能。而唯有似乎拥有全能智慧的哲学王式的统治者可以密室筹划，一言而成天下法，似乎永远正确，而实际上却实在是一副独裁者的模样。“没有诗人、没有美好的音乐、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各种职业的交融、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严谨、独裁，这便是他的理想。”[5](P192)任何城市若是按照柏拉图的设想去建设，最终的结果将不再是城市了，如果按照柏拉图的办法，城市对话将变成专制权力枯燥无味的独白，柏拉图理想的城邦更像是一座“高墙圈围的监狱”，这里没有供真正城市活动的空间，只是一个几何学的天堂，“从人类被压抑的潜在能力着眼来看，有可能只是一座活地狱”。[5](P187)

柏拉图的《理想国》将对整个城邦国家的社会、政治、教育等众多思考融为一体，“是对乌托邦城市整体性的，综合性的阐述”。[6](P18)但同时为了城邦，他也准备牺牲掉个人人格中那些如均衡、温良等各种可贵的品质。波普尔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看到的也不是理想的城邦，而是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以正义和智慧的名义，而实质却是绝对的统治，极权的高压政治，僵化的劳动分工，随时可能来临的战争，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理想城邦”。

城市的封闭与隔离、军事化的管理、阶层的僵化，理想国中的这些特征同样也影响了后世乌托邦文学家对乌托邦城市的想象。这些特征也或隐或现地出现在莫尔的《乌托邦》和19世纪贝拉米的《回顾》之中，及至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中恶托邦城市的出现，理想的乌托邦城市与恐怖的恶托邦城市间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这一切变化的因素，都已经隐含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之中。

四、总结

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中说道：“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乌托邦著作很少提到空间环境，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关系。”[8](P41)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城市规划、空间布局等具体的物质形态环境论述很少，而是更多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非物质形态方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关于理想城邦的具体形态，而是一种理念。”[9](P172)“《理想国》对西方城市乌托邦的影响，其精神内涵方面远远大于其物质表象方面。”[6](P18)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芒福德还是波普尔的经验论证，对柏拉图乌托邦思想的批评显得有些缺乏历史根基。他们所持有的研究视角、价值根基与历史语境有着太多的不同，我们不能完全以现代的逻辑来强求古人，因为“思想无论经历了多少变化，还将经历多少变化，它都永远是历史性的”。[10](P26)毕竟，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而是一个‘非在’(nowhere)。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发展中经受了考验并且证明了自己的力量”。[11](P95)

总之，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城邦，并不只是根据正义等理念作纯逻辑的推演，同样也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面对雅典城邦的危机，社会的极端两极分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他设想了理想的城邦和理想社会，试图通过正义的理念来组织社会，克服当时希腊城邦的各种尖锐矛盾，挽救希腊城邦的深重危机。虽然其所构建的理想城邦有着过于迷信理性，城邦内部阶层的僵化，对人性的认识不够深刻等种种弊端，但是其对正义的追求却成为西方乌托邦文学和城市乌托邦规划对理想城市构想的思想之源。

[1]〔美〕乔·奥·赫茨勒.张兆麟，等.乌托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3]〔古希腊〕柏拉图.王晓朝.柏拉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英〕A.E.泰勒.谢随知，苗力田，等.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5]〔美〕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倪文彦.城市发展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6]王耀武.西方城市乌托邦思想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7]Lewis Mumford.“Utopia，the City and the Machine”，Daedalus[M].1965.

[8]〔美〕凯文·林奇.林庆怡，等.城市形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9]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0]〔法〕列奥·施特劳斯.彭刚.自然权利与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1]〔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魏乐娇

The Ideal City in Plato’s “Utopia”

HUANG Mei-hong，ZHANG Guang-xun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Yueyang 414006，China)

Plato constructed the earliest ideal city in the western culture in “Utopia”. Utopia is a city of just and unjust extremes. Plato’s imagination of the ideal city is the source of the western Utopia literature and Utopia city planning.

Plato；“Utopia”；ideal city；just

2015-12-29

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WLH20。

黄美红(1980-)，女，湖南岳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都市文学研究；

张广勋(1976-)，男，山东微山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都市文化研究。

1004—5856(2016)10—0033—04

B502.232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10.008